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第一学历”的学历“种姓制”

最近某大国的“二流报纸”发文批评“第一学历“歧视，说这是个生造出来的伪概念，缺乏官方依据，有违就业公平。教育部也多次明确，国家政策文件里从来没有“第一学历“这回事，学历认定通常看最高学历。全国政协委员李某新建议明确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企业那边有人说用“第一学历”筛人成本低、效率高、舆论风险小。网友则愤怒又困惑：合着我苦读十几年，最后输给了一张高考准考证?这事件像一根针，扎破了就业市场那层光鲜的皮。

现在来分析分析。先问一句：谁在设槛，谁被筛选?答案并不复杂，只是有人喜欢把它搅浑。资本方也就是企业所有者、股东和管理层，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用工成本越低越好，筛选成本越低越好。于是“第一学历“成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不用笔试，不用面试，不用考察能力，只看本科出身，一秒定生死。这哪是招聘，这是查户口，还是查学历户口。HR们作为资本代理人，执行得兢兢业业，像旧社会地主家的管家/狗腿子，帮老爷挑长工，先看手上有茧没茧，再看祖上有没有佃户血统。如今不看手茧了，看毕业证上的校名，仿佛那行字能自动证明一个人的智商、情商、道德水平和未来产出。

劳动者群体呢?青年求职者、普通家庭子女、非名校生、专升本、普通本科加名校硕博，统统被扔进一个大筛子。筛子孔的大小，由资本和它的代理人决定。更“妙”的是劳动者内部还分化出一个既得利益层：名校出身者、已进入大厂或体制内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仅不反对门槛，反而热衷于加固门槛，形成“全员焊车门”的奇观。自己上了车，就恨不得把车门焊死，再浇上水泥，最好连车窗都封上。学历内卷之下，人人自危，又都想把后来者踩下去。这场景像极了一群人在挤电梯，先进去的人拼命按关门键，嘴里还喊着“超载了超载了”。

国家与政策部门声称维护就业公平，但受市场逻辑和执行能力制约。政策像一张网，网眼大得能过鲸鱼，2026年“国聘行动”明确不得将毕业院校等作为限制条件，可违规成本低，取证维权难。企业嘴上说好好好，转身就在招聘系统里设个“本科必须985/211”的隐藏选项，或者让HR在简历堆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一眼扫过，非名校的直接进回收站。你问证据?HR说这是“综合评估”，是“择优录取”，是“岗位匹配度”。你告到法院，法院说你得证明人家是因为“第一学历”不要你，这比证明鬼存在还难，纵容公司其实就在保护。

“第一学历”歧视的实质是什么?是把早期教育优势、家庭背景、地域资源差异，统统包装成个人能力。你高考考得好，未必是你智商超群，可能是你生在教育资源富集区，家里买得起学区房，请得起一对一。但招聘方不管，他们只认那张本科毕业证，仿佛那是血统证明。这就像相亲角，大爷大妈举着牌子，要求对方“原生家庭985”，听起来荒诞，但在就业市场这就是日常。“第一学历”成了新时代的学历“种姓”：婆罗门是清北复交,刹帝利是 985，吠舍是 211，首陀罗是普通本科，至于专升本和专科，那大概是“不可接触者”。官方从不承认“种姓”，企业却在招聘市场发明了学历“种姓”，也算一种制度“创新”。

接下来分析彼此之间的冲突。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最直接：资本要灵活筛选、低成本、高控制;劳动者要公平机会、稳定就业、体面收入。岗位减少时，资本提高门槛，“第一学历”成了“合法”排斥工具。这工具好使，因为它看起来中立，像考试分数一样客观，实际上却把结构性不平等掩盖得严严实实。你找不到工作，不是社会的问题，是你高考没考好。多完美的逻辑，完美到让被淘汰的人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

劳动者内部的互博令人叹息。名校与非名校、本科与专升本、已就业与未就业、代际之间相互排斥。已获利者固化优势，后来者被排斥。短期看这有利于企业，因为劳动者越分裂，议价能力越弱;长期看这瓦解了劳动者团结，让资本坐收渔利。该国的职场像一座城堡，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把门堵死，还顺便把梯子抽了。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淋过雨，所以我要把你的伞撕烂。

国家政策与资本逻辑的抵触也很明显。政策反歧视，企业要招聘自主权。政策说不得限制毕业院校，企业说好好好，然后换了个词叫“第一学历”。政策说要看最高学历，企业说好好好，然后加了一条“本硕均需名校”。政策说违规要处理，企业说好好好，然后罚款几干块，相当于给资本挠痒痒。违规成本低，取证难，维权难，柔性约束难以真正落地。这就像一只纸老虎对着猫喊:“不许偷鱼!”猫点点头，转身把鱼叼走了，纸老虎还在原地保持威严。

意识形态悖论更致命。“知识改变命运”是该国几十年来的主流叙事，教育被描绘成社会流动的阶梯。可现实却是“出身决定起点”，你努力读书，考上名校，以为能改变命运，结果发现招聘方还要查你本科。你本科不好，硕士再名校，也像半路出家的和尚，念经念得再好，人家还是看你原来的庙。教育神话与就业现实断裂，青年对努力回报的信念被削弱。以前说“知识改变命运”，现在说“第一学历“决定命运”，知识只能改变简历上的第二行。

经济与技术条件更是雪上加霜。该国市场经济持续低迷，岗位萎缩，竞争加剧，学历内卷升级。AI加速发展，替代白领岗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后备军扩大，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AI不吃饭不睡觉不交社保，还不用“第一学历”，资本看了直呼真香。结果呢，学历内卷与“第一学历”歧视相互强化，形成结构性排斥。你拼命考研，考上了，发现 AI已经把那岗位替代了。你转头去送外卖，发现外卖平台也要看学历，虽然只是“优先”。你终于明白“第一学历”不是门槛，是天花板，还是带刺的。

因此“第一学历”歧视不是孤立观念，它是资本主导劳动力市场、岗位稀缺条件下的阶级筛选机制。它把教育差异、家庭差异、地域差异转化为招聘门槛，强化阶级固化。它暴露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局限：教育扩张并未自动带来公平流动，学历只是劳动力市场信号，岗位减少时信号贬值，“第一学历”成为更早、更硬的出身筛选。AI替代与市场低迷叠加，学历投资回报下降，资本议价权上升。这显示资本控制社会的加强：资本通过招聘权、平台算法、HR制度、舆论话术，把社会筛选标准私有化。资本定义“人才”，分配机会，塑造规则，政策执行被市场逻辑架空。

仅靠呼吁与柔性政策难以扭转。违规收益大于成本，企业缺乏内在动力改变。取证难、维权难、惩罚轻，反歧视政策容易流于形式。你发你的文，我招我的人，你批评你的，我筛选我的。舆论热闹一阵，招聘照旧。该国的就业市场，像一锅温水，青蛙们一边被煮，一边互相指责对方不够努力。

出路在于严惩重罚重判。明确将“第一学历”歧视定性为就业歧视，完善法律责任。举证责任倒置，降低劳动者维权门槛。惩罚性赔偿、信用惩戒、市场禁入、刑事责任衔接。对设置“第一学历”门槛的企业和责任人，依法严惩重罚重判。要让资本知道歧视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昂贵的毒药。当然最彻底的还是清除资本，恢复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毕业包分配。否则“第一学历”歧视只会继续潜伏在招聘系统的角落里，像蟑螂一样，灯一亮就躲，灯一灭就爬出来。

总之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持续低迷、AI加速发展、就业岗位减少的背景下，“第一学历”歧视”暴露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局限，也显示资本控制社会的加强。除非严惩重罚重判，最彻底的是出清资本，否则难以扭转局势。该国的平民百姓一边被 AI抢走工作，一边被“第一学历”卡住脖子，还得听企业说“这是高效筛选”。高效是真高效，高效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高效地把社会流动的梯子拆成柴火，高效地让资本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