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吃饭有没有阶级性呢？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提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的确，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吃饭、物质生产是全部历史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起点。在现代工业社会，食品的现代化供应让吃饭问题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解决，不可否认，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那么，吃饭作为一种自然生存行为，它到底有没有阶级性呢?

吃饭，是人的自然属性，不管哪个阶级，不管是奴隶、地主、资本家，还是工人，人都需要食物才能活下去，这是生物本能，本身不自带阶级属性。但是，人的吃饭行为一旦进入社会领域，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吃饭的社会形式、实现方式、食物分配、获取权利、风险分配都具有阶级性，如何获得食物，如何分配食物，食品是否安全，皆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财富分配决定。同样是吃饭，底层只能承担廉价食品的健康风险，富人可以花钱规避风险。

在欧美国家，普通底层的食物来源主要来自平价连锁超市、快餐简餐、便利店，中产阶层则可以通过农夫市集、高端有机超市购买价格高、品质好的食物，而顶级富豪阶层依靠私人农场、邀请制高端食材服务商、专属私厨、定向定制养殖捕捞等方式单独获得一条食物供应链。

从本质上讲，食物是阶级边界最日常的载体，不同的食品获取来源是阶级差在餐桌上的反映。

食品来源的不同也意味着食品带来的健康风险也不同。廉价加工食品普遍高糖、高油、高盐，热量高但微量营养素不足。低收入人群长期选择这类食物，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病发病率更高。此外，供应链监管上一旦出现管控疏漏，就容易跨区域爆发大规模风险。2011年9月，因食用科罗拉多州金森农场生产的受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的甜瓜，美国共有28个州、146名消费者患病，其中33名患者死亡。该事件成为美国近30年里最严重的食源性疾病致死事件。普通人的食品安全依靠政府监督、市场抽检，面对经营主体提供的食物没有办法自行判断食品的来源和质量，而富豪可以依靠资本把食品供应链从公共安全体系中抽出来，自己建立一条可控的私有链路。也就是说，有钱人直接定制化养殖，自己给自己设计吃什么。马克·扎克伯格的夏威夷考艾岛Ko’olau牧场是最典型的例子，该牧场占地约2000多英亩，涵盖菜园、果园、肉牛牧场。他会指定养殖方案，比如给牛投喂坚果、啤酒来调整肉质;蔬果按个人口味安排种植，产出优先供自家、亲友聚餐，极少对外销售。同时有专门管护人员，可自主管控农残、饲料，属于典型自用定制供给，直接隔绝公共食品风险。

看到这里，读者应该已经能够回答笔者在开篇提出的问题，吃饭到底有没有阶级性呢?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三湾改编、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要求官兵同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带头与全国人民一起吃苦，他给自己定下“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由于缺乏长期营养，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许多群众一样得了浮肿病;他反复批评干部脱离群众，单独吃小灶，提倡干部下基层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在毛泽东看来，干部不能置身于群众的苦难风险之外，如果给掌权者单独提供一套食品供给体系，那他们就可能会漠视基层群众的吃饭问题，只有和群众吃同样的饭菜，才能让他们了解老百姓的吃饭情况，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吃什么饭。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大谈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连最基本的食物都吃得不一样，更何谈平等，何谈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