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河滩的记忆之农村（生产队）兴衰简述

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是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

“人民公社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将美好理想付诸实践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

毛主席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加革命后，研究农村，研究农民运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长征落脚陕北，到西柏坡，在农村几十年，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有深入的了解。解放后，对农村组织结构，对农村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到1970年代中期，农村人民公社都有了自己的农业、工业，小学，中学，有医院，有科研站，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大队、生产队也有了自己的企业、作坊。县城也有了五七大学。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将被实现、并将超过之际，老人家阖然离世……

而农村结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是怎样形成的?在社会发展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最后又是怎样的结果?试着在这里做一粗浅的梳理。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一成的地主和富农，霸占着可耕土地面积的七到八成。而占农村人口约九成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有可耕土地面积的二到三成。为了生存，只能租种地主的小土地，租额普遍在五成以上，有些地方达到七、八成甚至更高。加上连年不断的兵患匪祸，他们终年辛勤劳作，受尽剥削压迫，惶惶不可终日。这些凄惨生活，现在网上已有大量实例可查，不多赘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三亿多农民分到了七亿多亩土地，在全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农村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是继续小农经济，任其自由发展，“优胜劣汰”?还是组织农业生产互助，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从1951年开始，从广大农村到决策层，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

1927年初，毛主席就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战马倥偬间就开始作农村调查。群众成立的帮工组、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耕畜不足的问题，了然于胸。截止1930年秋第一次反围剿前，两年时间，就写了十几篇《农村调查》。一二三次紧张的反围剿胜利后，在党内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他并不消沉，而是“利用休息时间”继续他的农村调查，做政府工作、经济工作，以支持四、五次反围剿。期间又写了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查。

但党内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年轻”不听毛主席的话，第五次反围剿在他们的指挥下，在军事上输的一塌糊涂，不得不进行长征。

1937年在延安刚站住脚，毛主席就准备把幸存的调查材料汇编成书，“供同志们参考”，但繁忙的工作使他未能如愿。一直到1941年春，毛主席“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克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完全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并申明要“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这个时期同志们的调查有一个统计数字。以前，安定县(子长县)4个行政村，中农、富农占7%。延安边区政府成立，提倡农业互助合作，农村阶级结构起了变化，群众逐步由穷向富转变，到1941年，中农、富农增加到61%。甘泉、延安14个村子，原来的贫农有77.5%变为中农，2.65%成为富农。这在边区已不是个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1943年初，延安枣园村变工队计划开荒213亩，结果开出423亩。秋后，全村共打粮256.75石，比上年多打115.25石，增长81%，交过公粮后，余粮仍可供全村两年的口粮。这个数字说明，农村的互助合作比一家一户单干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1943年，毛主席在群众大会上作《组织起来》报告中就深刻分析：“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画龙点睛地指出一家一户个体经济，构成了封建统治和农民苦难的经济基础。而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逐渐集体化是改变贫困、改变小农模式的唯一途径。

又说“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江西和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使毛主席认识到农村要有“若干发展阶段”，充分估计到各发展阶段群众的认识水平，“个体经济基础上为最初阶段”，合作社增产、会使农民对互助合作产生一定积极性，最终达到“群众自愿参加、自己发明”。

他说“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

一切从实际出发，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主席的理论思考随着社会实践不断深入。解放战争开始后，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之一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成为“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1948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新民主主义政权以及主导性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必须“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毛主席反复强调并论证了它的客观性和可行性。

1949年进京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进一步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比较全面地完成从生产到消费到信贷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各种互助合作。要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这种合作社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可见，毛主席关于农村经济要逐步走向集体化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对苏联把农民统的太紧、搞的太苦的集体农庄不感兴趣，而逐步走向集体化的思想体现得则更加具体全面，不断与“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统一。并紧紧地与“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步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联系在一起。

1950年中秋节晚上，党中央与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聚餐，毛主席与山西平顺县劳模李顺达、东北工人马恒昌坐在一桌，深有感触地对李顺达说:“中国的山地方很多，南方有井冈山、大别山，山西有太行山、吕梁山，就是到了社会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你们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将来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8月，我国第一台解放式耘锄机在李顺达互助组进行实验。

这期间，刘少奇却热衷于富农经济，对山西省委在互助组的基础试办农业合作社横加指责，引起毛主席的高度注意。好在这时领导层只有刘三奇一人有这种思想，在1954年也做了自我批评。

1955年，毛主席再次总结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广。”

这时的中国大地上，虽然上下仍有阻力，但人民群众已开始自发地把初级社升级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嵩县田湖乡不足千人的毛庄村也成立了高级社，这年出生的三个孩子，分别起名“聚社、新社、合社”，全国各地叫转社、随社、社伟……的不计其数，表达了他们要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愿。

毛主席看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为赞赏。1956年1月，他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时，专门写了两篇序言和104条按语，歌颂人民群众的创举。1956年，高级社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如他所愿，全国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中共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1956年的八大上，决策层新增陈云、林彪(1958年二次会议上补)、邓小平，形成“七大领袖”，也取消了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不知情的情况下，取消了阶级斗争(后来，根据有些人的研究，好像八大比七大的历史作用还要大，九大、十大更是“十年动乱”、“十年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接着，小平提出：64岁的毛泽东“已经很高寿了”，陈云接道“说人万寿无疆，总是要疆的”，坚决主张毛主席退居二线。彭德怀气冲冲接道：毛主席今年六十四，我们的党还需要他掌舵，再过二十年，八十四才算高寿。最后，周总理、朱老总都坚持，毛主席仍任党的主席，国家大事，必须由毛主席拍板决定。

三

1958年初的大跃进，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兴起了人民公社，毛主席看到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已经提高，要自发地走集体经济的道路，高兴地称赞“人民公社好”!并幽默地说我没有发明权，但有推广权。在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这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定了调，也为农业水利工程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开辟了道路(同时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第一次融合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学理论干革命，干农业。到现在对农业生产还起着、并将长久起着指导作用)。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出现了错误。八九月间，毛主席正忙于国际事务，亲自指挥台海炮战，“一线”的领导人心情迫切，热衷于搞“大公社”，以至于“五风”盛行，各种指标高的离谱，“一平二调”对农民的产品任意调用，社员们只好消极抵抗。待毛主席腾出手时，官员们仍然情绪高涨，难以抑制，只能多次开会纠左，但见效甚微。无奈只能给下面写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反复阅读，没有一句假大空话，就是拉家常。你能体味到他那

谦虚平易，谆谆深情的品格;知识渊博的科学精神，辩证思想;实事求是，有计划循序渐进工作方法;和对官僚主义说瞎话瞎指挥的反感和不满。

后来才知道，由于中途梗塞，有人“大胆截留”，毛主席这封只能发表在《党内通讯》上的信和其他很多文件一样，基层干部群众能够及时见到的很少。

不久，对于“小队”这一名称，他感觉不妥。古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民无所措手足”。就把队级提为生产大队，把小队更名为生产队。从上到下形成了省、地、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财政大权”下放到生产队，保证了社员群众的利益。

几十年来，一些人对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口诛笔伐，肆意污蔑。没有人注意到，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就利用集体经济这一大优势，立了一大奇功。

中国历史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到清朝灭亡，有据可查的饥荒超过4000次。二十四史中“大饥，人相食”五字出现了403次。1912到1948年的中华民国，就有16698个县次受灾。1942到1943年中原大饥荒存留的照片，更是令人惨不忍睹。

1959年，全国有15个省约1000个县闹春荒。毛主席知道后，以《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为标题下文，要求三日内用飞机送达各省委第一书记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这个饥荒一直延续了三年，这三年正是农村人民公社初创、集体经济制度初成的阶段，虽然还不完善，但由于毛主席的重视，各级干部都不敢懈怠马虎，凭借这个刚成立的、还没多大实力的、尚不完善的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带领社员群众平稳地走出困境，保障了社会稳定。

即使如此，毛主席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没有像封建帝王一样下“罪己诏”，而是罚自己不吃肉，不吃蛋，不吃超过定量(一个月二十多斤)的粮食，一罚就是半年多，以致腿脚浮肿。在周总理等人的多方劝说下，才恢复正常进食。

吃食堂最困难的时候，社队基层干部想尽办法节约粮食，保证人人一天三顿三瓢稀饭(有时无奈，司务长、炊事员就把舀饭的木瓢削浅一点)，以应对长期的困难。为防止基层干部利用掌控食物分配权而多吃多占、欺压社员，各大队还互换司务长。由于基层干部安排得当，避免了几千年来荒年动荡、百姓各家各户势单力薄，没有计划、更没有力量安排生活，只能任由千里逃荒、白骨荒野的惨剧重演。1961年5月食堂解散时，有的大队，社员们还分得了一份不多的余粮。

我父亲当年在洛阳行署工作，随豫西生活检查团走遍豫西数县，群众生活确实困难，但没发现一个饿死人的现象。

四

度过困难时期，1962春，毛主席到中原各产粮大省转了一圈。一路上麦田绿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心情大好。回到北京，却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七大领袖”，两个没有发声，四个统一口径要分田到户，林彪也被说动，毛主席的秘书、农村工作部部长也在帮腔。毛主席说，中国已经搞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还有必要再搞吗?“经济第一人”陈云直接对毛主席说，分田到户，国民经济四年可以恢复，否则需要八年。

这就是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小平曾说：“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专政时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毛主席当时就轻松地回复他，(在集体经济下)两年恢复，一年扫尾。结果正如毛主席所料，三年后，就顺利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是施行。

在1962年9月八大第十次会议上毛主席通过组织程序，解散一直主张分田到户的农村工作部，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并亲自督促指导，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该《草案》在一年半内，从中央、省到生产大队、生产队，上通下达，往来互动，三易其稿，比较客观地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管理等事项。既表达了基层群众的意愿，又条理分明，易于操作。人民公社的框架基本就绪，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生产关系开始确立，生产也开始恢复。

而《炮打司令部》中提到的“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四清”时他们矛头向下整大队、生产队干部。我父亲当时随“四清工作团”在卢氏县杜关公社，《炮打司令部》发表后，他们撤退时，公社的房间里还捆着几十名大队、生产队干部，里面由于人多窗小，通风不畅，气味难闻。这情形已使毛主席“出离愤怒”了。1964年底，他们想方设法不让主席参加中央会议，参加也不不让发言，逼得主席拿着《党章》和《宪法》进入中央会议的会场，和他们理论。可以想象，他们和群众、和毛主席的对立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

附：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全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关于生产队的规模，1965年元月，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二十三条》又专门做了规定：“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由此可见，事无巨细，毛主席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慎重、民主和科学的态度。比起后来“毛泽东批评我们的都是错误的，表扬我们的都是正确的”、自诩比毛主席还要伟大的“伟人”、拍脑袋形成的、脱离群众露洞百出的理论政策，更现英明(可惜，那些露洞百出、误国害民、所谓的理论政策，到现在还在影响着社会和民生)。

实践证明，三十户左右约一百五十人的生产队是最佳社会基层组织结构，不但便利于组织和安排生产，而且使人们的相互关系也更为融洽温馨，邻里和睦，邪气收敛，社会更加稳定。这并不是靠封建的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持，也不是靠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慈善施舍，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互助所决定的。以致生产队解散近四十年后，人们的话语中仍然充满了怀念。和在农村生产队生活过的人一起“闲话”(后来，一些没经过生产队的年轻人也加了进来)，都是说“俺队怎么怎么，年(你们)队怎么怎么”，就像说“俺家怎么怎么，年(你)家怎么怎么”一样亲切自然，是那么顺口不滞涩，满满的都是怀念。

五

解放初期土改时，嵩县土地肥瘠不一，分为十一个等级，一级四百斤(四斗)。十一级只有三五升(十二到二十斤)，麦秆一大匝长，毛衣针粗，麦穗像苍蝇，只有三五粒籽。一亩可以收八十到一百斤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伊河支流、嵩县高都川一户中农有五亩不错的耕地，因母亲去世办丧事，向地主借了五斗麦子，那时通行的是借一还二。第二年收成不错，结果只收了九斗五升，地主心善，退还了五升让做来年的种子(1958年，西关大队在伊河滩开出的新地上，亩产八十斤也已经很喜人了)。

粮食产量低，人们就种些豆角窝瓜青菜之类的应急充饥。姑姑快一百岁了，回忆在寺庄左近的村子，解放后刚分到地的人们，几乎家家种窝瓜，人们路过，不摘自己的瓜，顺手摘别人的。一时偷瓜成风，不能禁止(旧社会是不敢偷地主的东西的，一旦被抓，全家都不得安宁)。农会的干部就想办法，规定逢五逢十是摘瓜的日子，其余时间，谁如果在路上拿瓜，就属于偷盗，这才刹住了偷瓜之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偷盗虽被遏制，但一直是农村公安机关处理最多的案件。

1954年开始的扫盲运动，到1958年已初见成效。有的家庭妇女都能认识二三百字，可以看书读报，写些简单的日志，农村的人员素质有很大提高。这年3月后流行的歌曲《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记录了这可喜的历史性变革，也表达了人民领袖与人民之间心心相印的真挚情感，“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就像那春雷响四方”。“毛主席呀关心咱，又问吃来又问穿，家里地里都问遍，还问咱们农校办没办”再现了当时感人的细节、社员群众的心情及所受到的鼓舞。

接着人民公社的兴起，激起了人民群众千年不曾有的工作学习热潮。有的地方“一三五七九，工作要研究;二四六八十，农民学习日”已成习惯，社员素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六

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的目的实现了，打败了内外凶恶的敌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面对日渐僵化、腐败的组织，他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方针。虽然内部阻力重重，暗流涌动。但为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模式。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各级新的领导班子接受了社会主义新文化，有理想，有朝气，有知识，公心意识强，敢闯敢干，农村工作也大有起色。干部社员们修梯田，搞水利(十几年时间，农村人民公社就修建了八万六千多座水库)，兴办社队企业，收入都有增加，像大寨这样的大队更是出色。就有人提出把核算基础从生产队提升到生产大队。毛主席可能认为各地收入不一，参差不齐，非常慎重，没有答应。

在这时兴起的另一个新生事物——三级干部会议是很值得一提的。可能是从1970年开始，每年农历正月，农闲即将结束，春耕开始前，县里要召开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这前后，市、县、公社和公社、大队、生产队也要开三级干部会)，总结上一年的工作，布置下一年的工作。这些干部最听毛主席的话，都是文化大革命筛选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各级各单位的中坚力量。他们品质优秀，工作能力强，对各自的工作程序和群众情况非常熟悉。参与制定的工作计划是科学的、周全的。通过近十年的实践，也证明是可行的，成功的，使这一时期成为工农业生产发展最快最好的历史时期。

在《54宪法》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在《75宪法》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这期间，市及以下各级政权机关里，不单独设人民代表大会执行机关或常设机关，更没有政协常设机构。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民主人士如此布局，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后人自有评说，这里不妄加揣测。

《82宪法》颁布后，各级革命委员会还名政府，农村人民公社也也还原乡政府，改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村委会、村民小组。嵩县于1984年开始召开“两会”，即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每年年初，两套班子各忙各的，忙的不亦乐乎。又有三级干部会议的穿插，辛苦了各行各业都工作人员。

“两会”一开始就加人一等，包种三十亩烟叶就可以封包一政协委员。会议期间，三级干部都吃大锅饭，“两会”“代表”、“委员”则是桌上桌下，盘来盘去。时间久了，一来二去，三级干部会议已形同虚设，如今也可能已是昨日黄花，艳零听命。不过此干部会已非飞彼干部会，取消也罢。只是现在的群众对“两会”也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有的已经退养，有的只是在专业领域有一技之长，真的有朝气、有能力参政议政?还有……应该特别需要引起重视。

这时还有一个新生事物，生产队试设一政治队长，有的叫政治辅导员，类似于部队的政委、指导员。

王歌曲回忆，嵩县库区公社桥北大队曾经有过，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也参与生产队的管理，如社员需要请假，生产队长不批，政治队长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可以批准。他们首先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知识，人品好，办事公道，有原则也灵活，群众认可。

杨会锁说，他们伊川县鸣皋公社杨海山大队第八生产队称政治辅导员，名叫杨三多，四十岁上下，初中文化。一次，一个叫七大娘的说“千里做官，只为吃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都有了一定的觉悟，认为说这话反动，就反映到三多这里，他说，这事晚上是得说说。

喝罢汤，大家都出来乘凉，杨三多看人聚的差不多了，就对事不对人谈起了这个话题。

说“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是封建意识，老一辈革命家都不为做官。

毛主席本来做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是大官。又冒大风险脱离国民党，这是为啥来?这不是为做官来，是做事来，是为人民服务来。朱老总已经是国民党旅长了，也辞官不做。还有周总理等很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决裂后遭到通缉，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共产党的官是职务，是责任，不是官僚，毛主席提倡党内同志之间不称职务。文革开始后也不叫官了，叫干部，是干事来，为人民服务的。做官是特权，干部是责任。现在又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大大小小没有等级，都是主任，你也可以喊他的姓，比如老X，XX，大家都不介意，还觉着怪亲切。

接着是群众讨论发言，最后七大娘也诚恳地说，“我是真错了，是老封建”。

这时的农村，人民公社有党委革委民兵营，大队有党支部革委会民兵连，生产队有党小组队部民兵排，并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公社和大队也开始发展社队企业)。党、政、军、经，形成有史以来最坚固的社会基层结构和战略纵深，不惧怕任何军事团体、流氓国家的讹诈和威胁，可以应对一切企图来犯之敌。可惜政治队长存在的时间很短，估计是9.13以后因人废事，或者后继者本身就反感，没人重视主抓而夭折了。几年后被彻底解散，重新成为一盘散沙，而且内部出现各种矛盾和危机……

七

1970年代，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十几年的努力，农村的生活已有好转。嵩县城关公社李村大队人均三亩地，1954年修了全县第一个水库(改革开放后已经坍塌荒废，大多土地也撂荒)，生产队时，更是人勤地不懒，缴了公、购粮，生产队还有很多库存。人均口粮达到140斤，生产队又以落场粮，生芽粮的名目再分一些。秋季的收入更丰富，自留地再种些瓜果蔬菜，吃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拿到街上卖。就是西关、 北店街少地的大队，歉收的年份到李村大队借粮，第二年收成好了，留下自己的口粮，缴公粮时，一并把借李村的粮食如数缴到公社粮管所，再把公粮收据直接交还李村大队。这时西关、北店街已经有队办企业的收入，生活也并不是很困难。

嵩县田湖乡大石桥大队里边二里多远，是桥沟生产队，1970年代一二百口人(如今三百多口)，坡地多，但有羊群，卧的羊粪养地，收成不错，麦天缴了公粮，人均分一百多斤麦，生产队仓库还有很多储存，社员到伊河滩干活栽秧，生产队晌午送白馍。秋天人均百十斤稻谷，玉米红薯等收入更可观。

以前，大石桥外是老公路，老公路里边是水潭，外边是刮(荒)河滩，谁家开地谁家种。

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公布后，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1963年开始，生产队统一组织，上河滩修边檩改地(圈地)，有管事的有记工的。那时，陆浑水库还没蓄水，对岸上游纸房大队上堰，把水改(冲)到这边，浑水一流就是一两个月，地底下是寡石笼，上面是三五寸的淤泥，稻谷长的很旺(底下是面沙的太凉，淤泥再厚也不长庄稼)。

在刮河滩(河滩地)干活很累，哪个生产队人勤快，出工多，开的地就多。1975年发大水，把河滩地都刮了，陆浑水库也开始蓄水。在田湖公社的主持下，大石桥大队重新按生产队集体上堰，把各生产队的地都调整连成一块，秧田更好管理了。

伊川县鸣皋公社杨海山大队，1970年代约两千口人，八千亩地。老保管杨忠献回忆，第八生产队(红旗队)的账上，最低保持着一千五百元钱，以备急用，如买一头牛犊约需四百元钱。全队约三百三十口人，人均四亩地，库存粮食(小麦、玉米、小米、薯干、豆类)十三万斤，生产队社员家庭困难，平时借的粮食打欠条，年底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销毁借据，不再偿还。

杨海山秋天还有很多花柴，冬天烤火。后来，社员们用一部分编成花柴拍卖给高山煤矿，一个两毛五，可卖一百五到二百元钱，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十几年的共同劳动生活，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互帮互助，生产队的社员都产生了阶级感情。嵩县闫庄大队第二生产队刘喜来是大队民办教师，住在一栋漂亮的老瓦房里，里面隔墙都是讲究的雕花木板。1971年突发大火，抢救不及，被烧个精光。包括邻队的社员，虽然自己也并不怎么宽裕，都自发地排起长队，你一碗豆子，我半蓝玉米，他半袋薯干，其中还有铺盖衣服什么的，到他门前放下就走，也没人登记。大队、生产队拿大头，也拨出小麦等粮食救济。之后，大队、生产队出材料，社员们帮工，给他家盖起了新房。刘喜来也没有因灾返贫。

1970年代初开始，农村开始兴办社队企业，墙上标语赫然写着“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嵩县城关公社南街大队先后建成了电器厂、印刷厂、鞭炮厂等，还有副业队(建筑公司)到洛阳、三门峡等地接工程盖楼。

有了队办企业，群众就有经济收入，1973年年底，南街大队会场的台子上摞着现金，按人头分红，一人十元。生产队的工值也高，那时，大部分生产队一人一天一两毛钱，南街大队已经四五毛了，有的生产队可以达到七八毛，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1978年后，这些集体企业被新上任的“乡村土改老干部”接管，一是不会经营，二则分心营私，开始不景气。1984年后，社队企业都改名乡镇企业，承包给村干部子弟，集体企业变为家族企业，1990年代后大部分亏损倒闭。

………

1960到1970年代，神州大地已经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们嵩县是山区县，随便找个大队，都是干群同心，大干社会主义。田湖公社毛庄大队的社员，依靠生产队的力量，用人均半亩多地，养活了一千二三百口人。具体情况将用《毛庄记事》专门叙述。

可坐落在坡度较缓的坡地、也有平地的小岗村(生产队)有115口人，他们自私懒惰，守着最少有517亩的耕地(人均四亩半)。这帮‌懒虫出工不出力，把生产队集体经济搞的一塌糊涂，青黄不接，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成为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他们是中国农民的耻辱。可上面一些人偏偏要把小岗村树成全国的典型，引领着全国人民走邪路。

八

这都开始于毛主席的离去。

毛主席在世时，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人代会，都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谢静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七年，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很得毛主席的赏识、倚重和培养。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她就在身边。可毛主席逝世一个月后，她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接受审查。接着，各级各地都出现了“帮帮派派”，到处防“坏人”，清理“三种人”。老干部也出现了分化，凡是思想“僵化”倾向毛主席路线的，都被边缘化。从此开始，社会形势，上下一派诡谲。

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1978年冬，小岗村在生产队干活怕吃小亏、不愿出力的十八懒汉，冒着违法杀头的风险，写血书骂誓，要分田单干。谁被杀头，大家就把他的孩子养到十八岁。一窝怕吃亏的人，发这样的誓，你信吗?

但不管信不信，这事已经像梅毒一样，在一些有不良嗜好的人群中间开始蔓延，也传到了豫西伊川县。1979年初，在甘肃工作的张浩回家探亲，看到这些现象，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继陈永贵出任农业副总理的王任重见信后，于3月15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登：《分田到户怎么搞农业现代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并配发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两文均附于后：

张浩来信全文：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如下：

据有关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说，洛阳地区的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也看到一个队正在酝酿分组)。即采取自找对象、自由结合的办法，把生产队分成若干个组，每组四十至四十五人，按每户六、七人计，约六至八户为一组。然后将生产资料，即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有的社队还把生产队的库存粮食也按组分光了。他们说，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听说有个地方还召开了推行“包产到组”的现场会，会后县社催得很紧，责令快分，说这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到的一个大队和十几个生产队，除个别队顶着不愿分外，其余都已经分开了。

干部和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知道我是在甘肃“省上”工作的，推想可能我会清楚，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不是党中央的“新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河南省是不是各处都这样搞了?等等。

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或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中央不会发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

我看农村干部、群众很关心这事，有意想听听他们的看法。我问了两个大队干部(一个支部副书记、一个支委)，两个生产队干部(一个队长、一个保管员)和不同出身的社员。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二十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很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让这样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

两位生产队干部担心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以后，生产队将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调配不好做，现金、实物也不好分配，还可能带来混乱。他们说：“这个组产量是五百，那个组是四百，这个组工值是一元，那个组是五角，拉平分配肯定通不过，各分各的岂不是以组为核算单位了吗?用这个办法来调动积极性，我们看不中啊!”贫下中农社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分田到组，怎么能搞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一位六十来岁的富裕中农说：“这样搞也许能行，就是拖拉机可使不上了。”“拖拉机也包给个人。一台‘四○’拖拉机，一年向队里上交五千块钱。包给个人跑去了，还能使上吗?”

我认为：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象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有点象一级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地搞大队核算，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甘肃省档案局 张浩

编者按：

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当前，我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春耕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要在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前提下，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把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适时地、高质量地完成春耕生产的各项任务。

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这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种劳动计酬方法，可以使干部、社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但是，这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经验说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至于在劳动计酬上采取哪种方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无论来信还是编者按，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通俗的语言，摆事实讲道理，让群众自己甄别是非。见报后，各地迅速制止分地，安徽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对包产到户表示不满，“军队绝不答应”……

但“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这股风已然从阴冷处刮起，且迎合了高层一部分人的心理，仅仅半个月，30日《人民日报》就再次发文，口径大变，鼓吹包产到户，最终得到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的支持。

至于王任重，在“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赞成中央方针的…就改行去干别的”原则下，被调往他处，张浩不知所踪，多方打听均无结果。而那个不知姓名的副司令员的结局恐怕也不会太妙。

张浩事件三周年，1982年，中央正式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农村生产责任制“终于落上了户口”，实行了二十多年、已经被冲击的七零八落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先后解体。十年后，在小平发明的“姓社姓资”“不争论”中，又过了十年，到2000年，来自最基层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奏折终于摆放在“铁血总理”朱镕基的案头，他用尽99口棺材，直至他自己也躺进了最后一口棺材，“三农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基层的黑恶势力更是愈演愈烈，让继任者百忙之中仍要分心分力……

九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中央到地方都坚决执行。1974年，嵩县闫庄大队要培养大队党支部书记，圈定了几个高中生，最终决定比参军政审都要严格慎重。其中一个叫梁建庄的因人品不端出局，后参军到部队成为文书，因经济问题在审查期间潜逃，到境外写文攻击党和国家。另一个叫杨振武诚实拘泥，也被筛除。改开后被委任为村长，因用人不当给村里造成了很大损失。这分别是文革、改革选人用人的缩影。

对于文革中的两派群众，毛主席说都是好的，只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个别头头是坏的;可有人说，两派都是错的。所以在处理方法上有天壤之别，毛主席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们则是残酷打击群众。

毛主席直接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谢静宜，在他逝世一个月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接受审查，下面的群众同样不能幸免。嵩县田湖公社桥沟的葛天生，文革前是县四中(初中)的学习委员，文革中是老师一派的(属于保守派)，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到附近县、公社巡回宣传毛泽东思想。1968年回大队参加劳动，1970年到田湖公社高中(原四中)继续学习，毕业后回大队任党委、革委班子成员、大队会计，就因为班子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改开后永不录用。

嵩县田湖公社毛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聚安一班五六十人，改开后，于1980年几乎全部撤免(详见《毛庄记事》)。这是一个较小的生产大队，按中型生产大队(含生产队)班子人员的配备，全县最少应该有两万人以上，全国有两千多个县，人数要有数千万。这些人，是农村生产队的骨干，是中国社会的基石，是毛主席说的“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改开所说的“文革余孽”、“坏人”、“三种人”，在他们的眼里心里，比日本鬼都坏。

陈云总结的“三种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着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此，有人反思：首先，提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本身就有严重的帮派思想;其次，他高看了林彪、江青，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全国的造反派都是跟着毛主席造反起家的;最后，他所说的打砸抢分子，正是他们后来包庇重用的人。

改开后小平说：要整顿好内部，不能让坏人钻进来。陈云说“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已经提拔的要坚决拿下来。当年，他们认为毛主席64岁“已经很高寿了”、“总是要疆的”、应该退下来。这时又专设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只有两届，二人先后任主任，一个干到83，一个干到87。在他们的主持下，废除“四大”，不许争论，对毛主席发动、领导的，几亿群众参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三年的清算。把从城市到农村数千万人在政治上彻底掐死(而这些人正是毛主席培养的、中国社会的定海神针。他们的受迫害史，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开始)!修史时，又以“文革宜粗不宜细”为理由，隐去了真相，断了毛主席的“后路”。

可毛主席说过：“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几十年来，对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由当初的污蔑谩骂，到怀疑彷徨，再到毛泽东热的兴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开始研究毛主席，研读毛泽东思想。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开始从情节回顾，原始资料考证入手，探讨他们的历史价值。新一届党中央对黑恶势力一直重拳出击，今年的矛头直指最基层的“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努力廓清基层环境。让任何敌人都惧怕的毛泽东思想的回归，已经为期不远了。

陋县小民

2026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