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从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看食物供应的极端重要性

谈到食物的重要性不得不提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1959-1961的“三年困难时期”。那个话题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对执政党不满的一方总拿它说事，常用来攻击执政党没有搞好民生，造成了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发生。然而，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悲剧，是特殊时期特殊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的，是人类认知社会规律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史为鉴，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教训?今后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天灾+人为的大饥荒，才是我们今天需要正视的。

百度百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解读是：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或者过歉年。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称之，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对于这个特殊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原因，1978年前有关说法一直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多倾向于天灾;近年年，有学者认为那三年“风调雨顺”，政策的原因造成了饥荒， “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甚至对饿死人的数据放大了十倍。其实，上述两种说法都有问题，抓住其一不及其余的讲理方式是不可取的。下面我们就来客观地分析一下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一回事吧。

　　一、自然方面的原因

人类在自然面前往往力量是渺小的，即使放到高科技异常发达的今天，人类也并没有战胜天灾。农业产量与气象因素密切相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靠天吃饭，看天吃饭都是常态。建国后仅十年，当时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水利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来抵抗干旱造成的灾害。

学术研究揭示，1959年—1961年期间，我国天气气候特点是：降水偏少，1960年特别少，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华北、西北、东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西南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特别是1960年，全国范围大旱。另外，暴雨洪涝、台风、冰雹、低温阴雨、冻害、华西秋雨、寒露风影响也较大。总的来看，三年期间天气气候条件对全国农业生产不利，特别是1960年更不利。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1959年和1961年为偏重年份，1960年为严重年份。

http://www.hprc.org.cn/gsyj/yjjg/zggsyjxh_1/gsnhlw_1/sanguoshilxswj/200906/t20090629_12900_1.html 

再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1959-1961年建国以来，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出版的文献 ，水利部归纳的资料，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我们都能够看到当时对那三年气候异常的清楚记载。

《中国灾情报告》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人们习惯上将这1959-1961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时间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即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以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以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1962年春夏、夏秋以华北黄河流域、东北干旱为主。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

以上是对1959-1961气候异常的记载。理论上讲，这些记载都是客观的，权威的，丝毫不亚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异常天气的记载。相应地，农作物受害面积就出现了下面的报道：

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公顷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该时期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均处首位。

在刘颖秋著《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中，中国50年农业旱灾长期(1950-2001年)变化规律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表1 1959-1962年中国累计成灾100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万公顷)

数据来源：刘颖秋. 2005. 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有人在对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59-1961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即使放在历史的特大干旱年，说“三年自然灾害”都是不为过的，放在历史上也会出现饿死人、或买儿卖女的逃荒行为，而这样的灾难让刚对全国执政10年的中国共产党赶上了，再加上人为的政策原因，遂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悲剧。

　　二、人为的原因

也有人认为，上述自然灾害是造成饿死人的部分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三年困难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甚至风调雨顺。他们认为，高层决策失误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中央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而“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原因，“饿死人”是“大跃进”中“浮夸风”造成的结果，“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也是“饿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以河南、安徽、四川三省为甚。当时，为超额完成指标，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由于施行统购统销办法，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给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这种极左的做法严重违背社会规律，留下了大饥荒的隐患。

第二，人民公社吃食堂等一些左的过头的一些做法，导致粮食短缺。大食堂的做法是利用军事化管理农民吃饭问题，是一种冒进做法。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口味需要也不一样，在一个大锅了吃饭，养了一些懒人，也造成了粮食的浪费。由此造成的问题也是严重的。当公共食堂无米下炊，严重的饥荒发生了。1957年，“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

第三，隐瞒灾情事态没有及时控制住。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导致灾情恶化。

饿死人最多的河南、安徽、四川省，当时并不是国库无粮，而是三省主要领导把农民口粮征调一空冒充“政绩”，农民绝粮，附近的国库却是满的。他们绝对服从上级要求，宁可老百姓无粮饿死，也不向上级要求开仓放粮，而且严密封锁消息，拦截老百姓逃荒求生。

据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吴芝圃的支持下，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打党员，打贫下中农，提出“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斤公粮”要表扬。反瞒产已经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不开伙，活活将人饿死，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被人撞死在墙上。槐树店的公社党委书记纠集一群人，打农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惨叫声为乐趣。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生产队长独占上面下发的80斤救命粮，还狂言要70人饿死50人才开伙。一个县百多个村庄的贫农大都被活活饿死。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

http://www.szhgh.com/html/09/n-19109.html

以上从高层决策到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尤其是瞒报、极左做法，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难以逃避的人为原因。

　　三、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吗？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不得不提浮夸风，不得不提当年一句很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 即1959年的前一年, 尚处在快速工业积累阶段。中国要解决关键设备进口的外汇问题，民族工业要振兴，军事工业要发展，都需要花钱，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依靠农产品出口这一传统的做法。加上当然要偿还外债，当年的中国不像今天的某国那样赖账不还，而是勒紧了裤腰带还账。我们又没有换外汇的太好渠道和产品，只有农业和一些自然资源可以利用。因此，全国上下追求粮食产量的迫切心情是值得理解的。我收藏一本1958年版的《科学画报》全年装订本，整个一年中关于农业科技的文章很多，有害虫控制、杂草控制、土法制造机器耕地机器、还有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的小球藻光合固氮固碳，当然也不乏土法高炉大炼钢铁。在那一年的科学画报中，竟然还能够看到中科院植物所、动物所、上海植物生理所科学家的名字，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院士或已故去。

毛主席是相信科学的，也信任科学家，尤其物理学家钱学森的观点较大地影响了毛主席。钱老在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理论上推导作物产量提高的可能性，而钱老是物理学家，他得到的有关植物生理的知识是受到当时中科院植物所汤佩松先生的介绍，植物生理学家的假设前提是光能利用率能够提高到5%，产量或许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但这种光能利用在大化肥、大农药的今天也没有达到，最高的玉米也只有不到1.5%。这就是说，科学家的假设过了57年，也只勉强实现了30%，某些科学假设或科学预测是靠不住的。

尽管毛主席信任科学家，但对于粮食产量过千年、过万斤甚至后来的过十万斤，他是根本不会相信的，在多种场合下，毛主席对粮食产量过万斤的表态都是“吹牛而已”。有人说，浮夸风是毛泽东主席制造的，这放在历史的今天是有失偏颇的，当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退居二线了，他也在多种场合下对于粮食冒进予以否定。195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当天的头版登载了天津专区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这种离谱的报道当年能够登上人民日报，不得不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但这样的报道，如果毛主席亲自看了文章，是不会同意发的。

事实上，毛主席不仅不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而是反浮夸风最坚定的带头人。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里，我们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开浮夸风之谜。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通晓古今中外、且有哲学思维、从农村长大有过农业劳动经历、智慧过人的毛泽东主席，他会相信一亩地会超过一万斤的产量吗?他肯定不会，非但亩产万斤他不会相信，连亩产一千斤也不会相信。历史档案中，我们看到下面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一些语录，当时全国还制作了一些墙报。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北墙上就张贴过类似的“毛主席语录”(见下面划线的部分)，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

附：毛泽东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从上面的来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对各地不按农业规律办事的做法，是做了斗争的。如果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事件都推到毛主席主席头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