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帝国主义”入侵，颠覆原有社会价值！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欢迎来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章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帝国主义”早已告别了老式帝国主义的做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数字帝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有意无意地通过高科技的数字产品和网络主动传播外来的文化及价值观念，这种行为对本地固有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冲击。

发达国家文化“入侵”的新形式

文章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外来文化与价值观念很少通过文化用品而是通过数码产品进行传播或“渗入”。不知不觉间，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就承载着扩散外来文化元素的功能。而这种科技的载体和文化元素，大多由美国创造出来或者是源自于美国。信息技术提供的服务，一方面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变得容易遭受冲击。

如何理解“数字帝国主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下的发展。“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美国传播学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没有选择感受、行动、思考和生活的自由意识。在电视机等信息传播工具面前，人们只能亦步亦趋。因为除了自己的生活以外，人们缺乏可以与电视信息进行参照对比的经历和认识。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继续效仿西方文明模式，其民众就会认为他们应该像西方人那样行事、思考和生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不过席勒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只不过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地位和功能已被智能手机等数码产品所取代。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何苏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利用数字技术的垄断地位影响接受国的价值与文化。”

“数字帝国主义”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其载体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如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网络。相较于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何苏六在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特点时提到，它所依托的数字化传播技术，如互联网、智能硬件、移动终端等，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大、穿透力更强。在互联网时代，相较于以往系统化、组织化、结构化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传播，“数字帝国主义”的外来价值观念主要依靠自媒体传播，这种点对点的传播途径更为复杂，更有穿透力。

支持有创造性的本地文化项目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和文化传播领域难免处于弱势，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美国丹佛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弗·德蒙特-海因里希(Christof Demont-Heinrich)认为在此问题上不可矫枉过正。德蒙特-海因里希表示，在一些人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传播学中“皮下注射论”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也就是说，面对外来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强势文化传播活动，作为由一盘散沙般的个人所组成的受众群体是被动的、毫无抵抗能力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作为自由的个人，有能力从外来的文化产品中发掘出无限的本地含义。这两种思维针锋相对，但都过于绝对。在全球媒体和信息传播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多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上寻找一种中间地带。德蒙特-海因里希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上述两种相对极端的观点融合起来，让有创造性的本地文化项目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由此来对抗背景深厚的来自强势地区或者国际的数字霸权力量。

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梅尔·范·埃尔特恩(Mel van Elteren)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根源之一在于当前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未必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却是消费主义的信仰和行为在全球蔓延的副产品。这种观点也有其可借鉴之处，在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需求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所以给予“数字帝国主义”以泛滥的机会。

更新传播方式 打破话语垄断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李晨宇对记者表示：“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在话语权上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很多观念和思想很容易被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认为是合适的、合理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观念则很难为发达国家的民众所认同。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用更富亲和力的、更人性化的方式传播自己的价值和声音。”

何苏六认为，面对数字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帝国主义”的影响、冲击，中国应努力提升信息化水平，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与数字信息产业。在技术层面加强技术研发、优化用户体验、大力支持和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打破“数字帝国主义”对未来传播领域话语权的垄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在政策法规方面，我国也应当加强对信息、数字产业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他律”;另外，努力提高信息、数字行业的自律，使“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引导我国数字产业、信息产业健康发展，保护好国家经济与信息安全。

原标题：“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文化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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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6月8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6月4日刊登题为《欢迎来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一文。文章称，3月，泰国文化部发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通知。无论是当地女性还是女游客现在好似喜欢在海滩拍自己胸部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戏称为“胸照”。文化部提醒女性们，按2007年生效的《计算机犯罪法案》的规定，分享这类照片是被禁止的，当事人可能会面临5年监禁。

外来文化被主动传播

20世纪，泰国政府希望并采取切实行动抵御不需要的外来价值观，主要是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些东西。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等流行文化就是其中之一，无疑，与它们一起溜进泰国的不仅有放荡，还有危险的个人主义、对政府的仇视和对消费主义和个人财富的崇拜。

胸部自拍照则代表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侵略。人们称其为数字帝国主义，其中的价值观不是通过别人创造的作品来传播，而是用当地人自己使用的工具来传播价值。泰国发现，已经成为商业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智能手机也能成为价值的传递者，在文化方面它并不是中立的。比如拿个人隐私来说，大家更喜欢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隐藏自己，这源于摄像头的无处不在，它们就在你的衣服兜里，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手就拍。而且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软件，这些照片可以毫无障碍地上传，人们的照片就默认为公布于众，隐私就少了，在不断的晒照片中，人们的世界好似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通过技术传播价值观

如果人们处于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即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产品有向外国传播文化价值的功能，那么哪个国家的价值隐藏在这背后不言而喻。截至2013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8家在美国，而它们的网上用户中，81%都在美国之外。就智能手机而言，即使这些手机是中国或韩国设计和制造的，从精良制造的外观到屏幕上的各种软件都在很大程度上模仿着苹果。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技术要向人们传递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如好莱坞电影曾经做的，而是全世界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

关于科技与设计的问题，人们从别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技术。在一些本土地区，人们更关注远道而来的高科技竞争造成本土行业的悲伤或斗争(或者两者都有)。在有些情况下，人们更关注国内的技术创新，希望能在美国技术威力无比的今天，它们有潜力在今后替代美国技术。人们勾画了关于自然与语言、时尚与友谊的初步技术蓝图，这些都离曾设计过很多应用工具的美国加州办公室很远。

在美国的硅谷，技术传播价值就是一种企业文化，正如脸书的宣传口号一样;但很不协调的是，3年前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上市时的文件称该公司价值160亿美元。最开始脸书说是要“完成社会使命”，该文件之后还说要进行脸书革命。文件说：“通过给人们分享的权利，我们让民众的声音以此前没有的方式得以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支持互联网的各国总会有人站出来，带头为自己国家人民的权利而奋斗，这些权利包括分享他们想分享的东西，有权获得别人想与他们分享的所有信息。”这种在硅谷无处不在的鼓吹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这两年脸书和谷歌的努力集中在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使用互联网方面。这些公司的总裁们确实认为，自然而然的，他们提供的服务将成为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社会改善的一种关键力量。

数字工具危险系数高

硅谷人认为，“分享的权利”并不是在强加美国的价值观，它更像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价值。但是，即使我们认同这一观点，有人还是不同意，比如泰国的文化部，还有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分享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对个人用户来说，智能手机的设计促使他们更多的暴露自己、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更多的与他人联系。所有这些最终都可以汇总为数据供给政府和公司，而后者一旦知道自己能得到这些信息，就想拿来分析得到有效的情报。

这种双刃性就是很多技术创新的特点。人脸自动识别的软件同样能在边境自动识别持不同政见者。能帮你勉强用法语与人交流的翻译转换软件可以让在一个小房间里的人监视到几个大洲。你监测自己健康的健身信息可能很快就让你的医保养老金有所调整。随着近几年硅谷追求的宏伟理想已经磕磕绊绊地成为现实，危险系数越来越高，这种现象正如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烈森曾经所说：“软件正在吃掉这个世界”，就是新一代的科技公司正在入侵服务业(空中食宿网站)、交通业(优步和Lyft)和办公业(WeWork)等，带给我们一套受技术侵蚀的价值观。

19世纪的老式帝国主义，基督教的传教士们通过各自的旅行开辟了殖民地，但是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东西是一起传播的，以无比先进的技术本身：拯救别人与建立帝国、完成使命和地方法治，圣经和枪。硅谷关于全球正在发生变化的这些言论并不是空谈。过去10年，硅谷吸引了很多国家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这个地方将引领21世纪的美国完成它的雄心壮志和满足美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迫切热情。这些不安分的美国人已经设计出能传播价值观的工具，就如他们当年创造价值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