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

“我国地少人多，解放初期如果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搞国营农场，农民是不会满意的。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这里所说的土地的“一小部分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我们最后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首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经过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转变为国有。

现在农村的土地、工具、产品和劳动，都还是基本队有。我们的任务是在条件成熟时，首先实现社有，然后再实现国有。随着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只要政策对了，中国的农民是好讲话的，他们并不是那么保守的。当然，如果政策错了，就一定要受到农民的抵抗。例如，一九五三年河南长葛县要修飞机场，由于对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的生活没有进行安排，结果农民就三线布防，第一线是小孩，第二线是妇女，第三线是男人来反对修飞机场。他们说，麻雀被掏掉了窝，还要叫几声，何况人乎?可是后来政府向他们承认了错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他们也就没有意见了，机场也修成了。”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