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34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扼要 第七章 胜利辩证法

作者:解瑞琮 来源:火种社科社微信公众号 2026-11-16
“胜利终将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必然结论。坚信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终将胜利,坚信每一次失败都在为最终胜利积累条件,坚信我们这支队伍之所以天然地优于反动队伍,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胜利辩证法的产物和载体。

1.“唯一兵法是没有兵法”

任何战争经验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但任何战争指导者又都必须依靠经验来指导战争。如果完全否定经验,战争就变成了盲目的赌博;但如果把经验当作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战争就变成了教条主义的牺牲品。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对这一矛盾的回答是:永远不存在能够直接套用的战争经验,但同样永远不存在毫无用处的战争经验。

接上文:知识点梳理33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扼要 第七章 胜利辩证法

每一场战争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它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面对特定的敌人,拥有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因此,没有任何一场战争的经验可以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另一场战争中。但与此同时,一切战争又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它们共享着战争的一般规律,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争取主动权等。特殊经验与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不是“个别包含一般”的简单逻辑关系,而是一般规律通过特殊经验才能被认识、被运用的辩证关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过:“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能通过具体的战争经验才能被把握;但把握了一般规律,并不意味着可以跳过具体分析而直接套用。

教条主义的错误,恰恰在于混淆了“一般规律”与“具体经验”的层次。它把某一特定条件下的经验——比如“攻打大城市以夺取政权”——当作普遍适用的公式,而忽视了这一经验所依赖的具体条件是否在另一场战争中存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早期的挫折为这一错误提供了惨痛的教训。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等中心城市。这一战略的教条主义根源在于:它将俄国十月革命中“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中国。俄国革命的成功,依赖于沙俄统治在战争中的总崩溃、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和成熟的苏维埃组织;而中国的中心城市恰恰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最集中的地方,红军的力量不足以与之正面抗衡。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于1930年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随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同志,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最终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这一案例从反面证明:不研究具体条件而直接套用他国经验,必然导致失败。

但教条主义并不只有“照搬”一种形态。另一种同样危险的教条主义是完全拒绝借鉴任何外部经验,固守自身的局部经验并将其绝对化。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堡垒对堡垒”战术,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向中央苏区进攻。面对这一新的作战形态,红军理应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无视红军在装备和火力上远逊于敌军的客观事实,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对攻战,在敌人飞机和大炮轰炸之下,红军修筑的堡垒根本起不到作用,人员伤亡惨重。这种战术的荒诞之处在于:它把“防御”这一战争的一般原则机械地理解为“构筑工事进行阵地防御”,而完全忽视了红军在火力、工程能力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实际条件。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尖锐地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红军之所以能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前期以弱胜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山地地形的充分运用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而“堡垒对堡垒”恰恰是把这一优势完全放弃,去和敌人比拼红军最不擅长的一面。

由此可见,教条主义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使用了经验”,而在于没有对经验所依赖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照搬俄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忽视了中俄两国在革命条件上的根本差异;固守阵地战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忽视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装备和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两者的共同特征是:把某一条件下的具体经验,当作不受条件限制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则要求我们:一切战争经验都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对战争规律某一侧面的认识;但一切战争经验又都不能直接套用,因为它所依赖的具体条件不可能在另一场战争中完全重现。正确的态度是:研究经验背后的规律,分析经验所依赖的条件,然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运用规律——而不是重新搬用经验。

“胜利终将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必然结论。坚信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终将胜利,坚信每一次失败都在为最终胜利积累条件,坚信我们这支队伍之所以天然地优于反动队伍,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胜利辩证法的产物和载体。

2.“唯一目标是胜利目标”

如果说“唯一兵法是没有兵法”解决的是经验与教条的关系问题,那么“唯一目标是胜利目标”解决的是战术灵活性与战略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战术的灵活性是军事指挥的灵魂。毛泽东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固然,战术没有固定形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灵活性不是任意性。战术的灵活性有两条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对客观条件的能动捕捉和运用,而不是主观随意的乱打;第二,一切战术必须为统一的战略目标服务,而一切战略目标的设定又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服务。

在军事学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例子是德国陆军的步兵操典。德国军事传统中的“任务式指挥”原则,其核心要求是:上级指挥官只下达“任务”和“意图”,而不规定完成任务的“方法”。操典明确规定,指挥官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必须彻底解释战斗的目的”,因为“部队有权知道指挥官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仅仅命令他们占领某一点是不够的——必须告诉他们是要防守它还是要攻击它”。这意味着,战术执行者被赋予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自主决策的权力,但这种自主权始终被“指挥官的意图”所约束。正如操典所强调的,下属指挥官“在未接到命令或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躲在命令后面”。这一原则的辩证法含义是深刻的:战术层面的自由裁量权,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战略层面的统一目标。没有战术灵活性,战略目标就无法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被落实;没有战略统一性,战术灵活性就会退化为各自为战的混乱。

解放战争是这一辩证法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实践。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战略目标直指“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围绕这一目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战役层面进行了高度的灵活调度。1947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面对胡宗南集团对延安的进攻,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放弃延安,在战术层面意味着放弃了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根据地;但在战略层面,这一决策的目的是诱敌深入,将胡宗南集团拖入陕北的山地环境中,使其兵力分散、补给困难,从而为西北野战军创造各个歼灭的机会。与此同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迫使国民党军从陕北和山东抽调兵力回援。这一“避重就轻”的战略部署,完全围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核心目标展开。放弃延安不是退却,而是为了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歼灭敌人;挺进大别山不是冒险,而是为了在国民党统治的脆弱小腹开辟新的战场。一切战术的灵活性,都是为了服务于“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这一不可动摇的战略目标。

但严格围绕战略进行战术部署,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正是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根本区别所在。国民党军在战略层面同样有“戡乱剿匪”的最高目标,但这一目标从未被真正落实为统一的战役行动。其根本原因,我们在第三章讲了:反动的生产关系推导出反动的组织关系。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嫡系与杂牌之间互相猜忌,各部队指挥官首先考虑的是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完成统一的战略任务。蒋介石的命令往往在传达过程中被扭曲、被拖延、被阳奉阴违。而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将“消灭蒋匪军”的战略目标贯彻到每一个战役、每一次战斗,恰恰是因为革命军队的组织原则——官兵平等、政治领导、自觉纪律——保证了战略意图能够被全军上下一致地理解和执行。战术灵活性与战略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在革命军队的组织形态中才能被真正实现。

3.为一个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战术层面的灵活调度,还需要政治层面的广泛动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主要矛盾所规定的战略任务,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那些在阶级属性上并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集团。

抗日战争是这一策略的经典范例。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策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这一转变的阶级分析必须精确:团结蒋介石政权抗日,不是因为它变成了进步力量,而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使得蒋介石政权在客观上具有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作用。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暂时淡化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集中力量解决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同样,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在策略上区分了地主和富农、恶霸和一般地主,对中农和富农采取了团结的政策,而对恶霸地主则坚决打击。这种区分不是“阶级调和”,而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但团结不等于妥协。必须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团结”:一种是在坚持无产阶级独立政治地位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为完成共同目标而进行的策略性联合;另一种是放弃无产阶级独立性、让渡无产阶级核心利益的“妥协式团结”。前者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但始终保持了独立的指挥体系和政治工作制度,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后者的反面典型,是印尼共产党和伊朗人民党在20世纪中叶的惨痛教训。

印尼共产党在1965年之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共产党之一,鼎盛时期号称有300万党员。在苏加诺的“有领导的民主”体制下,印尼共与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组成了政治联盟。但这种联盟是以让渡印尼共的独立性为代价的:印尼共放弃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建设,将自身的安全寄托于苏加诺的个人保护和“纳沙贡”体制的平衡之上。1965年9月30日运动之后,苏哈托领导的军方以“镇压共产党政变”为名,对印尼共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印尼共的领导人被处决,组织被摧毁,其幸存者分裂为亲北京和亲莫斯科两个派系,彼此之间的宗派争斗甚至比面对共同敌人时更为激烈。印尼共的悲剧根源在于:它把自身的生存寄托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善意”之上,而没有建立独立的、能够保卫自身的武装力量。当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苏加诺)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时,印尼共就毫无还手之力。

伊朗人民党的教训同样深刻。1953年,摩萨台政府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与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伊朗人民党作为当时伊朗重要的左翼力量,与摩萨台政府结成了联盟。在政变的第一阶段,人民党的积极分子与摩萨台的支持者一起走上街头,设置路障,控制了德黑兰的局势,国王被迫逃往国外。但政变的第二阶段暴露了人民党的致命弱点:中情局收买人员组织游行,高呼人民党的口号,同时袭击宗教设施,以此制造“共产党暴乱”的恐慌,使市民对人民党产生恐惧。在随后的大规模镇压中,人民党的“军官组织”瓦解,情报来源和组织安全遭到致命打击。人民党的失败,根源同样在于它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独立的群众基础,而是将自己的命运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绑定在一起。当这个政府被推翻时,人民党也随之被摧毁。

这两个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为了完成主要矛盾所规定的战略任务,而不是为了与资产阶级“融合”。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群众运动的独立组织权、对政治路线的自主决定权——不能作为团结的代价被让渡出去。一旦让渡了这些核心利益,无产阶级就从统一战线中的平等伙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庸,其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掌握。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反复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其含义正在于此:团结是策略,独立是原则;策略可以灵活,原则不能动摇。当一个战略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时,无产阶级既要敢于联合,也要善于保持独立——这就是“胜利辩证法”。

“胜利终将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必然结论。坚信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终将胜利,坚信每一次失败都在为最终胜利积累条件,坚信我们这支队伍之所以天然地优于反动队伍,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胜利辩证法的产物和载体。

4.胜利终将到来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与一切旧军事学说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它对胜利的理解从来不局限于某一次战役、某一支军队、某一个政权乃至某一代人的成败。它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将每一次具体的斗争都置于整个阶级解放的长过程中来考察——正因如此,它才能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保持清醒的乐观,在斗争遭遇挫折时看到未来的曙光。

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只要产生战争和压迫的物质条件——私有制和阶级——仍然存在,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就不会停止;只要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仍在继续,统治阶级的统治就永远不会获得永恒的安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具体的反抗都能取得胜利。恰恰相反,在阶级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阶段,革命斗争完全可能遭遇失败。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种失败的可能,但绝不将失败视为终点。因为每一次失败都在客观上创造了新的条件:它检验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暴露了反动统治的具体运作方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锻炼了革命队伍的组织能力和政治觉悟。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不会随着某一次斗争的失败而消失——它们会传递给后来者,成为下一次斗争的武器,这是多宝贵的经验呀!

巴黎公社的失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最宝贵认识。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牺牲者数以万计,从直接的军事目标来看,它彻底失败了。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经验的总结,恰恰是从失败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结论,后来成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阐发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核心依据。没有巴黎公社的失败,怎么会有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呢?同样,中国革命的早期挫折——从南昌起义后的南下失利,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的被迫转移——每一次失败都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提供了血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教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不同于俄国经验的革命道路。失败创造了胜利的条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革命的乐观主义与一切空想乐观主义有的根本区别。空想乐观主义认为胜利是必然的、无条件的、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因此当失败来临时,它就陷入绝望和动摇。革命的乐观主义则恰恰相反:它承认失败是可能的、甚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它在失败中看到的是经验的积累、条件的成熟和力量的转化。再看《论持久战》吧。毛主席既不回避中日双方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力上的巨大差距,也不为“亡国论”所动摇;毛主席既不鼓吹“速胜论”,也不认为战争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他的结论是:中国会胜利,但胜利不会自动到来,而是需要通过持久战、通过人民战争、通过争取国际援助来逐步创造和积累胜利的条件。这种在客观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心,比任何口号都更为坚定。

我们这支队伍本身,就是胜利辩证法的最适宜的生长土壤。革命军队的组织形态——官兵平等、政治领导、自觉纪律、军事民主——不是为了某一场战役的胜利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长期斗争中不断学习、不断调整、不断进步而设计的。这意味着,革命军队天然地具有一种反动军队不可能具备的能力:从每一次战斗、每一次挫折、每一次敌人的行动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迅速转化为全军的共同认识。反动军队则恰恰相反:它的等级压迫和愚兵政策,使得失败的教训难以自下而上地传递;它的派系林立和利益割据,使得正确的经验难以被统一推广;它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控制,使得士兵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支无法从失败中学习的军队,注定要被一支能够从失败中学习的军队所战胜。

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表面上看是一套行为规范,从军事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一套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正因为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关系,指挥员才能从群众中获得敌人动向的真实情报;正因为士兵与军官之间建立了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下级才能在失败后直言不讳地指出上级指挥的失误;正因为军事训练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士兵才能在实战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执行命令,而不是机械等待指示。这些制度安排,使革命军队在认识能力上获得了结构性的优势——它不是某一位“天才指挥官”的个人智慧在战争中的体现,而是整个组织系统在持续学习、持续适应、持续进步。这种能力恰恰是胜利辩证法的物质载体。

从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最终结论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某一场战争的胜负问题,而是整个阶级解放事业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的客观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就会组织起来、斗争下去、直至胜利。这个过程的每一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的一部分。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无产阶级的胜利,正是这一“历史事变”的最终产物——它不是任何一次斗争的直接结果,而是无数次斗争的总和所指向的方向。

因此,“胜利终将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必然结论。坚信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终将胜利,坚信每一次失败都在为最终胜利积累条件,坚信我们这支队伍之所以天然地优于反动队伍,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胜利辩证法的产物和载体。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