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安徽茶乡行：老茶农谈主席与小岗村

原编者按：

一杯舒茶，映照时代。本文作者是一位来自河南平顶山的老茶客，26年前因公出差安徽，偶遇舒城茶乡。在与当地老农的闲谈中，他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里话”：一边是对领袖指引种茶致富的朴素感恩，一边是对参观小岗村“只许讲好”的谨慎无奈。文字平实，却记录了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的真实心态。茶香虽远，回甘悠长——司马建国。

文/孙国定

我生在河南平顶山，长在煤城，骨子里却是个嗜茶如命的“老河南”。虽说手边常备的是家乡的粗瓷大碗，肚里装的也多是黄河水，但这五十多年来，我的舌头却跑遍了半个中国。大江南北的茶，我喝过不少，唯有安徽舒城的“舒茶”，像一记沉稳有力的勾拳，打在了我的心坎上。我想，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滋味吧。

那是1990年6月中旬，因公差到了省城合肥。办完公事，朋友问我：“老哥，想去哪转转?”我操着一口浓重的平顶山口音笑道：“皖南我去过几趟了，没啥新鲜劲儿。咱往北走，去舒城!我想去看看当年赫赫有名的第二个‘人民公社’变成啥样了，再品品那里的茶。”这不仅是怀旧，更是一个时代亲历者对另一个时代符号的探访。

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便驱车北上。一进舒城地界，车窗外的景色就变了味儿——不再是中原那种坦荡如砥的平原，而是连绵起伏的浅山丘陵。空气里飘着一股湿润的草木腥气，那是我在干燥的平顶山从未闻过的味道。这种地理环境的转换，似乎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故事，将与我熟悉的北方语境截然不同。

我们在茶市逗留了两个多时辰。那天运气不佳，纪念毛主席视察的场馆大门紧锁，挂着一把“铁将军”。遗憾之余，我反倒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隐喻：历史的门扉有时也会暂时关闭，但生活仍在继续。于是，我把心思全扑在了茶叶上。在一个茶摊前，我相中了位年纪约莫六旬的刘姓摊主。他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看就是常年侍弄庄稼的庄户人。在这个充满表演性质的旅游年代尚未到来之前，这种朴拙的面孔，本身就是一种信誉的担保。

算账时，市价十块一斤，他硬是抹了个零头，只收我二百七。“老哥，交个朋友!”他一边用稻草绳捆扎纸箱，一边打开了话匣子。他指着远处一层层盘山而上的绿色梯田，用带着浓重江淮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是毛主席让我们这些泥腿子富起来的!以前俺们这儿只晓得种稻子、麦子，土坷垃里刨食。后来上头让种油菜、种茶树，这漫山遍野的绿叶子，就成了俺们茶乡子孙后代的‘小金库’!”听着这朴素的话语，我不禁感慨：政策的力量，无论初衷如何，最终在民间落地生根，往往都会转化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认知——那就是“富起来”。

然而，当我端起大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试探着问出那句：“老乡，你们听说过凤阳小岗村不?”时，气氛陡然变得微妙起来。这一问，像往油锅里滴了水，原本热闹的茶摊瞬间炸开了锅，七八个茶农呼啦围上来，争先恐后地答话：“咋没听说?电视里天天放哩!”“县里组织俺们村干部去参观，管吃管住，不要咱掏一分钱。”这种近乎亢奋的热情，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态。

我追问：“那去看了，觉得咋样?”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躲闪。最后，还是刘老汉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谨慎几分无奈说：“上头交代了，只准讲好，不准讲孬。回去谁要是乱嚼舌根，干部要写检查、停职，党员挨处分，老百姓还要自费。这……这是死命令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言不由衷”。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真话往往比茶叶还要沉重，它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从喉咙里挤出来。这种沉默的默契，或许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能反映那个年代的肌理。

临走时，我把那箱茶小心翼翼地搬上车。车轮滚滚向北，朝着我的家乡平顶山驶去。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退休，但每当用家乡的白开水冲泡这舒城的绿叶时，我总会想起那个江淮丘陵的清晨，想起那位皮肤黝黑的刘老汉，以及他那句压低了嗓门的叹息。这杯茶，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它成了连接两个省份、两个时代的介质。茶香里，既有伏牛山的豪爽，也有舒城的温润，更有那个时代普通百姓在宏大叙事下，那份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真实回响。这，或许才是这杯茶最耐人寻味的“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