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追诉像“吃盐”一样普遍滥用:河南文化农民崔红玉案开庭

核心阅读:当“企业主动支付的顾问费”被指控为犯罪所得——崔红玉案折射出部分基层地区权力监督缺位、程序意识淡薄、法治观念扭曲的深层问题。将合法行为通过“罪名再定义”转化为犯罪事实，本质上是以刑法维护“特定利益”格局。

2026年7月24日9点，河南辉县“文化农民”崔红玉涉嫌敲诈勒索在辉县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今年63岁的崔红玉在庭中认罪认罚，但辩护律师仍做无罪辩护。受邀旁听人员包括崔红玉的家属、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及律师协等。

一个“文化农民”的刑事追诉之路

2025年12月26日，63岁的辉县农民崔红玉在其微信公众号“盘上老农”发布了一篇文章，反映基层村干部的工资与身份问题。次日，辉县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026年1月6日，行政拘留期满当日，同案村干部获释，崔红玉却未能恢复自由——辉县市公安局随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其转为刑事拘留。

从行政拘留到刑事拘留，无缝衔接，没有间隔。

2026年5月22日，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2026年7月24日，该案在法院开庭审理。

这一时间线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一个因撰写公众号文章被行政拘留的农民，在拘留期满的同一日被转为刑事追诉，而检察机关随后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

刑事追究，在个案中呈现出“像吃盐一样普遍使用”的态势——这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系统性现象的缩影。

“先立案后取证”的程序倒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明确规定，立案是侦查的法定前提。

然而，崔红玉案中，这一基本程序被彻底倒置。

无报案、无立案即启动调查。

截至崔红玉被刑事拘留，根本无人报案指控其敲诈勒索。

公安机关未依法立案，却大规模调取其个人银行流水、逐一盘问亲友、核查社会关系。

崔红玉家属称，2026年1月2日，在仍无报案、无立案依据的情况下，当地竟专门成立了“新乡专案组”对崔红玉开展全面彻查。

当时查出两起所谓涉案事由，一为崔红玉无偿帮村民代收3000元补偿款——款项已全额转交村委发放到户，全程流水清晰、无截留、无获利。二为15个月的砂石场企业顾问费——截止案发的两年前就已经停发，而且企业主也已经去世。

这不得不让人质疑，专案组本应是针对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力量，却在连立案都没有的情况下，被用来对付一个写文章的农民。 这不是依法办案，而是将“专案组”异化为绕过程序、定向打压的工具。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一个需要动用多部门联合力量去对付的‘写文章的农民’——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惩罚的不是‘违法’，而是‘写作’;打击的不是‘行为’，而是‘身份’。”

学术研究也证实，司法实践中“未立先侦”“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等异常现象并非孤例。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非法取证等侦查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最高检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亦指出，强化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是当前检察工作的重要方向。

刑事追究的“吃盐化”：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诉的无缝衔接

崔红玉案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的无缝衔接。10日行政拘留期满的同一日，刑事拘留即告开始——没有间隔，没有喘息。

这种“续杯式”的强制措施转换，使得行政拘留的期限限制形同虚设，也使得《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程序屏障被轻易跨越。

更值得警惕的是，刑事追究的门槛正在被大幅降低。 最终检方指控的“敲诈勒索”涉及是崔红玉约15个月顾问费(企业自愿支付的劳动报酬)。

崔红玉当庭陈述，其为村民维权结束后，时隔近半年，该企业通过中间人多次主动联系，聘用其为法律顾问;他从未主动索要或要求支付钱财。

辩护律师指出，信访是法律允许的合法行为，崔红玉从未主动索要钱财，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故意要件。

将合法行为通过“罪名再定义”转化为犯罪事实，本质上是以刑法维护“特定利益”格局。

当“企业主动支付的顾问费”可以被指控为犯罪所得，刑事追究便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性和最后手段性，沦为一种可以随意启动的常规工具。

认罪认罚下的无罪辩护：制度困境的缩影

庭审中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崔红玉庭上《认罪认罚》，但其辩护律师当庭作无罪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意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当这一制度与无罪辩护并行时，便暴露出深刻的制度困境。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提出无罪辩护常被视为背弃既定“交易”，可能引发检察机关撤回量刑优惠。

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时常常陷于被动：被告人做认罪认罚时，辩护律师被迫作有罪辩护。

一个真正无罪的被告人，为何要通过认罪认罚来“保底”?一个真正清白的案件，为何需要在认罪与无罪之间做“交易”?

这恰恰揭示了刑事追诉滥用带来的另一重伤害：当被告人被置于“认罪换取从宽”与“坚持无罪但承担更大风险”的两难选择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从“权利保障”异化为“认罪压力”。

选择性执法：对民从严，对官从宽

崔红玉案最刺眼的乱象，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崔红玉曾是曝光“孙石窑村顶包案”的民间第一爆料人——该案中，一份虚假红头文件将智力二级残疾的五保户“任命”为村支书，只为替原支书规避法院“限制高消费”。

该案经曝光后导致11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然而，举报有功的崔红玉不仅没受到保护，反而被刑事追诉。

同一片土地，同一套法律，执法标准却天差地别。一边是对63岁文化农民发了一篇文章动用“专案组”、大规模调取银行流水、穷追不舍;另一边是对反映涉嫌伪造公章、虚构项目、盗卖国家资源的明确线索，拒不受理、拒不立案。

这种“对民从严、对官从宽”的选择性执法，已经不是简单的资源分配问题，而是公权力对特定公民的定向打压。

回归程序正义

崔红玉案绝非孤例。它折射出的，是部分基层地区权力监督缺位、程序意识淡薄、法治观念扭曲的深层问题。

法律的尊严，首先来自于程序的尊严。 当立案可以被绕过，当专案组可以被用来对付普通农民，当刑事追究可以像吃盐一样普遍使用，法律便不再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而沦为权力打压异己的工具。

正如最高检所强调的，检察机关应“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程序的检验——有案才立，有立才查，有查才诉，有诉才判。

“举着火把照亮黑暗的人，不应被以‘纵火’之名逮捕。”当程序正义被践踏，当监督权被打压，当选择性执法成为常态，法律的尊严便荡然无存。

唯有坚决纠正程序违法、严惩权力滥用、破除选择性执法，将公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守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后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