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兼纪念十月革命109周年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观”,论自由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自由问题
自由问题,和国家问题一样,是被近代以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弄得极为模糊、抽象和混乱的问题。从“自由”这一词汇的本意上看在不同的阶级语境中,它都有着一种“参与”的象征。传统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灌输总是表达出来这样一种语义: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并且不受一定阶级和人的力量(从人的本质上来说,就是异化了的因而造成了一种使人不得不服从的、排他的强制力的社会关系)的强制,这就是自由。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最革命的阶级。它不仅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还有比先前一切被压迫阶级都更明显的组织倾向,也进行过带领人民实现彻底解放的斗争。然而,到如今,随着革命的时代在表面上远去,在资本剥削和腐朽文化的侵蚀下,它连自己的的自由都是极端受限的。
一方面,自由的词汇在所有当权派所领导的国家都大行其道,被奉为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青年群众在内卷、失业在高压工作面前痛苦不堪,这一巨大的矛盾值得所有不愿为资本所奴化的人深刻反思。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列宁还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活动。”工人阶级在思想上不能为革命开辟理论先导,在物质活动上当然不能用革命为自己争取来真正的自由。这是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专政,在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教育。
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必须坚决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决裂,以便揭示他们在自由问题上奴化人民的诡计。
资本主义的“自由观”,是对社会生活的歪曲、颠倒的反映,它的两大罪恶在于:首先,掩盖了自由的阶级性,从而否认了革命的迫切性和正当性。其次,把自由视作绝对的、不受制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的力量。
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距今已经109周年了,这也同时在告诉我们,十月革命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分子的无耻攻击109周年了。一直以来,资产阶级攻击我们共产主义运动“抹杀自由”“专制独裁”,关于自由的相关攻击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资本给社会主义事业扣的最大帽子。首先必须指出,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参与者从来都不避讳谈民主、谈自由,但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立论基础有根本的区别。在十月革命这一争取无产阶级自由的标志性事件纪念日到来之际,有必要根据对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观”的批驳,发挥唯物辩证法“不破不立”的精神,谈一谈革命无产阶级的自由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要来详细谈谈阶级、自由、民主和一系列带着阶级烙印的社会规范,他们是如何从物质的基本逻辑中生长出来的。这或许带着一些枯燥,带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部分,但是若不去理解它,我们就永远不能真正理解自由和无产阶级追求自由的伟大意义。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物质一元论的基本内容。基于这个唯物论的根基,提出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同志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出,人类的认识乃至人本身,都是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实践的产物。而人的实践不能脱离实践的形式,就是说人的实践必须在实践本身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环境中进行,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环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中所谓“人的本质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向我们揭露这样一个事实: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人的意识,因为是实践的产物,也必然是社会的产物,无社会则无人。
了解了自由问题的哲学基础,我们当然可以说,自由是在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实践(就是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一定不是某种自然的、固定而一成不变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一定要随着实践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正是实践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实践中的生产劳动、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关系,使人划分为了阶级,这样我们就把谈论对象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基本的实践与社会关系问题,转移到了其(还是唯物史观)内涵里最主要的阶级问题。
所以,既然人的社会实践被分为阶级,被阶级斗争印上了烙印,又因为人的自由和人一样,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就像反对叛徒考茨基所谓的“一般民主”一样,一定要反对超阶级的、“一般的”自由,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而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之间相互对立:无产阶级有了无产阶级的自由,归根到底,资产阶级就要丧失自己的自由;反过来,资产阶级要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归根到底,无产阶级就要丧失自己的自由。这种“丧失”,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虽然不意味着全部权利的完全失去,但是却意味着个人的全部生活只能为资产阶级统治和他们的资本关系服务,从而丧失了突破这一人类枷锁而追求更高发展的可能。
回到自由的定义上,自由,从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在阶级社会,只能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的本身要求而不按照什么强制力主动进行社会实践的行为。
我们已经在自由问题上,揭露了自由深刻的、被反动知识分子掩盖的阶级性。在最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实践考察无产阶级的自由了。
无产阶级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结果与伟大产物。
以俄国十月革命为首的一系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无可颠覆地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自由,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使这一自由有了物质前提;在阶级斗争中,人民经过了真正把自己作为受益者的革命的教育,使这一自由有了原则(模范和前景方向),有了途径(运行方式),更有了待完成的总目标。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是完全被证实了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的。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实现的两个阶段
我们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就是要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要谈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与争取它的伟大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在以革命的、推翻反动阶级的方式实现真正的人民自由,全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都是为了指导这两个阶段的运动而出现和发展的。
第一个阶段是本民族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且遭受帝国主义残酷压迫的一部分民族的特有产物,即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一阶段,就其性质来说,有壮大本民族的资本主义,为其自由发展扫除障碍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人民革命的第一个目的是推翻反动至极的封建地主阶级,彻底扫除“中世纪的一切垃圾”,人民面对地主的白色恐怖,把以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根基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以革命的方式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这是这一个阶段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形态。同时,这一阶段的革命,经过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不只是为本民族的资本主义扫除障碍,也要反对始终处在反动立场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落后的各民族来说,就是带着垄断、买办、官僚性质与色彩的资本主义。
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使人民群众从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中解放了出来,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种形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进而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人民自由。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争取的,用血肉和牺牲建立起来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都为在社会主义环境下人民继续自由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不用过多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实现了人民的政治主权(将人民领导起来,组成了国家)与真正自由,又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导。同时,它推翻了万恶的封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剥夺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自由。对敌人自由的剥夺,从来都是人民自由实现的前提,一切的革命都是如此。
第二个阶段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它是以无产阶级建立普遍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并且也是在这一决定性胜利之后,继续进行革命,以打退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进攻,直到全部资本主义因素均被消灭,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为止的阶段。无疑,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进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且必须进行到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为止,绝不能因为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建立而终结。在资本主义发展本不充分的落后民族,这一阶段在发生民主革命之后,必须迅速进行,以防止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篡夺原属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更改国家、革命党的政治路线。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的较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其就是革命的全部内容本身,是革命的开始就要进行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旧社会、旧制度中被剥削压迫的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自由的实现,因此,它必然剥夺包括全体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自由。
上述的这些,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革命阶段中阶级关系和人民自由的不同表现。无论哪个阶段,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都根本不同于旧经济制度和剥削阶级专政下的虚伪的所谓“权利”,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人民是真正被组成为了一个名为“政权”的力量的,他们手上亲自掌握着对他们的敌人实施镇压的无上权威,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全部的意义所在。
最后有一点要明确,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对人民的自由而言,对剥削阶级反动至极的、反共反人民的自由进行剥夺,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要求之一,不但不是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恰恰是人民自由的体现。不过,这种剥夺反动阶级自由的行为,绝不意味着要直接武力取消所有反动阶级呼吸和生存的权利,若是我们真打算这样干,我们只会遭到最严重的“左”的反噬。在其实际运作上,剥夺敌人相关自由的专政权力,必须遵循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的相关要求,如七五宪法所言:“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这一点规定对人民自由的启示便是,没有可以改造的反动阶级,但有可以改造的反动个体。这里所谓“给以生活出路”,对无产阶级专政所要求的“改造反动阶级中的个体”是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若完全不做区分地试图取缔反动阶级的一切权利,“左”倾机会主义的镇压的扩大化必然会波及人民群众,从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在斯大林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过分扩张的内务部就曾在肃反运动后期造成过部分这样的局面。所以,合理地而非“左”倾冒进地按照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剥夺反动阶级的自由,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为了人民自由必须要注意的一点。

社会主义的自由通往的最终目的地是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自由
无产阶级自由权利的根本方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完成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过渡,是建立一个消灭了阶级、异化和国家强制力量的共产主义共同体。
马克思再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和异化,构想共产主义时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导师也用一句话概括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全部人类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的意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至于《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导师对小市民视作“本质问题”的分配问题,又做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描述。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自由,是在整个社会直接调节全部生产活动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要争取这样一种伟大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归属于全社会所有,经过协商,在自愿基础上,由全社会人民自由地处分和使用;同样是在自愿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全社会人民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岗位和职业,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调整;在分配问题上,商品生产和买卖成为历史,全社会全部个人的产品获取均按照自己的需求直接占有并消耗。在这个社会里,社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高度一致,而协商与自愿服从的自由精神已经深刻刻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原则之中,以至于用于阶级统治的民主消亡,也不需要用专政的原则对待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了。
上述所描述的一切景象,都是共产主义的自由,明眼人都能察觉到,这与社会主义刚建起来的时候,公民(特别是工人的民主权利)是具有极明显差别的。从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过渡向共产主义的自由民主,有不变的原则,更需要有自我发展的道路。
人民自由的自我维护——论巴黎公社原则、“四大”的途径与科学社会主义所坚持的相对的自由
(自由与纪律的统一)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只要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他们就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新生事物的成长从来都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一个从根本上否认一切剥削制度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的自由该怎样才能运行下去?
答:我们要遵循巴黎公社原则,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坚持自由与纪律的统一,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
《法兰西内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系统总结了公社的革命精神,并且提炼出了按照马克思自己所说“永恒的”“公社原则”。巴黎公社原则在之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被一次一次的尝试,它之所以是“永恒的”,不是因为它僵化而一成不变,是因为在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之前,任何想要砸烂、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统治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共有的、高效而逐步消亡的社会主义国家,总需要去遵循它的普遍精神。
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大底包括但不限于下面七点:
1、砸烂资产阶级旧政权,从而使无产阶级夺取权力,建立起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的中央政府,保证办事的干部亲自从实践中得出经验,制定法律,从而完全废除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清谈家议会。
2、在没有资本干预的情况下举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全部的干部必须经过选举才能组成上述“议政合一”的政府,并且随时可以由选民罢免。这样,保证作为人民的选民可以时刻决定国家大小事务的管理。同时,严格限制选举出的官员的工资和其他待遇,使之“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防范特权、官僚主义与“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3、废除在社会生活中居于脱离群众和保守地位的常备军,代之以民众自愿组成的、不脱离生产的、按阶级本性地拥护革命的民兵组织,在国家最终消亡之前承担保卫国家的职能。
4、没收银行和一切被私有化的生产资料,建立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情况(主要是劳动量)分配全部劳动产品[作者自注:巴黎公社本身的实践,只能体现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的方法,但按劳分配是公有制下必然用于取代雇佣劳动旧分配方式的唯一可行的新型分配关系。在这里,也把这一对分配的规定好原本对生产的规定一起加入“巴黎公社原则”本身],以保证由全体人民共同掌握的国家政权可以领导全部社会生产,从而使国家机器逐步成为多余,最终走向消亡。
5、除了政治、经济,同时改造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隔绝资产阶级教育、教会和其他组织对政治活动和正常生活的妨碍。
6、支援农村农民革命,在农民生活的农业区域建立公社,纳入公有化管理的总轨道。
7、总体政治生活上,坚持政治挂帅,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组织以取代资产阶级“官僚集中制”的政治组织,使全体人民不但有权参与统治国家的活动,而且可以常态化地、高效地统治国家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扑。
……
从政治上的建立专政以保障人民地位,到经济上的彻底公有化与按劳分配,巴黎公社的原则保障无产阶级可以享有充分而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它在人类斗争的历史上开天辟地地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的自由,并为共产主义的自由铺平了直接道路。
使巴黎公社原则的落实成为可能,创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伟大事变,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实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对全社会其他领域展开改造,从而逐步落实巴黎公社原则的第一步。
显而易见,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拥有党授予的重要权威革命干部集团出现,就受托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巴黎公社原则被“堕落的工人政权”破坏了,恰恰是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使巴黎公社原则的贯彻成为可能。
贯彻巴黎公社原则,当然不能只靠社会占比一小撮的干部、党员,与他们制定的法令。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全体人民也要有这个义务和权利(首先是权利,这样行使义务才有可能)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自由环境的建设,一同和党干部一起建设和维护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维护好无产阶级专政。
群众参与维系社会主义的自由,主要的途径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不仅是表达思想的自由途径,更是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反对资产阶级,维护学生、农民和工人合法权利的必须途径。
正如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此基础上,此宪法将公民的权利扩充,加入了“罢工”“示威”的权利,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左派的关注。
若是没有国家强制力对“四大”的规定,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对“四大”的严格落实,反动官吏(也就是毛主席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的胡作非为和特权就得不到监督和强制制止,他们对工人和其他群众的压迫、侵害与复辟活动就会加快,这样的话,人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都是得不到真正保障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体政治要求,以及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自然也无从谈起。
“四大”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又反作用于它、用来巩固和发展它,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反对资产阶级的继续革命,提供了民众直接参与的力量支撑。
毛主席在领导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时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社会主义事业如何把群众的权利充实巩固起来?如何把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给培养起来?秘诀就在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它到底是被约束着的,还是纯粹无忧无虑的、不受约束的?
共产主义者一定会用相对的、辩证的方法来看待问题,从哲学上来说,即使是“绝对的”东西,也是要依赖在“相对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之下的。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自由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可以为新兴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生的动力,创造出工农业,创造出政治,创造出一整个新世界。但是它依旧是要被约束的,而且不被约束,它一定是走不下去的。
约束自由的力量,就是“纪律”。
和民主、自由一样,纪律当然也是实践的产物,也不能脱离物质的实践和社会关系而存在,自然就不能脱离阶级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纪律,无产阶级当然有无产阶级的纪律。我们主要要说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如何合理地规范无产阶级自由的形式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同志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在建国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以党内民主为例,也讲到过:“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在说,阶级社会里的人民自由,如果要真正保持住自己的人民性而不沦为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就必须要坚持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我们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以贯之的阶级斗争视野。
具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产阶级的纪律对自由的规范大抵如下:
首先,在政治上,全体人民要以路线斗争为纲,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群众必须服从革命党和革命路线的领导,维护在革命路线下政治思想的统一。没有统一意志,就没有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全体民众要以真正主人翁的态度参与政治管理,要把行使政治管理的权力既作为一种自由,也作为一种需要服从的纪律,为群众以团结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政治和其他社会纠纷的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创造基础。
其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脱离生产的情况下活哪怕是一周。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需要经济的物质基础来维系,人民群众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体,在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中必须坚持“抓革命”与“促生产”齐头并进,以此促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行越来越灵活的分工。
第三,全体人民要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在政治思想第一位的政治挂帅中,在与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结合中,使自己培养出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实践的思想工具。这样就在教育层面上保证进步事业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代代相传下去。
第四,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被人民暴力推翻之前,全体人民要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参与为民主主义政权或社会主义政权而进行的军事保卫活动,增强自己的军事意识以准备好与敌人作人类走向彻底和平前的最后武装斗争。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构成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民主集中制的全部。是两对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服务、相互促进的伟大关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沦为旧事物以至于彻底消亡。
《实践论》中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行知合一”说:“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试问,这种共产主义的“自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能彻底无拘无束,以至于不受任何的规范限制吗?如果那样,这一切画面只能是存在于唯心主义者心中的幻想。由此,可见相对的自由,或者说“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是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坚持的,它无疑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赖以为继的原则之一。
总结
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精神指导我们,自由本身是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它完全不可避免地要被贴上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切所谓“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了资本主义利益的渗透,具有狭隘和虚伪的性质。相比之下,唯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才是真正的、通往共产主义和彻底解放的自由。既然一定阶级的自由是一定阶级进行实践的产物,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只能源于无产阶级专证和争取它的革命斗争。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前者剥夺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自由,后者剥夺的则是一切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自由在这两个阶段建立和扩张起来。根据前代革命者革命实践的光荣传统,我们必须要坚持以巴黎公社原则为基准和方向,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途径,以共产主义的自由为最终目标,通过坚持、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争取人民自由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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