“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遗忘”的困境角落

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记者李金红)他们本应度过最无忧的年华，却因父母重度残疾、服刑、患严重疾病等因素而无人抚养。他们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孤儿，但事实上，却孤苦无依。他们未被纳入孤儿救助体系，但与孤儿相比，他们面临着同样、甚至更加严峻的生存难题……

这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缺乏关注、亟待救助的边缘群体。

　　生活困境：幼小兄妹“一顿粥管一天”

56岁的王安崇小心翼翼地将一小勺白米粥喂给面黄肌瘦的孙子王朝泉。客厅右侧，刚过百岁的老父亲也端着一小碗粥慢慢喝起来。

这是一个苦命的家庭。2014年10月，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山塘村委会南安村村民王安崇的儿子患癌症离世，年底，儿媳在产下女儿不久即离家出走。如今，孙子王朝泉不到两岁，孙女王颖才八个月。

昏暗的卧室里，简陋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张凉席，床边放着一个草垫防止孩子翻身摔下。王安崇说，因为没有钱买纸尿裤，加上有时来不及照顾，孩子经常把床弄脏。

“我买不起奶粉，只能给他们熬粥，一顿粥要管一天。”王安崇告诉记者，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和老父亲，他没有时间外出挣钱，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去年村里给办的低保每月600元，因为孙子孙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享受不到孤儿救助。

相比王朝泉、王颖兄妹的生存问题，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宫花村12岁的谢国器则承担了一家之重。父亲因病死亡，母亲精神残疾，哥哥智障，这个12岁的男孩一直靠拾荒维持整个家庭。

王朝泉、王颖兄妹和谢国器，是“事实孤儿”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尚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未成年群体——他们因父母重度残疾、父母服刑，或受艾滋病等因素影响，导致事实上无人抚养。近年来，诸如“四川猪圈女童”“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等，让“事实孤儿”群体的生活困境走进公众视野。

“事实孤儿”到底有多少?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根据全国20个省份的数据推算，截至2011年，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可能在57万左右。

有关专家认为，由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潜在的“事实孤儿”数量，或许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

　　精神困境：“曾经有‘事实孤儿’几次试图自杀”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从2014年陆续在陕西、广西、甘肃和海南展开“事实孤儿”生存状况摸底调研，并开展针对性的救助项目。

项目在对陕西地区5至14岁之间的237个“事实孤儿”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因父亲死亡或身患重病，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的行为而造成“事实孤儿”的比例接近50%。

在海南“事实孤儿”一项调研中，178名孩子中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占78.29%，月收入500元以下占66%，有九成家庭月收入1000元以下。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甘峻表示，志愿者在对海南、甘肃、广西、陕西等省份“事实孤儿”摸底调查时发现，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绝大多数孩子都避而不语，情绪低落。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孙磊对此深有体会。他与西北大学组成调研团队展开调查，设计发放的问卷涉及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在校学习、社会支持等60个问题，并和120名“事实孤儿”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研报告显示，约有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只有35.1%的孩子心情不好会向家人倾诉;多数孩子不善言谈，存在明显的自卑倾向;32.4%的孩子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甘峻的团队在走访中发现，半数以上的“事实孤儿”不时感觉恐惧，甚至有人产生轻生念头。“曾经有‘事实孤儿’几次试图自杀，媒体报道后才得以救助。”

　　救助困境：“到底哪个部门管，我们也不清楚”

目前，“事实孤儿”的帮扶救助工作存在很多困难。记者了解到，“事实孤儿”未被纳入孤儿救助体系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难点尚未解决。

——缺依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王永强介绍，由于法律层面对“孤儿”定义的内涵过窄，导致“事实孤儿”游走在法律保护和政府救助的边缘地带，成为亟需救助的特殊群体。

民政等部门在救助“事实孤儿”时感到有心无力，甚至有地方民政部门被审计、财政等监督部门警示，这样做涉嫌挪用孤儿专项福利金，“因为‘事实孤儿’不是孤儿。”

——缺政策。海南民政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从全国来看，“事实孤儿”的救助没有统一政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事实孤儿”可能得到救助，但偏远地区的救助几乎是空白。

某省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有时候发现一些困境家庭的“事实孤儿”无人抚养，“我们想接收过来，但是上面没有相应的政策，只能作罢。”

——缺制度保障。“到底哪个部门管，我们也不清楚。”海南省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针对“事实孤儿”这个群体的帮扶救助，并没有明确的部门职能划分。甘峻说，在基金会项目曾走访的一些省份，“我们想帮这些孩子，但是找不到一个统一的部门来对接。”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丛中笑告诉记者，“事实孤儿”帮扶涉及到生活、教育、心理等方方面面，许多部门都在参与，但缺乏完善的机制，因此尚未形成合力。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事实孤儿”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及社会力量的关注。民政部此前公开表示，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将积极争取将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在一些省市，发放生活津贴的困境儿童已拓展到父母双方失踪、服刑、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

甘峻认为，应尽快建立“事实孤儿”动态档案并进行持续性的救助试点工作，实施动态管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孤’有所养的问题，还需将‘事实孤儿’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而非短时、临时性的政策。”

丛中笑建议，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对这些孩子的救助，“由某一部门牵头形成联动机制，从信息采集、鉴定、审核到分类救助等方面，形成规范化的流程便于执行操作。此外，还应探索多元化的福利供给机制，尽快推动儿童福利法出台，使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尽早实现全覆盖。”

　　附 58万“事实孤儿”急需救助：无父母供养生计艰难

中国青年报孙海华2015-03-25 11:37

小滢放学第一件事，总是去山上砍柴。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供图

放学后的小滢熟练地帮奶奶煮饭。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供图

第一次见到小静时，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孙磊的心被深深刺痛了。因为右脸颊上的先天胎瘤，小静出生不久便被亲人遗弃。将她拣回抚养的，仍然是一个贫困异常的家庭：70多岁的老奶奶，带着两个智障未娶的儿子，靠低保勉强度日。

“小静是典型的‘事实孤儿’。在陕西，这样的孩子有近1.8万名，全国则有约58万人。”孙磊告诉记者，“事实孤儿”是一个尚未被社会广泛知晓的群体——他们的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患有精神病、重残、重病、正在服刑(3年以上)等，另一方未履行监护照料义务1年以上，抑或是非婚生、遭遗弃后被收养，导致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他们失去父母的经济抚养，是接近于孤儿的边缘群体，生活艰难，处境困苦。”由于政策缺失，这些与孤儿、留守儿童处境相似的孩子，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救助和关怀，成为亟需救助的特殊群体。

享受不到孤儿国家救助

小滢是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事实孤儿”救助行动宣传片里的小主人公。7岁的小滢原本有着幸福的家，随着爸爸离世、妈妈出走，她只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一亩薄田和政府救助成了家里仅有的生活来源。爷爷身患重病，但坚持让小滢读书。奶奶每天都会用自行车沿着崎岖山路将小滢送到学校。懂事的小滢放学第一件事，总是去山上砍柴，小手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痕。回到家，小滢会踩着小板凳爬上灶台，烧水，帮奶奶煮饭。

目前，小滢的信息已被录入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事实孤儿”信息资料库。目前，这个资料库已经登记有来自陕西汉阴、南郑、洋县、蒲城、岐山、淳化、西乡等7个县的共计1049名“事实孤儿”。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全国约58万名“事实孤儿”中，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占91%。在河南，“事实孤儿”有4万多人;山东各类福利机构收养的此类儿童有1.9万;在新疆，至少有5000个这样的孩子……

这些孩子和孤儿一样，父母抚养缺失，日常生活和就学难以保障。但和“孤儿”相比，他们却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问题。

根据我国已建立的孤儿福利体系，陕西的福利院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1000元补助，散落民间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800元补助。但针对“事实孤儿”的国家救助政策却几乎空白。没有父母双方的死亡证明，“事实孤儿”无法享受这些福利。不仅如此，有的“事实孤儿”还要照顾常年患病的爷爷奶奶，或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母。

“建库、调查、资助”成为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救助“事实孤儿”的三项主要途径。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首批确立了陕西省内6个试点项目县，并且和当地妇联、民政和教育部门翻遍山沟坎洼，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寻找这些孩子。

精神关怀缺失问题更严重

与此同时，针对“事实孤儿”生存状况的调研也陆续展开。一年多来，作为项目志愿者，西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郑安云教授带领调研团队，深入陕西8个县展开乡野调查，他们设计发放的问卷涉及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在校学习、社会支持等方面的60个问题，并和120名“事实孤儿”进行了深度访谈。

“事实孤儿”中的大部分儿童，“原来都是留守儿童”。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这些孩子中，约有78.4%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和爸爸或妈妈生活的仅占10.8%。爷爷奶奶年迈，家庭收入不稳定且极其微薄，其中70.3%靠种地为生，月家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45.9%，另有很大一部分靠老人的低保维持生活。

“家庭贫困必然限制每一项支出，‘事实孤儿’的生活费用窘迫得令人吃惊。”在这些“事实孤儿”家庭中，67.6%的初中生月生活费用低于100元;82.4%的家庭蔬菜来源于自种，品种有限且季节性强，很难保证儿童生长发育所需的必须营养;每天有水果吃的仅占2.7%;17.7%表示“偶尔吃不饱”或“经常吃不饱”。

“只有过年才买衣服”或“一年内没买过”的初中生占40.5%，小学生约为69.8%;对“冬天是否有棉衣、棉鞋”的问题，30%的小学生表示“有，但是很旧”。学校离家较远的约占43.7%，即使如此，大部分学生仍选择走路上学，每天步行三四公里是普遍现象，常常早上5点左右就起床赶路。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郑安云说，56.8%的“事实孤儿”表示，经常想念爸爸妈妈，但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这些孩子都会避而不语，或眼含泪珠。“经常感到孤独”的初中生占20.3%，18.9%表示“更愿意自己待着而不是和同学交往”，90.5%“经常或偶尔羡慕别的同学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能见到父母——这样一件对很多孩子来说最简单的事，却令他们感到最为痛苦。”约有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心情不好时，只有35.1%的孩子选择向家人倾诉，多数“事实孤儿”不善言谈，甚至一直缄默不语，存在明显的自卑和自闭倾向。

由于父爱母爱的缺失，有70.0%的“事实孤儿”经常或偶尔感觉恐惧，23.3%经常难以入睡、做恶梦，32.4%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由于有遭到弃养等经历，这些孩子经常会听到周围人对自己遭遇的议论。一些父亲去世或重病，母亲改嫁或出走的家庭，老人往往会当着孩子面埋怨他们的妈妈。调查中，对于“你最讨厌的人是谁”的问题，很多孩子的回答是“妈妈”。

这些被调查的“事实孤儿”中，“有过或经常有因为家里缺钱而辍学想法”的孩子占49.7%。虽然小学阶段学校花费很少，但还是有39.9%的孩子出现了没钱买书的情况。

由于家庭的特殊性，很大一部分“事实孤儿”并未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约一半孩子生病时，就在附近的小诊所买些药，只有非常严重时才送往医院，看病的花销绝大部分由主要抚养人和亲戚拼凑。

呼吁纳入制度性救助体系

“进行调研，是为了掌握翔实、准确的信息，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言报告和决策依据。”孙磊认为，判断一个儿童是否应该受到救助，不应只看其父母或监护人是否存在，而要分析儿童的生存状态是否得到保证。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事实孤儿”已开始引起一些社会力量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与基金会的救助行动不谋而合，2011年9月，民政部在下发的相关通知中，首次将“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育的儿童”界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正是基金会正在着力帮助的“事实孤儿”群体。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救助行动也在稳步推进：从2011年，仅找到“事实孤儿”11人，资助计1.1万元;到截至2014年，共资助604人，资助总额68.83万元,一批孩子得以顺利完成他们的义务阶段教育。今年，试点项目还将扩展到陕西省内10个国家级贫困县，资助1005人，并开始尝试整县推进。

作为救助项目的“升级版”，基金会还与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合作，联合发起“爱助事实孤儿”行动。去年10月，网上支付宝募捐平台的开通，为“事实孤儿”的救助打开另一扇大门。截至今年3月17日，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多人通过网络捐款224万余元。

“根据推算，2015年筹集的善款有望突破450万元。”这些捐款，将有50%留在陕西，用于2016年的进一步资助;另外一半，将由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用于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推广陕西救助“事实孤儿”的做法和经验。

“单纯救助不是我们的目的。”孙磊表示，只有通过救助项目的实施，推动政府将“事实孤儿”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而非短时、临时性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孤有所养的问题。

2014年年底，陕西省民政部门正式下发《关于开展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起在咸阳市所辖的兴平市开始试点，对所有符合标准的“事实孤儿”和贫困儿童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300元的基本生活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