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们当代的教育

我在几天前撰写了一篇名叫《论我们当代的教育》的文章，广受好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教育”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其具有历史性，与所有社会事物一样随着客观条件的转变而转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同时自身也会受到旧意识形态残余的限制。第二个问题是，在那篇文章里，我只进行了一个横向的结构分析，并且仅从制度化的“教育”的视角出发。然而实际上，当我们研究教育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研究“教育制度”吗?并非如此，因为教育是一种“人的社会关系”，其中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制度”，因此我们务必从“人”这个角度再窥探一下我们当代的教育，这是十分必要的。

当代的教育，之于30年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一过程不是一纸“扩招”的行政命令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发展促成的，是我国的经济条件变化促成的。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1998年扩招前夕，为9.8%。1999年扩招元年(这一年也是中国国企改革、亚洲经济危机的年份)，突破10%。2002年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达到51.6%，进入普及化阶段。2022年为59.6%。2023年为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2024年为60.8%。2025年为61.3%。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教育结构的变化是同一历史进程硬币的两面。1990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1%，第二产业占41.3%，第三产业占31.6%。到2023年，这一比例调整为7.1%、38.3%、54.6%——第三产业从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上升至超过一半，取代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行业，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同样剧烈。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70.5%，第二产业占15.9%，第三产业仅占13.6%。三十余年后，202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74041万人，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升至48.8%，第一产业就业人员降至22.8%。近一半的就业人口集中在服务领域。与此同时，劳动力总盘的规模也在发生转折。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为5.7亿、7.0亿、8.1亿和9.2亿人。2012年达到峰值9.3亿人后开始逐年减少，2023年为8.6亿人。劳动力供给从扩张转向收缩，这意味着每一个劳动者面临的竞争结构和议价空间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这一进程同步的是数字经济的扩张。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27555亿元，占GDP比重为9.9%;若按更宽口径计算，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达42.8%。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达8400万人，灵活就业人员总规模约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7%。这2亿人不在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上，也不在标准的劳动合同关系内，但他们恰恰构成了当代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从3.4%到61.3%，从70.5%到22.8%，从9.3亿到8.6亿——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教育的再生产职能转换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投射，教育的再生产职能转换就是在这个经济结构的底部秘密地完成的。1990年代，当第三产业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大学毛入学率不足4%时，大学承担的是精英再生产的功能，少数无产阶级子弟能够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跃迁——高考因此获得了阶级调和的缝隙，也留下了鲤鱼跃龙门的民间神话。但今天，当第三产业占GDP超过一半、大学毛入学率超过60%时，大学已不可能再承担“第三产业的精英筛选”的功能。绝大多数毕业生最终流向的是普通技术岗位、生产性服务业和基层管理岗位——大学从一种目标为阶级跃迁的独木桥变成了一个不被甩出劳动力市场的底线。体制内大学的资产阶级再生产职能与助力“阶级跃迁”的阶级调和功能在大部分的学校里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的职业劳动者的再生产。

所有的这些冰冷的数据，只能告诉我们历史大致趋势的发展，但永远不能描绘具体的个体。一个1990年代考上大学的人和今天考上大学的人，面对的是同一种心情吗?数据和趋势讲述的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意识形态讲述的则是“人们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当经济结构已经在几十年间完成了转型，但人们的意识依然停留在前一个时代的叙述中，这种错位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滞后所带来的。由于高考制度在形态上被很好地保留了，因此这种错位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学历等于地位”的1990年代，社会出现了著名的名为“高考改变命运”的普遍期待，这种期待被中国经典的封建科举考试意识形态强化，迅速地被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与无产阶级家庭奉为圭臬。30年对于社会本身很长，长到我们教育的本质都已经发生了变化;30年对于社会的意识又很短，短到某种早已过时的意识形态仍然会被当作“固有真理”来传递。它之所以被当作固有真理，部分是因为群众主观层面的惰性——当一套解释框架已经被反复验证过(哪怕只是在过去的条件下)，人们倾向于继续使用它，因为更换框架的成本太高。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套意识服务于资产阶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构需要。资产阶级需要维持一套规则，让被支配者相信竞争是公平的、失败是个人的、上升通道是开放的——哪怕这套规则的实际功能已经转向维持劳动力的批量生产。如果“高考改命”不再被相信，那么庞大的教育体系将面临一个它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用十几年的时间和全部的生活去换取一张不再承诺任何东西的证书?如果这个问题被普遍提出，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就会暴露。因此，这套意识不仅被群众主观地保留着，也被体制客观地维护着。它作为我们当下最有威力的意识形态被反复再生产出来——每一次重申都是对“这条规则依然有效”的确认。只要大学的入口仍然以“分数”为通行证，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极少数“高考成功”的案例可供讲述，这套意识就能在经验层面找到支撑点。它不是谎言，它是被缩减为极少数例证的旧真理——它在统计上已经失效，但在经验上仍未被证伪，在根源上仍未被扬弃。这正是它最难被拆解的原因。

我们当代的教育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和一个宣传学问题。教育制度从来不是孤立运转的，它与劳动力市场、进而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为了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稳定，资产阶级使用意识形态宣传对既定秩序进行加固——一切寒门贵子或小镇做题家五一不是这套加固体系的牺牲者罢了。正是在这一层，当代教育的一切景观——“三条赛道”的分化、底层学生对跃迁的执着、精英家庭对国际赛道的布局、分数公平的神话与相对剥夺感的现实——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