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河滩的记忆之 农村（生产队）兴衰——毛庄记事

伊河滩的记忆之

农村(生产队)兴衰——毛庄记事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引子

1966年麦罢，母亲从田湖调到毛庄小学(那时月工资24元)，毛庄两名老师用两辆架子车装上我们全部的家当，第二辆车上是外婆用泥糊的灶台，和母亲在地里拾的、用来烧火做饭的麦茬。那年我四岁，坐在灶台旁边，也被拉倒了毛庄，毛庄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几十年了，老村的房舍街景、儿时人物还经常在我梦里出现……

一

毛庄村西靠后坡，东临伊河，南到焦涧川口，北到卸甲沟口，约一公里见方。从后坡西上两架坡，与卸甲沟接壤，有少量坡地。

有一个传说，伊河出陆浑口三四里，有一个湖叫田湖，放伐的人们习惯在湖的上游下锚停泊，时间长了，人们就把这里叫锚桩，后来演变成了毛庄。还有一个说法，这里是汉朝有个叫毛延寿的宫廷画师的后花园，因此得名。我到毛庄时，绝大部分群众的口语一直都叫“麻庄”，很少有人叫毛庄的。文革以后，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才慢慢地习惯了叫毛庄。

二

小时候常听人说瞎话(讲故事)，说的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遍地，百姓不得安宁。村里有个刀客叫汪洪谟，独来独往，为人义气，在外有朋友，在西安一带名声很响，小孩夜哭，只要一听汪洪谟来了，立马止哭。但回来却很低调(后人后来都从事教育)。

XX是汪洪谟的族侄，在汪洪谟家偷了一把手枪，汪洪谟也没计较。XX后来也拉起几个人，称霸乡里。一次，汪洪谟回来，有人传信，XX要不利于他，他也没当回事。睡到后半夜，房屋起火，XX派人用枪封住屋门，汪洪谟冲不出去，死时背靠屋门，手掂双枪，人们都不敢靠近。

鸣皋的刀客听说后，打着抢前来营救，半路听说汪洪谟已死，就折返了回去。汪洪谟的亲侄汪恒源在外地读高中，XX要斩草除根，汪恒源得信后提前出逃，才免得一难。当年的民生艰难可见一斑(日本鬼侵嵩，XX替日本鬼做事，为害乡里，后被政府枪毙)。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到了民国，也只知道派款征粮抓壮丁，老百姓的生死存亡，日常生活，不管他们一点痛痒，任其自生自灭。

1928年为防兵祸匪患，汪俊川(汪应坤曾祖父)组织村民挖寨壕修寨墙。西寨墙(离西坡根半里多地)临大路，没留门，怕过兵麻烦。只留了东门、南门和北门，方便农事(南寨门向南走六十丈拐西，直对象鼻子坡。一直保留到1970年代)。寨墙高两丈多，宽约两丈，南北长约一里，东西宽半里靠上，周长约一二里(刘寨娃这年出生，起名寨娃)。寨墙修成，汪俊川去世。隔一年， 1930年夏秋，连发三次大水，寨墙保护了全村大都是土墙草房的人家平安。

毛庄不知何时成村，也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布局。寨墙修成后，从南寨门进村约三四十丈，街道呈人字形东西分开，东边到石家胡同直走、西边到蔡家胡同直通北街出北门，中间有很多小胡同小叉，比较迷人。北街就比较单一整齐，西止西寨墙，往东直出东寨门。北街再往北边有一胡同临北寨墙，为防土匪，从北街汪群栓家进入，穿院过屋直到北胡同。北街和人字街两边匀布着五口水井，一两丈深即可见水，井水清冽甘甜，二队(东北)的井水质最好。下雨天道路泥泞，人们就锯一块脚型木板，下面前后做两个木脚，上面用帆布条套在脚面上，叫泥屐，出门套在脚上(1969年，洛栾公路开始铺柏油，也开始有了胶鞋)。

大水过后，村民们念及汪俊川的功德，送匾(汪应坤存)纪念，扁书：道修汪寨首先生功德忠厚可风 合村仝立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毂旦。田湖乡绅也送匾曰“雅范犹存”(此匾后来用作小学黑板)。

寨墙保护了村民十几年，1944年日本鬼来后，寨墙已形同虚设，没地方住的穷人家，就在寨墙脚下挖孔窑洞藏身。

那时，毛庄村人口增长缓慢，村里领事的人说，啥时够七百人就唱对台戏，庆贺一下，却一直不能如愿。

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百姓穷困，易生难养。单身男人倒不少，遇见灾年，他们就到外地甚至安徽一带倒卖妇女赚钱，也有做媳妇的，可不安心生活，不久又卖掉。 加上几乎没有医疗保障，传染病频发，婴儿成活率极低。

三

一直到1960年代前期，田湖公社有了卫生院，有两排十几间房子，医护人员、病床都很少。建陆浑水库时，陆浑附近也设了工地医院。虽然医疗条件有所改善，可群众有小病大都自己扛着，实在不行了才上医院就医。每年秋冬季节， 乱葬岗、坡上还到处可见死婴，俗称死娃子夵，多时有十几个。但没有了兵患匪祸，社会稳定，生活有了着落，群众有生养的欲望，人口开始不断增长。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直得不到重视。1968年，新生事物“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出现了，毛主席抓住机遇，大力推广，迅速传遍全国。1970年代，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有150多万。毛庄大队也开办了卫生室，生产队有卫生员，他们走上田间地头为社员服务。群众头疼脑热可以就近求医，传染病可以预防，也不再为孩子接生发愁，医疗条件大为改观。1970年代，毛庄村已有一千二百多口人。

1985年国家声明“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赤脚医生逐渐消失。后来医疗市场化，社会医疗资金一步步倾向城市，但他们仍然“提心吊胆”地、“非法”地在乡村为群众排忧解难。

四

崔德荣、刘满仓、刘聚安、刘坤江、汪建军回忆，1940年代，在南寨门里有两间草房， 里面有十几个学生，穷人的孩子是不能进的(七百人的村子二十个学生，分四个年级，一年入学只有五个学生，穷孩子还不能入学，可见那时教育的落后和不平等)，这就是最早有记忆的学校。解放后，学校搬北街汪家祠堂，是复试班，有两个教室二三十名学生，一、 三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一个教室，一个年级讲课， 一个年级自习。六十年代前期，学生数量已增加不少，在田湖读高小的就有十几人，每年也会有一两个人考上县一中。

1965年，学校迁韩家大院(西邻石家胡同)。韩家大院是原国民党师长韩文英的私人庄园，坐北朝南，北面地基高，六间两层上屋，有简易木梯上下。往南稍低，东西两边各三间厦房(西厦房也是两层)，西南角三间下房，留一间做大门。东南角三间像是后来盖的，整个四合院都是混砖到顶，中间加土坯，冬暖夏凉。

院内新设一班农业中学(半耕半读的识字班，简称农中或耕中)，都是大龄学生， 有三四十人。汪建军这年入学，和农中的大龄学生同班学习。1966年秋上一年级，有崔建明、董建庄、刘广照等三四十名同学，1972年读初中。刘雪萍、冯润兰、刘遂章等在毛庄高小读了两三年，1971年到田湖中学上初中。1975年后，两批人先后高中毕业。他们也就是社会上说的文革期间被耽搁的一代人(实际上，他们照样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倒是改革开放拆除了他们国营企业、农村集体组织的舞台，他们才没有了超越后文中说的、1970年代前期刘聚安那批人的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三年，毛庄小学仍在上课。期间，毛主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9年改冬季招生(也算1970年春季招生，1974年又恢复秋季招生)，贫下中农开始管理学校。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初高中各二年。他们读了一年半三年级。我这年年底上学，应该是农历年年前入学吧，课本只有《语文》、《算术》，装在书包里轻飘飘的，跑起来身轻如燕。《语文》前几课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高年级有《常识》，记得还有《乡土教材》之类的课程等。一星期上五天半课，星期二、五下午是劳动课。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到学校出早操上早自习，上下午各三节课。体育课东寨墙外出操，到河滩柳树行跑接力赛。夏天喝的是井拔凉水，谁再往水瓶里放两粒食用糖精，喝着简直就是琼浆玉液，爽快无比。放学前，各班都要唱一首昂扬向上的歌曲。晚自习上用的是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学到很晚也不用家长接送。我们还写毛笔字、打算盘。夏秋农忙放假，帮助收麦收秋。

五

1950年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贫下中农分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接着走农业合作化，共同富裕的道路;1960年后，他们在“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唱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公社是颗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这时已经是1970年代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方面宣传新思想、新生事物，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一方面演《收租院》，批判旧社会的罪恶。学校没有少先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1978年被撤销)。我们也有宣传队，说三句半，演小话剧《半夜鸡叫》。人们都积极崇尚做好人好事。但仍然有坏人坏事，也有人落后偷东西，吃的穿的啥都偷。但毕竟是极少数，怕被人逮着出丑，不那么气壮。那时候的坏人做坏事，就像过街老鼠，大多数人都敢理直气壮地批评斗争，正气总能压着邪气。

(1980年代开始，全社会好了伤疤忘了疼，社会宣传机器带头，“伤痕文学”等到处都在控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罪恶”，尤以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最为突出，《人生》是一小资的人生攀爬，危害尚小。《平凡的世界》颠倒黑白，以点概面，把支流当主流，无视绝大多数人的奉公奉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糟蹋的猥琐不堪，致使世风日下，至今流毒不散)。

贫管会(城市是工宣队)都是品质优秀的老农民(老工人)，用他们良好的品行感染教育老师和学生。各学校都组织师生“忆苦思甜”吃“忆苦饭”，做今昔新旧社会的对比。大队也“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典型的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人，把他们多吃多占或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財产摆列出来，让人们参观批判，扶正祛邪(《75宪法》上写了的，这叫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坏的，表彰好的，对大家都有一个警示作用，效果极好。在现在的法治社会这是违法的)。大队也拨出良田，让师生在勤工俭学的同时，也为学校增添一笔教学经费。学生每年只交两元钱左右的书本费。

学校1969年后开办了两年制初中，课程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1973年教育回潮中断一年。1976年迁村前，大队先在西寨墙外、洛栾公路以东盖了几排新校舍，共有小学初中七个班，每班约四十人(含陆浑两个队的学生)。1977年设两年制高中，(其他高中1975年就)增加了《化学》、《工业基础知识(工知)》、《农业基础知识(农知)》。期间，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初、高中毕业生，不但品质好，毕业后也可以很快上手工作。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更是国家的宝贝。

1970年代末，邓小平听信大专家说的“中国的教材与时代完全脱节”，花十万美金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教材”，国家教育开始正规化。之后，嵩县乡镇设重点中学，与村办中学争生源，任其自生自灭……

六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美、苏两霸都讹诈威胁我们，毛主席说“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候讲“拥政爱民”、“拥军爱民”，适龄青年都踊跃参军，大队每年敲锣打鼓地慰问军属、烈属，礼物不多，一份猪肋肉和几斤粉条，人们看重的是那份荣耀。

我们那时候都崇拜英雄，看不起怂包，更不想做坏蛋。我们见证了解放军千里拉练，他们穿着三点红的65绿军装，就借住在社员家里，纪律严明，和和气气，走的时候真是缸满院净。郑州巩县的民兵修陆浑水库东干渠，也住社员家，作风和解放军也有一比。

1958年大办民兵师后，赫鲁晓夫来访，大吹原子弹厉害，毛主席轻松地说了一句，我们有一亿民兵。赫氏顿时傻眼。后来我们全国民兵精简到两千万，他们是“保卫祖国的战斗队，建设祖国的排头兵”。是共产党、共和国和无产阶级的第二武装，划归“四人帮”领导。各公社有民兵武装，各大队都有民兵营(连)，嵩县南街大队民兵营有三十六支枪，毛庄大队民兵连有十八支枪。都由基干民兵带回家里自己个人使用保管，子弹也发给他们。嵩县约三百个大队，平均一个大队二十支枪，加上县直、工厂，足足有五六千民兵、五六千支枪。他们不拿国家一分钱，平时参加工农业生产，定期组织训练，实弹射击。战时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盾。我们学校也分班组织刀枪剑戟训练，我们也抓特务玩。全国“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并且“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无论是美苏两霸，还是国内残留隐藏或蜕化变质的反动阶级、反动分子，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怕过什么怕过谁!倒是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毛主席逝世后，“英明领袖”粉碎“四人帮”，收缴了民兵的枪支，分别存放在各大队民兵连长家里。1983年，改开设计师又将这些枪支全部收入仓库封存。后来，猎枪、土枪、小口径步枪，一切枪类和管制刀具、炸药都收起来了。告别了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法治社会。

从此，人们的思想、社会的风气一天天下滑……

七

解放前，毛庄村的农业极其落后，坡地收成低，河滩地又水患频繁，经常被冲毁，有劳力的人家如果勤快，就整理出来种庄稼，运气好就种几年，再遇水灾就再说了，沿河两岸大都如此(我老家寺庄那时主事人能力强，也有水利知识。从岗上到汪庄沙沟口有十几里地，临伊河都是我们寺庄人修的大堤，又在大堤的里面四百米处修一引水渠，中间都是水浇地。伊河对岸也有我们的地。三千多人的村子有五千多亩耕地。我们寺庄人也吃苦勤快，有水地的人家，年年都到上游汪庄，沿河疏通渠道，引水浇地，不误农时。我父亲小时候也曾跟着爷爷出工修渠。修建陆浑水库，我们寺庄村的牺牲是很大的)。

所以，那时的村民收成很不稳定。大多数贫雇农的收入更是没法想象，他们少地无地(记得忆苦会上说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出卖力气为生，如果没有雇主，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一天两顿饭，糠菜半年粮”是常事。他们一年四季衣不蔽体，春秋夏还好凑合，冬天睡的是麦秸或稻草上面铺破苇席，全家一床破棉被，实在太冷，就用烂布缝成口袋，装些稻草麦秸，紧放在身边挡风。就是富农(我老家寺庄村叫“疙瘩户”)、中农户也是天天节衣缩食，数着粮食过日子。只有极少数地主(我老家叫“美气户”)可以生活无忧，吃穿不愁。

解放后，国家第一次实行土地改革，贫雇农也分得了房屋有了家，共产党把封建地主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他们，并带领他们一步步走向互助组、初级社合作化道路，防止了贫富两极分化，广大群众的生活都有了改善。但由于土地以前是各家各户的，高低不平，坑洼不一，怕旱怕涝，粮食产量仍然很低。

1955年，农村的先进分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成立半社会主义性质性质的高级社。毛庄村也把初级社合并为高级社，这年出生的三个孩子分别取名刘聚社、刘新社、石合社。表明了他们父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愿。广大农民的做法和态度得到毛主席的赞许，随后，在他两次编辑并亲写序言、按语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8年，刚进入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开始利用集体的力量整合土地，1959年又发生了自然灾害。由于毛主席的重视，各级干部都不敢懈怠马虎，凭借刚成立的、还没多大实力的集体经济，带领社员群众平稳地走出困境。吃食堂最困难的时候，社队基层干部想尽办法节约粮食，保证人人一天三顿三瓢稀饭，以应对长期的困难，避免了几千年来荒年动荡、百姓千里逃荒的惨剧重演。汪秋耕、汪应坤回忆，为防止基层干部利用掌控食物分配权而多吃多占、欺压社员，毛庄大队和程村大队还互换了司务长，毛庄大队的汪吉甫去了程村。由于基层干部安排得当，1961年5月食堂解散时，有的大队，社员们还分得了一份余粮。

农村人民公社兴起之初，一线领导人瞎指挥，一大二公，无偿调拨农民资产的情况频频发生，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一年半三易其稿，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于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颁行，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生产有了计划，开始稳定。

之后，由朱书敬任大队长，由安头、程村、毛庄、陆浑几个村组成的大队解散。

石天水从田湖大队回毛庄(含陆浑)任大队长，把原先凌乱分散、凹凸不平的农田平整成块，以方便灌溉、增产。天旱时，一个生产队出二三十人，四个队百十个人，到焦涧川上游的小安头挖泉眼，引水浇地。各生产队根据情况种些小麦、稻谷。

陆浑水库蓄水后就更稳定了，临河大队都在伊河主河道边修边檩(河堤)，防止洪水毁田。边檩的凸出部分叫抓子，用以抵消洪水的冲击力。

大概在1972年夏天的一个午后，骄阳高照，十几个社员在修抓子，水中搭有木架。我们几个孩子在上游戏水消夏，我不小心被一个小浪往下游冲去。冲到抓子处，石三章在木架上用脚勾住，我才脱离了危险。集体解散后，村委虽然也组织修堤，但力量有限，越修越小，已近荒废。边檩往西约四十米是一道渠，渠底高，水浅，缺水时从陆浑河滩把改水进秧盘地。小一点的孩子在这里洗澡。

近几年国家大力投资旅游，从陆浑到洛阳，沿伊河两岸修建旅游长廊，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旅游长廊就在一道渠的位置。再往西约五十米是二道渠(上游有水闸，每到陆浑水库关闸，大人小孩都到二道渠抓鱼，闹的人叫鱼跳，泥水四溅。末了，都提溜着自己的收获，身上带着没有擦干净泥水，嘻嘻哈哈地回家改善一顿)，二道渠距东寨门约有四百米。南门外到焦涧川口也修了引水渠，用水库的水浇地更方便了。

但群众种地都还是自己留种，小白麦种子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化肥，上的沫子粪，平均亩产约一百多斤(旱地收入更少)。毛庄人口也增长了，平地坡地，人均约有一亩，缴了公粮和集体提留，一年口粮小麦只有五六十斤，岭上的人家更低，人均约二三十斤。秋天的收入会杂一点、多一点。1960年代两季的收成基本可以维持生活。

八

刘聚安1947年生，土改时家里是贫农。1955年在毛庄初小上学，1959年考入田湖高小(五、六年级各一班，要求一班四十五人，实际约三十余人)。1961年，田湖成立嵩县第十三中学(戴帽中学)，一学期后，毛庄的学生回村，在大跃进时期的万头养猪场旧址又学了一个学期。1962年，经考试择优到县一中上初二，1964年毕业(全县三十多万人，每年初中毕业约四、五百人)，回村教农中(半耕半读，城市是半工半读。经过毛主席提倡的1950年代的扫盲运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已有所提高。这时，由林彪发起，全国城乡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为1970年代人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为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农村的教师统一称民办教师。其哥刘聚娃应该是1961年的第一批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的待遇是大队每月记三百分工，每年到生产队参与分红，县里按教龄每月发五到八元工资(二十多年时间，特别是1970年以后，大批民办教师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81年，国家决定取消民办教师，先是一部分考试转正。由于生产队集体经济解体，没转正的只能靠村委收取村民的提留粮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大约2005年前转了最后一批，还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这个“尾巴”中，有的小学校长教了一辈子书，因繁琐正规的规矩限制，也没能得到国家的教师认可，遗憾终生)。

不久，刘聚安到县科委上班，县委副书记张斌见到后，有意让他去县委当通讯员。科委主任李作芬打算培养一段时间，让他参加社教运动。结果社教停止，就被安排到县印刷厂工作，他不习惯机声嘈杂，又回到毛庄大队务农。1966年开始，毛主席要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再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相互间进行思想革命，革大自然的命，革自己的命，以保证人民的江山永葆青春。

【毛主席去世后，他发动、领导的，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被后任者定性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晚年犯的最大“错误”，是“十年浩劫”，被清算了十三年。把他认为的“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造反派”总结成比日本鬼还要坏的“三种人”、“坏人”，说“要整顿好内部，不能让坏人钻进来”，“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就是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也要拿下来，永不录用。致使已经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陡然急转直下……

1949年前后，在恶劣诡异的国际局势下，毛主席共产党对外，打出了国威，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同时也完成国内的了剿匪反霸，清除了千年匪患，黄赌毒绝迹，县公安局几十人，公社只有一个公安员，公安关处理最多的案件也就是小偷小摸。基层乡村政府，公社、大队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安排生产生活之余，也就是处理家庭邻里纠纷，人民群众过了几十年安逸生活。

十年文革，官不聊生，是官僚的浩劫，人民群众则是扬眉吐气。八十年代以后，打开了魔盒，引进了豺狼蚊虫，一个县的各种警种虽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一个乡派出所也有十几人)，但经济“合法”犯罪，金融诈骗兴起，黄赌毒盛行，凶杀自杀案频发，多时，一日要出警一百多起。失去了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庇护，人民群众日渐成为弱势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则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群体，先是贪得无厌地鲸吞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又在与国际大鳄的博弈中，无止境地出卖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

到现在几十年了，日理万机的党中央，要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仍然要为处理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这些“蟊贼”劳心费力。

也是劫数，时间太短，人们的社会意识得不到有效提高，最后，只能让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人民……】

1967年，文革从学校发展到社会。毛庄大队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8 年，公社任命刘聚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在冬天开始的“整党建党”、“政治建队”中，作为“新鲜血液”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党的九大后，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1年初夏，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九

1970年代，毛庄大队有六个生产队，一千五六百口人(含陆浑村两个生产队，解放前二三十户人家，按一户四口半人，约一百多口人，这时约二百多口，2026年将近一千人)，毛庄村四个生产队约一千二百多口人，比解放前将近翻了一番，可土地却不会多，平地八百余亩，人均半亩多一点。但这时大队也建立了科研站，可以选取良种，有了农业技术员、水利技术员、棉花技术员、林业技术员，机械化与化肥也开始使用。在大队党支部和大队革委会的带领下，全村社员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引水浇地。有时深更半夜，还能清晰地听到浇地的人在相互传话，放水截水。这时亩产已达六百余斤，与伊河下游的古城大队、洒落大队同属县里的高产大队。

大队、生产队都有集体提留粮，多少看收成，收成好了多提留，不好就少提，大队的不多。提留粮、种子、 牛马和猪的饲料都存在生产队的仓库，由生产队保管。 主要用于社员外出搞工程(那时叫民兵，不叫农民工)，如1969年国家搞战备修焦枝铁路，嵩县组织民兵营，与大家日夜奋战，七个月就通车了。1973年，县里建栗子坪电站，毛庄、程村几个大队组成民兵连，也是十五个月就发电。像这些工程，粮食都是从生产队仓库出，钱从生产队账上出。如果集中修梯田、修稻田，也叫大会战，各大队中午管饭，杠子馍管够，粮食也是各生产队出。稻田下面是鹅卵石，上面有三五寸淤泥，稻谷就特别旺盛。如果下面是细沙，稻谷是不长的。

耕牛、牲口是生产队的重要财产，主要耕作、运输工具，管理的都是指靠住的人，他们俗称“牛把子”，都诚实可靠、忠厚善良，并且熟悉、爱护、善于饲养、使用牲口。他们都是生产队最出力的人，白天上工犁地耙地，收草铡草，晚上还得睡在牛屋照顾耕牛，生产队一天给他们记十二分工。各队都有四句(八头)牛，都是宝贝。

一队牛把子汪北岳，汪成(队长)，温十三，王忠庆。

二队牛把子汪荣堂，汪东方，韩治娃，任昭。

三队牛把子队长刘赞娃，牛把子刘元章(也赶马车，有三匹马)，冯九长，刘长水，王海清，汪改章，刘疙瘩等。

四队牛把子王金水，刘永建，刘水娃，刘坡娃，刘福顺，王记娃，刘平，马把子刘三奇。

庄稼收了以后，生产队长先安排社员拉粪、散粪，牛把子就安排犁地。有了化肥(氨水)后，就安排一人，用瓦罐钻个孔，紧跟在犁后，往犁出的墒沟滴撒氨水，下一犁刚好盖着上一沟的氨水。后来有了碳铵、尿素、磷肥，施底肥和追肥就方便了，产量也更高了。

一队队长汪邵(红利)，王忠保，王忠庆，会计汪长发，张海水，妇女队长朱芬英，白凤，保管王同心，记工员汪喜来，汪兴旺，民兵排长聂玉军，王喜燕，

第二生产队，队长汪官保兼民兵排长，会计刘坤海，保管石守现，记工员刘贵生，妇女队长杨桂香，还有牛把子队长，都由社员选举，大队任命。

第三生产队队长先后有刘耀勤，刘庆娃(兼民兵排长)，郭黑子，妇女队长贾素果。会计刘寨娃，刘明欣，高顺清，刘炳文。保管刘头娃，刘聚社。记工员汪岳灵。

四队队长刘双福，刘双林，刘坡娃，会计蔡大捞，保管刘喜三，记工员刘明娃，妇女队长姣，民兵排长刘喜栓，

牛把子大都人勤快，有办法，有特长，能指靠得住。知情人到现在回忆起他们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大都还是认可的。现在网上有威海市下杰树吧上贴的、生产队时期五好社员的标准：“政治思想好，集体劳动好，学习技术好，爱护公物好，勤俭持家好”。我们这没这样的文字记载，但这些人基本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生产队几个当家人不定时到一起商量工作、安排农活。每天早上，队长敲钟集中社员分配任务，根据季节不同，分别安排运粪、散粪、追肥、追氨水、锄草……各路小组或四五人或七八人不等，小组长带他们开始一天的工作，作息时间自己安排，晚上由记工员统计工分。男劳力十分工(早上2分，上午4分，下午4分)，女劳力七分工(1：3：3)，定期公布，年底结算分红。社员也可以查分。

二队有三百二十口人，人均半亩地，麦天人均一百二十斤口粮(口粮人工混在一起，人七工三，各家多少不一。有的生产队口粮人工五五开，或四六倒四六分的很清)，秋天分红薯、稻谷、玉米、豆类、萝卜、白菜、窝瓜。红薯大部分和萝卜、白菜可以窖藏，少部分切红薯片。

生产队收获的菜，一部分分给社员，一部分可以到集市上卖，是生产队集体经济收入的一部分。

毛庄大队的社员，仅靠人均半亩多地，日子比附近的大队要好一些。五保户由大队养起来。极个别劳力少、生活困难的家庭，生产队都会给予照顾，年底，大队看情况再补点。一年一人照顾小麦五六十斤， 玉米七八十斤。加上自己的口粮、工分，自留地的收入，秋天的瓜菜。国家每年还有返(统)销粮，就是拿出一部分粮食返还农民，象征性地收些钱(卖头猪也可以奖粮食)，生活也都可以。

早上玉米糁稀饭煮红薯，满碗的红薯耐饥，中午吃点稠的(条件好的是捞面条，所以叫吃饭)，晚上喝点稀面条，叫喝汤。蒸馍、烙馍各家不一，有白面馍，红薯面馍，黄面馍，杂面馍，都不多。刘广勋(刘聚安侄子)的奶奶茶饭头很好，蒸的红薯面馍用油盐一垫，我们半晌午、后半晌饥了，吃起来香甜香甜的。

所以，各家生活条件都差不多，人们中间也就没有什么弯弯绕，加上社员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感情，吃饭都端到门外饭场，大家坐着蹲着站着，吃着说着笑着，就像一大家子过日子一样祥和融洽。

剩饭都喂猪了，一年下来卖钱也是收入。有的家庭还养鸡，我母亲就养了八九只，也有鸡蛋吃。

十

这时的物质条件虽不很丰富，但好孬搭配，人们一日三餐基本可以吃饱，晚上都有家可回，也没有匪霸骚扰。文革时期，就是有个别坏人，也不敢作恶，他们怕无产阶级专政。干部大都以融入群众为荣，干部群众都能平等友爱，亲密相处。

夏天，大家都拉一领苇席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大人孩子一起躺下来乘凉数星星，说瞎话(讲故事)拉家常。

严冬无事时，大家都抱团取暖：挤别豆，扛膀子，推铁环，打碟溜，打棒，踢格，跳绳，叨鸡，老鹰叼小鸡，巨巨龙砍道道等游戏层出不穷。甚至用牛毛做成毛蛋，七、八、十来个人一起拿棍子打毛蛋。

从年前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期间，农事都停了。各大队都会组织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春节期间演出，宣传新文化。生产队也会制作狗撵兔、猴上树、奎秋等秋千，供人们活动娱乐。活动中，大人孩子不但驱走了寒冷，增强了体质，也增进了感情。

家家户户都会买肉，或者在谁家合支一口杀猪锅，自己杀猪，做豆腐，自家有秋天窖藏的萝卜、白菜，还有初冬下的粉条。民谣：“二十三，烙火烧;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板柏枝(插在屋子里，一图吉利，二闻香气);二十六，蒸蒸馍;二十七，油叽叽;二十八，磨豆腐;二十九，包饺子;年三十，退猪蹄，大年初一歇一天……

大年初一是孩子们最开心快乐，激动兴奋的时候，大人图吉利也不打不骂。天麻麻亮，顾不得寒冷，早早起床，穿上新衣，听到哪家放鞭炮(也不大，大多是五百、一千响，两千、五千响的都很少见)，就一窝蜂地跑去，鞭还没响完，就趁着微弱的灯光拾蚂蚱炮(哑炮)，谁要是拿个手电筒，简直是拽(酷)透了。

初二到初四的民谣记不清了，就是相互到处串(走)亲戚，舅家，姨家，姑家，还有新亲戚、老亲戚。以前穷人家自己都没吃的，串亲戚想都不敢想。现在都擓着小竹篮、小柳条蓝，装着花样不多、但相对丰盛的油食、白馍，甚至点心(糕点)、礼(猪肋肉)，相互走动起来。中午在亲戚家吃顿虽不豪华、也算丰盛的午餐，坐下来拉拉家常，互诉关心，互嘱保重。然后带着亲戚的回礼，有时还会在蓝子底放两毛或五毛钱。我们都高高兴兴、轻松愉快地回到家中，给父母交待一下。

初五也叫破五，意思年过完了，也该做新一年的打算了。但正月十五前，一些大人(不多)会小心翼翼、神神秘秘地聚在一起赌博，半大孩子也会学着大人赌个小钱刺激一下。不过那时不提倡赌博，是要批评、批判的，所以偷偷摸摸的很少有人干，十五后就开始收拾农具忙农活了。

打弹球、打(摔)面包(纸叠的)是我们孩子课余最喜欢的活动。我们也会就地取材，自己制作各种各样的玩具，既不要花钱，也不麻烦大人。

那时的孩子不娇气，大人也不娇惯，都是“散养”。农村的孩子更皮实，从小就帮大人干活。我住在这里，虽不如他们，但俗语男孩不吃十年闲饭，也就是十岁上，就上井台挑水。一桶水三四十斤，自己用辘轳搅上来，个子太低，勾担勾太长，就绕一圈，把两桶水前磕后碰地挑回家，再自己掂起来倒进水缸里。

刘家兄弟少刚、少阳，一个长我一岁，一个小我一岁。也是这年夏天，我们三个在他家玩耍，不知谁起的头，就在他家的空闲地上挖土，越挖越深，就替换着，我在下面挖，你在上面拉。不几天，竟打(挖)出了一个两三米深的红薯窖，下面拐洞也足有一米多宽两米多深。

我们偶尔也会干坏事。学龄前的孩子看了电影学打仗，在生产队已经秀穗的麦田里冲锋卧倒，恨的队长牙痒痒，吆喝着提溜出来也只能是吆喝一场。十来岁的学生，大热天对家长说去学了，中午到校也不午休，跑出去用自己做的弹弓打小虫(麻雀)麻叽嘹(知了)。我家租住的房子边，东南临寨墙，有一个约十米方圆的大坑，夏天蓄满了雨水，有一米多深吧，周围都是大树，比较封闭，我们就跳下去学游水。甚至会几个人偷跑出去，游到伊河对岸“挖社会主义墙角”，偷人家的青豌豆角吃，吃完了就拾些薄石片“打水漂”，打累了又用细沙把自己埋起来“睡觉”……算着该上课了，才匆匆忙忙地跑回学校，迟到受批是免不了的。

那时我们跳水凫水钻蒙子打水仗，什么都敢干。一次，一个同学站在大堤上喊“你们都看我”，一个蒙子下去，把头磕出了血，幸好是磕在了木桩上，加上水的浮力，伤口不大。水里的玻璃渣也会伤到我们，苏学立的胳膊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疤。我们也会误伤，扔石头把同学的头打个窟窿。可我们也结实，抓把土就可以止血。当时，巩县民兵在修陆浑水库东干渠，带的有卫生员，找他们包扎一下，就免一顿家长的训斥。过后受伤同学的家长只说是误伤，一句难听的话也不说，更不会告发结怨索赔。孩子们还是好朋友，该怎么打闹玩耍，还怎么打闹玩耍。

晚上跑三四里地到陆浑大坝看电影，回来溜进苹果园，顺手偷几个苹果。有一次到岔路口，我迷迷糊糊往程村走，同伴汪六岳笑着把我拉了回来。苏学立几个大一点的同学，有次下罢晚自习，结伴去大石桥看电影，赶到时电影已散场，就嘻嘻哈哈地往回跑。星期天几个同学一起到七八里外都汤池沟洗澡，说走就走。还跑到六七里外的铺沟大队，看外地来的工人修大渡槽。他们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地工作。我们站在高大的半成品建筑下，格外惊奇(渡槽动工应该是1972或73年，74年初我已去县城。如今半个多世纪了，长一千多米、高架几十米上面、深宽各约四米的渡槽，仍然可以下面过水，上面行人)。在秋夜明亮皎洁的月光下，爬到堆在树上的干红薯秧子里掏小虫(捉麻雀)、躲在靠墙摆放的玉米杆里藏马虎(捉迷藏)，往往深夜不归。到三岔路口部队军营门岗磨嘴皮，进去摘桑椹吃。民兵实弹打靶训练，我们在后面拾些弹壳做玩具。也会逮些青蛙小鱼，到邻居爷爷为生产队看菜园的小屋旁，剥开洗净用泥包了烧着吃……事情不少，无忧无虑，都是贪玩，不知道一点怕惧。

我们也干正事，牢记“贫下中农好品质”，“热爱集体爱劳动”，“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割草积肥、交生产队喂牛。麦天拾麦穗，颗粒归仓。秋天拾柴火堆在教室后面，以备冬天烤火。春秋两季护青苗，有猪羊鸡啃(啄)食糟蹋，就用石头赶跑。收获季节学校放麦假秋假，参加收麦、收秋。秋收前也参与护秋，秋后到地里留(捡剩的)红薯、玉米穗……

1973年冬，学校组织我们勤工俭学，到田湖渔场挖鱼塘。大冬天，我们都是穿着粗布单衣，挖土挑土，干的汗流浃背。中午，学校安排伙食，猪肉白菜炖粉条、四两一个的杠子馍足吃，那个香啊，现在想起来还咽口水。那年我十一，上三年级，还得了一个奖品——精装笔记本。1974年开始，县里建化肥厂时，连着几年，附近学校的学生都到化肥厂勤工俭学，一方面为建厂出力，一方面给学校多少挣点教学经费(可惜我这年离开毛庄到县城上学，错过了)。

这时的公社社员都在干大事，趁冬天农闲学大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部署，以公社或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修水渠、建坝子水塘、平整土地、修梯田大会战。工地上都是红旗招展，喇叭声声，社员们你来我往干的热火朝天，给后来粮食再增产创造了条件。

十一

1970年代有个口号，“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企业以增加集体、社员的收入。毛庄大队也有了林业队，副业队，机械厂(螺丝厂)，养貂场，砖瓦厂。进厂的社员都是挣工分。这时的企业刚起步，有的还不成熟。坡上栽满了梨树，坡底也有了苹果园。生产队也有磨坊、油坊，为群众服务，冬天闲了，还替田湖公社粮店加工面粉。

1973年，毛庄小学也开办校办工厂，从田湖公社机械厂把铁皮尺寸裁好后，带回去加工铁桶。毛庄大队的汪群栓那年十四岁，上四五年级吧。手工敲出来的铁皮桶质量很好，替代农村传统的、笨重的木制水桶。不仅有水桶，还有装粮食的大桶。

改革开放开始了。1980年代起，这些刚出现的新生事物都被废弃。已经有些成果的，也被更名为乡镇企业，成了新掌权的乡村干部们的盘中餐。他们的子弟亲戚以承包的名义，化公为私，挥霍糟蹋，肆意妄为。1990年代后，全国无数的乡镇企业相继破产倒闭。我1983年经考试参加工作，是最后一批全民固定工(1997年强制改合同工，再后来企业困难，就强制下岗了)，从饭坡公社(第二年叫乡)到县城经历了这一切。

1963年后的农村大队结构还是科学的，一个生产队约三十户，三四十个劳动力，只能搞些小一点的工程。一个大队有六七个到十几个生产队，有四百个到八百个劳动力，可以自主组织大一点的农业生产工程。再大的工程，就由县或是几个县联合组织了。比如陆浑水库。

前面说的修电站，是1973年秋末，嵩县栗子坪电站工程上马，一个公社组成一个民兵营(三个连)。大安头、小安头、程村、毛庄、卸甲沟、和店、屏风庄、纸房、六屯组成一个连，有三四百基干民兵。当时刘聚安是二十六岁的一精壮小伙，任连长，程村程双社任指导员，公社也配一干名部协调。

连部统一立伙(第二年以排为单位安排工作、生活)，工作任务分配到各排。粮食由各生产队自备，生活比较艰苦。早上玉米糁汤、馒头，中午捞面条，有时大米饭，晚上糊涂面条、馒头。菜大都是生产队带(送)的萝卜白菜，很少吃肉，但都可以吃饱。

当时工地在河滩，驻地在坡顶， 中间是陡峭的、有十八个弯的、都是错石子蚰蜒(羊肠)小路。当时已是天短寒冷的秋冬季节，刘聚安四五点钟就起床，天不明喊人吃饭。

他先吃完饭，下坡到工地领任务，分配到各排。民兵吃罢早饭下坡上工，十二点收工。上午检查督促工程质量、进度，中午再到指挥部领炸药，检查炮眼炮位。下午一点多回去，吃完饭拿个手电筒到工地已将近三点，放炮后再检查，回坡上住地已经八九点钟。

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天天如此，往来于住地、工地和指挥部之间。“老实说，我一冬没干过活，可(这工作)实在是太累了(我理解是身心两累)。第二年春上，实在顶不住，就让合州(大队干部)上工地把我换了下来”。他这样和我说，实事求是，不粉饰不表功。

“那时没有人私自占有(公家)一粒粮食。公社干部下乡，都是在群众家吃饭(一顿四两粮票两毛钱。改开后我参加工作，先在饭坡乡政府，下乡到村里，新成立的村委开始立伙，吃完饭交钱已经糊糊涂涂了)”。刘聚安这样说，面对面感受他自然坦诚、无怨无悔的语气和表情，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做到了。

十二

解放后的二十余年，毛庄的人口从不足七百到一千二百多人，翻了将近一番，基本都住在“寨子”里(虽然寨墙已到处豁口)，只有少数人家儿子结婚后，人口增加的实在住不下，写个申请，生产队会在“高疙瘩”给他们方所新宅子安新家，是不用掏钱的。

刘聚安办事，不管顺利，还是不顺利，事后都要斟酌一番，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如果对某人某事办错了，以后在工作或生活中，处理各种矛盾时，都会回头补救。

1970年代前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政治挂帅，注重人的思想教育，为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但也免不了也有工作方法生硬等问题。有新旧问题的人，说落后话，办落后事，或成分不好，有时要叫到大队，住在大队部，家人掂着瓦罐送饭，叫“吃罐饭”。这自然要产生矛盾，对矛盾比较尖锐的，聚安事后都会个别一一谈心，最终都能得到化解。

常人是自己第一，顺手帮了别人的就是好人了。聚安则是自己第二，帮别人、帮大家自认就是份内事，事成不居功，误解坦然处。1974年，四队王金水家两间草房失火，烧了个精光。聚安听说后赶过去，金水媳妇对他哭诉。聚安说，我知道了。当时就找公社书记反映，我们大队最穷的一家失火了，总得想想办法。公社答应救济三百元钱。下午回大队召集干部说，金水家烧的只剩下半条被子，咱不能不管。公社给了三百块钱，到河滩除几棵树，组织人帮他把房子盖起来。

社员们说金水，你两间草房换三间瓦房，多亏了聚安。金水说哼，他聚安给我一毛一分啦?话传到聚安这，聚安一笑，给他房子盖起来就行。照常协调队下，给他安排铺盖粮食等救济。

1975年发大水，暴露了毛庄村怕水不安全的问题，刘聚安决定靠坡迁村。班子里有人不同意，认为不要国家一分钱，群众刚解决温饱，哪有钱盖房子?有的生产队长说，就那吧，不漏求能吧，盖房子那是说话来?说通了大队，就给公社打报告，连打三次，一个副书记问几年搬完，聚安说预计两年。副书记说，毛庄大队有的生活好一点，有人家庭困难怎么办?要整体搬迁，十年也搬不完。

已经开了群众动员大会，开弓没有回头箭，聚安只好先斩后奏，1976年初搬迁动工。

当时上下都有困难，铺沟电站大渠和迁村规划有冲突，大渠工程是一县革委会副主任任指挥长，聚安让人把夵薅了，经过协商，指挥长同意，将来把毛庄地界的大渠都盖上水泥板。1977年春，铺沟电站大渠工程也如期施工。后来，聚安因路线问题被撤免，水泥板的事也就没人提了。

一年稍多点，全村搬迁完毕，老村的地也统一深翻整平种玉米，也不上肥料，玉米穗有一尺多长。公社书记带着人到毛庄开试点现场会。副书记见到聚安，拍着他的肩膀说，聚安你真有胆，振年轻也真行，我日挂你是怕你办错事，结果你竟是办成了。

事后，聚安又带领社员群众，修复了被伊河水冲毁的大堤。

迁村之初，各生产队的街道统一规划，在生产队集体的土地上划宅基地。以前一所宅子四分地，后来他们按每人半分，三人的宅子一分八，四人的二分，五人的二分半，六人的三分，宅基地没有年限。

那时男人上河工，放工回来都会背一块石头，堆积起来以备盖房子垒根基，再备一些梁檩椽子、烧些瓦，盖房时亲戚邻居相互帮工，一座三间土瓦房二三百元钱就盖起来了。条件好一点的，门框用青砖镶一下，不但好看，房子也更坚固。

社员们采取抓阄的方法定位置。聚安的内弟抓的位置不理想，老丈母拄着拐杖找到聚安家说，这地方盖不成房子，你得想想办法，给他换换地方。聚安说，你回去吧，地方不能换，这一排十四家，都叫换，我去哪换?老丈母回身就走。时候不大，聚安也跟了出去，看见过了小桥，路边躺着一个人，赶过去一看，是他老丈母，赶紧背着送到医院，后来媳妇也给他闹。他只能是一面白话她，一面给她娘家干活“讨好”，反正地方是绝对不换。

动工前都规划好了，房子都是尺二沿水(四十公分)，大街小街整齐划一。但具体实施中，有人垒跟脚总想多出点，还是队下干部，有些苦劳。他们出的也不多，也就三两寸，不到十公分。刘聚安和冯长修早上起来沿街检查，发现了两家。群众也不说，看他咋处理。

聚安在村里辈分低，有的他都得叫爷，他先找自家爷说，XX爷，你多出这一点，咋弄?自家爷说，聚安，跟着你干了几年(生产)队长，就出这一点都不中?我扒叫可以，可我统费事来，真木粮食了，我咋再把跟脚扎起来?聚安说，那不中，XX爷，你出这一点，大家都看着来，说看聚安咋弄来，我下不来台，这跟脚非扒不中。XX奶听到这，就跪在聚安面前，说聚安，你爷跟你奶就求你这点事，这都不行?语气说的很重。聚安说，不中，必须扒，如果不扒，别人也这样，我咋办?XX奶说，那你走吧!

聚安回去总感觉心不静，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工地，跟脚确实扒了，就是不见XX奶，到他家一看，正拿着绳子要上吊。聚安撞开屋门，先把人救了。过后反思自己，虽然有理，但话说的太绝情。没办法，他扒跟脚聚安去给他干活，自己拉架子车给他拉土，他打墙，聚安的父亲去给他补墙。最后又用其他名义，照顾他家六十斤小麦。如今几十年了，两家关系一直很好。

同时，聚安抽空到第二家，农村人都有老几辈的亲戚瓜葛，他也得称人家爷。见面就喊XX爷，盖房子来，跟脚扎了了吧?说着把XX爷叫到一边说，你跟脚(超)过了，你知道不知道?XX爷说知道。你知道也不管，你还是治保主任来，咱都是大队干部，你这样叫我咋办?XX爷笑着说，你捏，我就过这一点，你不说谁知道。说起来我还是跟着你干来。

前边吃一堑了，这次也算长一智，聚安没再多说，回头就带了一帮人，和XX爷请的人一起 ，拉着线把他的跟脚挪回正位。

十三

文革时期，毛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聚安，副支书冯长修，王开元，葛铁环，石天水，蔡天才，民兵连长刘银章，团支书汪改应，治保主任王春茂，会计蔡三捞，刘怀等十三人。生产队有正副队长二人，妇女队长，民兵排长，会计，保管，牛把子队长(不参加大队开会)约七人。

他们和社员一样评工、挣工分，到县里、公社开会有误工补贴。虽然不多，队里对他们也有照顾工分，具体多少，八十岁的刘坤海说：记不清了，不能胡说。这就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他们虽然不可能都像刘聚安一样“不占公家一粒粮食”，但起码都能做到公心在前、先公后私，工作负责。他们是生产队的脊梁，是社会的基石，“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毛主席共产党和集体经济撑腰，全国千千万万的“他们”可以撑起共和国的一片蓝天。

1976年毛主席去世，1980年，继县、公社两级被清理后，按上面的政策，毛庄大队、生产队约六十多名干部，只保留了一个土改干部(副支书改任正支书)和一个外村嫁入的副支书。其余的从大队支书到牛把子队长全部撤免，实在离不了的就降级使用，如支部书记刘聚安改任公安员(以前叫治保主任)，乡级只有一人，后来组成了一个派出所。

农村生产队集体被强制解散后，“千千万万的他们”是越来越少，天也越来越不蓝了……

随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听起来很绕口，也不好理解，其实就是第二次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到户。不过，这次土地改革是在小缸村十八懒汉的馊主意得到上面支持，全社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在嘶喊控诉国家最基层的农村集体政经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罪恶”的嘈嘈声中，把农村生产队的集体土地，重新分给各家各户，回到解放初期各顾各的状态，任其自由发展，生死穷富听“天命”。

十四

1982年，卸甲沟边檩被冲毁，大水从后坡倒灌大渠，南门(街)三四队地势低，屋子里水深过膝，土质的灶火、院墙基本塌完，新班子力不从心，修复工程一直搁置。

改革开放后，全国农民跟着小岗村又懒又奸的十八汉子喊着“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自己得到了满足。但由于生产队集体经济的解体，“留足集体的”已不能支付农村发展的基本费用，农村的办学经费难以为继。

1984年，崔建明从部队转业回来，年底接任支书，村委账上只有一千多元钱，就开始调整村两委班子，1986年劝请聚安任村委主任，他们多方协调，调动资金人力，重修1982年冲毁的卸甲沟大堤至伊河滩。从变电站架线，使毛庄比田湖街提前通电。

后来，有人钻空子，想办事，就单找一人，骗说另一人已同意。出现这事后，二人就商量，以后遇见这事，就回他们说，我俩见见面商量一下再说。见面后，如需研究就到会上研究一下。不需要研究，起码也得俩人见面敲定，少了很多麻烦。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二人都很有感情。建明年轻，聚安也批评过，也白话过。告诉他办一件事要先想想后果，否则会激化矛盾。工作出现失误，俩人就商量这事该咋善后。有时俩人一起去把事情再处理一下。如果三个人说话不合适，就一个人去。当事人再找另一人，就说我们商量好了。这都因人因事看情况而定。

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无法无天，口号很多，其中就有“不怕房倒屋塌!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家破人亡!”一次，田湖计划生育的老贾几个人带着拖拉机，找到崔建明，说毛庄籍的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有人举报到县里，要他们配合到单位“胡拉”当事人。说你们不想出头，找个人带路就行。建明是这人同学，关系也很好，就找聚安商量，聚安说，这事不能叫别人去，去一“胡拉”，他公职都保不住了。咱俩得去一个，把这事圆成下来。建明当时二十四五，说我去，真不行，我就和老贾撕开脸。聚安说，那你不能去，闹僵了对你对他都没好处，也保不住他，我去。结果到了单位，也没让计划生育“胡拉”，就罚了二百块钱，那时候也是几个月的工资。当事人总认为是刘聚安带人去他单位的，对他有意见。聚安心底坦荡，一直到去世，也没和他解释过此事。

十五

前面说过，1980年后，嵩县乡镇设重点中学，与村办中学争生源，任其自生自灭。1989年，田湖镇重点初中停办，毛庄村重办初中，大安头，小安头，程村，陆浑，和店，卸甲沟等村学生也入学就读。一年后，又恢复重点，来回折腾，毛庄只保留了小学一到五年级，三百五六十名学生。而且迁村后，七十年代的建的学校孤零零留在路东，年久失修，院墙、厕所都已坍塌。还有学生上学来回也不安全，就决定迁校。恰好这一年国家也提出了“希望工程”。

新村委对面是一个苹果园，建明和聚安先与苹果园的承包人王春耕协商，砍掉大半个苹果园，落实了校址。接着就自筹资金，群众集资(多的千元)，国家少量补贴，河滩上生产队时期种的树木已经成才，也卖了八万元，仍然不够。最后对捐款多的人，奖励房基地，终于凑足了近百万巨款，盖起了教学楼，圈起了院墙，地坪还没硬化，县检察院带走了建明和聚安。已经安排好的、由县乡领导参加的开学典礼不能如愿举办。孩子们开学时，只能在没有硬化的黄土地面上草草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是村委卖树时，经办人收了一万元的回扣，建明、聚安根本不知情。将近年关，县检察院撤案。出了拘留所，二人找检察院说，虽说有撤案通知，我们也不能大街张贴，挨家告知，总得恢复一下名誉。检察院说只是拘留，有没上党纪国法，让他们找乡里。乡里得知他们不愿意继续干工作后，对他们在经济上做了补偿。

同事们回忆，村里大事小事，聚安办事前都要慎重考虑，要么不办。要办，必须计划周全，一定要办成办好。还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硬件上去了，但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邓小平曾提醒人们“再穷不穷学校，再苦不苦孩子”。可没有了生产队集体经济的支撑，说什么都是空的。

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邓小平先后两次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一次两千。在他的带动下，社会上善款满天飞，上下运作(毛主席时代，国家是不设慈善机构的，一切困难都由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克服)。

但这些都于事无补。残酷的现实，逼得有条件的家庭都迁往城市，山区一百多人的村子，只有十来个老人住守。废弃的古村落到处都是。毛庄紧邻公路，出行方便，靠近街市，比较适宜居住，如今已有2353人，另有外来买房居住的近300人。但只保留了小学一到四四个小学班级，生源也越来越少，只有七八十名学生，一个年级合二十名(小学如此，大学毕业生不仅工作难找，就是找到工作，能胜任工作的比例也越来越小，已经小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十六

改革开放并没有让毛庄及下游村庄的粮食有多大增产，因为它们之前的粮食已经基本达到了最高产。倒是让信息灵通、头脑灵活的人找到了机遇，也挣了一些钱，后来的钱就越来越难赚了。

但生产队集体时期社员们修的水利工程、伊河水坝全部坍塌。平整的土地分给各家后，都自己说了算，又被挖的坑洼高低不平，且经营不一，杂七杂八，色泽斑驳。再也没有1970年代平坦如砥、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麦浪。至于后来物质的丰富，最初是“拆了院墙买糖吃”，1980年代“军转民”，上百个军工企业开始生产民用产品，削弱了国防，改善了民生，致使国家二十多年受辱受制。后来是化学革命给改革开放披上了一条靓丽的外衣。中国1970年代石油开始自给，1980年代，全世界石油开始大量开采，如今日消耗一亿桶以上(一桶300公斤上下)。石油的下游产品达到5000多种，单单化肥、化纤就让人吃穿不愁。一旦断油，全球动荡。

生产队被解散时，毛庄的财产工具具体怎么分的不清楚，说一个小故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俗话说秤不离砣。2012年，见到一装空调的小伙子，带了一把小锤，锤把是暗红色的，上面整齐有序地镶着一列金星，细看是一截秤杆。问起缘由让人无语，说是一九八几年，农村生产队分家时，一杆三百斤大秤没法分，就一家得了秤砣，秤杆一锯两截，他家分了一截。

农村生产队集体财产就是这样被肢解了，听起来比焚琴煮鹤更让人疼惜不已。

农村大队革命委员会、生产队集体经济解散后，成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社员也成了村民。全国的村民们跟着小岗村十八懒汉，喊着“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欢欢喜喜地进入九十年代。时间不长，到2000年，一个最基层的乡党委书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奏折”，摆在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案头，陈述了经过二十多年包产到户实践的检验，中国农村面临的严峻困境。总经理也束手无策，只好经而不理。

十七

几十年后，和生产队过来的人一起“闲话”(后来，一些没经过生产队的年轻人也加了进来)，言语间，都是说“俺队怎么怎么，年(你们)队怎么怎么”，就像说“俺家怎么怎么，年(你)家怎么怎么”一样亲切自然，出口是那么丝滑不滞涩，满满的都是情谊。却没听说过“俺组怎么怎么，年组怎么怎么”。这是巧合吗?

又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下大力气治理，农村的情况也一直不见大好。说是集体的土地，可集体已形同虚设，土地成为无主状态，随着人口的增长，物欲的横流，各方实力各种理由的侵占，毛庄村如今丈量到边边角角，人均只有一分多地，村民们只好千里打工，回来“养生”，出去挣点辛苦钱回来消遣，打牌跳舞刷手机……更甚者，年轻人摒弃了传统观念，成了现代“光棍”，二三十、三十好几了，还不思成家，不虑后事……

而1979年我再回毛庄(因父亲路线错误，全家下放)，那时刚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人们还在关心国家大事。一些五十岁上下的农村妇女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像前烧香请神，询问国家将来会走啥路?毛主席的家人江青在哪里。我当时在场，亲眼所见(1976年10月，大平公社一七十多岁的小脚婆婆，走几十里小路到县革命委员会，问在知青办当主任的侄子张长栓：今年，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都走了。国家咋办，会不会变?真愁人!伊川县杨海山大队县级劳模杨洪章说：我六个孩子都是生产队养大的，我们也该替别人养孩子了。问分地的公社干部：将来还走集体路不走?干部随口答道：走走走，你不用萦记。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病床上唠叨：乡干部捣(骗)我)……年轻人不知轻重，思想单纯，一晚看露天电影，可能是《庐山恋》吧，看到男女戏水的镜头，一快语少女惊叫“男人也穿红裤衩”?惹得人们一片哄笑。那时，人们想象力也不丰富、很幼稚，这样编排绯闻：谁谁和谁谁男女二人，半夜黒定在十字街，赤肚子搂住亲嘴来。这会让现今洒脱的饮食男女嗤之以鼻。失去了约束，赌博也开始抬头，没有赌具，一老兄就找来毛竹，锯成长方小块，让我写上一到九万，自己制作麻将牌。

如今没有了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基础，村干部们都是用自己的威信在村民中宣传政策，解民纠纷，上下联系，维持秩序。

有的可能是用威风来管理村民，所以，央视2026年7月报道：去年是新世纪以来，发案率最低，群众满意度最高的一年。计划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

希望就在眼前!

作者：陋县小民

202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