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白的悬诗:"央视号"沉没，捞还是不捞？

原标题：沉船，捞还是不捞？

笔者去年在《“央视号”沉没》一文的结尾处曾这样写道：

按常理来说，央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意识形态战场上的主力军。可央视现在一些节目的立场和言论、一些主持人的立场和言论，究竟是谁的“喉舌”?谁的“主力军”?......在央视报导“岁月号”沉船事件的同时，真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因为“央视号”也正在沉没之中。

现在看来，当时的判断实在是过于乐观。因为“央视号”不是“正在沉没之中”，而是早就沉了底了。

笔者对CCTV久无好感，对其大多数的主持人也同样如此。如老毕之流，一介乡愿，近年来却登堂入室，足见该台人才之凋敝。此番的“饭局事件”，往常大概不知在酒席宴上表演过多少次——此辈腹中无物，平时全靠此类段子在杯盘狼籍之间丢丑卖乖——只是这一次被“好朋友”公之于网上，于是一片哗然，我们只能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交得这样的“好朋友”，幸哉幸哉!

关于后续处理会怎样，我想除非CCTV真的神智混乱，才会让此辈涎着一张老脸继续在“溜光大道”上厚颜无耻地出镜。至于是否道歉实无关紧要。即使道歉也不过心口不一，拙劣的表演一文不值。

网络曝出的一些消息，让人联想到以往的一些故事，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CCTV和美国佬到底有些什么特殊的关系?就如笔者在《“央视号”沉没》中所说的，CCTV在很多国际时政类节目中，立场非常可疑，甚至有时候与其说它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喉舌”，倒不如说更像是白宫、青瓦台、或特拉维夫的“党和政府的喉舌”。要知道，美国人向来重视电影电视和舆论宣传的作用，过去不是把一度还和他们唱唱反调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台长培养成“自家人”了嘛。另外CCTV的“收视市场研究机构”索福瑞和美国佬到底有些什么特殊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让美国人搞进来?是为了体现“改革开放”和“我家大门常打开”的精神?旧事重提，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改版，没过多久经央视索福瑞“调查公布”的3月份全国27个城市收视数据单中，重庆卫视的排名就出现大幅下跌。我们不是阴谋论者，但阴谋存在却是客观的事实。

敏感的话题就此打住。

目前乌克兰的傀儡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部队士气低落，整个国家不仅四分五裂，而且被500多个美国“顾问”握在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仆二家设了一桌宴席，邀请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界方面的几个头面人物做客，难道只是为了吃吃喝喝?所以老毕也好，老养也罢，都是些卒子而已。此辈就是个丑角，他恐怕不是“央视号”这艘沉底船里最丑的一个，但或许是其中最草包的一个。

现在的大问题是：船已经沉底了，那到底是捞还是不捞?如果捞起来还是一帮忘八蛋，那还不如不捞的好;不捞?那就眼睁睁看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变成一堆残骸?

扶还是不扶?——国道德水准高低的问题;捞还是不捞?——国意识形态死生存亡的问题。CCTV刚换了台长，我们只能希望新任聂台长拿出点大刀阔斧的气魄来，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好好整顿整顿该台混乱虚伪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此就南无阿弥陀佛、真主保佑、阿门了。

　　附文2：刘仰：谁掌握着中国电视指挥棒？

　　谁掌握中国电视的指挥棒?

当前中国收视率调查最大的机构是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简称“央视索福瑞”(CSM)。其前身是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众联系组，早在1991年开始筹建全国性的电视收视率调查网络。1997年，它与法国TNS集团(特恩斯市场研究公司，也译为索福瑞集团)合资成立了“央视索福瑞”。成立之初，中方拥有60%的股份。十几年过去了，央视索福瑞的股份已经发生了变化。2007年，TNS的股份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达到67.6%，换句话说，外资在中国电视收视率领域已占据绝对大的股权。2008年，法国TNS被总部位于伦敦的WPP集团收购，央视索福瑞的外方股权等于被WPP集团控制。2013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它与Kantar集团(凯度集团)首席执行官对央视索福瑞(CSM)的股权调整事宜进行了沟通与交流。最终股权调整情况不得而知，但该网站新闻显示，Kantar集团是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和央视索福瑞(CSM)的外方股东。

Kantar集团隶属于WPP集团，因此，事关中国几乎所有电视节目生命的央视索福瑞的收视率数字，事实上被一家欧洲公司掌握。那么，WPP集团又是一家什么企业?它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机构，旗下拥有奥美、智威汤逊、扬雅广告等多家全球著名广告公司。WPP的股权结构中，还有摩根士丹利、巴克莱银行这样的金融企业。简化一下这些关系，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利益关联——广告公司控制了收视率公司。由于收视率是广告投放的指南针和晴雨表，因此，广告公司控制收视率公司，就像巴菲特控制评级机构一样，等于运动员兼任裁判员。电视节目的激烈竞争中，必然的结果是：WPP集团旗下的广告公司投放广告的电视节目，将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由此，这些广告公司对于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要求，成为最强大的指挥棒，电视台的台长、制片人、主编等等，无非都是给广告公司打工的“电视民工”。

在中国的电视收视率市场上，还有一家尼尔森公司，但尼尔森占据的中国市场份额不大，有一度还经历退出、重返中国市场的过程。其中关键在于，WPP集团原先是尼尔森的大股东，尼尔森是索福瑞的竞争对手。但是，WPP集团后来收购了索福瑞，原先的相互竞争就没必要了。于是，在中国电视收视率的领域，出现了一家独大的独裁垄断。前不久，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对于不少企业开展了反垄断调查，并开出了罚单，我不知道央视索福瑞这样的企业是否也被纳入调查对象。我认为，央视索福瑞这样的垄断企业，即便营业额不如医药、汽车企业，但是，它的垄断造成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它等于控制了舆论、新闻、价值观的电视传播，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与中宣部、广电相抗衡的巨大权力中心。当我们说中国的话语权丧失，当我们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不断遭遇强劲挑战，低俗庸俗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等现象而痛心着急之时，究其原因，收视率公司几乎被外国广告公司完全垄断，是最关键的症结。

回首央视从当年“观众联系组”发展到高度垄断的“央视索福瑞”，可以说，二十多年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让出了自己的话语权。在科学化、数字化、世界化的名义下，与世界接轨的过程，就是放弃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开门揖盗”，恭恭敬敬地引入了一套完全由外国资本制定的话语权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党的宣传部门、媒体管理部门当初没能见微知著，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引入国际“先进”制度、“先进”方式，如今发现养虎为患。宣传部门、媒体管理部门的指挥棒开始失灵，另一个巨大的指挥棒时时刻刻从最细小的每一个媒体细胞和单元开始指挥电视媒体的运作。听命于收视率，如今几乎成为每个电视媒体人自觉的条件反射。宣传部门、管理部门时时发布的宣传管理条例，在收视率这一强大的指挥棒下，显得笨拙、滞后、被动、粗暴，并且因与金钱、效益的直接对抗而难以贯彻。因此，当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当今中国媒体的种种弊病时，仅就电视来说，如果不改变收视率被外国资本垄断的局面，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便难以落实，很可能只停留在说说而已、听听而已。一旦涉及具体的电视节目制作，收视率依然是高悬在电视节目头上的霸主鞭。

　　应该怎么办?

就电视收视率来说，首先应该打破外国资本的垄断，其次在全国性调查领域，逐步减少外国资本所控制的成分。第三，央视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机构，自己从事收视率调查也不合适，容易发生监守自盗的腐败和暗中的利益关联。因此，中国应该有完全由中国自身主导的、非媒体机构管理运营的收视率调查机构。换句话说，如果收视率是电视文艺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应该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而且不能掌握在某一家媒体手中。应该在政府部门能够有效管理的局面下，形成完全属于中国的、独立的第三方收视率调查机构，为全国各个电视媒体以及进入中国的外国媒体提供真正客观独立的调查数据。收视率被外国资本垄断的现象必须被打破，收视率被广告企业操控的利益关联现象必须被打破。收视率是引导媒体、引导舆论、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风向标，它不能由外国掌握，不能由资本掌握。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更长远的目光。电视媒体伴随着新技术在报纸、杂志、电影之后兴起，很快超越了旧媒体，成为最重要的大众媒体。在西方社会，收视率作为资本管理媒体、管理舆论的手段由此应运而生。在电视媒体领军媒体潮流的年代，中国没有经验，完全跟在西方社会的后面，被西方手把手地教会了收视率的方法，也逐步丧失了对于电视媒体的控制权。如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有点晚，但并非不可弥补。因为，电视媒体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正在被网络媒体取代。而即便在西方社会，网络媒体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收视率这样具有决定性指导作用的数字管理方式和垄断机构。关于“大数据”的学术讨论和运用尝试，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孕育网络媒体的“收视率”新规则。以往“点击率”、“浏览量”等统计方式，很容易造假，并不能令人信服，也难以简单地转化为网络媒体管理方式。中国应该汲取电视媒体收视率被外国资本完全控制的教训，在网络媒体新时代，积极从事“大数据”的学术研究和市场运用研究，响应习近平主席关注新媒体、打造新媒体的号召，在塑造新媒体机构的同时，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符合中国需要的新媒体市场管理新规则。

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我们都应该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来认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概念下展开，不能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概念变成侵蚀、伤害、危及国家主权的工具。因此，对于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应调整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应建立由中国自己完全掌握的市场化管理规则。在这一方面，国外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学、可以借鉴，但绝不能放弃主导权。类似电视收视率权力被拱手相让的现象，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不能重蹈覆辙。（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