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夫：谈包产到户与吃饱饭

最近，关于包产到户在自媒体又掀起争论，引发这场争论的导火索就是小岗村曾按手印分田的十八位所谓的英雄，他们的举动被上升为小岗精神。

一、吃饱饭与粮食增长。支持方的误区是认为，分田后粮食增产了，能吃饱饭了，有自由了，土地流转后能出去打工，多挣钱了。首先，“吃不饱”与“饿”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时跟大人进城，难得进饭店，破例一次让我放开吃，竟然吃了两个大人的量，好像肚子还饿，实质就是当年农副业的发展和副食品生产很落后，人们的餐食结构单一是感觉饿的主要原因，此外粮食限量不能放开口吃粮是另一个原因。其次，从口粮而言，我们生产队成人口粮是每人五百余斤稻谷，约350余斤米，接近城市的人均口粮。另外有生产队和自家自留地种的小麦、山芋、南瓜、玉米作补充，而今有些人的粮食需求还没有当年的口粮多。其三，由于地域条件不同，各地粮食产量有差异，加之粮食不能自由流通，增加了粮食的紧张感。其四，粮食增产是个线性过程，在包产前随着种子改良和杂交稻的推广，以及化肥逐渐使用，粮食年年都在稳步增产，这种增产不是包产的功劳。第四，当时粮食有个特殊功能，在供销社、乡村饭店可代替货币，用于换取副食品和吃饭。包产后农民因对粮食的特珠情结，增加了粮食种植面积，即原来生产队用于如种植大豆、棉花的田地来种粮，这才是粮食突增的主要因素。此外，包产后农民对粮食支配有了自主权，也是感觉粮食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所以，反方认为粮食增加的原因是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杂交水稻的推广，这并不全面。

二、包产到户的收入变化。因为农民对粮食这种集战略、经济与大众物资于一身的特殊产品，有了较高的支配权，所以包产到户初期，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然而，农民的收入全部依赖所分的土地，如果以当年的粮价作依据，包产后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因为包产前的收入为：口粮，农副产品包括油、过年生产队杀的猪肉、集体养的鱼，还有工分，这是结算成货币的形式分配，但工分的货币各地差异很大，主要由集体的效益决定的。包产到户初期，农民还享受着集体留下的福利，即农机使用和农业水利设施的红利，最后是农机锈了，水利废了，儿时能摇船和游泳的小河，淤泥堆积的连鸭子也只能站着了。农民的种植成本不断提高，所以许多土地被摞荒，这证明了包产到户已走到了穷途末路。

三、包产到户与生产方式。分田后从集体协作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各户生产方式，也是数千年来传统的生产方式。失去了集体的力量，个人力量难以抵抗风险，更不用说办大事。我曾路过安徽和湖南交界的地方，农民用牛耕地，用脚踏板甩木锤的方式脱粒，让老牛革铁牛的命，回到原始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在倒退。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劳动力的流失必然导致农业的荒废，农村的没落，还产生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还打破了地区的平衡发展，产生地区和贫富差距。有人说，通过土地流转，农民自由了，进城打工能多赚钱。他们转移了一个本质核心的问题，就是包产到户最终是农民不种田了。他们偷换和混淆了包产到户与进城打工、农业生产与农民自由的概念，可以看到失去生产资料和没有经济基础为后盾的自由是怎样的自由。土地流转本质上就是土地兼并，最终是农民失去土地，这又回到封建时代土地生产的老路。所以，为什么毛泽东主席坚决反对包产到户，他早就预见到这样的结局。农田摞荒，土地流转，宣告了包产到户的失败与破产。

四、小岗精神就是负资产。为什么说呢?小岗村按手印的所谓十八勇士与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有天壤之别，一边是为国家为人民敢于献生，一边是为个人为私利顶风冒险，偷偷干国家禁止的事，做政策不许的事，阳奉阴违，自私自利，为了政治需要把其搓捧为小岗精神，那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些贪官们顶风违纪，巧取豪夺，也是见不得人暗暗地做，不正是小岗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吗?他们也按手印，不同的是他们按手印的地方是在看守所。当小岗村重新发展集体经济的时候，小岗人用行动为自己的“精神”，同时也为包产到户敲起丧钟。

评价一个社会事件，人们常以发展生产力相挂钩，包产到户在某种角度讲是解放了生产力，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有一定联系，但不能相互划等号，包产到户事实上并没有发展生产力，只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然而人们常忘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衡量社会进步的还有生产关系。包产到户的结果是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且是根本性的立场问题。所以，对小岗村之争论的本质就是所有制之争，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是检验那些所谓信仰马列的人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