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不愿分田到户？——《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札记之二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从耶纪1943耿长锁等四户率先发起“土地合伙组”开始，历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到耶纪1983年重新分田到户单干，历时四十年。这四十年间五公村集体化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杨学新、刘百恒、樊孝东编著，人民出版社耶纪2020.4出版)中记录的，许多五公村人都说过的那番“五公村没有光棍”、“外村女子都愿意嫁到五公来”的话语，可以侧面印证。

五公村的农村集体化事业在耶纪1983戛然而止：那年，五公大队在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下分田到户单干。对此，当年的五公村是怎样的状况?社员、县社干部是什么态度?三十年后又有什么认识?《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中有所记录，现札记如下：

《我在五公村当赤脚医生》，口述者李香珍，五公大队模范饲养员李第二的女儿，当年的赤脚医生。

【问：包产到户的时候您父亲是怎么想的，跟您聊过吗?

答：从思想上接受不了，不愿意分，像我们都转不过弯儿来，别说老人了。但是我父亲不会说，也不爱说。俺们村里包产到户最晚，人们大部分不愿意。各队的副业都挺大，一分地东西都糟蹋了，把那么多东西都毁了，损失太大了。数三队糟蹋的东西最多，心眼子多的人家都把东西往家拿，像合线机，原先有那么多，都拆了。】

《一个材料员印象中的五公村和耿长锁》，口述者郭润良，曾任驻五公村县委工作组成员，负责撰写五公大队情况材料。

【问：从“文革”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接着实行责任制，这几年中耿长锁在心理上有什么变化，你能感受出来吗?

答：责任制这个事挺难说，刚开始人们的普遍反应是不理解。当时老耿坚持不同意分，人们也不同意分，但最后分了，对五公损失挺大。这事说起来挺难，反正我的看法是，如果集体一直坚持发展下去，五公的变化会更大。当时分产到户不该一刀切，那些好的集体经济应该坚持下去。有些穷地方包产到户好，但是像五公村、常安村、圣水村，这些集体经济好的，当时人们非常不愿意分，结果都分了。

问：还有石家庄晋州周家庄。

答：对了，晋县周家庄，人家一直是集体，顶过去了。当时省里来人做工作做不通，最后让县里主要领导在这里盯着，就那么压着，让县里其他部门去做工作，愣逼着没法了就分了。这一分集体经济损失可大了。现在总说，生产责任制以后发展多么好，那谁知道集体经济一直坚持下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那时候一说水利化、机械化就提五公。不过这事挺难说，河北省梆子剧团要拍现代戏《耿长锁》，来这儿座谈，原来的省文化厅副厅长孙德民，写《青松岭》的那个人，他说到这儿来，按说写五公应该是突出集体化，土地合作组是中国最早搞合作化的，一直坚持集体，这是五公的特点。可是另方面，后来改革开放，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这剧本究竟怎么写呀?他最后只能避开这个地方。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的耿长锁的女婿张启，他不是也写书嘛，他说这个村集体化一直坚持下来，就比现在强多了。我也是这个观点，当时不应该一下全实行分产到户，一刀切!有些条件不好的穷地方可以分下去，发展挺好的集体经济应该坚持下去。

问：当初五公集体经济不错，都有什么?

答：一是五公村里粮食产量高，突破了千斤，二是发展工副业。

问：工副业有哪些厂子?

答：一个是打绳，有个农机配件厂，还有纺纱、织布等。那时候机械不多，骡马成群呐。

问：那时候骡马有多少匹?

答：哪个生产队也有三四十头。三队最多，包括牛在内有七八十头。当时集体经济的积累非常大，这一分就都分没了。

问：谈谈水利方面的情况，比如打井。

答：那时候搞水利国家补贴点，集体打井，要是发展到现在，可了不得。原先一家一户的时候，人们合着打个井多么不容易啊。后来集体打井，五公公社最穷的村一年也打了好几眼。

问：当年五公村的机械化到什么程度?这里有河北省第一个拖拉机站。

答：村里有自己的拖拉机，耕地95%都是机耕、机播。原来小麦收割下来以后用脱粒机在场里打，后来已经变成了直接脱粒机到地里去。

问：那现在和那时候差不多?

答：当然，发展这么多年了，确实有的地方提高了，像种子、化肥。小麦产量那时候已经突破千斤了。 问：那时候突破千斤靠的是啥? 答：土肥多。当时正研究评工记分，怎么体现按劳分配，也不是说大锅饭，已经超过了大锅饭的思想了。比如割麦子、送粪人们都抢着干，真干啊。那时候已经开始研究了，外面也来人学习这个。 问：相当于五公村开始研究分配改革的问题? 答：对了，研究分配制度改革，记工分的办法，通过这个可以体现多劳多得。 ……

问：就是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年终评工分吗? 答：不是年终评分，就是平常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情况记分。比如最简单的是用小车向地里推粪，如果你不考虑多劳多得的话，有的装车装得满满的，有的装一平斗。那时候人们思想都强，一般的不去磨洋工，装车装得满满的，有的也是磨洋工。所以就得包干，一堆粪算半天的活儿，干完了就记高工分，干不完给少记。那就是说不用把地分了，也能体现多劳多得。五公的劳动管理相当合理。】

《一名生产队技术员的工作往事》，口述者乔连起，生产队技术员。

【问：1980年以后别的村承包土地了，这个村咋那么晚?

答：晚了二年，这个村的人们接受不了，没办法，哈哈哈。

问：有没有人特别想承包的?

答：分地时候有不愿意分的，分了怎么种啊，觉着一块儿在生产队做活省心，大部分都不愿意分。

问：什么人愿意分?

答：政策促使你没法，外村人家都分了。

问：当时你愿意承包土地吗?

答：我也不愿意，当时也接受不了，哈哈哈。后来分了吧，倒是也不错，产量也高点了。刚一分，接受不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怎么弄呀，接受不了。

问：刚开始承包土地的时候，有没有搭伙种地的?

答：有，一大家族的一起，一个牲口伙着使。

问：承包了以后，地是个人的，但干活在一起，有这么一段吗?

答：有互相帮忙的，活多了叫几个人，互相帮帮忙。

问：有报酬吗?

答：没有报酬，关系不错的。现在都讲报酬，干活都是雇人，那时候刚分地，不讲报酬。

问：刚承包土地，除了种地还干什么，有做买卖的吗?

答：做买卖的不多。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买卖了?

答：以后人们都外出打工。还有原先队里有些副业，在副业上当领导、跑业务、干活的人，这些人有些基础。

问：那些人富起来的早一些?

答：嗯，那一部分人现在比较富。】

《我在五公从事农业试验、青年工作和副业生产的往事》，口述者耿亚民 ，三队副队长，主管副业。

【问：1984年分地的时候还有哪几项副业?

答：凉鞋那时候不做了，就是做化肥袋子，没别的副业了，到那时候人们思想就涣散了，副业就完了。

问：最后的副业是怎么处理的?

答：都承包给个人了，个人出钱买了。织化肥袋子刚一开始承包给个人了，大概十七个人承包了，干了一年多，就一次性买了。

问：集体企业到现在有保留一些吗?

答：没有。

问：当时人们对联产承包怎么看，是否愿意分?

答：刚开始人们不大愿意分，说干得挺好的怎么就分了，因为几十年都在一块儿。】

《集体化时期五公村的副业生产》，口述者李满囤，五公大队副业组组长、一队队长。

【问：你们一队到承包地的时候什么情况?

答：承包土地的时候，是我带头承包。

问：当时是怎样一个过程?

答：把土地承包下去都是经我手的。

问：您具体说说是怎么承包下来的?

答：承包的土地分为一类地和二类地，而且每一类地都分散在村里不同地方。你得排上号，贫地一亩合半亩好地，按一人分多少，抓阄决定哪块地， 结上组，是自由结组，就不是派咧。

问：承包土地时的家务(车马工具)怎么承包?

答：几家。

问：1984年承包土地之后，您还是队长?

答：我就退下来了。

问：承包之后就是各干各的?

答：承包了土地，井还得管。

问:当时的平均亩产量是多少?

答：生产队时候，(小麦)跟现在也差不多，那时候的小麦也得千数来斤，今年小麦最高的一千零几十斤。

问：当时为什么产量那么高?

答：那时候施的化肥，磷肥、尿素。】

《民兵连长与生产队长的工作经历》，口述者李大虎，生产二队队长。

【问：土地承包以后有什么新的变化?

答：改革开放刚开始，重复投资相当高，造成老多的浪费。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小推车，后来有的一两户买头驴，使几天不使了，有的宰了，有的继续喂着。再后来一个小组五六家买一个拖拉机，麦收几天，秋收几天，干完就不用了，形成重复投资。那时候拖拉机还不好买，得托关系。

问：土地承包时候，周围村都分了，五公拖了两年才分地，怎么想的?

答：咱们这村百分之八九十的不愿意分。省里组织地区的劳模来开大会，给我们做工作，召开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会，动员分开。开会回来，村里社员们吵吵着“不分!”干部们也想着落实上边的政策，社员们就是不分，特别是劳动力少的更不愿意分。那个时候青壮年都上外边做工去了，村里劳动力少了，家里就剩老婆孩子了，愿意过集体生活，那时候这个村社员们依赖集体的思想相当厉害。那时候一个生产队一个菜园子，吃菜给菜票，吃肉每年一个人最少四五斤，多的时候七八斤，棉花、花生大队里都给社员分，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活条件在当时觉得不错。到90年代以后，人们就觉出差别了，人多地少，平均一个人一亩地，不搞副业不行。村里人开始在本地打工的多， 上远处的少，附近都有承包副业的，承包了不知道怎么整啊，得有人搞技术、跑业务。到2005年以后，到远处打工的多了，附近打工不行啊，厂子少了。

……

问：土地最后是怎么承包的?

答：拖了三四年，整个的国家开始承包是1978年，1978到1980年这一段大部分都分了。到1979-1980年的时候老百姓基本上都知道了。别处都分了，那时候咱这里搞小包干。

问：土地承包的时候，最后是怎么承包的?

答：承包比较利索，开会呗，把上头的政策告诉人们，全县就剩咱一个村了，必须得包。1983年春季一队二队分麦苗，春季就开始钉橛子，这块地是你的，这是他的。三队是割完麦子，由集体割麦子，分麦趟儿，钉橛子，割完麦子，玉米你自己种。刚开始分地，前面的人钉了橛，后面就有人给他拔了，不分，人们不愿意分。

问：拔橛子是哪个队的事?

答：哪个队都有这样的事，不愿意分。最后就是做工作，自由结组，一个组里的人签上名单，分地，一等地多少，二等地多少，说这是责任田，这就是给你的，你不要不行，你就得自己种，自己纳粮食，连做工作带往下压。

问：那副业呢，像牲口、猪、拖拉机、厂房、机器这些怎么分?

答：副业都是承包，牲口都分到组，抓阄，牲口作了价，价格定好了，一个组多少人，分上一头大牲口、一头驴，都搭配好。分了以后，一家一户使不了大牲口(骡马)，卖了大的买小的，小的才养得起，买小驴的多。其他的副业都是承包，竞标，一年交多少钱，谁包了，一年交多少钱。那时候头脑比较僵，一个队十几辆大胶轮车，一家一户养不起，也没法分，都卖了，一辆车多少钱谁要谁买，少卖点也就齐了。

问：土地承包了以后，社员的劳动生产和出去做买卖的，有什么变化吗?

答：头一二年不太显，过个三五年就开始显了。纯靠农业的不行，必须要倒腾点副业，做点买卖的才行，从花钱就明显看出来了。】

《五公村的妇联与民兵连工作》，口述者王捧菊，曾任村妇联主任。

【问：分地、生产队解散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怎么解散的?

答：当时社员们不愿意解散呀。可能1982年、1983年开始就有这个精神了呗，可能还早。这村里接受不了。咱是1984年春天分的麦苗，上一年集体种上麦子了，然后上地里拉着线一划，这儿的麦苗是你的，那儿是他的。集体已经耩上了，到麦季自己收麦子。要是正耩麦子的时候分吧，怕分不成耽误了人们种地，当时就先种上了。等一过年就划线，按垄分。

问：为什么拖了一年才分地?

答：当时人们不知道分地怎么样，觉着集体好好的，比哪个村都强，集体挺好的，也不用费心，到种的时候咱就去地里种，队长费心，化肥到了人们驮着化肥送到地里去，多省事，不愿费心。开始人们不分，后来周围都分过了，老耿也转过弯儿来了，也同意分了。

问：村干部有没有因为分不分产生过争论?

答：应该是在1984年以前经过了多次沟通。当时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慢慢来。但是周围村分了以后对咱村有影响，比如不分的时候什么都是集体的，如果这村有亲戚是邻村的，咱集体的化肥到了地里很可能施不到咱地里，出了村谁知道啊。那时候这种思想就包围了你了，要再不分也受影响。 当时三个队也不一样，同是一个工分，到分队前三队挣-个工能分到一块三， 一队开始是一块，后来一块一二，二队稍微差点，到不了一块钱。数三队好， 三队的就不愿分。当时一家子到年底分了钱，人们都到大队桌子跟前等着， 分了钱立时就存上。三队最多的时候一家能分到1000多块钱。人们都说:“好家伙，看人家谁谁家，分了1000多块钱!”

问：分1000多块是什么时候?

答：1980年以前。

问：怎么能分这么多?

答：出工呗!全家都是劳力，一个劳力一年多的挣到360个工分，一天都不歇。一个工按一块钱就是360块钱，你要是5个人的钱就多了。但是得扣除你的口粮钱，你一年分了多少粮食，粮食拿钱扣，还得扣去油钱、菜钱等，扣完了就是你的钱了。】

《集体化时期五公村的妇女工作》，口述者李文英，二队社员。

【问：今天听别人说起，咱村分土地分得晚，当时村里引起了很大争论， 有愿意分的，有不愿意分的。后来投票，大多数说不愿意分，就往后推了二年多，耿长锁当时愿意分吗?

答：他也不愿意分。集体做活多好，又省劳动又省心。队里有生产队长， 正队长、副队长，你做了活走了吧。现在这个，分给你了，你得结记着，买化肥、浇地，反正你什么都得管着。

问：当时您愿意分吗?

答：俺们不愿意分，不如在集体，当时都在集体做活呢，人们都熟悉。】

《“八姐妹”小组第一任组长的五公情结》，口述者卢果，1943年率先发起“土地合伙组”的“老四户”之一卢墨林之女，曾担任五公村“八姐妹”小组的第一任组长、一队妇女队长、持枪民兵，1972年嫁到外村。

【问：从您的角度看，这个村为什么分得晚了?

答：这个村不愿意分，愿意合。咱“组织起来”多少年，又分，当时不同意。我记得当时俺爹生气的多了。那个时候我结婚走了，俺兄弟才多大，俺爹老是说：过不了咧，过不了咧!俺弟弟后来说不上学了。俺们姐妹几个都结了婚，前后都走了，我四个妹子都嫁到五公本村了，还有一个嫁到耿口的。俺兄弟不上学了以后，岁数还小，后来就是俺五妹子净做活了。俺爹那时候怪生气的，他岁数大了，不愿意分。你想想，“组织起来”好几十年了，从1943年到1983年，40年了。

问：老人们对这个分田到户到底是什么心态?

答：俺爹那个时候是不同意。他不同意也没办法呀!那个时候俺爹总说过不了咧!刚组织得好好的，又分。人家别人都同意你也没办法呀，不分也不行。

问：耿社长对这个责任制是什么态度呀?

答：他也不同意呀!我觉着1981年到1983年，一直是学习呀、宣传呀，直到1983年才算开了窍。1983年社长就给人们开了个会，接受了这个事，给人们讲了讲。别说长锁爷了，俺爹还总说，没法儿过了!我觉着刚一说分都接受不了，哪个村也接受不了，赶过一段，都转过来了，你也得转弯。

问：原来这个村比别的村强，说白了当年就是别的村的样板，现在这个村跟周围几个村比较起来，在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方面是个什么状况?

答：当年这个村从“组织起来”以后，就没说缺过吃缺过穿，我嫁的那个村就是没粮食吃，房子也不行，我刚嫁过去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破屋。现

在应该差别不大了，别的村有企业，几千万的厂子，没贷款，咱村里算比较平，没太有钱的，也没太穷的。现在养殖业又行了，光种植发不了大财。

问：就您个人感觉，王桥村(卢果嫁到的村)分地之前和分地之后比较，有什么不一样啊?

答：他村里分了比不分强啊，他原来啥也没有，地里打不多。

问：分了地之后产量高了?

答：分了以后产量高了。那个时候不够吃。他地里不知道怎么了，没水，主要是没井。

问：当初王桥村已经分了并且已经体现出优越性，是不是回来五公村给您父亲做做思想工作?

答：不行，做不了，俺爹还难受呢。

问：为什么?

答：刚分了那会儿，优越性不显，一下子体现不出来。那时候得自买种、买化肥，还得自己收麦子、打麦子。

问：当时你们村1981年分的，五公没分，你们是怎么个心态看这个事情?

答：当时分了，头一年分了，打的粮食多了，觉得分了也挺好的。当时刚分了，还不知道这个事。分了以后，过了一两年，打的粮食多了，就接受了。

问：您为什么在这个村开门市，现在自己做买卖?

答：我还愿意在这个村，羡慕这个村。我老头也是，所以他愿意把俺们老大户口落在这个村里。我走了十几年了，始终不愿意离开这个村。

问：你们“八姐妹”当初的那种精气神，是不是始终保持了?

答：我这个脑瓜，还是光愿意为别人。】

《从生产小队队长到村党支部书记》，口述者李长铎，1983年任二队队长，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问：你们搞包产到户是哪一年?

答:1983年。

问：对包产到户，实行责任制，耿社长当时怎么想的?

答：一开始呀，为这个包产到户，张省长亲自来五公，把衡水地区的各级农业劳模都集中到五公来开了个会。

问：张曙光省长?

答：对。

问：这个会议的内容就是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

答：对，张曙光亲自来给他们做工作。

问：当初老社长是个什么心态?

答：我没跟他具体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挺愿意。

问：不是说欣然接受的这个情况?

答：对，我这么觉得，通过张曙光来给他们开会，做了工作之后，包产到户，才分下去了。

问：当时周围村的情况呢?

答：周围村都分了，就剩五公一个村没分了。

问：周围的村哪一年分的?

答：这一片分的早的，1980年就分了。

问：相当于你们拖了3年?

答：对，拖了3年。

问：拖了3年，应该是说耿社长对这个有看法?

答：应该是有点想法吧，要不省长怎么亲自来做工作呀!所有的劳模点都没分。省长来做工作以后，立时下决心，包产到户分了，1983年春就开始麦苗、量地。

问：耿社长参加了分地?

答：大队开了会，生产队的队长也开了会，统一定了调，分!开始钉橛儿，拿着尺子量谁几米，谁几米，就那么分了。

问:分的时候是一个人几亩地?

答：分的时候我们这村合一个人一亩一分多，这个村地少。当时省长应该是张曙光开了会，做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是，周边都分了，就剩我们没分。那时候生产队里不好闹啊，都管不了了，周边都分了，社员们不听说了，说什么他也不听你的了，再不分也不行咧。再赶上张曙光来了省长来了，来五公开了这次会。

问：在哪开的会，在你们这个地方吗?

答：就在大队开的会，在那个院。

问：是1983年春来的?

答：他是1982年秋天来的，年底就分了。】

《姥爷对我一生的严格要求》，口述者张满囤，耿长锁的外孙子，1983年为第一生产队分支书，后曾任村党支部书记。

【问：咱们村家庭联产承包是什么时候?

答：好像是1984年，比别的村子晚了几年。我们村第三生产队要继续搞集体，晚一年再搞家庭联产承包，但是它自己一个队也没有弄成。河北省在五公村开了一个省级劳动模范会，那次深县有的劳动模范说话十分难听，嫌上面搞责任制。可是现在来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也有好处。集体化长期那么走下去也快不行了，比如当时有人说要去做买卖，那是不行的，不让去。

……

问：要分地那几年，他(耿长锁)情绪怎么样?有什么表现，和你们聊过吗?

答：情绪不太好，能看出来。安排分地的时候，张曙光当省长，他是饶阳人，他来做工作，我姥爷也不愿意。当时不止他不愿意，河北省劳动模范组织来开会的都不愿意。就在这个阶段搞了一个联产责任制，刚一搞责任制村里成立联合社。当时成立了几个公司，化肥公司，电力公司，给人们搞搞化肥什么的。后来，私人承包经营，就不好弄了，也弄不了。

问：分地时候听您姥爷絮叨了点什么事吗?

答：不太明显，人们都能看出来他也是不太痛快。不光他不痛快，当时社员们全都是不太同意分。但是搞责任制第二年，有的生产队搞完了，就停不下来了。大形势就是这样了，你弄不了。再说，你不去请客不去吃饭，人家都那样，你还坚持你行吗?

……

问：讲一讲分地的具体过程。 答：我们的地分了好几次，比方说我自己的地都变了三次。一开始按人头分，过了三五年人口有变化就又重新分了地，过了几年人口又有变化，又分了一次，一直到现在国家说多少年不动。 问：1983年、1984年分地的时候有没有产生一些争论? 答：有争论，这个也没法。这村的情况，是把地分成好地、赖地两类，好地每个人多少，赖地每个人多少，事先把好地、赖地排上号，一个人几垄。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儿呢?边角的几垄地不好处理，不够一家的或多出一点，但是也有规定，排队该是谁家的必须是谁家的，不够再补。 问：集体的拖拉机、牲口、大车、水井是怎么分的? 答：一开始处理了一部分，分到组里去了。水井不要紧，当时还是集体管着，分地很多年以后还是井坏了之后集体打井，水泵坏了集体修。 问：现在呢? 答：现在又把这块推下去了，弄不了，麻烦。 问：您怎么看待搞责任制? 答：总的来说搞责任制也有优势，从原来工业基础没那么好发展到现在也算不错。可是现在也有人说，把之前的集体经济坚持下来的话比现在不一定差。

问：当时五公公社其他村有没有跟五公大队一样晚两年分地的? 答：没有。说白了，当时普遍不愿意分，人们私下里骂粗话。当时经济基础也不好，原来晋县周家庄不是一直坚持走集体，后来坚持了几年也出现波折。大形势就这个样了，人们思想也散了，也不好坚持下去了，有的人愿意做买卖。 问：我们来这之前去了一趟晋州周家庄，他们还按着人民公社的办法来的。 答：一伙儿人做活，队长分配活。人家经济基础好。】

《耿长锁留给我们后辈的是一生的鞭策》，口述者张启，耿长锁的五女婿;王振英，耿长锁的孙女婿。

【问：1983年实行包产到户，他(耿长锁)心里应该不是很愿意，您当初和老人家在

起的时候他处于一种什么心态?

张启;分田到户这个事他没有说不同意也没说同意，当时我说了小岗村的方法，他也没说，他在这个事上没有表态。按真实思想，我体会到老人是不同意分田到户。分田到户的时候，我经常过去看他。因为他是一个爱说爱笑爱逗，非常幽默的一个老人，但是那时候他没多少话，吃的喝的也少了， 经常一个人去地里面站着。当时我几次跟他说你不要想不开，他说咱不要说这个。家里的大姐(满囤娘)也说，俺爹不同意分。但是他嘴里不说，谁来了也没说，也不明确说不分。后来，一位领导同志曾对我说，当时省里坚持五公要分田到户，老耿同志曾告诉他，要他顶住劲，五公不能分。但是省里坚持分，谁顶得住?最后，五公还是分了。

问：集体化时期整个饶阳县的工副业发展情况怎么样?

王振英：包产到户以前，饶阳县当时是全国的农业先进单位，这个真是没说的，因为五公村这个典型带动了全县。就工业来说也不落后，比安平、 武强等衡水地区其他这几个县都先进，这跟老耿很有关系。最典型的是，饶阳县的轴承，全国著名，听说是饶阳的轴承，东三省都抢。还有饶阳县的化肥。】

《实事求是的老父亲》，口述者耿德录，耿长锁的大儿子;耿占录，耿长锁的小儿子。

【问：到包产到户的时候，您父亲是个什么心理状态，他跟你们表达过吗?

耿德录：他不说这些，他是执行政策。

耿占录：我1978年回来了，我觉着当时那个大环境、上级的政策对他有影响，再一个就是省里给他做工作。当时周围都分了，对他确实有影响。

问：晋州一个公社(乡)到现在也没分。

答：你看，咱就说这个集体化的力量就在这儿。20世纪70年代，五公一个工分达到一块钱，一块多点。当时出来工作的人们不就是一个月三十来块钱吗?也就是那个水平，其实五公也达到了这个水平。

耿德录：那个工值是劳力分红，是把粮食刨去，另外分的钱，工分不包括粮食。

耿占录：五公的分红是这样，基本口粮加劳力分红。基本口粮就是一个人多少斤，一般是300多斤，这是保证基本生活，这是分的，不用拿钱。再加上劳动工分分红，工值一块或一块多点儿不包括基本口粮。当时参加工作一般的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挣工资的还得去买粮食，所以说当时五公人们生活收入也不低。原来一些事儿我哥都知道，是后来当的兵，他在合伙组还参加过劳动。有些事儿可以问问他。

……

问：就五公村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您有什么感想? 答：简单地说，解放前吃不上饭，互助合作以后逐渐变好了，不是一下变好，是一年比一年强。到70年代，把口粮刨出去，一天分一块多钱。五公有的家庭，劳力多，一年能分一万块钱，相当于那会儿就有万元户。

问:分一万块钱的这个人叫什么? 答：三队的，人们叫他二蛋，现在没他了(去世了)，他是我的表舅，他大哥叫日本人打死了，他是老二。刨去口粮之外，分一万块钱，那还了得!他的家庭劳力多，他儿子、闺女都劳动，要是包工一天还能挣两个到三个工。

问：那是哪一年? 答：70年代后期，那时候真不一样了。 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有什么感想? 耿占录：改革开放后，我觉着现在人们挣了钱了，有吗?有。但是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贫富太不均匀。现在有的户，日子过得挺艰苦，有的说实在的几十万、几百万挣的也有。现在普遍的是好了，但是贫富差距拉大了。集体化的时候，像我哥说的这个例子是个特殊典型，确实那一家是挣的多，因为劳力特别多，全村其他的户悬殊不是太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也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带那一部分人也富起来，这是个难题。】

《难以忘怀的在五公村与耿长锁工作生活的日子》，口述者肖献法，1965-1972饶阳县委驻五公村工作组成员。

【问：五公村的副业发展怎么样，都有哪些? 答：副业搞得相当不错，特别是三队的最好，集体经济相当雄厚。五公实际吃亏就是在这里，要是坚持不分，和晋县周家庄一样早就发展起来了。那时候五公集体经济很好，副业除了有打绳、果园、林场，70年代后期还有配件厂等，副业占经济收入多少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以农业为主，以粮为纲，粮食过千斤。耿长锁对农业和副业的关系是按国家政策来的，副业不能和农业争原料，五公工业就没怎么发展起来。 问：晋州的周家庄没有分，这里为什么分了? 答：那时候省里来做工作，五公分了，常安也就分了。因为耿长锁是全国劳模，省里先后派了几个人来五公村做工作，后来看着实在不行就分了。当时五公村里出现社员偷拿队里的化肥给亲戚朋友用的情况。周围的村已经都分了，五公村还没分，还得集体浇地，特别是到浇麦子的时候要追肥，不少社员就把集体的化肥扣下来给了亲戚。人们看着不行了就分了。那个时候搞分地，就是周家庄没分，它是唯一的。 问：五公村是什么时候分的? 答：1983年冬天。……

问：五公村现在经济发展怎么样? 答：一般吧，当时五公的粮食产量在全县是最高的。】

《老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口述者杨志勇，1983年时为中共饶阳县委书记;杨占恒，1983年任深县县委副书记;李玉慎，1983年接任中共饶阳县委书记。

【问：您离开的时候，当时全县范围内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当时您作为主持全县工作的一把手，就联承包这个事与耿社长有没有交流，当时是个什么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杨志勇)答：这个事啊，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够解放，或者说是解放得慢，我和老耿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经常交流意见，老耿曾经给我透露过说，我跟不上了。我说怎么跟不上了?他的意思，他到省里去，有关领导也给他提这一方面的事。当时我和老耿的思想是这样：五公村和常安村不应该分，为什么不应该分?因为这两个村集体的家底儿太大了。当时水利上合四五十亩地一眼井，几天就能浇一遍水，分了以后反倒不好办了。再比如五公的三队，副业搞得挺好，有编织袋、铝铁合金等，分了以后怎么管理?老耿也是这个思想，我也是这个思想。当时为了稳住局势，县里派人下去做工作，我给下去的这些人交待，这个事我们只能是正面引导，不能说是这个村就不能分，或者说这个村就得分了。怎么有利发展生产力，怎么便于管理，我们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五公村始终多数人不愿意分，个别的愿意分，迟迟没分。常安分了一次不行，又返回去了。其实当时我也不同意常安分，但是我也不能搂着，也是和五公一样，多方面做工作。这个事我给你说，后来五公怎么分了?当时省里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做五公村的工作，最后跟着形势也就分了。

问：除了省里做工作，跟当时周围村都分了这种整体环境和形势有关?

答：压力大啊，老耿为什么说那个话，不行了，不行我就歇了吧，我跟不上了。

问：在1981-1983年这一段，周围已经分了村里的效果怎么样?

李玉慎：那时候分了的，农业机械部分都没分，该统的还统着哩，浇地呀什么的还都是集体化，有一个过程。

杨志勇：这一段的影响还小，该统的还统着哩。 李玉慎：像这样的事，当时是分好还是不分好，到现在看也拿不准。当时来说，集体工副业很多，集体的水利配套设施都搞得很好，怎么分，确实很难办。可是那个村要是不分，对全区都有影响，别说全县了。(人们会问) 你要搞承包，耿长锁还不承包哩!在这样的压力下，我觉着老耿不一定真心实意地来分。 杨占恒：这个地方责任制的情况咱们都了解，省里派工作组来这儿。一个基层组织，省委派人做工作。基层党委怎么着?从实际出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他觉着当时是适应的，觉着不错，那么些工副业，所以老耿不同意，他了解这些情况啊。但是最终还是分了。刚分的时候也是个过渡。刚才老杨说的这个事，该统就统，统分结合，统加分，统一分地，麦子统一种，分户经营。可是一分户经营就有矛盾了，矛盾出现以后，上头政策你处理不了。实际上没问题，但没有政策依据，那就得按着政策，顺着政策走了， 就分了。就是这么个形势。 杨志勇：这个事儿，弄来弄去，我觉着还是得回到集约种植。你现在怎么管理?你说要种麦子，他说种棉花吧，你说怎么弄?这不好弄啊!到了一定程度还是得看怎么有利于机械化，怎么有利于管理。 李玉慎：我记得有一位领导同志去了以后，汇报情况的时候，他说耿长锁和五公村当初坚持该统的统，该分的分，实际上五公这样做就对了。集体浇地、耕地，该统的都统包着哩。我要浇水该怎么浇，还怎么浇，地是你的，你种什么、怎么收割，都是你的事，这样的话就省很多事了。当时别的村里发现什么问题了?不统了以后，井坏了，干脆就没人管了，机器坏了，没人管了，你要浇地，你个人买机器，他要浇地，他个人买机器。 杨志勇：实际上造成很大的浪费。 李玉慎：一开始提的很好啊，该统的统，该分的分。结果呢?统统包了，不管好的坏的一刀切，当时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在的那几年，反正五公浇地什么的还都是该统的都统着呢，集体企业都搞得挺好的。

问：说说跟耿社长接触的一些事?

(李玉慎)答：……总的来说，我觉着老耿这个人的思想与时俱进，还是能赶上形势。虽然说承包的时候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那时候我也不同意分，当时常安大队书记说，不能承包，不愿分，我说行，那你再合着再干几年。从我内心来说，也是觉着这么好的村，这么好的条件，就这么分了，散了，接受不了。我对老耿说，你也动员他们承包，照着常安似的，说不同意，那行了，你们就再试二年，也不是不可以。常安村是先分了一次，后来不行又合起来，我去的时候正是刚又合起来。在当时把地能承包下去，能让人们同意了，这就很不简单。以前搞合作化，搞了几十年了，承包和合作的概念是不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既要看到全国的大趋势，又要看到五公村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大趋势是要分，不是合。五公怎么行动，对于全县、全区甚至全国都有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搞承包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过程，真是不容易。再一个，究竟该分不该分，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不一致，在当时说实在的好多干部觉着不应该分，可有些人就觉着应该分，所以感觉压力太大。当然，到现在来说，一般认为当时一刀切也不是一个挺好的办法，五公的道路，当时能坚持也挺好。统分结合，该统则统，该分则分，按照这样的政策确实也挺好。搞一刀切，像五公那样的，你把井分了怎么闹，所以该统的统着，该分的分了。当时我说，强调一个“包”，后面得还有一个“统” ，有些村子地里有井，都挺好的，现在一分，好了，你这几户二十亩地，井坏了，谁修?机器坏了，水泵坏了，谁修?谁也不拿钱。那只好一户买一个机器，一户买一个水泵，你浇地用你的，我浇地用我的，造成这样的结果。你要队上统起这个事，统一管着，就不浪费了。当时说统分结合，该统则统，该分则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都分了。好多集体的东西，该卖的都卖了。说实际的，老耿过这一关确实是不容易的。

……

问：耿社长对您的工作方面有哪些影响? 答：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与时俱进。搞承包能在五公包下去，他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他转不过弯来也执行。我就转不过这个弯来，他能转过这个弯来。他也考虑当时的影响，都实行承包，就是你五公不执行，在全县、全区造成什么影响?说到底，他还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从大局出发，他有大局意识，确实不容易。】

《我在五公做会计的工作记忆》，口述者徐根，曾任村会计、生产队支书、大队秘书。

【问:这个村是1983年分的土地承包到户的吧?

答：是的。

问：当时是怎么分的，大家是什么态度，有没有引起一些争论?

答：1983年以后把土地划分了等级，分一、二、三等，按照每家的人口， 比方说你家两口人，一等地给二分，二等地给五分，三等地给一分，好的坏的搭配。根据土地质量分成等级，按人分。 问：听说咱村里分地比较晚，当时投票说不愿意分，后来政策下来了不得不分，是吗? 答：1981年那会儿周围的村都分了以后，生产队干部不好闹了，觉着那会人们都不听话了，别的地方一分，人们思想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分的时候人们都觉得不分好，等别处都分了，人们的思想也就不一样了。 问：有想分的有不想分的，村干部怎么处理? 答：开始一般的是观望的劲儿大。后来，看着不分也不行了，也就放弃。那种情况下，你不放弃也不行了，周围都分了。 问：是不是三队分的最晚呀? 答：差不多吧，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是晚一点。】

《从互助组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口述者杨同，1978年任村党总支书记。

【问：五公实行责任制，分地是哪一年?

答：1983年冬天开始，到1984年春天彻底分了。

问：分地的时候人们愿意吗?

答：不愿意。

问：那怎么办，工作怎么开展呀?

答：做工作呗，除了做工作也没其他的办法。当时大部分不愿意，都觉着没保障，集体有保障。不过到了真正分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好了，沾了光了。实际上，刚分那几年越来越觉着好了，现在觉着更好了，成了这样了。其实，咱们当时要是不分，也一样能挺过来。当时上至干部，下至群众大部分不想分，觉着分了没底儿，有的找来说咱们可别分了。

问：当时压力不小吧?

答：压力不小。工作组来了，我盯着。

问：20世纪80年代以前，集体化时期五公村与周围村子比，比他们强吧?

答：是的。

问：那现在来比，是否还比周围的村强呀?

答：不好说，不好说。咱们有个好基础，农业技术好，水利条件好、电力好，地也好，产量上得去。现在种了这些年了，人家超过五公的也不少， 从产量上。

问：现在跟人家横向比较，咱村发展是相对慢一些吧?

答：是的。咱们要是不分，也能挺过来，兴许比现在还好。】

从以上记录看，耶纪1983年时五公村绝大多数社员不愿意分田到户，耿长锁等社队干部也反对，但在省里的巨大行政压力下，为“顾全大局”而违心服从了。当时县里主要领导倾向于五公村社员、干部的想法，但没有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显然是因为也面临上级的巨大压力。从不少资料来看，五公村当年的情况具有普遍性。

当时上面的文件里有“该统的统，该分的分”(即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可以保持集体生产经营，也可以分田到户)之类的话，但省长亲自到五公村“做工作”(施加压力要求必须分田到户)，实际上没有按照文件规定实事求是进行“改革”工作，而是“一刀切”。

现在“主流”书写的新中国史，无一例外批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进程中有急躁性、强迫性问题。从上述五公村的口述史料来看，四十多年前的分田到户“改革”中，同样普遍存在上述问题，教训深刻。“主流”历史话语在讲述1980年前后的农村“改革”历史时，应该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