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Z世代”掩盖了什么：世界青年反抗动向

作者：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原文地址：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the-youth-want-future/

作者介绍：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以运动为驱动力的国际研究机构，致力于从全球南方视角探讨社会与经济转型。该研究所名称源于1960年代亚非拉革命运动三大陆会议及不结盟运动历史背景，旨在鼓励服务于人民愿望的学术辩论。2025年，研究所作为联合主办方之一，参与了在上海举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

编译：杨昊　配图：法国1968、Lain、电影《杏运》、魔法少女小圆等。

过去两年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涌向街头。从肯尼亚到尼泊尔，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从马达加斯加到摩洛哥，再到秘鲁，他们奋起反抗，示威游行。新闻媒体将这些抗议统称为“Z世代”，仿佛他们只不过是又一个“市场细分群体”。这一称谓抓住了抗议者的年轻化、对数字平台的亲近，以及对既存社会体制的厌倦等特征。然而，这一称谓掩盖的当代政治现实，要远比它所揭示的更多。

“世代”不能等同于“阶级”——年轻人并不拥有共同的社会经历和经济地位。此外，这些“造反”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

2024年6月，肯尼亚的抗议活动直接由财政法案引发。该法案将债务负担和紧缩政策的代价转嫁给劳动人民。

2025年9月，尼泊尔民众对政治精英腐败和奢靡生活的愤怒不断加剧，而政府试图限制社交媒体的举措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情绪。

自2025年9月底起，摩洛哥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的衰败，与此同时，大量资金却被投入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筹备工作。同月，马达加斯加的示威活动因政府无法提供可靠的供水和电力供应而爆发。

2025年9月至10月，秘鲁的抗议者将矛头指向政治建制派、有组织犯罪，以及本国的养老金制度：收取年轻人的钱财、却无法为他们提供保障。

这些抗议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情绪：有钱建体育场，却没钱建医院;有钱偿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却没钱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有钱供养警察，却没钱办好学校。

“腐败”是年轻人抗议中最常被挥舞的指控大旗，但腐败的背后，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这一秩序中已经没有未来可言。

日本漫画《海贼王》中的海盗旗也出现在上述多场抗议活动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漫画讲述了一群年轻人扬帆出海，寻找被权势者垄断的宝藏，并与一个自称代表合法秩序、实际却施行暴力的世界政府对抗的故事。这面旗帜并没有提供一套政治纲领，却表达了一种感受：既有的世界是虚伪的，必须踏上一场通往其外部世界的冒险。年轻人似乎在说：“让我们扬帆驶向大海，去寻找一个不再像当下这样令人绝望的未来!”

这种感受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发布的报告《2026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回到未来》中得到了清晰呈现。2023年，15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降至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后，这一比率再度上升，到2025年达到12.4%。这意味着，6700万名年轻人正在积极寻找工作，却始终无法找到。这一年龄群体的失业率在2023年至2025年间，于全球11个次区域中的8个出现上升。

然而，失业率只讲述了部分事实，因为它没有统计那些已经放弃求职的人。因此，一个更能揭示问题的指标是NEET，即“不在就业、教育或培训之中”的青年。2025年，处于这一状态的年轻人超过2.57亿，占全球青年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比2023年增加了900万。

在这个冷冰冰的缩写背后，是无数被悬空的人生。一名年轻人完成学业，连续数月求职，却发现根本没有工作可做。在放弃寻找工作之后，他最终回到拥挤的家庭住所，把结婚、生育和独立生活一再推迟。时间在流逝，生活却停滞不前。

而且这种压力带有鲜明的性别差异。处于NEET状态的青年中，女性占三分之二以上。青年女性的NEET比例为27.4%，超过男性13.1%这一比例的两倍。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教育，而是因为无偿照护劳动、歧视以及体面就业机会的匮乏，将她们排斥在经济生活之外。

在阿拉伯国家和北非地区，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处于NEET状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官方统计的青年失业率为8.4%，看上去相对较低。然而，这反映的并不是就业机会充足，而是贫困迫使人们进入非正规经济。年轻人只能接受，或者自行创造任何能够找到的非正规工作。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近十分之九的青年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工作，缺乏实质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

许多人曾被灌输，教育是摆脱困境、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他们借钱、读书、取得学历，有时甚至远赴他乡，却最终遭遇国际劳工组织所说的“中等技能就业岗位的空心化”。雇主要求初次求职者拥有工作经验，而人工智能正在威胁某些入门级岗位——过去，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岗位积累最初的工作经验。教育抬高了人们的期望，经济却无力满足这些期望。

青年人的幻灭绝不是一场与政治经济状态无关的心理健康危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相关机构在2025年开展的一项调查覆盖了5600多名年轻人，结果发现，十分之六的人感到对当下的各种事件感到绝望无助，而只有一半的人知道去哪里寻求心理健康支持。不过，仍有60%的人表示并未绝望，而是希望参与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经历孤独;在13至2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上升至17%—21%。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低收入国家的孤独问题更为严重。孤独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抑郁和焦虑，也与收入低下、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教育和就业机会缺乏等息息相关。

孤独并不仅仅意味着无人陪伴，而是意味着一个人感到自己对社会而言可有可无。一个年轻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与成千上万的人保持联系，却与那些能够保障有尊严生活的社会组织相隔绝：工作场所、工会、社区协会、文化中心和政治组织。资本市场提供了沟通，却没有共同体;提供了被看见的机会，却没有让人们真正采取行动、改变现实的能力。

这种孤独又遭遇了更广泛的动荡不安。即使是那些以资本家口吻发言的机构，也承认这种动荡状态的存在。“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orldUncertaintyIndex)统计了《经济学人》智库在各国报告中使用“动荡”(uncertainty)一词的频率。该指数的峰值往往与战争、金融危机、疫情、政治断裂和贸易冲突相伴出现——而正是这些危机，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动荡状态之中。

然而，资本家阶级所评估的动荡状态，与工人阶级实际经历的动荡截然不同。对金融食利者而言，动荡意味着某一项投资可能贬值;对年轻劳动者而言，则意味着不知道下个月是否还能工作挣钱、支付房租，不知道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也不知道战争或气候灾害是否会摧毁自己的家。资本家阶级一边评估动荡，一边又在制造动荡。

所谓的“Z世代”，标志着一代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未来已经被封死。然而他们的反抗却尚未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政治方案。自发的愤怒既可能走向团结与社会主义的重建，也可能被犬儒主义、沙文主义和极右翼势力所利用。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持久的组织，将屏幕前的孤独转化为共同斗争中的同志情谊。

这些“造反”也伴随着一批诗人和表演者的创作与发声，包括来自摩洛哥的Hamza Raid和ElMahdi Lyoubi、来自秘鲁的Eduardo Ruiz Sáenz（他在2025年的抗议中被警察杀害），以及来自肯尼亚的Javan the Poet。Javan于2019年创作的诗歌《Killer Breed》，展现了年轻抗议者的坚定意志。这首诗以“Sheng语”写成。“Sheng语”是肯尼亚城市中的一种通俗语言，融合了斯瓦希里语、英语和其他肯尼亚语言。诗歌描写的是一个顽固而腐败的国家机器，如何对年轻的抗议者施加暴力。(诗歌译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