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31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扼要 第四章 军事与自然科学

1. 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物化形式就是武器的因素

自然科学能够指导生产力的发展，而战斗力中武器的因素正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特殊投射。《反杜林论》中说过：“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这意味着，武器的技术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军事领域对自然科学的运用，首先且最集中地体现在武器的制造与革新上。

接上文—知识点梳理30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扼要 第三章 军队的组织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成熟使铁路被运用于军事运输，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与后勤补给效率;轮船技术被用于军舰制造，使海军从风帆时代进入蒸汽时代。与此同时，经典物理学的成熟使炮兵弹道能够被精确计算，火炮的射程与命中率大幅提升。这些技术变革叠加在一起，使帝国主义军队对封建国家的军队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凭借蒸汽动力和精确火炮，在沿海任意机动、任意选择攻击点，而清军的水师和岸防炮台完全无法有效应对。这种优势不是“勇气”或“战术”可以弥补的，它根源于两种生产力水平之间的代际差距。第二次工业革命将这一差距推向了新的高度。内燃机的成熟直接催生了飞机与坦克，使战争从二维平面进入三维立体空间，杀伤效率与作战半径都发生了质变。二战中德军装甲部队的闪击战、太平洋战场上航母舰载机的对决，都是内燃机技术军事化的直接产物。而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普及，则催生了无人机与廉价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应用，使非对称作战成为当代军事的重要形态。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制无人机和以色列制巡飞弹，在缺乏大规模地面接触的情况下，系统性地摧毁了亚美尼亚的坦克、火炮和防空系统。这一案例之所以具有军事学意义，不在于无人机本身的技术先进程度，而在于它使一个国力较弱的国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过去只有大国空军才能提供的精确打击能力——这正是信息技术降低武器成本、改变力量对比的典型体现。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被压迫国家面前获得军事优势的时期，恰好也是其生产力发生质变的时期，我们容易将优势归因于武器本身，从而陷入唯武器论。要破除这一错觉，我们必须追问生产力质变的原因。生产力的提高，本质上仍是与生产关系有关的：正是人的创造力在生产关系中被解放——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中被部分解放——才产生了自然科学的实验与发现，以及将发现转化为工业量产的可能。生产力的伟大的发明，不是凭空出现的“天才灵感”，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特定阶段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与回报所催生的。同样，武器的技术优势，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人的创造力被组织、被动员、被应用于军事目的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武器的因素在战争中始终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说过：“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将这一命题系统化：“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武器技术上对八路军、新四军具有压倒性优势，但他们消灭敌后根据地了吗?朝鲜战争中，美军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但上甘岭最终不还是被志愿军守住了吗?这些案例说明：武器的优势可以赢得战役初期的胜利，但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的核心是人——人的组织、人的意志、人的创造力。武器是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物化形式，但它只有通过人的运用才能发挥作用，而人如何运用武器，取决于他为什么而战、在什么组织中作战、被什么政治目标所动员。

2. 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时空框架就是战场的因素

一切战争的战场都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地形、气候、水文、潮汐——这些自然条件不是战争的“背景”，而是战争的“要素”。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要求指挥官对战场环境有全面十足的把握，这是涉及生死的对军事指挥的“底线要求”。一个不了解战场自然环境的指挥官，就像一个不了解规则和棋盘的棋手，无论他的战略构想多么精妙，都注定无法实现。

地形对战场态势的影响，虽然从战争全局来看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因素，但在具体战役的层面上却能够决定战争天平的倾斜方向。这种“次要因素在具体条件下转化为决定性因素”的辩证关系，正是军事学作为具体科学所必须把握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这里的“战争情况”，首先就包括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红军在井冈山、中央苏区、陕北根据地的作战，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山地地形的充分运用。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占优，但在山地中重武器无法展开，优势被地形消解;而红军熟悉地形、善于山地机动，劣势被地形抵消。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物质要素之间的相对关系发生了转化，进而为“人的因素”的更能动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会。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对战场环境的分析，与古代唯心主义的“天时地利”论有本质区别。后者将自然条件神秘化为某种“天命”或“运气”，而前者则要求指挥官通过自然科学的指导，对战场环境进行精确的、可计算的把握。地理学提供地形分析的方法，气象学提供天气预测的手段，水文学提供河流水位与流速的数据——这些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指挥官“利用天时地利”的物质前提。

满铁株式会社对日军侵华的帮助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满铁调查部在数十年间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地理、气象、水文和资源调查，其成果直接服务于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侵华战争初期能够迅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套积累了几十年的地理气象数据——它使日军能够在陌生地形上精确判断行军路线、选择渡河点、预测天气对作战的影响。这一案例的军事学意义在于：自然科学的勘测成果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力。它不是武器，但它使武器的运用成为可能;它不是军队，但它使军队的机动成为可能，使得军队能够更加“收放自如”。

诺曼底登陆前盟军的气象观测，则从正面展示了自然科学在战场环境判断中的决定性作用。1944年6月6日的登陆日期就是盟军气象团队在连续数周的恶劣天气中，精确捕捉到一个短暂的好天气窗口后确定的。如果盟军在没有气象保障的情况下贸然登陆，登陆舰队极有可能在英吉利海峡的风暴中遭受毁灭性损失。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专门感谢了气象团队——这是一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意识的将领对自然科学在军事中作用的实事求是的承认。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指挥官在战场上“随机应变”的能力，不是某种先天的“军事天才”，而是对战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敌情我情)的规律性认识在具体情境中的能动运用。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军事领域，这种“使用”首先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运用。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必然是一个对地形、气候、水文有实际把握的人——这种把握不是靠直觉，而是靠自然科学知识的武装，以及在实战中积累的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指挥官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自然科学正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最可靠工具。

3. 自然科学与军事的辩证统一

前两节分别讨论了自然科学在武器和战场环境两个方面的军事应用。现在需要从辩证统一的层面加以综合：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作用，始终受到工具性与社会性的双重规定。

所谓工具性，是指自然科学为军事活动提供物质手段和认识方法。武器是自然科学的物化，地形分析是自然科学的运用，气象预测是自然科学的延伸。没有自然科学，现代军事活动根本无法进行。这一点，正如《绪论》说的，即便是最反动的军队也必须承认——纳粹德军在武器技术上依赖物理学和化学的成果，在后勤上依赖铁路工程和化工合成，在战场机动上依赖内燃机和无线电技术。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工具性，不以使用者的阶级属性为转移。

所谓社会性，是指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运用方式、运用方向和运用目的，始终受到社会关系和阶级利益的制约。同样的技术，在不同阶级的军队手中，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产生不同的历史效果。原子能技术在美国手中首先被用于轰炸广岛和长崎，在中苏手中则被用于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支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防安全。无人机技术在美军手中被用于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实施“定点清除”——其中大量袭击造成了平民伤亡;而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手中，则被用于抵抗以色列、美国和沙特的帝国主义军事压迫。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技术的运用方式、运用方向和运用后果，始终是阶级性的。

我们既反对“技术决定论”——那种认为武器技术自动决定战争胜负的观点，也反对“技术虚无论”——那种无视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巨大作用的观点。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分析，正是这种辩证统一的典范。他一方面承认日军在武器技术上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指出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可以被抵消的，因为战争的最终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政治动员的深度和人民战争的广度。他既没有因为日军武器先进就得出“中国必亡”的结论，也没有因为“决定的因素是人”就轻视武器的作用。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可能条件下尽可能改善装备，同时更强调通过政治动员和组织创新来弥补装备劣势。

自然科学是军事的物质基础，但不是军事的全部;它决定战争的物质手段，但不决定战争的政治方向和最终结局。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分析，既不是“唯武器论”的辩护词，也不是“精神万能论”的遮羞布，而是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中，精确地分析自然科学如何被运用、被谁运用、为什么目的而运用——因为只有在这种具体分析中，才能真正理解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意义。

4. 本章的意义

本章在第三章“军队的组织”和第二章“军事与政治的辩证法”之间阐述了物质技术的作用。

第二章分析了战争的政治本质，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本章则进一步表明，政治对战争的支配，必须通过物质手段来实现——而自然科学正是提供这些物质手段的根本来源。没有铁路、轮船、飞机、无线电，现代战争根本无法进行;没有地理学、气象学、弹道学，现代军事指挥根本无法运作。政治不能凭空指挥战争，它必须通过自然科学的物质成果来指挥战争。

第三章分析了军队的组织形态，指出组织就是人的因素的政治形式。本章则将这一命题延伸到物质技术层面：武器是自然科学的物化形式，而武器的运用方式、运用方向和运用效果，最终取决于组织和运用武器的人——取决于军队的阶级性质、政治目标和组织形态。武器是自然科学在军事中的物化，组织是人在军事中的政治化，而战斗力则是这两者在具体战场上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