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宜佳的过期食品与“不朽”利润

近期某宜佳一些门店卖过期食品被逮住了，监管总局约谈了总部负责人。它像一个被捅破的脓包，流出来的是整个资本逻辑的坏水。

一、谁在吃，谁被吃

先来认识一下这场过期盛宴上的各位角色。他们围坐在一张圆桌旁，桌上摆着过了期的面包和牛奶，但账单却毫不过期。

坐在首席的是某宜佳总部。它西装革履，面带慈悲，手里攥着两样东西：一面是《加盟商管理办法》，另一面是财务报表。它不直接摸食品，它只摸数字。数字说：损耗率要降，毛利率要升。怎么降?怎么升?这是个技术活儿。于是总部发明了一套“时间相对论”——面包的保质期，在财务报表上可以折叠。对于那些即将从“临期”滑入“过期”深渊的食品，总部用进货折扣和考核指标，给加盟商送去了一台无形的“时光机”。它拍着加盟商的肩膀，语气温暖而坚定：“兄弟，临期必须清零，办法你自己想。”等东窗事发，总部立刻变脸，一脸无辜地对着镜头鞠躬：“个别门店的违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我们深感痛心，将严肃处理。”那神情仿佛自己是消费者协会的卧底。

接着看加盟商，他们是资本这台巨型绞肉机伸出来的触角。投入身家，签下契约，然后发现自己领到的是一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高昂的加盟费、必须从总部进货的价格枷锁、永远在攀升的销售指标。过期食品怎么办?丢掉?那等于把本就微薄的利润亲手扔进垃圾桶。不丢?那等于把良心也扔进垃圾桶。在这道两难选择题面前，资本早就替他们写好了答案：良心没有保质期，随时可以丢弃。于是他们成了魔法师：过期的牛奶，经过冰柜的短暂“修行”，能重新变成“鲜奶”;面包上的霉点在“促销”两个字的金光下，可以神奇地隐形。他们一边往货架上码放这些“时间的馈赠”，一边自我催眠：“这不是欺骗，这是资源优化配置。”直到被曝光，他们又成了总部祭旗的临时工。加盟商扶着酸痛的腰，仰天长叹：原来我才是那个过了保质期的人。

然后是消费者，怀揣着对连锁品牌朴素的信任，走进某宜佳明亮的店堂，以为自己是在购买便利和健康，实际上却成了过期食品的“人体消化终端”。付出真金白银，收获的可能是腹泻、是呕吐，是一份来自资本的黑色幽默。总以为“顾客是上帝”，后来才明白，在资本的字典里，“上帝”的另一个意思是“沉默的买单人”——最好吃完就安静，万一闹肚子也别吭声。就像一群活泼的小白鼠，快乐地咀嚼着现代商业的文明成果，浑然不知自己正在参与一场伟大的“食品去库存”社会实验。

还有一群容易被忽略的人即店员。他们是工资条上那一行随时会被修改的数字。他们眼睛最尖，一眼就能认出哪些货已经“寿终正寝”，但他们不能说。说了店长就会用看待“叛徒”的眼神剜过来，轻则扣钱，重则让他们立刻变成失业青年。于是他们默默地把那些回魂食品摆上货架，用沉默换取口粮。他们心里清楚，替过期食品买单的，可能是隔壁邻居家的孩子。

最后是监管部门。他们像一位操碎了心的主人，面对一群屡教不改的黑白猫，苦口婆心地约谈、教育、责令改正。约谈会上，气氛庄严肃穆，总部负责人沉痛表示要“建立健全机制”。那一刻空气里弥漫着痛改前非的决心。可惜监管一转身，它又立刻扑向那条名叫“利润”的咸鱼。这种“猫鼠游戏”演了又演，每次都以监管的严厉训诫和资本的信誓旦旦收场，而下一次过期食品又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货架上。

二、资本的永恒绞痛

为什么某宜佳的货架上，过期食品总能“春风吹又生”?这不是管理问题，这是阶级问题，是资本与生俱来的肠胃痉挛。

第一重是利润的胃与健康的口无法兼容。 资本只有一个胃，这个胃专门消化“剩余价值”。它贪婪地要把每一分钱都吞进肚里。食品安全是什么?是一种成本，是应当被压缩到无限趋近于零的非必要开支。把过期食品扔掉，等于把一粒粒金光闪闪的利润冲进下水道。资本先生看到这一幕，会心痛得抽搐。于是它发明了巧妙的消化方式：让消费者的胃，来消化自己的损失。面包过了保质期不要紧，只要能卖就卖。这不是什么管理漏洞，这是彻头彻尾的、以人的健康为饲料的利润催肥术。在资本的算盘上，消费者的腹泻，不过是一颗微不足道的算珠。

第二重是成本的“甩锅”艺术。 资本最擅长的魔术，叫“成本外部化”。经营产生的损耗，本应由资本自身承担，这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样天经地义。但资本偏不，它要练就一种绝世武功，把肚里的坏水，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进消费者的茶杯里。你买到一块过期蛋糕，吃坏了肚子，这其中的诊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资本是用什么来支付的?是用“您已离店，概不负责”的潜规则，是用消费者申诉时漫长的流程和刁难来支付的。它成功地把自己的过期货损，转化为全社会的健康税。这等“化私为公”的本领，堪称经济学上最不要脸的创新。

第三重是总部的脑与门店的手，在互相掐架。 总部这个大脑天天想的是规模、是市值、是向更高处的资本汇报。它精心设计了一套模式：从门店身上抽血，却要把控食品安全的无尽责任，像扔骨头一样扔给门店。门店则被抽得骨瘦如柴，为了存活，只能把手伸向过期食品这个“禁果”。总部赚得盆满钵满时，从不提门店在刀尖上跳舞的痛苦;等到出了事，大脑立刻指挥嘴巴发表声明：“那是手自己动的，与大脑无关。”这种“精神分裂式”的管理，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有利润的地方就有我，有责任的地方请找临时工”。然而无论是脑的贪婪，还是手的龌龊，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同一种资本逐利的基因。

第四重是信息的黑箱是欺诈的温床。 消费者走进店铺，面对琳琅满目的包装，只能凭借包装上的几个数字来判断食品的新鲜与否。这层薄薄的信息壁垒，就是资本为所欲为的舞台。改个标签在资本看来，不过是改几个数字，成本几乎为零;擦掉霉斑，也就是多一道“保洁”工序。而消费者要识破这些，却需要练就火眼金睛，甚至需要随身携带化验室。这种信息上的绝对不对等，让欺诈成为一项低风险、高回报的稳赚生意。当欺诈的成本远远低于守法的成本，当欺骗的收益远远高于诚信的收益，资本的选择比猎狗嗅到骨头的方向还要准确和坚定。

三、把吃进口的东西交给不出卖良心的人

某宜佳的这一幕不是一场偶然的闹剧，它是资本逻辑下的必然悲剧。它再次撕开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只要食品被当作纯粹的商品，只要食品的生产和流通由资本来主宰，那么消费者的餐桌就永远是一张赌桌，健康就是随时可以被推上桌的筹码。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不惜弄虚作假、欺骗甚至毒害消费者。这不是个别资本家的道德沦丧，而是整个资本制度的系统性腐败。约谈一个总部治不了它的病根，因为病根长在它跳动的贪婪的心上。

因此食品安全，这种关乎每个人身家性命的公共产品，究竟应该委托给谁?

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绝不能委托给资本。将百姓的饮食安全，交到一群以利润为唯一KPI的逐利者手中，无异于请狐狸看守鸡窝，然后温柔地嘱咐它：“记得做一只善良的狐狸哦。”这种嘱咐除了感动自己，毫无用处。资本会认真听讲，点头哈腰，回去之后照旧磨刀霍霍。

于是怀念起曾经的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城市里的副食店、粮店，挂着“国营”两个字。售货员阿姨穿着白大褂，货架上的酱油、饼干、猪肉，都带着一种质朴的保证。那时没有某宜佳，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加盟广告，但更少有胆战心惊的保质期猜谜。为什么?因为那时的食品生产流通，目的不是为了给谁创造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国营企业不考核“股东回报”，它考核的是“保障供给”。浪费和损耗固然也有，但那属于管理问题，绝不会演变成处心积虑地将过期产品强卖给消费者的制度性恶行，因为没有一种制度在激励它去坑害本单位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当时的售货员可能会跟你拌嘴，但她绝不会面带微笑地把一袋长毛的面包塞进你的菜篮子，因为那既不会为她增加一分钱奖金，也违背了最根本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服务的人民，不是财报上的股东。 正是这种根子上的不同，从源头上铲除了弄虚作假、危害公众健康的土壤。那时的信任不是来自复杂的追溯系统和区块链技术，只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卖你东西的人，和你站在同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

然而今天花费巨额成本，建立复杂的追溯体系，出台繁复的监管规定，约谈、罚款、曝光，忙得团团转，最后却发现只是在费力地修补一个四处漏风的、名叫“资本逻辑”的破篓子，试图用无数的补丁去规训一头嗜血的猛兽，让它吃素。而几十年前却拥有一个绝不故意伤人的坚固容器。

所以出路究竟在哪里?出路不在于更先进的监控探头，不在于更密集的约谈频率，而在于一场彻底的制度突破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