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33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扼要 第六章 军国主义与军事爱国主义

1. 军事与民族问题

近代民族正是在战争中逐步被划定和塑造的。恩格斯在考察民族国家形成时指出，当城市与君主政权联合起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在脱离了带有早期中世纪特征的种族混杂之后，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发展起来”。民族意识不是某种先验的“民族精神”的觉醒，而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斗争中形成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战争。

接上文：知识点梳理32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扼要 第五章 战争与人民的关系

三十年战争就是这样的案例。1618年至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围绕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混战。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民族国家在与帝国和教会的对抗中获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和约“把欧洲大陆各民族的领域作了明确规定，正是在民族国家逐步形成这一历史前提下，才开始了近代国家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战争划定了边界，边界塑造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又通过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深化，逐步固化为民族认同。

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基础。他指出，战争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战争”使世界近代国际贸易体系得以形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资产阶级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来发展生产力，而民族国家正是“在打破地方特殊主义，粉碎封建主义残余，为生产力在全国市场的基础上发展”提供了政治框架。各地域因独特的经济生活而形成了具有独立利益诉求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这些资产阶级之间的资源争夺——无论是殖民地、市场还是原料产地——最终都诉诸战争。民族主义在此过程中从一种被塑造的认同，转化为一种主动的战争动员工具。

法国大革命促进了这一转化。法国大革命把“人民”具化为nation，即所有认同社会契约的人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这构成了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给战争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之前，战争是贵族的事业，“贵族之所以称其为贵族，是因为能打仗，战争就是他们的责任”;但法国大革命后，“贵族战争转化为全民战争，因为这是所有人认同的事业”。新的战争组织逻辑迅速冲垮了整个欧洲的传统秩序。一个国家能动员起来的战争资源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战争资源的总和，整个欧洲联合起来打了六次都没有把法国打败。民族主义因此从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它打破了封建等级的壁垒，使“人民”成为政治的主体——转化为一种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的战争助燃剂。拿破仑战争将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传遍欧洲，而随着拿破仑的战败，维也纳体系的复辟势力又让保守主义、正统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则被各君主国吸收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此后就出现了反动的民族主义。

2. 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是统治阶级将民族与军事强制绑定的一种意识形态调和论。它的核心功能是：以“民族生存”的名义，将阶级社会的暴力机器正当化、永久化，使人民对军事组织的服从转化为对统治阶级的服从。

德国社民党的伟大领袖之一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小李卜克内西)同志在1907年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中指出，“军国主义是大多数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和最活跃有力的生活表现之一，因为它以最强烈、最集中和独一无二的方式表现出民族的、文化的和阶级的自卫本能”。作为出身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一位革命者，他揭示了军国主义的双重功能：表面上，它诉诸“民族自卫”的普遍性语言;实质上，它服务于“阶级自卫”的特殊性利益。小李卜克内西进一步指出，军国主义“深深地根于阶级社会的本质”。这里的“阶级社会本质”指的是：统治阶级需要一支可靠的暴力力量来维护其统治，但直接以“镇压无产阶级”的名义组织军队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必须以“保卫民族”的名义来掩盖这一实质。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军国主义还具有资本积累的功能。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指出，“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它本身即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军国主义“是以间接税为基础”的，它“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正常的生活条件”来“保证一方面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这意味着，军国主义不仅是意识形态工具，更是一种经济制度：它通过军费开支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同时以“国防需要”的名义使这种转化获得合法性。

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民族主义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没有“民族”这个范畴，统治阶级就无法将军事机器描述为“全民的事业”;而军国主义则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物质化的组织形式——没有军事组织和军事教育，民族主义就停留在抽象的口号和情感上，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社会控制。二者的共同本质是：将阶级社会的暴力关系伪装为民族共同体的自然需要。 军国主义的极端形式是法西斯主义，其中军事组织原则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民族共同体”被设计为一个“超越等级和阶级”的统一体，其功能是“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但即便在较为温和的形式下——如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和明治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逻辑也是一致的：以民族之名，行阶级统治之实。

3. 军事爱国主义

军国主义将民族与军事强制绑定，以“民族生存”的名义掩盖阶级统治的实质。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军事动员，不能仅仅依靠强制和欺骗，还需要一种能够被人民“自愿接受”的情感纽带。军事爱国主义正是这种纽带。它将人民对故土、对阶级、对同胞的自然情感转化为对统治阶级军事机器的政治忠诚。

但“爱国主义”本身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其需要被阶级分析。资产阶级的军事爱国主义，本质上是将人民对祖国的情感绑定到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秩序上。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保卫祖国”口号进行过批判，他说：战争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谁在进攻，而在于什么阶级在进行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保卫祖国”，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邪恶的帝国主义和处于统治、剥削地位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军事爱国主义的功能是：使无产阶级相信，保卫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就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使工人相信，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作战就是“为国尽忠”。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事爱国主义。恰恰相反，无产阶级的军事爱国主义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对象和目的与资产阶级的军事爱国主义截然不同。马恩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提出：“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火炮和弹药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军事爱国主义首先是对自身阶级的武装力量的忠诚，而不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忠诚。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具体内容。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必须组建一支无产阶级的正规军队即红军”，因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武器”。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军事爱国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动员无产阶级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拒止外国资产阶级的渗透和入侵。1918年1月，列宁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时说：“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英雄的志愿人员致敬，相信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目前正在召集这种军队来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我们的人民政权，保卫兵工农代表苏维埃，保卫整个真正民主的新制度。”这段话中的“保卫”所指向的对象是“革命的成果”“人民的政权”“真正民主的新制度”——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抽象“主权”。

因此，无产阶级的军事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爱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可以被扬弃的辩证关系。扬弃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否定了资产阶级军事爱国主义将“祖国”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实质;另一方面，它保留了爱国主义中对“保卫共同体”的真诚情感，只是将这种情感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抽象框架中剥离出来，重新锚定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利益上。当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以“牺牲最大的民族利益”为代价与德国签订屈辱和约时，他所做的正是这种扬弃：他拒绝为“俄国”这个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土完整而牺牲十月革命的成果，因为十月革命的成果才代表了俄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在无产阶级看来，“保卫祖国”只有在祖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保卫祖国”不过是保卫剥削者镇压被剥削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