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全文转载·中篇

本文转载自《坚苦如此，何以安歇|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作者与编辑：海南椰子鸡米饭

2025年，从 DeepSeek 的爆发到智能体 Manus 的演进，AI正继续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释放生产力。然而，技术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当提升的算法效率遭遇深层的不平衡社会结构，原本预期的“普惠红利”却在不同阶层间演变为复杂的生存博弈。技术从设计初始阶段就不是中立的，而它的应用后果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制度。下文将涵盖2025年间有关以下三方面的报道和研究——AI对各行业劳动者的影响，AI产业内部劳动者境况，以及自动化制造业内劳动者的境遇，旨在揭示那些亟待修复的结构性盲点。呼吁关注并非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在“机器迷思”之外，探索一种更加公正、公平且具备人文温度的技术范式。

2025年开年最引人注目的AI大事件便是中国公司DeepSeek的崛起，这引发了一轮互联网民族主义狂欢。官方和公众更认可其对标国外AI大模型技术水准的竞赛属性，却忽略了它的开源气质实际上源于早期互联网黑客强调免费、共创、共享和跨越国界的自由软件社会运动。在多重异化下，AI大模型具有了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性质，成为中美争霸叙事中的一环。很快，有媒体透露，随着DeepSeek成为“国宝级”工具，公司高管已禁止部分参与AI模型研发的员工自由出国，并要求这些员工上交护照。公司称这些员工接触的信息可能构成商业秘密甚至国家机密。

3月6日，中国初创团队发布通用AI智能体Manus。与传统的对话框不同，Manus不仅仅回答问题，而且试图作为代理工具自主规划并执行任务。Manus这类AI代理工具的出现被宣传为AI真正开始具备“数字员工”属性的标志性事件。不过，也有诸多报道认为人工智能体的炒作有些太过了。纽约客在年末的一篇文章指出，AI智能体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哑炮。它既学不会点击鼠标，也暂时无法直接访问网站。更关键的是，大模型的幻觉错误会导致智能体在执行多步骤任务时越来越错。

AI给谁带来了红利?

在这波浪潮飞速发展之下，关于AI具体如何影响劳动者，在今年持续引发热议。

关于大语言模型对劳动者收入和工作时长的影响，2025年一项基于丹麦大规模实证数据的研究呈现了一个现实：在ChatGPT发布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即便在软件工程师、记者等受AI冲击最大的职业中，使用AI带来的收入变动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存在增长，幅度也极少超过1%。AI带来的效率红利也极其有限且分配不均。大多数员工节省的工作时间平均仅为2.8%，远低于受控实验预期的15%。更残酷的现实在于，AI节省的时间并未走向“躺平”，约80%的受访者将省下的时间投入到其他的或更精细的工作中，而能够缩短工时休息的人数不足10%。另一项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数据的研究指出，生成式AI的普及并未减轻劳动负担，反而导致高接触度员工每周平均增加约3.5小时工时并相应牺牲休闲时间。还有一些研究认为，AI取代应届生通常进入的基层执行岗位的数量比取代的管理岗位多得多。也就是说，AI让应届生们更难找到工作了。

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严峻的分配悖论：尽管AI提升了生产力，但由于员工议价能力不足，技术红利被企业和消费者瓜分。议价能力越低，越容易成为被牺牲者。

一篇关于AI时代中国青年就业的分析则指出，AI产业的高度集聚恐加剧区域间的就业鸿沟。天眼查专业版工商信息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491.6万家。其中，2025年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13.4万余家。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为超76.1万余家、39.4万余家和38万余家，排在其后的是山东省和浙江省，几乎都集中于东部核心城市。

这一格局可能进一步强化东部核心城市在AI人才、资本与创新资源上的“虹吸效应”，导致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面临技术人才流失与产业升级滞后。区域间就业机会与薪酬水平的差距或将扩大，加深青年群体在地域选择上的“马太效应”，影响人才资源的均衡配置。若缺乏有效政策干预，AI产业的地理集中可能加剧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长期挑战。

AI替代与监控风险继续累积

中国劳动者受到AI影响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个别公司传出因AI裁员的消息。2月，网络上流传出上美股份CEO吕义雄的一则聊天截图，图中吕义雄表示要用AI替代人工，并下达了各部门裁员比例，其中个别部门如客服淘汰率高达95%，新品创新中心淘汰率70%。这则消息引发大量舆论，吕义雄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回应称，“我们公司不是要裁员，只是有些地方加人，有些地方减人，让运营更科学化，更有效率”。

11月，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球电商与科技巨头亚马逊正式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新一轮组织优化，净裁减约1.4万个企业白领岗位，是2022年底以来该公司规模最大的人员结构优化行动。中国区裁员比例更高，有部门直接减员一半且管理权限上移美国。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亚马逊已累计裁员超过2.7万人。一方面跟亚马逊在全球落地AI转型与组织扁平化的策略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亚马逊中国区的业绩增速放缓。外界也关注亚马逊后续中国区运营与政策执行的稳定性。

12月，北京人社局发布新一批劳动仲裁典型案例。其中一起AI替代岗位的案例明确“AI替代岗位≠合法解雇”，但将机器换人的企业行为放到劳动法框架内加以规制，在起到兜底性保障作用的同时，并不能真正解决劳动者被替代的失业问题。

不过，对于目前阶段的AI技术是否真的能替代人工劳动，不同领域从业者也还有持续争议。医疗领域，全国知名三甲医院(如华山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正积极部署本地化AI大模型。其动因包括：解决医疗资源紧缺问题(如“造出100万个儿科医生”)、降低运营成本(DeepSeek的性价比优势)，提升科研与临床效率(如病历自动整理、临床数据库快速建立)。据分析，影像科医生等涉及重复性诊断工作的岗位被替代风险较高，但儿科等紧缺科室的医生现阶段更多将AI视为辅助工具。受限于“幻觉”与决策局限性，AI角色仍将长期被锚定为医生的“专家助手”角色而非决策者。

在公共服务方面，2025年国产开源大模型加速接入政务领域，整体落地步伐加快，大模型已应用于内部办公、政务服务、辅助决策及城市治理等场景。10月10日，中央网信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出台了《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是中国首个公开面向政务领域大模型应用的专项政策文件。有数据显示，政务大模型通过“文本+机器人”分流了近 1/3 的人工服务，智能派单与智能预审替代了近 1/2 的人工量。实际应用涵盖了辅助起草、材料审核、政策解读及办件流转等环节。

在此背景下，AI替代公务员的讨论也在持续。2月，江苏镇江召开发布会，宣布本地部署国产大模型 DeepSeek，并声称其“单日数据处理量等于全市公务员10年工作量”，引发公众争议。质疑集中在这种表述可能弱化公务员劳动价值、AI本身缺乏深度落地以及数据库和本地训练仍显不足等方面。

深圳在 DeepSeek 爆火后也迅速完成政务云全市级部署。依托此前“城市+AI”超前布局，深圳在政务、医疗、教育、交通、水务等系统全面落地应用，成为全国最快、最大规模将 DeepSeek 融入城市治理的地区。在对外宣传中，深圳政府称，通过统一算力底座、行业中台和操作培训， AI 直接嵌入公文处理、民生诉求、环卫、司法审判、医院诊疗、校园教学等场景，实现“整座城市的 AI 化”。

然而，目前各地一窝蜂上马的各类政务大模型项目，除去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形式主义等问题外，也给普通公民带来了深层风险隐患。首先，政务系统收集的海量公众数据在云端化、模型化过程中，面临着数据泄露与隐私被过度挖掘的高风险。其次，利用 AI 进行全天候智能监测与行为分析，可能在无形中形成数字监控网，引发算法对公民合法权益的隐蔽侵犯。此外，AI 算法的黑箱化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与申诉渠道，使公民面临因数据偏见或算法错误而被误判、误伤的制度性风险。

另一个真正受到AI冲击的职业是质检工人。在中国新闻周刊对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的专访中，他提到，目前大语言模型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其实非常有限。而AI在工业领域最成熟的应用之一，是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于产品生产线上的瑕疵检测环节。这一技术目前已经在不少汽车生产线上应用，不仅大幅降低了漏检率，也大幅缩短了检验时间。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至少500万质检工人面临着失业危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AI技术也正被广泛应用于工作场所的员工管理和监控。3月，瑞幸咖啡推行AI自动排班系统，引发了门店员工的强烈不满。员工发帖控诉该系统通过预估出杯量来压缩人力成本，导致许多门店出现单人值守的极端情况。由于AI算法仅参考商品销量，忽视了清洁、备料等大量“隐形工作”以及设备突发故障等意外状况，员工工作远超负荷，甚至被迫无偿加班。打工人普遍反映自己被异化为吧台内的“永动机”和“机器人”，在高强度的规则压迫下连基本的吃饭喝水时间都难以保障。12月，瑞幸咖啡全面上线AI监控系统，旨在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员工操作并自动标记异常行为。然而，这一措施给员工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全天候的监控导致员工产生严重不适感。此外，AI监控结合近期上线的烤箱任务及工时调整，使基层员工的劳动强度大幅增加，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员工对管理透明度的不满。今年字节跳动公司也推出了一款开源AI监控。它能够实时记录电子屏幕上所有内容，并帮助用户对内容进行总结。网上传出一张用AI监控员工群聊内容并总结的图片，得出某某员工最爱闲聊、做与工作无关内容的结论。

文化行业工作者的挑战

在文化行业，AI在劳动市场引发了以下几个复合问题：从业者收入骤减，“创作者”降级为“AI修理工”，“经验贬值”引发人才流失与审美降级，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

据界面文化报道，在翻译市场，AI的介入大幅压低了单价，译者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网文翻译的行业单价从一年半前的50元/千字持续下探，目前30元/千字的单价已难寻觅。短剧翻译的薪酬缩水更为极端，以西班牙语短剧为例，单价从去年11月的15元/分钟，在一年内跌至5元/分钟，降幅达66%。阅文集团数据显示，AI翻译使效率提升近9倍，成本平均降低90%以上。同时，译者也在面临工作异化的问题，正从“创造者”沦为“AI校对员”。虽然打字时间减少，但由于需要查证AI犯下的低级错误，实际工作量并未降低。整个行业甚至因“经验无用化”导致资深译者大量流失。此外，尽管AI在2024年支撑了网文出海平台超40%的热销作品，但在处理深层文化意涵时，AI仍需人工“填坑”。然而，市场却形成了一种“机器能搞定，翻译不值钱”的认知偏见，导致有经验的译者陷入“性价比极低”的生存困境。

小红书上有从业者表示，北京出版行业也面临“AI强介入”与“降本增效”的双重挤压：DeepSeek成为选题审核“裁判”，编辑背负百万字月度KPI，薪资普降且技能要求通货膨胀。同时，部分公司将文字编辑的月加工指标提升至惊人的100万字，工作压力骤增。招聘端呈现“加量减价”趋势。编辑被要求掌握排版、修图甚至摄影技能，但薪资不升反降。行业普遍起薪下调约1000-2000元。内部管理苛刻，甚至出现“打印必须用废纸背面，否则通报批评”、停止供应办公易耗品等现象。

在网文领域，叁零柒计划的一篇文章指出，字节跳动旗下的番茄小说因其“三零模式”(零成本获取内容、零代价占有数据、零补偿技术反哺)的过度压榨，正面临生成式AI爆发带来的严重反噬。由于平台过度依赖“算法自动化”而非人工审核，导致大量AI生成的套路文精准触发推荐机制，严重挤压了真人创作空间并造成审美降级。这种“平台资本主义”将作者与读者异化为AI的“人肉训练集”，不仅引发了激烈的创作者抗争，也暴露了旧有分利机制与新生产力之间的深层矛盾。文章作者呼吁通过“数据确权”与“算法透明化”，重建一个尊重人类劳动、保护原创温度的公平创作生态。

配音界也面临AI克隆的侵权问题。据《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初，配音演员穆雪婷质疑亚马逊广告系列片《水手星计划》未经授权使用AI克隆其声音，导致该项目全线紧急下架。这一争议暴露出大公司在外包链条监督上的缺位，以及AI语音合成技术普及背景下，从业者面临的版权保护困境与行业信任危机。事件凸显了在“AI声音权”法律保护日益明确的当下，市场仍普遍缺乏技术伦理意识与合规审查机制。

同样受到极大影响的还有美术行业。一位前画师“小叶”，用亲身经历讲述了AI如何让美术岗从业者失业的进程。自2022年AI绘画崛起以来，美术行业从最初的版权抗议迅速转向全面溃败，中层以下画师遭遇毁灭性打击。某知名游戏外包公司人数从上百人锐减至不足30人，大量小体量工作室直接倒闭。AI仅用三年便优化了手部等技术缺陷，使作画成本从原先的五位数起步降至约2000元精修费，驱动甲方将人工彻底逐出生产环节。在这种环境下，原画师被迫异化为“AI修图师”，不仅面临技能贬值和岗位收缩，还常陷入作品被质疑为AI生成的“自证困境”。作者指出，这并非传统的“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劳动力无法向高阶产业转进的“技术大逃杀”，导致美术这一职业的市场需求、技术门槛和职业尊严均降至冰点，正面临退出历史舞台的危机。

AI产业内部的劳动者困境

而在AI产业内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境遇呈现出巨大的两极分化，但也都面临各自的困境。

首先是产业链中最弱势的基层数据采集员。2025年，中国引进并出版了《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一书(英文原版出版于2024年8月)，通过对全球200多名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人工智能繁荣背后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与全球劳动力分工。该书指出，AI并非完全自动化的智慧结晶，而是依托于“全球南方”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数据标注员和内容审核员的低薪、高强度劳动维持运转。作者认为这台“剥削机器”延续了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逻辑，通过数字监控和任务拆解榨取廉价劳动力价值，使权力与财富进一步向少数科技精英集中。通过记录不同岗位劳动者的真实生存现状，该书审视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尊严的侵蚀，并呼吁公众反思现有的数字经济模式，倡导构建更公正、人性的生产网络。

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发展起数据标注产业。比如2025年，贵州出台鼓励政策对数据标注企业给予奖励：企业当年数据标注从业人员首次达300人或营收达到3000万元，即可获得100万元奖励。根据企业规模，奖励分为多档，最高奖励达1000万元。

AI故事计划的一篇文章从陕西宜君县女性AI数据训练师的视角展现了技术下沉如何重塑乡村女性的生命底色：她们白天在县城甲级写字楼里框选图像、喂养算法，晚上回到村庄跨上电摩、下田掰玉米并承担繁重的家务与母职，在“写字楼白领”与“农村妇女”的双重身份间往返。她们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多重劳动的叠加，工作带来的经济独立虽提升了家庭地位，但并未豁免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仍需在职场高强度产出的同时兼顾母职与家务;其次是技术红利的不确定性，随着学历门槛提高和算法自动化，这些处于产业链最低端、靠计件维生的女工正面临被高学历返乡青年或AI自身替代的危机;最后是精神觉醒与现实环境的撕裂，她们通过工作窥见了广阔的世界与自我价值，却依然受困于乡村传统观念的束缚与退路匮乏的现实。

在上述乡村女性标注员的个体生命叙事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商逻辑演变。吴桐雨、夏冰青的研究指出，中国数据标注产业正经历从“温和扶贫”向“逐底竞争”的结构性转型。2020年之前，科技资本的积累逻辑与国家“脱贫攻坚”目标高度契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类补贴打造出“家庭友好型”基地，吸纳了大量“妈妈工”实现社区稳定。然而，随着AI技术竞争加剧，资本积累逻辑转向极致的规模与效率，地方政府也因财政压力和政策重心转移，开始放任标注基地的商业化改革。这种转型导致外部管理团队取代了原有的温和模式，通过强化考勤、延长工时及压低单价，将基地塑造成与社区脱嵌的高压“计算工厂”。与发达国家依赖“算法冷酷”规制网络零工不同，中国模式呈现出鲜明的“资本与政府联盟”特征——借助平台技术超越时空限制，将传统的世界工厂压抑劳工模式成功延展至前沿科技领域。

AI产业劳动者的另一端，是火热光鲜的AI技术人员。据《时代周报》报道，2025年9月的数据显示，有上千家企业在招聘AI人才。仅10家企业就释放了1.1万个岗位，平均最低薪资超4.7万元/月，实习生也能日薪4000元。在2025年春招首周，AI工程师以21319元的平均招聘月薪领跑职业第一。

不过，即便是高端技术领域的劳动者，也有自己的困境。真实故事计划的一篇文章，揭示了AI行业的极速迭代与博士培养的长期性、单一性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这一高学历群体在失去“风口红利”后，面临着比以往更严苛的生存挑战。由于行业需求高度商业化，就业市场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非顶尖背景的“平庸博士”在大厂与中厂之间陷入“够不上、养不起”的尴尬鱼池;同时，学术界由于论文激增导致评审系统混乱，博士生被迫陷入“为发而发”的低质量创新与“凑论文”的无效内耗;而长期深耕单一细分领域的科研路径与企业通用化、变现优先的岗位需求存在严重脱节，导致高学历人才在多变的技术风口面前不仅缺乏议价权，甚至面临“毕业即过时”的生存焦虑。

除了普通AI博士，最顶尖的AI科技人才也面临异化困境。2024年末，在Google DeepMind 工作了9年的天才科学家Felix Hill自杀离开。Felix 的生前自述，也揭示了现代 AI 研究者正深陷一种“战场化”的职业困境：由于大模型商业价值巨大，科研已从纯粹的智力探索异化为股价敏感、竞争残酷的存量战争，导致从业者即便在私人生活里也“无处可逃”;同时，技术路径的单一——科技寡头所推崇的大语言模型(LLM)崇尚算力规模而非算法创新——让科学家感到个体的平庸与无力，而行业的高流动性又摧毁了团队间的信任与社交安全感。在财富暴增的表象下，Felix 揭露了科研人员正承担着与心理韧性不匹配的极高精神压力，最终可能导致像他一样具备高度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在技术狂热与个人创伤的双重挤压下走向崩溃。

受国家竞争战略和投资回报预期的影响，AI基建也成为政商机构重仓的领域。2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在未来三年投入超过3800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云和AI硬件基础设施，总额超过去十年总和。国内三大运营商也在2025财年年初表示，将持续提升算力投资规模，算力投资额度不设限，并为人工智能重点基础设施作特别预算安排。AI基建作为AI时代的“动力车间”，其在征地阶段可能产生的土地争议问题，在建设和运维阶段可能产生的劳权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机器换人进程足够“平滑”吗?

在AI热潮中，我们还希望指出，目前在发生的仍然是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推进的“机器换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并不新。关注大语言模型以外其他行业和职业群体的机器换人状况，有助于我们看到更全面的技术-社会转型图景。自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器换人”之后，如今已经十年过去。《世界机器人报告2025》数据显示，中国市场2024年机器人安装量达到29.5万台，占全球总量的54%。

2025年在文化纵横上发布的最新访谈中，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指出，近年来，在自动化率已达80%至90%的低端重复性领域，中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迁徙。从数据上看，制造业从业人数已从2008年前后约2亿人的顶峰，缩减至目前的1亿至1.2亿人左右，这标志着过去十年间有近八千万劳动力撤离了传统工厂。然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力更迭并未引发严重的失业潮，其核心原因在于劳动力在行业、职能及空间三个维度的“平滑转换”——

首先，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数千万制造业劳动力跨行流向快递、外卖及直播电商等新业态(详见本报告第二章)。其次，企业内部开启职能重组，通过岗位调优将简单重复岗位的员工转型为高附加值的技术支持角色。此外，地理空间实现再分布，自动化技术的普及让中西部返乡的高龄劳动力与留守妇女在乡镇工厂重新实现就业匹配(详见本报告第三章)。最后，无法自动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小作坊”模式下沉至农村，完成了产业与劳动力在宏观层面的平滑重组。

这种宏观层面的劳动力重组，虽然在总量上平抑了部分失业风险，但却远没有政策智库学者所宣称的那么“平滑”。在各类摩擦和冲突被熨平、消声以后，产业升级和转型治理的制度性代价仍然要落到不同职业群体身上。具体到工厂内部的微观生态时，技术溢价的分配也并非人人均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许怡表示，虽然机器替代重体力劳动在客观上缩小了男女工人的体力差距，但在实际管理中，性别刻板印象依然主导着资源分配。在自动化工厂内部，男性工人往往能获得更多关于机器调试、操作及基础编程的培训机会。管理层倾向于先入为主地认为男性的动手能力与逻辑思维更强，更适合技术性岗位。这种培训机会的倾斜导致女性工人在技术转型中处于劣势，无法平等地将体力负担的减轻转化为职业晋升的筹码。这种现象表明，技术进步虽能改变生产工具，却难以自发扭转深植于管理文化中的性别偏见。

如果说性别维度揭示了自动化进程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那么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面对自动化带来的岗位冲击，中国工人的整体反应似乎比许多国家的同行更为平静。这种“平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原因与社会意涵?除了前文提到劳动力市场动态消化并未直接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原因，2025年孙中伟与Nicole Wu发表在《China Quaterly》上的研究报告《无处可退：退出选项与中国制造业工人对自动化的态度》(Little to Lose: Exit O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Autom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指出，户籍制度在这种“平静”背后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发现，跨区域流动的非户籍工人群体，其担心程度低于本地工人。这主要是因为外地工人长期处于高频率的岗位更替中，社会保障覆盖相对薄弱，导致其对特定岗位的依赖性较低。对Ta们而言，被机器替代后的“转换成本”和“损失感”极小，迅速进入下一个岗位已成为一种生存惯性。而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能够吃苦耐劳(接受劳务派遣)且用工成本(没有社保缴纳等)更具弹性的外地工人。很显然，这种“平静”是一种“退无可退”的“豁达”，它是建立在缺乏社会契约和底层保障基础上的。它体现了中国在追赶自动化浪潮时，利用了制度成本的洼地优势，将技术转型的代价转嫁给了最缺乏发声机会的群体。

而在唐晓琦《他者的欢腾与集体无意识：工人对“机器换人”缘何反应如此冷淡》的论文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指出，这种反差源于工人主体性的消解，即工人从主人翁转变为原子化的打工者，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同时，社会通过话语建构将技术进步神圣化，赋予其超越技术本身的社会意涵，从而掩盖了技术升级背后的劳资矛盾。

那么，这种技术进步神圣化的话语又是否符合事实?许怡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机器时代》指出，在制造业存在着一种“机器迷思”：机器生产一定比工人生产更快、更好、更稳定，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工厂车间内部流行的“机器优于人工”的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层主观构建与系统性掩盖的结果。调研发现，尽管机器在实际运作中故障频发、效率甚至低于熟练工人且缺乏对不良品的识别能力，但工厂主往往通过放大工人“情绪化”等个别案例，将机器塑造为稳定且科学的替代方案，从而在观念上确立“机器霸权”。

在管理实践中，这种迷思被进一步工具化：管理层通过将工人的非正式经验(所谓“土方法”)转化为机器算法，剥夺了劳动者的技术自主权;同时，利用“综合计时计件制”将工人薪酬与机器效能深度捆绑。这迫使工人不得不充当机器故障的“补锅者”，用高强度的个人劳动去掩盖技术缺陷，维持生产线的表面顺畅。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基础与集体代表机制，一线工人不仅失去了对技术改造方向的话语权，更在个体化的压力下难以形成集体的议价能力，最终只能通过个人离职而非制度性对话来应对技术的异化，使得“机器迷思”在缺乏抗衡声音的环境下得以持续巩固。

2025年，围绕工时与休息的争议屡次成为舆论焦点。

调休疑云：谁动了我的假期?

1月2日，“上2休1再上2”的元旦放假安排冲上热搜。和往年不同，安排并没有为追求元旦三天连假而在当周周末安排补班，而是采取元旦当天(周三)休一天、前后两天正常上班而周末按惯例休息的放假模式。这并没有增加新的假日，却获得了大多数职工的舆论支持，原因在于人们对以“调休”为名义的“补班”已经深恶痛绝。

这一微小变化所激发的热烈讨论，也暴露出国内节假日制度长期依赖调休、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缺乏保障的深层次问题。调休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由国务院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该文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通过调休来形成“黄金周”，达到刺激消费和拉动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国务院最近一次修订《放假办法》是2024年，将全年法定节假日天数从11天增加到13天，但仍保留春节、劳动节和中秋国庆连假等节假日的调休安排。2025年2月，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延长春节假期，其中冯涛提出完全取消春节调休并将假期延长至9天的建议，这意味着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到5天的法定假期。虽然顺应了基础民意，但得到采纳的难度很大。

中国的法定节假日调休制度也与法国、德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实施的“桥假”制度形成鲜明对照。“桥假”通过在节假日与邻近的周末之间增加休息日来形成连假，不要求劳动者额外补班，满足了更充分的休息需求。这说明中国的休假制度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按照发改委假日办过往的意见，相比于增加法定休息日，官方更倡导的改进方向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比如鼓励企业员工休年假。但在员工绝对弱势的情形下，获批和休足年假也是很困难的事。

劳动者对调休制度存在很大不满的一个原因也正在于，国家政策将调休制度化，引发诸多企业滥用调休来剥夺劳动者休息休假权。而这些企业行为在缺乏劳动监察和员工有效抗议的情况下，时常酿成悲剧。4月23日，27岁的猿辅导数学老师虎子在公司被发现离世。媒体报道称，该公司员工单日加班时间超过6小时，甚至在如厕和吃饭时也需报备，频繁倒班和调休影响了休息时间和生活安排。许多员工在节假日仍需完成业绩指标。讽刺的是，在发生员工猝死事件后，公司以“网络故障”为由安排了临时调休，限制员工进入办公区，并升级安保，防止事件传播扩散。

另一起和调休有关的侵权事件发生在9月27日的广东省深圳市拓疆商贸公司。该公司因此前按市政要求在台风天放假，强制安排员工在27日(周六)补班，结果被员工投诉至劳动部门。随后，公司发布通知称将满足员工要求不再进行补班，但也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调整公司的放假制度，取消员工14天年假福利及所有额外假期。这种举措无疑带有明显的报复性质。根据广州工会在9月24日的发文解释，台风天停工属政府明确要求，企业安排员工周末补班的做法没有依据。但该文也提到不同的法律意见，认为法律未作禁止性的规定情形下，调休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可见在调休导致侵犯员工休息权的问题上，已有劳动法律并没有能够做出清晰的权责界定。

争取休假的抗议行动

在这样的情形下，员工主动要求更多休息休假自主权确实可能成为“刺头”。她们不仅容易遭到用人单位的报复，而且可能在不支持员工 wei-quan 的舆论环境中被污名化。2025年最冤屈的舆论人物恐怕非“最快女护士”张水华莫属。张水华原本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业余爱好跑马拉松，在赛事中展现出天赋。8月31日，由于在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结束后激动哭诉医护工作繁忙、请假不易、调休困难的现状，并“喊话”领导希望对方支持自己调休，她遭到长达数月的网暴。大量网友批评她要求调休是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同事的周末，并指责她享受了自主调休的特权，却不对领导怀感恩之心。官媒的下场，也推动更多网友加入到指责张水华的队伍里去。ren-min-wang 的一篇评论就认为，“干好本职工作才是本分”，并宣称这种观点代表多数人意见。还有网友涌入张水华签约赞助品牌361度的直播间，要求企业与其解约。9月3日，361度迫于压力宣布，与张水华的合作暂告一段落。9月21日凌晨，张水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向全网道歉，表示对单位及领导形象造成了困扰和损害，自己对此痛悔不已，今后会将工作与爱好分得更清。然而，整起事件并没有结束。12月9日，一份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内部通报流出。根据该通报，张水华存在违规兼职取酬和以虚假理由获取调休的行为，被医院警告处分6个月，且不能参与2025年评优。几乎同时，张水华近50天4次参赛获得奖金近20万元的报道也引起网友的讨论。12月1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周刊》节目中评价“张水华事件”，认为院方原本有比处分更好的处理办法，例如将张水华调岗到工会，允许她减少护士工作的时间，“让张水华成立面向公众的跑团”，带动全民健身。但随后亦有官媒发表反对意见，认为就张水华“编造虚假理由获取调休”这一条来看，她已“称不上一个好护士”。

在看似有来有回的多方争论当中，张水华起初为医护工作者权益发声的性质被持续遮蔽了。尽管也有报道指出，张水华的调休困境并非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范围内护士这一职业面临的集体困境，但这样的声音被种种将责任归咎于个体的污名化指控所淹没。真正敢于在公共场合流露真实想法和情绪的勇士惨遭揪斗，令人十分痛心。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563万人，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千人口5名护士的标准相比，还有超过400万缺口。整个护理体系超负荷运转。《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9年8月“医学界”发布)显示，91% 的护士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29% 的护士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更有 9% 的人每天在岗超过 12 小时。护士不仅面临典型的过劳境遇，还容易遭到社会主流所塑造的职业伦理绑架，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时，陷入自私指控的风险。因为公众从教育和宣传系统中获得的医护形象认知，使Ta们认为医护就是一群没有怨言、纯洁高尚、不知疲倦的照护天使。这一点在新冠疫情等“防疫战争”中被屡屡验证，这里不再赘述。应该指出，如果医院配备足够多的护士人手，给予每个护士足够的休息休假时间，那么张水华跑马拉松便不可能变成一起舆论事件。在一个劳动者不耻于表达休假需求的国家，普通人追求职业之外的兴趣爱好，也不可能成为被热议的事件，而只是每个人拥有的正常权利。

事实上直到今年，医护还常常由于缺乏自主休息权利而进行抗议，张水华并不是个例。10月14日，湖南桃江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拒绝了官方工会要求职工参与脱口秀活动的安排。医护称在病房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背稿只会增加工作负担。院方却称，开展活动是为了缓解医务人员工作压力。无独有偶，10月31日，石家庄市西部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在网上爆料称，她们下班后被要求跑操2公里。院方称跑操不占用上班时间，锻炼身体可以更好地服务患者。这两起事件反映出医院行政官僚占用医护休息时间来加强工作控制，可能是一个比想象中更为普遍的权力滥用现象。而其中的畸形权力关系仍在制造新的受害者。8月16日，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肖医生在家中突发心脏病猝死，年仅34岁。家属称肖医生生前长期超负荷工作，事发前连续120小时值班，凌晨4点还在处理病人问题，认为其猝死系“过度劳累所致”。12月7日，江西省丰城市中医院护士陈某发布视频，称自己因肺癌向医院请假却遭到拒绝，领导不同意请病假只给开事假条，“从手术到现在都没有因为生病大哭，却被单位整到心态崩溃”。

无论对张水华还是其他的医护来说，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敦促政府加大对公共医疗包括医护培养体系的投入，尽快提高医护与床位比，增加休息休假时间，同时提高医护待遇。而掌握休假安排的自主权，则意味着必须落实医院里的医护职工民主。这些方案在财政包括医保支出紧缩的医改大背景之下，是主流媒体有意避而不谈的。张水华事件还反映出一个紧要的问题，那就是网络舆论中广大工人尽管已经意识到休息权利的缺失，但仍然不敢公开表达对休息的旺盛需求，甚至因此不经意间就充当了工作伦理的卫道士，去打压出头的抗议者。背后的原因既涉及到劳动至上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包括建制内外针对休息权所设置的 wei-quan 渠道的缺失。在这种情形下，挑战本职工作的中心地位俨然成为一种舆论禁忌。在这里，官方也划出了国内打工人舆论 wei-quan 的一条明确边界：批判996、反对非法加班是被允许的，甚至是政治正确的，但把兴趣爱好凌驾于一份全职且有保障的工作之上，从而消解掉工作本身的神圣性，则是走得太远了。

“反内卷”行动暂未缓解过劳状况

因而，当人们看到“反内卷”一词被频频纳入国家最高层的政策文件时，可能确实不应该太过惊讶。从推动工人完成自身再生产以及释放消费需求的层面来看，“反内卷”是政府应对当下经济危机不得不采取的改良方法。年初开始，国内陆续有多家大厂推行“强制下班”政策。例如，美的1月出台《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内容包括内部沟通严禁使用PPT、严禁下班时间开会、严禁形式主义加班、减少微信群等。3月，美的又因“强制18：20下班”等话题引发关注。2月27日，大疆宣布开启“不准加班”运动，强制员工晚上9点必须下班。同月，国内另一制造业巨头海尔也被曝出要求员工强制双休，周六不准来公司，工作日加班不得超过每天3小时。

有评论认为，除去响应政府号召，做出调整的企业也有适应欧盟新规的考量。11月19日通过的《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采取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将“过度加班”包括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范围内，规定出口欧洲的商品，若在生产环节存在超时工作情况，将被拒收。该条例虽赋予了企业三年调整期，但对在欧洲市场占有重要份额的企业仍然构成巨大合规压力。当然也需要指出，企业向上合规并不意味着对员工的完全利好。若企业借“禁止加班”之名来减少加班工资支出，但工作量不减，则容易成为另一种“降本增效”，损害到员工的实际利益。所谓合规窗口期还有三年时间，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国内出口企业将会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并对员工造成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另外，也需要强调部分大厂的合规调整未必惠及行业上下游企业的员工。9月12日，一位网友发帖称其父亲所在的美的工厂一天工作14小时，且离职后未收到工资，引网友关注。9月14日，美的回应媒体称，相关网友发布的内容不实。该回应也显示，企业借助了警方力量找到发帖者(确为离职员工家属)：“在属地派出所······张女士承认‘加班’及‘欠薪’等言论与事实不符。”我们显然无法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获得公开透明的信息。但这起事件很可能反映了制造业企业在行政管理人员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区别对待。

就今年来说，互联网、教培、短视频、外卖、保洁等多个行业/职业仍有大量劳动者过劳致残或致死的公开信息，而这些信息仅仅揭露了国内过劳悲剧的冰山一角。3月11日，身为郑州知名教培企业高途公司课程顾问的李某，在出租屋内去世。4月23日晚，小红书等平台有账户爆料猿辅导武汉公司一员工猝死。4月24日，一名35岁的前程序员在社交平台详述其因长期熬夜导致脑干出血的经历，其脑出血前在一家杭州初创公司工作，连续一年半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为治疗和康复他已支付逾40万元医疗费并背负债务，且无法认定工伤。同样是4月底，山东枣庄“饿了么”两名连襟关系的骑手先后猝死，死因均为“呼吸心跳骤停”，家属怀疑两人的猝死与高强度工作有关。5月21日，一名外卖配送公司文职员工在浙江杭州深夜线上会议时突感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8月8日，外卖员小徐完成订单后在公共厕所昏迷，送院后确诊为脑干出血，抢救无效去世。9月13日，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小翔在某物流企业实习，从事搬运快递、卸货等工作过程中猝死。家属认为，这与小翔连续三周上夜班，再加上高温天气有关。10月19日晚，贵州毕节市金沙县 24 岁的外卖骑手王某在家中猝死。10月中旬，一名44岁的短剧导演高某在结束拍摄工作返家三天后突然离世。当天中午他依然在处理工作事务。医院诊断为心脏骤停。在为这些具体的受害者哀悼的同时，我们要在这里重申，围绕着工时和休息的斗争，同样是一场阶级对阶级的残酷战争。每当我们选错位置，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我们就在参与一场持续的迫害和屠杀。

劳动者的舆情 wei-quan 机制

今年各行各业围绕休息权的斗争还聚集在企业休息制度、休息空间设置、面试招聘和文化塑造等不同方面。2月11日，佛山市顺德区三兄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称依据《黄帝内经》规定，员工每日仅可在8:00前、10:30-10:40、12:00-13:30、15:30-15:40、17:30-18:00、21:00后这六个时段如厕，其他上班时间小号上厕所不能超过2分钟，违规者将被处以100元罚款。被曝光后，该企业撤回了规定。3月起，各平台接连出现了关注“保洁员无正规休息空间”的网帖，多名网友对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商场和高校场所保洁员缺乏正式休息空间，被迫在厕所隔间、楼梯拐角、污洗间等“隐秘角落”休憩、饮食甚至睡觉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曝光，引起很大反响(详见本报告第九章)。6月，国航空保支队二大队实施的“摇号休假”引发员工不满，“二大队”一员工在离职前搜集了证据，由其家属于6月7日向北京劳动部门举报。该单位随后进行了整改。7月11日，上海朱女士告诉记者，她在面试环节由于询问是否双休而遭到了上海谦派文化传媒公司人事主管的辱骂。该事件曝光后企业进行了公开道歉。8月6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贴出某电商公司一则《关于加班的通报表扬》，引发舆论哗然。名单上的员工因“具有高度责任感、默默无私加班奉献”上榜，其中最高加班时长达到159.96小时，最低也有68.41小时。

在这些侵权事件中，经由员工反击和网络发酵后，劳动者的休息诉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舆论和制度回应，反映出争取法律框架下的合法休息权已经成为大多数劳动者的共识。由此形成的舆情 wei-quan 机制，在具体纠纷中也具备了推动事态进展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 wei-quan 机制总的来说还是极度脆弱的。11月16日，身在南极“考察”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向正在加班的员工发布了一封内部信，感慨创业艰辛，感谢员工同舟共济，却引发了员工乃至全网的嘲讽。12月4日，一名新东方员工发表全员信吐槽“加班成奴”，称俞敏洪在南极发信谈“教育初心”和“以人为本”，自己却陷在“每天工作超12小时”的996单休工作模式里。然而，还没等来回应，该员工的企业内网账号就被封禁了。尽管对于涉事企业来说，这是一场较为严重的舆情危机，但此事中，来自舆论和员工的压力并没有推动企业休息制度的改善，发声者反而遭到了惩戒。目前来看，这在工人与大型企业对峙的诸多斗争事件中，是一种常态。

2025年以制造业工人为主角的几起劳权事件，则似乎反映出舆情 wei-quan 机制的另一个问题：互联网的圈层割裂导致主流舆论对当事人声音的误读和骑劫。2月，深圳一名女工在食堂打饭的视频走红。视频中女工黑眼圈明显，看上去神态疲惫，被网友视为“流水线长期熬夜加班”的证据。随后更有传言称该女工因视频影响公司形象而被辞退。尽管当事人后续辟谣称黑眼圈系天生特征，并指责偷拍与造谣行为致其求职受阻，但她的公众形象已然被停留在由于加班过劳而完全丧失主体性的弱势工人的预设上。

这样的舆论扭曲效应在12月初深圳易力声发生的三千人 ba-gong 事件上被继续放大。易力声是一家蓝牙耳机制造商，原本是港资企业。但该企业在去年经过股份重组和产业转移后，恶意压缩工人薪资，以“订单不足”为由，打着“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名义，取消员工加班，只发放2750元基本薪资，实际目的是变相逼退员工，以规避法定解雇补偿——在今年10月安排员工“上四休三”的安世半导体东莞工厂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易力声工人 ba-gong 始于12月3日。ba-gong 现场视频在网上扩散后，许多网友将工人(大多是女工)诉求认定为“索要加班”。甚至有批评工人“跪久了不知道怎么站着挣钱”的刻薄声音。12月6日，一则署名“深圳易力声 wei-quan 员工群体”的公开信流传网络，澄清了工人的核心诉求是“反对隐性裁员，而非索要加班”。尽管消息封禁对 wei-quan 工人声音的传达造成很大影响，但一般网友的误读也确实反映出Ta们——在线下生活中想必也是其他行业的职工——对制造业工人状况的长期漠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制造业工人往往也面临着更复杂的斗争局面。由于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占比低，薪资提高多依赖加班，她们的休息休假和工作自主权利是与工资问题紧密绑定在一起的。即便在过往的斗争中存在工人主动“要求加班”的情况，这种诉求也完全是资方制定的扭曲工资制度所导致的。在易力声 wei-quan 事件中，ba-gong 工人们已经识破了这样的结构性骗局。而这场 ba-gong 能够在政府和资方的联合打压以及舆论封锁和污名化的情况下坚持10天，展现了工人很强的斗争能力。12月9-10日，工人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释放了全部先前被抓捕的工人。然而，在多重压力下，这场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 ba-gong 事件仍在12月12日以失败告终。资方与工人未达成任何倾向于工人初始诉求的协议。

回到对休息休假问题的讨论上来。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强调不同阶层和行业在工时问题上的具体差异。当四川省绵阳市商务局在5月发文件要求落实年休假应休尽休和带薪休假政策，提出“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11月成都市民向市政留言设立“阳光补偿假”，鼓励员工带薪晒太阳时，一方面我们要鼓励这些声音多多出现，另一方面也要多打一个问号：这些以改良建制(尤其是全职就业体系)为目标的政策行动，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零工)来说是否同样有效?如果减少工时、增加休假的设计，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甚至成为经济萧条环境下裁员降薪的借口，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惠及中国那些工时最长、最劳累的人。

与此同时，也必须重申中国劳动者总体来说共享着类似的“时间贫穷”，却又有很严重的“休假羞耻”。而这不是一种仅仅局限于工作场所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减少工时和拒绝工作仍然应当是一个普遍诉求。《人物》在今年介绍了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许玲玲的一项研究。她在过去10年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发现“时间”同样具有代际传承的属性：弱势背景的学生背负更多经济、情感和心理“债务”，容易陷入时间贫穷;优势背景的学生则有更强的时间掌控力。关于“时间贫穷”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启示。老一辈人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财富和地位的积累，而这种阶级跃升是可以通过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来换取的。但今天的局面已经告诉我们，社会达尔文式竞争只会加剧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问题有一个被长期忽略掉的维度，那就是时间。同工资和福利斗争一样，时间分配正义是社会正义运动的关键构件，与物质分配问题交织，也需要通过持续的政治议程来应对和解决。而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国内方兴未艾。

今年9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显示，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9%，高于2024年同期，为2023年12月公布这一数据以来新高;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上行0.3个百分点至7.2%。而202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两组数据都体现了今年求职难度的再度加大。而处于不同阶段、做出不同选择的青年劳动者，大都面临着艰难局面。

职校生仍陷实习困境

职校生的实习权益仍然难以得到保障。2025年11月，北京媒体报道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等民办职校强制医学类学生进电子厂“实习”，并以毕业证、学分为要挟。学生在厦门、南昌等地工厂从事拧螺丝、搬空调等高强度劳动，每日11小时以上，工资被克扣，甚至发生工伤与死亡案例, 并且难以拿到赔付。学院与中介、工厂形成利益链签署“输送合同”，带队教师工资与学生留存率挂钩。学生既交学费又被迫劳动，实习与专业以及招生宣传毫无关联，毕业证含金量低，难以进入正规医院或对口岗位，最终多数学生付出了多年青春与高昂成本，却只能继续在工厂打工，完全无法实现当初入学时的愿景。

9月22日，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小翔的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翔在学校合作的某物流企业实习时，连续三周上夜班，最终因心脏性猝死抢救无效去世。此前小翔曾向校方反映太累，申请调整上班时间被拒。这两起事件体现出校方与企业对职校生基本权益的漠视。企业工作与学生专业完全不相符的行为明显违反职业教育相关管理条例，但是校方依然把一群在校读医学专业的学生送至电子厂实习，不禁让人质疑校方是否在给电子厂输送廉价劳动力。

职校生还是寒暑假工的主力军。由于未成年的身份以及寒暑假工的短期性，Ta们严重缺乏应有的劳动保障。1月21日，江西九江一名就读于职高的16岁男孩余俊凯在零食店“好想来”打零工时，被店内通往二楼仓库的升降机意外夹住，不幸离世。据报道，店内所使用的简易货运升降机缺乏围栏、传感器等安全防护，且当事人处于特种设备监管盲区。

10月14日某公益机构发布的《星巴克华南门店的劳动与合规风险报告》则显示：星巴克也高度依赖学生工和兼职工。学生工虽然与正式员工承担相同的工作职责，但往往领取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工资，被排除在社会保险等福利之外，且难以获得加班费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益。此外，不同于普通兼职员工，Ta们的工作安排没有每周工时上限，从而成为了一支低成本、灵活性高的劳动力队伍。报告还审视了员工提出的其他工作场所问题，包括无偿培训与加班、职业健康与卫生隐患，以及申诉机制和集体代表的缺失。

大学生的艰难抉择

许多大学在校生在保研考研还是实习考公的抉择中进退两难。但这样的局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曾经一直居高不下的“考研热”迎来了首次遇冷，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为438万人，较2023年减少36万。到了2025年考研报名人数又下降了50万。这一现象与近几年学历的迅速贬值有很大关系。不少毕业的研究生发现，硕博学历对毕业后找工作的助益有限。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低于本科生的45.4%。8月9日，搜狐新闻报道了一位叫做“鱼尾”的青年：硕士毕业投千份简历无果后，他在横店当起了群演，作为过渡生存的手段。此外，部分企业单位能为硕博毕业生开出的工资相对本科生工资而言也没有明显优势。8月19日，海南海口市龙华区多家单位发布招聘公告，本科生月薪2700元，研究生月薪3000元;有网友还爆料南京一高校招聘勤杂工月薪4000元，要求有应届硕士学历，目前这一招聘信息已删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公热。据报道，今年通过资格审查的国考报名人数超过341万，而23省的省考报名总人数超过530万。甚至有报道称，为了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就业率，不少大学内部已经在举办公务员模拟考试。这些模考的主办方多是高校的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研究生会等。例如北京大学的公务员模考就属于北大“公考辅导系列”就业品牌活动。事实上无论是考研热还是考研遇冷，都是在校大学生为了能够顺利就业进行的一种选择，而近几年的考公热则反映出不少大学生对于一份待遇良好有保障的工作的期待，以及对私营部门市场就业环境的失望。

就业高压也反映在2025年初中核集团的一则推文和公众的激烈反应中：该集团在春季校园招聘因一则“我们收到1196273份简历”的推文引发众怒。中核集团本次只录用约8000人，这意味着119万人中的大多数人将在本次招聘中落败。不少应届毕业生指责这篇推文的姿态高高在上，将每个投简历的毕业生当成了用来标榜企业地位的数字。舆论背后流动的情绪已然道出年轻人面对结构化的求职困境却无力改变的愤怒和无助感。

为了在毕业季能有更多竞争优势，许多大学生还选择早早地进行实习。8月20日，南风窗一则报道描述了一群无薪甚至宁愿倒贴钱也要去提前实习的大学生。Ta们的目标单位主要是公检法和医院等机构。中国青年报在2023年一项调查也发现，不同于过往印象，近几年有六成大学生在大一期间已经有过实习经历。除了现实环境中的就业压力之外，社交媒体上常年推送“大一/大二生有六到八段实习经历”之类帖子也引发大学生容易为就业问题提前焦虑。有部分大学生坦言正是受到这类帖子的影响才早早“卷实习”，希望毕业后能借助履历中的大量实习记录在互联网大厂得到高薪工作。部分大学生还提前摸清平时授课老师的考勤计分规则，必要时宁可缺勤不去上课，也要在公司实习。

作为特殊的校外实习生，医学规培生的权益今年再次受到诸多关注。网络上“规培面容“一词的流行，源于广大规培医学生的共情。该词具体指规培生下班后眼神麻木、嘴唇发白、脸色发黑的神情。万圣节前后有部分小红书博主发帖称，直接带着自己的”规培面容“去过万圣节，文案是”下了班就来了“，意指下班后的憔悴模样与周围环境完全融合。这个词的爆火侧面体现了规培生的工时之长和工作压力之大。而11月29日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指出即使在如此繁重的学习工作之中，规培生依然会有“学不到东西”的感觉，部分原因在于医院对电子病历的要求越来越高;病历还需要在短时间内马上归档，催生了许多行政工作，再次加重了规培生的工作负担。在部分医院中，规培生也受到不少不公正待遇。8月9日，有网友反映陕西榆林市中医医院做出职工就餐安排调整，准备禁止规培生、实习生以及后勤人员进入职工餐厅用餐。8月10日，医院回应称将取消这项不合理调整。但在医学论坛上依然有层出不穷的帖子称，医院禁止规培生使用职工电梯，甚至禁止规培生喝科室的饮用水。在工作强度上被当作正常职工安排，在工作待遇上却被当作待岗学生，这类双标其实已经成为规培生的普遍境遇。今年还有一则“临床医学死于2025”的讨论贴引发了不少人关注，内容直指大学入学填报志愿阶段高分段考生报考临床医学人数减少以及医学院分数线下降的现象。规培乱象正是考生放弃读医的原因之一。若不切实保护规培生权益，临床医学的衰亡也许才刚刚开始。

另一起由在校生实习引发的安全事故也备受关注。7月23日，东北大学6名学生在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选矿厂参观学习浮选工艺过程中，因格栅板脱落坠入浮选槽最终溺亡。在极目新闻报道中，一名从业者表示，浮选槽中的矿浆水含有悬浮物、化学药剂和重金属离子，具有腐蚀性和高温风险。通报显示，除去企业未对格栅板做全面检测，学校与企业签署的《教学实习安全协议》也未明确现场监护、限员和应急流程。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出实习企业以及学校实践教育对实习学生安全的忽视。此外，大河报9月的报道显示，中国黄金集团在近段时间采购了防坠网，让人不禁发问为何非要等到事故发生、出现人员伤亡之后才意识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校生通过兼职改善生活也面临着重重困境。在课外辅导需求持续旺盛的背景下，大学生家教成为教育市场中不可或缺却又处境复杂的劳动群体。中介机构常通过收取“信息费”、压低薪资等方式压缩劳动者收益。还存在家长付费后反手举报导致家教被迫退费的案例。家教工作已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更多时候需要扮演“情绪安抚者”角色——既要满足家长通过消费教育服务缓解焦虑的心理需求，又要应对学生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除了脑力劳动还承担了更多的情绪劳动。此外，学历标价下的身份焦虑使985/211学生在家教市场中占据天然优势，而双非院校学生则需在资源匮乏地区争取机，从而形成普通家教时薪50-200元与“清北家教”单课时500元的收入鸿沟。

此外，科技大厂外包岗的进一步扩张，直接影响了入职应届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应届毕业生小刘(化名)夏季在一招聘平台上咨询了几个注明为大厂招聘的就业岗位，与招聘专员沟通顺畅，但投递简历后约定面试时，大部分招录者都特意说明——“这是外包岗”。小刘的经历并非个案。外包岗位让劳动者在大厂工作，但劳动合同却与第三方公司签署，导致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打折、职业晋升通道狭窄等问题普遍存在。外包员工常常缺乏归属感，职业发展的“二等身份”影响了初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起点和生涯质量。灵活用工的普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内圈”与“外圈”分割，影响社会公平和劳工群体的稳定。灵活就业群体呈现青年化、高学历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高学历者成为外包和灵活用工的主体。目前灵活就业者在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盲区，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管理标准仍需完善。

就业欺诈现象频发

与就业困境伴随的是频发的就业欺诈行为。今年高考结束后，一场以“梦想合伙人”为名的校园兼职项目大面积铺开。这场看似正规的勤工俭学活动，实则是涉及信息收集、商品欺诈与工资拖欠的“连环套”。全国众多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参与其中。工作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大学准新生的个人信息，之后再推销床上用品、窗帘等“大学新生礼包”。但是少发漏发非常严重，商品与宣传严重不符，售后形同虚设。最后，学生工资也没有发放，HR与各级经理集体失联。4月，1818黄金眼也报道了杭州大学生小牛在招聘平台上遇到的一起骗局。他的面试方为“卓仕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看似招聘“视频剪辑助理”岗位，实则诱导其签署《视频剪辑孵化技术服务协议》，约定15天“培训”后推荐就业，并需分期支付6000元“成本费用”。实际工作中，小牛未接受系统培训，仅被安排剪辑信息流广告，且首月无薪。所谓“推荐就业”实为代投简历，入职岗位通勤极远、环境不佳。事后小牛付清培训费用却未获工资退还。对方则以“需在其推荐企业工作满一年半”为退款前提，形成变相捆绑。8月6日，封面新闻报道，不少师范生遭遇了单方面毁约。Ta们经历多次笔试、面试，最终拿到offer并签订了三方协议，6月份还参与了跟岗实习，但到了7月，学校却突然通知：学校招生情况没有达到预期，用不了那么多教师。记者发现，以上受访者及众多发布帖文描述相似经历的网友，基本都为高校应届毕业生，被控“单方面毁约”的用人单位则以民办中小学为主，而毁约的理由均与“学校招生情况不好”相关。

“纵向青年”的一篇新闻报道，则揭露了一起针对年轻求职者的“付费内推”和“高端就业安置”骗局。黑色产业链利用毕业生及其家庭“求稳”心态，打着“国企”、“央企”(如国家电网、烟草局)正式编制的旗号，收取高额费用(“安置费”)，实则通过信息差售卖门槛较低的合同工/临时工岗位，甚至直接通过伪造合同、租赁场地、雇佣演员来制造“入职”假象。许多毕业生和家长对“体制内”工作有极深执念。即使被骗后，受害者仍试图通过考公考编等方式进入体制。中介将原本门槛不高、毕业生可自行申请的岗位(如私立学校行政、政府临时工)包装成“高端就业”。当骗局败露，公司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或以“表现不佳”为由将受害者开除。

高校科研绩效体系中的挣扎

高校中承压的也不仅限于应届大学生。今年，高校青年教师离世事件相比前几年数量激增。据已经公开消息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去世的青年学者已达40位，有的是因为生病医治无效，有的是突发疾病，也有的因自杀离世。3月28日，哈尔滨商业大学教授孙丽丽因病去世;5月27日，西南交通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刘祥伟逝世;8月4日，浙江大学一名青年教师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坠楼;8月12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教授黄恺跳楼离世，网传原因与“非升即走”考核未通过直接相关……这一现象首先与高校考核制度有关。高校给青年教师设立了严格的科研评价考核制度。青教没能达到考核指标会直接影响薪资甚至面临转岗或解聘。今年10月，小红书就有一位网友称自己是浙江某高校任职五年的副教授，因未通过考核而被校方调整岗位成为学校里的保安。3月中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年近六旬的教授李力，在朋友圈发“罪己诏”称自己考核不合格。

不少青年教师认为如果连年龄大的教授也加入了学术考核，那么青年教师的生存空间只会更加狭小。因为学术资源和项目资助数量是有限的：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代表，2024年面上项目资助率仅11.66%，青年基金资助率也跌至15.54%，更不用说青年基金对教师的申请年龄有严格限制。在压力之下，青年教师只能延长工作时间，不断熬夜加班，2017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分别有25%、16.6%、8.3%的科研人员表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腰酸背痛和失眠状态。

除了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的纵向课题要求以外，高校还对青年教师下达来自企业的“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部分青年教师因为实在无法拉到横向经费，被迫找公司做假合同，自掏腰包来保住自己的工作。这一操作甚至催生出了造假的灰色产业链，小红书上就有许多中介发布横向课题合作的帖子。而高校这种巨大的考核压力却未必换来合理薪资：以小红书博主“副教授转保安”为例她在当副教授期间月薪仅6000元，一年的绩效仅4000元左右。此外，《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提到了文科教师的特殊困境：Ta们在高校中受到更多的压力，在高校的资源分配中往往处于劣势;一些文科教师面临着自己所授的专业被裁撤的风险，因此经常需要“自证价值”去不停地卷论文，才能保住自己的工资与工作。

10月，一份名为“2010-2025 年中国青年学者离世数据”的文件开始在网络流传，引发关注。该数据发布者为一家数据与论文服务公司，称数据来源于多渠道公开信息，具体包括：各高校官方发布的讣告、主流新闻平台及学术机构官网。通过对 2010-2025 年期间公开信息的系统搜集、交叉核验与去重整理，最终形成 249 条有效记录，覆盖不同学科、地域、任职类型的青年学者群体。发布者展示的部分数据，每位被收入数据库的离世学者都被明确标注了去世年份、姓名、年龄、任职单位以及职称/职务。

在高校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科研压力的同时，研究生成为高校考核指标要求下受到最多压榨的一环。近日，知网的一篇论文《模糊的边界：高校研究生何以既无研究也无生活》引发了外界热议，知网下载量已经高达十几万次。论文中以某文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高校的绩效主义管理导致高校教师为了把时间用在追求更多科研成果上，而让研究生承担材料整理、经费报销等繁琐事务劳动，从而成为行政管理链条末端;但在许多高校教师的眼里，这一类行政事务是研究生的本职工作内容，部分学生甚至会主动挤压自己的生活时间去换取更多“锻炼机会”。

在繁琐的行政事务以外，也有不少研究生面临更深的剥削。2月13日，大连医科大学研三学生段静仪在出租屋内烧炭自杀。悲剧发生后，其家属发声控诉，认为导师疑似将学生毕业论文的核心数据挪用给他人发表，导致段面临“原始数据缺失”的打击，毕业无望。5月7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魏静发文控诉其导师邵志峰百般为难学生，以至于整个实验室的学生长达八九年才能拿到毕业证。3月，退学卖土豆泥的前复旦大学研究生费宇在互联网走红。南风窗报道称，费宇在读研期间出现严重的躯体化症状，于是决定主动退学。如果说高校教师即使在退出考核体系后会相对更容易找到新的出路，那么研究生能拥有的出路显然少了很多。2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了一篇高校师生关系越来越扭曲的文章，文章采访的一位研究生认为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研究生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导师的压力：与本科阶段不同，硕博阶段的导师责任制使得只要导师不认可学生，学生就可能面临延毕的结果;由于权力的不对等，少数导师甚至会时常辱骂学生，抢夺论文成果;又由于高校考核体系之下只重视科研成果，轻视学生需求，研究生只能忍气吞声。

荣光下的青年运动员

今年还发生了数起与青年运动员有关的舆论事件，反映出这个群体长期不被关注的劳动权益问题。年初不幸离世的19岁足球运动员郭嘉璇便是其中的代表。北京时间2月2日，郭嘉璇随队前往西班牙马德里集训。嘉璇在一场训练赛的铲球过程中发生碰撞。送医后，西班牙院方确认郭嘉璇脑死亡。由于西班牙将脑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之一，医院无法继续抢救嘉璇。经过艰难的谈判，嘉璇的父亲终于把嘉璇带回国内，但关于家属提出的事故现场录像、意外保险、送医时机延误等问题，仍然没有人能给出负责的答复。嘉璇效力的北京国安俱乐部给其的待遇标准也令人咋舌。和国安签最后一份合同时，身为主力，嘉璇的工资是2000块。2019 年，嘉璇髌骨骨裂。做手术和康复治疗花了八九万，这笔钱原本该由国安出，但俱乐部说报销不了，嘉璇只能自己掏钱。

今年12月，在亚运会上获得三枚金牌的皮划艇、龙舟运动员王莉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文。视频中王莉说，自己获得亚运三金，回到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后，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文就向她索要国家发放的15万元比赛奖金。她的拒绝导致她遭受“报复”，在训练基地被边缘化。在王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退役材料甚至被范某文擅自上报。

面对不合理的运动赛事规则，还有运动员选择以集体方式进行挑战。2025年初，开年，樊振东、陈梦两位知名选手宣布退出世界排名积分系统，引发舆论震荡，社交媒体上各国乒乓球运动员也以不同形式多次发声：法国名将西蒙·高茨多次在社媒抱怨国际乒联赛事的参赛名额“天然偏向传统强队”、奖金远低于其他职业运动项目;非洲乒乓球「一哥」阿鲁纳也曾经因生病缺赛还受到积分赋零和罚款公开表示抗议。在此背景下，首个国际乒乓球员工会(UTTP)成立。这一组织的成立填补了职业乒坛劳资关系规范的空白。

“真实故事计划”所发布的一篇名为《重回月薪3000的青年人》的文章，记录了三位年轻人在经济下行与行业萎缩背景的真实经历。文章指出，当代青年由于薪资下滑等原因对未来感到迷茫的现象。综合上文各行各业青年现状来看，一代年轻人的前途是在各种结构性困境中被埋葬的。Ta们果真成为了“被抛弃的一代”吗?让青年重拾信心，需要的恐怕不仅仅只是经济回暖与上行而已。

今年，我们不仅呼吁关注劳动者作为个体在劳动过程中的处境，也希望把视线进一步延伸到劳动者背后的家庭，关注下一代获得良好抚育与教育的权利。在我国，维系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再生产工作——生育、抚育、照料与教育——仍然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在劳动强度持续上升、工作时间被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劳动者既要维持生计，又要独自消化育儿与教育成本，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劳动者下一代的抚育与教育问题，并非“家庭私事”，而是与劳动制度、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分配方式等紧密相连的社会议题。

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所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长期存在，却始终难以得到结构性解决。对流动儿童而言，随父母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真正融入城市生活，Ta们往往在入学、托育、课后照护等方面遭遇制度性门槛;而留守儿童则被迫长期与父母分离，得到的情感陪伴与教育支持不足，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社会分工中，育儿劳动与照料责任仍然高度性别化，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收入损失与晋升受限，也往往由女性承担。在国家层面不断释放“鼓励生育”“支持生育”的政策信号之下，我们更需要关注女性劳动者的权益。(详见本报告第九章)

困难重重的生育支持

2025年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北京三知”发布了《2025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报告采用了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发展视角，将儿童的成长划分为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其中，0-3岁幼儿阶段的儿童，正处于最需要育儿投入和成年人照料的时期。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每年3600元，共计108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补贴金额按应补贴月数折算。202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意见》明确，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10月发布的《zhong-gong zhong-yang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再次明确了要“建立全国育儿补贴制度、逐步推开免费学前教育、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落实生育休假制度、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等等相关制度。”

多位研究者认为，以育儿补贴为代表的经济补贴涉及家庭经济收支，能够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最直接的生育支持措施，能起到直接的激励作用。还有研究者表示，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弥补了各地提出因孩次不同而采取的差别化生育津贴的不足，保证了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然而，这些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举措背后仍然是一种经济人假设的简单逻辑——育儿成本降低后生育意愿就会提高，但养育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精力、健康这些难以用价格衡量的投入。正如南风窗12月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经验中，单一的经济补贴对生育率的提升始终有限。真正影响家庭决策的，并非某一笔补贴，而是对未来十几年养育环境与风险的整体判断。

育儿补贴只发放三年，金额有限，周期短，难以支撑教育、住房、医疗与照护等长期结构性支出，也难以改变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更重要的是，育儿补贴并未真正触及照料责任的社会安排，默认育儿劳动仍由家庭内部，尤其是女性来消化。而家庭内部的无酬劳动(照料、家务、情感劳动)仍然得不到承认，甚至还会面临用人单位对育儿劳动的系统性排斥。如果女性在怀孕、休产假、育儿阶段仍然面临隐性降薪、边缘化、合同不续签，哪怕补贴存在，也只是在补偿被剥夺的权利;如果育儿仍被视为“女性事务”，缺乏强制性的男性育儿假和反歧视保障，家庭内部与职场中的不平等就不会被撬动。因此，育儿补贴若要产生真实效果，必须与托育公共化、产育假制度重构、反就业歧视执法等方方面面的劳动权益保障同步推进。

2025年2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拜文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应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措施，他呼吁延长产假及陪护假，建议女性产假不低于6个月，男性陪护假不低于30天，并且可根据各地情况出台更多支持政策。此外，其还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等方式，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推动社区、企事业单位建设婴幼儿照护中心，缓解“无人看护”的现实困境，从服务端直接减轻育儿成本。下半年8月、9月，工人日报、劳动报都关注到了育儿假落地过程中“有假难休”的问题。工人日报的报道显示，育儿假在不少单位“有假难休”，尤其是在多起案例中，男职工遭遇拒假、被按事假或旷工处理，甚至因此被解雇;劳动报则指出，一些企业通过设置审批门槛、用年假抵扣育儿假，或借“生育友好岗”之名对职工降薪、调岗，使生育支持异化为新的劳动风险。专家指出，育儿假执行受阻，既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成本分担机制缺失有关，也与地方规定强制性不足、法律责任不明确相关。传统性别观念使男职工休育儿假更困难，背离了政策鼓励男性参与育儿、促进性别平等的初衷。报道呼吁通过建立休假成本共担机制、强化法律责任和监管、推动观念转变，避免育儿假沦为“纸面福利”。

2025年8月，育儿补贴申领启动后，深圳有市民反映，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依法完成生育登记、并正常享受生育津贴的家庭，被告知因“没有结婚证”而无法申领育儿补贴。这一做法引发公众质疑：非婚生育是否被排除在育儿补贴之外?深圳市卫健委回应称，前期答复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作出，是否需要结婚证仍需等待广东省具体实施方案及申领系统要求明确。10月，该市民育儿补贴申请获得通过，但据网友反映各地标准不一致，在四川、广东等地非婚生子女仍然无法获得育儿补贴。

有学者指出，从生育权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出发，非婚生子女原则上也应获得育儿补贴，应区分不同情形处理，避免将父母行为与儿童权益混为一谈。也有法律界人士援引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不应因父母婚姻状况被排除在公共福利之外。育儿补贴是否继续以婚姻作为前置条件，成为检验生育支持政策公平性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关键问题，也关系到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凋敝家乡中的留守儿童

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上学难”成为了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2024年数据，全国小学数量已从2023年的14.35万所锐减至13.63万所，一年间消失了7200所。截至2025年10月，上海市共48所学校终止办学，涉及10个区，其中幼儿园28所，小学10所，初中7所，九年一贯制2所，高中1所。广州虽仍是全国小学数量最多的城市，2024年有1013所小学，却只比上一年增加了5所，新增几近停滞。招生人数则锐减3.24万人，降幅接近12%。北京市小学招生人数从23.5万人锐减至19.3万人，一年之内几乎消失了一个中型县城的入学人口。其中一部分学校的关停可能是出于资源整合、优化的需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生源的减少。

过去20年，由于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出，农村社区衰退，生源枯竭，大量村小被撤并，教育资源向乡镇和县城集中。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冲击，则让作为公共服务的乡村教育，进一步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不仅扩大了城乡差距，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的未来。在城市，一些生源减少的民办、公办学校关停或合并，许多打工子弟学校也停止办学。在这种新情况下，如何保障农村地区儿童、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接受公平和优质教育的权益，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乡村学校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内将加速。2017年，全国共有小学16.70万所，另有小学教学点10.30万个，而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13.63万所。另有小学教学点5.22万个，7年间,小学减少3.07万所(减少18.4%),教学点减少5.08万个(减少49.3%)。撤并乡村学校、教育承诺不兑现等教育不公现象的加剧也引发了不少集体抗议行动。2025年9月初，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至少十四所乡村学校门口聚集了大批学生与家长，抗议学校被关闭。一些孩子跟随家长前往当地政府或教育局 wei-quan，试图为继续在家门口上学争取机会。抗议有五起都发生广东，显示即使财政状况相对良好的省份也同样面临调配教育资源的压力。大规模撤点并校后,越来越多的儿童不得不到较远的县城或村庄去上学。但这些诉求在社交媒体往往很快被屏蔽或删除，难以进入公共讨论视野。

2025年7月，长期关注农村的纪录片平台“遇真纪事”发布了《2025农村希望小学纪实》，报告基于作者自2024年起对安徽、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区70所希望小学的实地走访，呈现了农村希望小学的整体命运及其对农村儿童、家庭与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自希望工程启动以来，希望小学曾在农村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但随着出生率持续走低和教育资源加速向城镇集中，全国大量农村小学——也包括希望小学——正在快速消失。当前仍在办学的农村希望小学，学生规模普遍从数百人锐减至不足百人，许多学校在停办前先行取消高年级教学，撤并已成必然趋势。在学校停办后，校舍多处于闲置状态，少数被改作企业、幼儿园或商用场所，其再利用方式与公共属性的衔接问题亟待规范。同时，报告强调，小学撤并往往引发“连锁反应”，乡镇初中随之被撤，学生被迫向县城集中，农村儿童的上学距离显著拉长。

面对学校撤并，农村劳动者家庭往往只有三种选择：进城买房、租房陪读，或让孩子寄宿。但对以务工为生的家庭来说，陪读与购房直接抬高生活成本，因此农村小学寄宿生规模长期居高不下，低龄寄宿状况普遍。报告最后提出，应当为仍然留在村里的孩子，提供一条安全、可负担、有保障的上学路，比如提供校车接送、课后托管，缓解“上学难”问题。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正在成为农村教育中一个愈发突出的隐忧。2024年，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下，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对9个省份、18个经济欠发达县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开展调查，采集了13992份有效样本，形成了《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报告显示，农村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明显高于以往中国青少年整体水平：21.5%的农村学生存在轻度抑郁风险，8.1%存在抑郁高风险。农村学校普遍面临专业心理师资匮乏、心理课程体系薄弱的现实，叠加经济压力、校园欺凌、低龄寄宿等多重风险因素，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困境更易被忽视，却更难自行消化。

流动儿童入学仍存难点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教育体系调整，曾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接大量随迁子女的打工子弟学校，正在逐步退出舞台。2025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3—2024)》蓝皮书指出，在不少城市，随着公立学校对流动儿童的开放，专门招收随迁子女的打工子弟学校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使命完成”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蓝皮书对东部某省会城市的调研发现，流动儿童进入当地公办幼儿园和小学，仍需以居住证为前置条件，而办理居住证往往要求儿童本人在当地稳定居住半年以上，这与许多务工家庭频繁流动的现实并不匹配，导致不少孩子在关键入学节点被挡在制度门槛之外。

6月底，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在全国公映，将公众的目光再次引向打工子弟学校。影片拍摄始于2017年秋天，导演梁君健将镜头对准北京大兴的蒲公英中学——北京市第一所非营利、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中学，由校长郑洪于2005年在一处旧厂房中创办，长期接收教育基础薄弱的随迁子女。影片呈现的不只是一所学校的教学成果，也记录了它如何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运转。打工子弟学校因其办学灵活，也探索出了一些创新教育形式，比如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从音乐教育入手培养兴趣、树立信心、锻炼能力。影片从具体的细节呈现出流动儿童在被制度忽视的缝隙中，如何依靠有限的公共与社会资源，努力抓住向上生长的可能性。

今年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还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作为独立议题加以讨论。蓝皮书援引的研究《外卖骑手的子女随迁情况和育儿参与分析——基于M外卖公司的数据》显示，近一半受访外卖骑手有未成年子女，其中31%的骑手与子女共同居住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城市。骑手家庭普遍面临公共托育资源不足、子女入学门槛高、工作时间不可控等多重困难。与其他骑手相比，有子女的骑手工作一年以上的比例高出约10个百分点，稳定性需求更为突出。Ta们更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近的城市或普通县城工作，以平衡收入与家庭责任。然而，由于工时长、收入不稳定，许多骑手仍难以实现稳定陪伴，孩子转为留守儿童的情况并不少见。

值得警惕的是，在相关讨论中，一些由平台或企业主导的公益项目(如袋鼠宝贝之家)，开始被塑造成应对骑手家庭困境的“解决方案”。从劳动权益角度看，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的转移：骑手家庭的照料危机，本质上与平台用工模式下的超长工时、低保障、高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但企业在叙事中却从“问题制造者之一”，被重塑为“问题发现者”和“善意补救者”，而劳动制度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则被淡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去政治化叙事。它承认困难的存在，却回避了关于劳动时间、收入稳定性、社会保险覆盖、公共托育与教育供给不足等制度性问题的讨论;它为儿童提供托管、照顾，却不触及作为家长的劳动者是否获得带薪照护时间，拥有更稳定的工作安排或可预期的生活节奏。

根据北京三知2025年儿童节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子女现状：事实和数据2025》，2013年-2025年，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中比例持续提高，但是仍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迁子女在初中后升学过程中，占同阶段在校学生比例不断下降，推动异地高考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难问题的改善，并未顺畅延伸至中学升学阶段。

以北京为例，目前京籍毕业生可以报考北京市普通高中，符合条件的非京籍毕业生只能报考北京市职业高中、技校。《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总体来看，我国在提高流动儿童入学可及性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中学升学政策尚未实现与义务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未来，如何进一步降低学段转换过程中的制度门槛，优化异地升学的支持体系，为流动儿童真正打通“从入学到发展”的全程保障路径，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公平目标的关键议题之一。

部分家庭选择迁回原籍地参加升学考试，对于回流家庭中的学生而言，虽然获得了中高考的资格，但竞争优质资源的成本并未消除。县城的重点中学往往是所有回流和本地家庭的竞争焦点。这些学校常设置“片区入学”或非明文的“住房要求”门槛。许多流动家庭为确保孩子能进入县城优质校，被迫将多年的积蓄用于在县城购置房产。这使得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的流动家庭，即使回到老家，也需要背负巨大的债务压力。而在经济水平上更加弱势的家庭及其子女仍被分流到资源相对薄弱的普通学校或镇区学校，县域内部的教育分层和内卷现象持续加剧。

应试教育扩招与替代性教育

近年来，在“缓解升学压力”“促进教育公平”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下，普通高中与本科阶段持续扩招。“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202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局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时如是说道。研究者解读，扩招在方向上具有现实合理性。一方面，增加高中学位供给可以扩大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与“职普融通”改革相结合;另一方面，两方同时发力可以推动高中教育从单一的升学预备转向多元育人模式，缓解职普分流带来的焦虑。

扩招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了教育机会的“数量平权”——更多人被留在教育体系中，延缓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就业压力。然而，这也可能引发学历贬值(详见本报告第七章)。当本科成为“新中专”，企业并未提供与之匹配的岗位与薪酬，却将学历作为筛选工具，结果是劳动者投入更多时间和家庭资源，却只能进入低保障、低稳定性的岗位。家庭不得不承担教育方面的高投入。而在公共教育资源未同步均衡的情况下，扩招往往伴随培训、陪读、跨城求学等隐性成本转嫁，进一步加剧阶层差距。

在中学阶段，应试导向的教育体系挤压了学生自由探索、学习的空间，高等教育中也出现了课程设置、评价标准与实践安排不断向“可就业性”靠拢的趋势，青年人在尚未形成稳定自我认知之前，就已被纳入持续绩效化的筛选机制之中，忙于实习、竞赛、证书与绩点，学校日益成为就业体系的准备阶段，批量培养“合格劳动者”(详见本报告第七章)。在长达十几年的求学之路中，年轻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探寻个体兴趣爱好和人生选择的试错空间，在扩招带来的结构性拖延和进入打工人困境以外，人生缺少其他路径的选择。

于是无法适应传统学校和教育体系的青少年只能靠休学来短暂脱离主流轨道。2025年，“休学”被频繁讨论，甚至与独立教师、AI自习室、托管并列，成为新的“风口”。短视频平台上，“休学”“青少年休学”“抑郁休学”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十亿次，相关内容日均发布量超过万条。“休学”仍然被家庭、社会广泛视为一种“异常状态”，并迅速问题化。当教育体系无法为青少年提供缓冲与试错空间，家庭在焦虑中转向市场，给了种种乱象以可乘之机。为了让青少年尽快“继续上学”与“重回正轨”，家庭甚至求助于封闭管理学校、军事化训练营、行为矫正机构。围绕休学青少年的“陪伴经济”也迅速扩张。休学陪伴师、成长陪伴师、住家陪读服务在多地出现;培训、认证、代办休学与复学手续的中介服务不断涌现;甚至宠物疗愈、国学课程、玄学咨询也被纳入“解决方案”之中。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支持休学青少年的创新教育实践，如2019年成立的一出学社和2025年10月发起的“潜岛计划”。一出学社是一个面向青春期休学青少年的小型学习社区。它并不以快速复学为目标，而是提供一个中转空间，让孩子先恢复生活节律、重建自我感受与关系能力。课程大多围绕真实生活经验展开，而不是以学科进度或考试结果作为中心。多数学生最终仍会回到学校体系，也有人通过社会高考、自学、实习等方式继续前行。今年10月，“潜岛计划”开始招募休学青少年。项目计划接收十名12至18岁的孩子，为Ta们提供一个介于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空间，帮助Ta们在回归公办体系、国际教育、职业准备或其他路径之间，重新做出选择。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周，就有近两百个家庭主动联系。

从本世纪初开始，创新教育、另类教育(或称替代性教育)的探索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年，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相关报道将困难总结为：第一，办学资质“卡脖子”;第二，难以形成清晰完善的课程体系与升学渠道;第三，师资与生源的稳定性难保障。2025年10月，北京一所著名的创新学校“北京一土致知学校”被曝面临经营困难，出现了教师欠薪，人员流动等情况。另类教育实验性质的学校往往处于政策边缘，其法律身份、办学资质、课程认证均不清晰，一旦出现纠纷，家长和学生很难依靠现行教育法规获得有力保障。另外，创新学校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少数新一线城市，主要面向城市中产，学费每年几万至十几万不等。以“潜岛计划”为例，每月收费一万元，价格不菲。目前这类学校只能服务少数城市家庭，更接近于一种“精英式试验”，而非普惠性的教育改革路径。

综上所述，政策所采取的改良办法，无论是育儿补贴、育儿假，还是高中与本科扩招，如果不能与更稳定的就业体系、可预期的劳动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形成联动，最终都只能暂时缓解矛盾，无法触及问题本身。在这种结构中，家庭被默认承担起照料、教育与风险兜底的责任，女性承担了更多无酬劳动，儿童则被迫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成长。扩招延长了在校时间，却未能提供更多试错与选择的空间;补贴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却无法替代时间、照料与安全感。当教育不再保证向上流动，工作无法支撑体面生活，真正需要被回应的，是劳动者是否拥有有尊严的工作，家庭是否获得公共性的照料支持，下一代是否拥有不被过早挤入竞争与风险中的成长环境。这些问题，最终仍将回到劳动制度本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