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困境正在放大通缩与治理风险

我最近3个月跑了东北、内蒙、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云南、广东等省的农村，普遍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而生产成本上升，农民增收困难，第二个确保有保不住的风险。

生猪价格跌破5元/斤，到4.5元/斤左右，而生产成本6.5元左右，如此极端的情况不仅仅只有生猪一个产业。最早上市的露天樱桃，价格由15元/斤迅速跌到5元/斤左右，次果降到2元/斤，和上年比价格腰斩。

前天回到老家王垸村，小龙虾行情更是断崖式下滑：去年卖5/斤元的今年仅2元/斤，去年15元/斤的今年只卖5元/斤。前些年一亩小龙虾收益可达5000元以上，今年六七成养殖户无利可图或亏本。

江汉平原农村普遍采用“一季小龙虾接一季中稻”的种养模式，小龙虾收益崩塌后，农民只能寄望于水稻。可即便今年粮价维持去年水平，农户种粮整体收益依旧会下降。根源在于农资、农机等价格持续上涨，不断挤压本就微薄的农业利润。

一方面是农民生产经营收入持续缩水;另一方面是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压力加大，务工收入不增反降。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多年，直接导致农村消费能力持续萎缩，加剧了内需不足。

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教师医生、机关干部及城市退休群体，收入稳定、保障完善;广大农民收入持续下行、收益波动剧烈，一稳一降的收入格局，不断拉大城乡、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收入失衡不仅加剧社会不公，更会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潜在风险。

深究根源，农业越干越卷、增产不增收，本质是三农底层制度设计与组织模式存在缺陷。现行农村经营体制，大多只有“分”、缺少有效的“统”，有统也是资本在统，农民自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未能真正落地。小农长期单打独斗，组织化水平严重不足，直接造成多重困境：没有组织化，无法对接订单农业，只能被动接受强势市场主体定价;没有组织化，难以抱团降本增效，生产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没有组织化，无法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农民只能赚取最基础的种养收益，无法分享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增值红利。

分散的小农难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只能被动承受价格波动与资本挤压，承受马太效应带来的损失，无法共享市场经济发展红利。

三农问题是关乎经济全局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性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组织化水平太低，农民组织的权利与功能严重不足。面对当前困局，必须正视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异化，必须着力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推进城乡融合、三产融合发展。唯有稳住农民收入基本盘，激活农村消费潜力，才能缓解内需不足、通缩加剧、两极分化等深层矛盾，夯实国民经济稳定运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