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再续——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首先要坦率地承认，虽然当代教育结构的反动性的分析与批判已经被我们完成了，然而审视那些在总体结构内部确实发生了的、局部的但是并非微不足道的进步。马克思夸赞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性，列宁夸赞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进步性，这都不妨碍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的反动性进行批判，倘若因为批判了整体就拒绝承认局部的改善，那是某种形而上学的赌气——而这是我们决不能沾染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好的东西是非常有必要被借鉴的，

“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一般性的方法落到上海这一具体的例子上来。

考察上海的高等教育制度，我们首先遇见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件事：这整座城市里除了个别几所顶尖大学有着“综合性大学”的牌匾以外，其本科院校几乎全部是专门化的，上海没有像北京那样让综合大学垄断头衔。诸位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这不像北京。北京把一切“综合性”学校都放进“985”“211”“双一流”这三只抽屉里，然后告诉所有人：你所在的抽屉决定了你值多少钱。而上海呢?上海的做法完全不同。上海不让一所学校去当另一所学校的裁判。你读这个专业，他读那个专业——你要如何比较这两者?如果一把尺子只能量一种东西，那么“谁比谁更高级”这个提问本身，就已经暴露了提问者的迷信。上海的教育结构恰恰拆除了这种迷信：专门院校就是专门院校，它不冒充全能，它也不接受那把号称能丈量一切的假尺子，它更是在名头上试图拆掉了211，985这样的资本主义评价体系中的孔乙己长衫——尽管上海的同学仍需要在步出社会后承担来自评价体系的暴力唤问。再来看大学城。想想旧式大学的格局：重点大学独占一个山头，围墙高耸，食堂不对外开放，图书馆禁止外校入内——这是小型的特权的领地。上海做了什么?它把围墙推倒了——当然是物理上的。张江、临港、奉贤、松江等许多个大学城，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共享设施、共享课程、共享生活空间。这种共享——请注意——不是道德说教的结果，而是空间结构的改变。你没办法在共享食堂里保持“我是重点大学的，你只是普通大学的”这种傲慢的幻觉，因为那个幻觉必须依靠隔绝才能存活。而上海消灭了这种隔绝。这比一万场关于“平等”的宣讲都更有力量。

当然，我们还没有提到另一件事：上海极高的本科录取率。这又是与外地不同的一点。外省市的教育资源，出了名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头衔院校，而上海让更大比例的年轻人留在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为上海几乎是全国社会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它造成了一个客观的效果：它延迟了筛选机器的启动时间。十八岁不被抛出去——仅仅这件事——就已经意味着无数人的人生轨迹被改写，可以被纳入社会劳动中了。

我们当然知道：上海的校制虽然很好——但它不是还在私有制里面吗?但它不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附属品吗?是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火车还不能飞上天就拒绝上火车，那我们就永远只能站在原地。上海的教育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这完全正确。但是它显而易见是目前中国最有利于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的制度形态之一。它在结构上无心插柳地拆除了那些赤裸裸的、旧式的等级标志;它在空间上为了劳动人才再生产的效率尝试着打破了那些依靠隔绝才能维持的优越感;它在规模上支撑了一种比“淘汰大多数人”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而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些条件——就像资本主义创造了铁路和电报一样——但社会主义有责任继承它们、改造它们、最终超越它们。

至于上海模式还剩下什么问题?它尚未根除不平等，它只是稀释了不平等，就像化学物质在一种容器中永远不能通过稀释来消灭一样，稀释不等于消灭——但在那之前，让我们先把话说明白：上海做对了这几件事。上海的教育以一种改良主义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将公共服务与阶级再生产这两大教育职能统一了起来，且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把“阶级再生产”的浓度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但“相当低”不等于“不存在”。只要私有制尚未消灭，只要劳动力市场仍然以“第一学历”作为阶级地位的通行证，只要那套“985/211”的分层符号系统仍然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方式，那上海模式不过还只是一套对于少数人昙花一现的奇观罢了。于是，上海模式就暴露了它作为一个过渡形态的根本界限：它能让更多人“不被提前淘汰”，但它无法让更多人“不被最终排序”。入学时的平等是制度设计的产物，毕业后的不平等仍是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产物——而后者恰恰是任何一种当代教育模式所服务的对象。

因此，结论是简洁的：上海模式是一个过渡形态，不是最终的形态。它已经做到了生产力层面能做的一切——值得继承;但它在生产关系层面尚未触碰到根本——必须被扬弃。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不仅必须让所有人不被筛出去，还必须让“筛选”这件事本身变得荒谬、不必要、退出历史。这是下一步的任务。我们应当从上海取得的成果出发，向那个目标再走一步——而不是停在这里，把一种改良当作终点来膜拜。

我们已经考察了上海模式。这个模式做了三件值得肯定的事：它用专门化分工拆解了那把号称能丈量一切的假尺子;它用空间上的共享设施打破了依靠隔绝才能存活的优越感;它用极高的录取率让更大比例的人不被提前抛出去。这一切都是进步。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只是过渡形态的进步，而不是最终形态的进步。现在，我们要提出那个更困难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上海模式这个伟大的蓝本出发，我们应该往哪里走?

先让我们把那个最根本的原则说出来，免得后面的一切讨论都变成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一套单一的行政技术方案，也不是一套管理方法——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要求国家政权——请记住这一点——要求国家政权已经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这种转移是真正的转移，不是名义上的、形式上的、写在“宪法”上的那种转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关于“适配”“均衡”“共同体”的讨论，都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空话，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资产阶级独裁借用来装扮门面的那种空话。为什么这个前提是绝对的?因为教育制度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早就说过，资本主义教育的主要职能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资本主义的教育嵌入在劳动力市场之中，嵌入在社会总劳动的分工结构之中，嵌入在国家机器的整个运作逻辑之中，因此如果国家政权仍然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那么一切教育制度的改良——不管它设计得多聪明——都将被劳动力市场重新吞噬。比如你可以在上海的几所大学之间实现设施共享，但毕业生走出校门后，面对的仍然是那个以“第一学历”作为入场券的就业市场。你可以在制度上取消某些头衔符号，但只要社会权力的分配仍然按照旧符号的逻辑来运行，你的取消就只是一场仪式性的表演。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制度保障，“上海模式”的进步性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一个城市的范围之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改良之上，而无法扩展为一种普遍的、彻底的制度形态。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论具体的方向。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一个方向是：从“筛选”走向“适配”。上海已经部分做到了这一点——它让不同赛道之间不可通约，这是对单一尺度的否定。但社会主义教育要做的事情不止于此。它不仅要让“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还要让每条路都享有同等的社会尊重。这不是一个主观的愿望，这是一个客观的制度要求：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如果它仍然在暗中为某些职业、某些技能、某些知识形态授予更高的社会地位，充当脑体分工的分野的帮凶，那么它就仍然在扮演阶级再生产的角色，只不过变得更加隐蔽罢了。

第二个方向是教育空间上的分布正义。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上海等地通过大学城模式尝试着实现城市内部的去壁垒化，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但社会主义教育应当走得更远——它应当让优质教育资源不再集中于少数特大城市，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扩展到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工业区。这不是什么空想：在线教育已经提供了生产力上的可能性，问题只在于制度。如果我们的教育和任何一种公共服务资源一样仍然要靠着区域行政等级才能获得资源，那我们就仍然生活在旧制度的阴影之下。

第三个方向是评价体系的彻底重建。上海模式通过取消大多数学校的头衔标签，局部地打破了符号垄断。但这还不够。社会主义教育应当建立这样一套评价体系：它不靠毕业证上的校名来定义一个人的前途，而是通过行业协作、项目实践、终身学习来持续地认证一个人的能力。评价的功能不是为了排序，而是为了帮助每个人找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一个评价体系的主要效果是让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的时候，它就一定是一个服务于筛选而非服务于人的制度，它就应该被改造。

这三个方向——适配、均衡、重建评价——都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们已经以萌芽的形式、以不完整的、被旧制度所束缚的形式存在于一部分地区的模式之中，尽管这种萌芽本身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服务，而是为了资本增值服务。我们的任务不是抛弃上海取得的成果，而是从这些成果出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保障之下，把它们从“孤岛式的改良”扩展为“整个社会的制度常态”。

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这不是一条平缓的、渐进的道路，它要求整个生产关系的改造和国家权力的彻底转移。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还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不应指望任何更轻松的路径。上海模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值得继承的遗产。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继承它，改造它，超越它——而不是把它当成终点，这才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