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 答博弈论与阶级斗争

在@why同志提出那个问题之前(详情见稿件整理2：(新稿)高校分层、“五唯”拜物教、第一学历歧视的社会观念与极端应试教育模式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与原因的评论区)，我恰好正在清理某处长久令我不安的混乱：在一种庸俗社会学框架下，我们总想先给各种制度贴上“竞争”或“合作”的标签，然后再让历史去证明标签的正确性。显然，这种做法一开始就弄错了范畴啊!因为：竞争与协作都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有属性，更不是先验存在而独立的，而单是人类社会劳动与交往的两种形式;况且，它们在不同所有制关系下采取完全不同的内容，简而言之，“竞争”与“合作”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关系中的本质就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如果只把行动者设想为孤立的、拥有固定偏好的个人，又把收益直接写成现成的数字，那么它充其量只能研究表象，却不能追问本质。于是，我就要试图做一做追问本质的工作了：(对于博弈论这样的理论工具)博弈论究竟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社会学的那种饱受诟病的抽象个人主义的外套，还是可以被置于唯物史观之内，用来揭示阶级关系借以表现自己的具体形式?我认为，后一用途是可能的，但是——不是用博弈论来检验马克思主义，而是务必像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一样用生产关系分析去限定、改造和检验博弈论。

首先，@why同志之前认为(当然，也一定有许多人持有相似的想法!)：似乎资本主义的本质写在“竞争”二字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则写在“合作”二字上。社会历史和理论本身都反对这种说法!资本主义生产恰恰是以大规模社会协作为前提的：设想，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劳动者在工厂内部共同劳动、分工和配合，剩余价值便无从成为现实的社会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的协作从一开始就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其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组织社会劳动，另一方面维护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因此，工厂内部的合作愈是高度发展，并不自动意味着阶级对抗的减弱;相反，这种协作一旦由资本支配，它既是生产力的增长，又是剥削和控制的集中。把“合作”直接说成社会主义，就是把生产组织形式与生产资料归属混为一谈，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反过来，把竞争说成资本主义所独有，也同样是荒谬的。竞争存在于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在设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还存在商品关系、有限资源和不同生产单位，就不能想象竞争会像一句道德劝告那样立刻消失。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竞争”，而是竞争在什么所有权关系下进行，为谁积累，由谁承担其社会代价。

资产阶级学术的博弈论，在社会学中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就在于它迫使我们把社会关系分解为行动、信息、收益和规则。因此，它的缺陷与短视也同样来自这里：这些要素在庸俗应用者手中被当成自然的、静止的、与历史无关的前提。例如，所谓“囚徒困境”，通常先假定两个人、两种策略、固定的支付数字，然后证明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时，会出现一种对双方都不如某种约定状态有利的结果。这个形式本身是中性的，甚至可以说很朴素。它至多说明：当收益结构迫使每个人单独偏离合作时，道德上的善良愿望并不能自动创造合作。然而，如果把这一形式直接套到竞争上，并断言竞争的根源是主观上的“互不信任”或“不够合作”，那就是把结果当成原因了。资源的有限性直接进入分配，产业追逐利润，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弈”矩阵。而个人只是适应这个矩阵，他们并不是这个矩阵的创造者。研究这一点时，我们可以借用博弈论的精确语言，但是，我们却万万不可把矩阵中那几个数字错认社会关系的本质，那样就会陷入一种庸俗陷阱。

我认为，应当把分析严格分成三个层次，而三个层次的顺序是绝对不能倒置的。第一个层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问：谁占有生产资料、土地、住房、平台和公共教育资源?谁必须出卖劳动能力?谁掌握劳动过程的指挥权?产品以何种形式被占有和再投入?这个问题是不能由任何概括性抽象性的函数推导出来的。譬如，一个人获得较高报酬，可能因为他创造了较大社会产品，也可能因为他拥有制定规则、占有剩余或转移风险的权力。如果把二者都化约为一个“效用单位”，阶级内容便消失在算术背后，这是一个后果极严重的忽略。第二个层次才是资产阶级学者们喜闻乐见的收益结构。在(作为私有制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收益不仅表现为工资、利润和利息，还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稀缺名额、文凭、住房邻近性、数据评分、职业安全、闲暇以及退出机会。一个无产阶级，在生产活动中可能与社会总体利益一致，在分配关系中却与他人冲突;一位家长，可以既希望公共教育质量普遍提高，又会在学区名额和升学排序中与别人争夺。因此，不能只抓住最后一种相对位置博弈，从而抹去前两种(阶级层面的)共同利益。第三个层次，也许是最次要的，才是具体策略和均衡：在既定信息和规则下，谁会加码?谁能作出可信承诺?谁能够重复互动?协议是否具备制裁和执行?这里的均衡永远是“有条件的结论”，不是对社会制度的永久判决书。

对于纳什均衡，尤其需要唯物主义批判。被庸俗社会学家解释的纳什均衡不过是说：在其他人的策略既定之后，没有任何参与者能够通过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而获益。当然，这个判断是犀利的，但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参与者是怎么来的，也没告诉我们偏好是怎么来的，更不告诉我们行动集由谁规定，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一个均衡从历史诸多可能中被稳定下来，实际上，其本身的局限性就导致其不会告诉我们这些内容的答案。因此，它描述适应，却不解释创造;描述无人愿单方面偏离，却不证明集体结果正当。一个对工人极其不利的均衡，可能由于解雇威胁、失业后备军、外包链条、债务和匮乏而长期存在;它不是因为“公平”而稳定，而是因为偏离代价在参与者之间分配得极不对称。反之，一个由工会、法律、公共支持和组织纪律支撑的协议，也不是因为参与者突然变得“道德”才稳定，而是因为重复互动、代表授权、制裁能力、集体记忆和制度执行改变了行动条件。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博弈论可以研究均衡如何维持，却不能代替对均衡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的分析。

大家也许会担心，这样一来博弈论是否只剩下一个比喻的地位?实际上，我也不这样看。对于我们，真正有理论价值的运用，不是把劳资关系装进一个标准矩阵，而是让模型不断被生产关系动态地扬弃地重新撕裂。例如平台劳动，表面看是每个骑手“自由”接单、平台依据评分调度，似乎只是一个不对称信息下的双边匹配。但如果我们深入劳动过程，就会发现这是一套十分复杂的控制：平台通过算法规定送达时间、派单逻辑和奖惩参数，通过外包商模糊实际用工责任，通过数据和金融估值把劳动行为转化为可预测、可优化的资产。骑手能观察到自己的结果，却通常不能解释参数、权重和跨群体统计;形式上的双向评分并不等于信息对称。这里可以建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但模型的解释力取决于是否把劳动法的归属、算法解释权、申诉渠道、数据访问和组织代表权纳入行动集。如果缺少这些制度变量，再复杂的方程也只能证明一个已经给定的表面现象。

教育的例子更清楚地暴露了种种简单的博弈公式的贫乏。优质学位、竞赛名额和升学位置一旦稀缺，个人排名改善就可能意味着他人的位置下降;在名额不随所有人普遍加码而增加时，家庭增加培训投入可能成为局部最优。没错，这确乎是一个博弈论机制。可是名额如何确定、评价标准为何单一、家庭能以多少财富购买培训时间、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承担何种信号功能，以及优质教育如何被住房资本化，是“竞争”本身产生的结果吗?相关学区房研究表明，教育与住房及公共服务收益相连;上海优质小学周边住房曾形成约13%—15%的溢价，北京重点小学学区房在相关识别设计下约溢价8.1%。种种事实意味着，教育竞争不仅发生在考场内，更发生在资产市场、信贷关系和家庭代际积累中，绝不能独立地看竞争，更不能超脱地看问题。于是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真正要研究的不是如何劝说家长“不要内卷”，而是名额、评价、公共投入、住房准入、土地财政和劳动市场需求如何共同规定收益结构。资本积累可以强化这套机制，但有限名额、信息结构和公共供给不足同样关键;激烈竞争本身不足以证明某种制度的性质。

另外，合作问题同样也必须获得更具体的规定。重复博弈告诉我们，短期背叛之所以可能转化为长期合作，是因为互动持续、行为可观察、错误可纠正，且未来结果具有足够权重。有人曾把互惠机制置于策略演化研究中，而这一成果有助于解释为何工作场所的默契、信用、声誉和长期合同能够形成，但是不能证明合作天然公平。资本一方完全可以利用长期依赖、福利、晋升和债务维持服从;劳动者在就业脆弱时也会对资本反复选择表面上的“合作”。因而，合作的出现只是均衡状态，而不是生产关系已经改变的证据。如果我们要判断一种合作是否具有解放意义，至少还要追问：谁提出合作条件?谁承担调整的代价?规则是否公开并可参与修改?最弱势者是否被代表?收益如何分配?组织代表是否可撤回、可问责?只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能把真实联合与雇佣合同掩盖下的服从区分开来。

集体行动同样不能靠一句“团结就是力量”来解决。共同利益不会自动产生大规模组织。在大群体中，个人贡献对结果影响很小，而收益又难以排他时，搭便车才具有结构性动机。但是，必须立即补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限制：搭便车从来不是普遍人性定律。社会是复杂系统，共同经验、身份关系、互惠规范、选择性激励、低成本通讯以及有效代表，都能改变组织结果。平台劳动者分散接单、被外包链条分割、面临评分和退出风险，确实使共同知识和可信代表更难形成;然而低成本群组、证据共享、法律援助、跨平台协商和工会组织，同样能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充当重复互动中的制裁与声誉机制。对于我们，问题因此不再只是“如何提高每个工人的觉悟”，而是怎样降低组织成本、保护参与者、形成可核查授权，并防止代表者脱离被代表者。如果后一问题不被提出，集体行动就(像一百年前那样!)会重新变成少数人的策略，而不是阶级主体的自我组织。

因此，私以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给博弈论一个双重限定。对博弈论而言，收益、行动集和信息必须从生产关系分析中取得;模型得出的均衡必须接受经验事实检验，并清楚列出它无法解释的部分。对阶级分析而言，不能以为只要确定了所有权，具体行动就会自动发生。个人和组织确实会在收益、信息、承诺和制裁之下调整策略;一次罢工、一次协商、一项法律、一条算法规则都可能改变下一轮行动集。我们希望二者结合的结果，不是用经济学术语装饰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历史研究推进到更具体的层次：不仅会问“为什么如此”，还会问“规则改变后可能怎样”。例如改变名额是否缓解相对位置竞争?提高算法透明度是否改变信息不对称?建立工会代表是否扩大议价集?开放数据审计是否降低平台单方解释权?这些都是博弈式追问，却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边界。

还必须把“阶级斗争”与某种庸俗幼稚的敌我识别术彻底分开。许多人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是不太恰当的，因为阶级斗争不是一张写满个人名字的黑名单，也不是在每个网络争论中判定谁属于哪个阵营，而是生产关系中由不同利益地位产生的冲突，在历史中表现为那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组织和日常实践的多种形态。它不仅包括公开对抗，也包括集体谈判、法律诉讼、信息公开、选举、协商和制度建设。选择何种策略，取决于法律空间、组织能力、对手成本、行动可逆性和社会后果。可信威胁必须具备真实能力、明确条件和执行成本;无差别伤害、羞辱和“痛打落水狗”式的胜利叙事，不仅可能伤及第三方，还会破坏后续协调并削弱运动本身的合法性。斗争的目的也不只是把收益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那样子是完全的零和博弈)。一次加薪、一个透明规则或一项资源保护措施，固然改变分配结果;但更根本的成果是扩大参与者的行动能力，降低组织门槛，建立公开规则，防止代表失真，并使承诺可以执行、行动可以退出、收益能够持续。

谈到“合作”与“竞争”的道德化，我还要提醒一个更隐蔽的陷阱：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更聪明的纳什均衡。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因为信任缺失而效率受损，社会主义则通过统一调控达到更好的集体结果;于是社会主义被说成一种更优的资源分配方式。这种论证表面上赞扬社会主义，实际上又悄悄抽掉了它的革命内核，因为它把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改变阶级关系这些实质问题，替换为行政效率、信任水平和合作技巧。按照这一逻辑，只要企业提倡团队、北欧社民党实行劳资协商，似乎都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推论不值一驳：团队合作可以建立在等级控制和剩余价值生产之上;社会民主党改良可以暂时改善劳动条件，却未必改变资本对劳动的一般关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归结为“人人更会合作”，而应表现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劳动过程、产品分配、公共治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转变。合作只是它的可能形式之一，更并非定义了。

这里涉及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辩证法。庸俗博弈论往往从既定的“个人”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则必须追问个人如何被生产出来。一个人把加班视作理所当然，把学历视作唯一安全凭证，把房价上涨视作家庭理性的成功，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心理偏差;因为它们是在长期劳动、教育、住房和信贷关系中形成的行为倾向。把这种倾向当作外生偏好，就会把制度后果误认为天然人性，这是资产阶级学者数十年来不幸掉入的陷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一切偏好都说成结构决定，又会抹去行动者利用信息、作出承诺、改变联盟和突破规则的能力。所以(有点首鼠两端地说)科学方法必须在二者之间运动：先从客观关系出发，再研究行动者如何适应和反作用于这些关系，最后回到新关系中检验旧结论。任何一步被孤立，都会产生自己的神话——要么把结构变成宿命，要么把策略变成万能意志。

@why同志担心理论密度过大而失去现实感，这倒是提醒我了。的确，现实总比模型复杂，也比口号具体。研究一个教育事件，不能只把事件作为“教育竞争”的一个案例数字;必须分析其学校管理、评价体系、家庭债务、心理服务、劳动法规与公共舆论。研究平台劳动者，也不能只看手机屏幕上的派单，还要看合同文本、参数说明、投诉记录、工资流水、外包链条和平台估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援引工厂视察员报告、官方文件和实际材料，并非堆砌例证，而是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具体现实中显现。当然，事实多也不等于论证已经完成。事例能够显示矛盾，却不能单独证明生产关系的性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双重验证：一方面用生产关系概念解释事实，另一方面用事实检验概念，看它在边界条件下是否会失效。回到开头，内卷同样可以出现在前资本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商品关系、资本主义市场和家庭内部;因此“内卷”不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反过来，同样的经济制度中也可能存在不同强度和不同内容的竞争，这取决于稀缺性、规则、组织能力和国家干预。正确方法不是寻找一个万能标签，而是给出可检验的机制链：什么关系产生稀缺?什么力量规定评价?什么制度把资源分配给不同群体?谁从焦虑中获利?组织如何改变支付结构?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回答，只喊一句“竞争就是资本主义”，那不过是把愤怒误认作知识。

还有一层必须提及：均衡并不等于终结。同一个社会局势可能具有多个均衡;历史、制度、焦点和共同信念帮助人们选择其中一个。规则既影响行为，行为也再生产规则。家长购买学区房推高邻近房价，资产优势又转化为下一代教育与信贷优势;平台根据劳动数据不断调整算法，控制规则又反过来塑造劳动者的风险偏好;公共资源若长期由少数使用者受益，他们还会投入更多资源维护旧规则。制度反馈由此使短期策略转化为长期结构。博弈论能够描述这种反馈，历史唯物主义则必须追问：反馈嵌入何种所有权、财政关系和再生产体系?谁有资格参与修改规则?谁被排斥在制度设计之外?我们这样一群被排斥者、无组织者和未来世代往往不出现在模型里，而我们恰恰是最不能用“现状均衡”来解释的人。

社会主义不承诺消除一切冲突，更不承诺把社会变成没有差别的温情共同体;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那种使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为代价的社会关系。竞争与协作都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关键不再是谁能用道德词藻装饰它们，而是生产、分配、治理和人的发展建立在怎样的关系上。

最后，请允许我冒昧给出一点并非结论的结论。我们理论工作的价值不在于把每个对手逼到逻辑死角，而在于使现实关系暴露出它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借他山之石博弈论解我方块垒，并不是要我们进入资产阶级学术的场域并为他们修补漏洞，而是要把他的范畴重新放回它无法解释的地方，这才是“改变世界”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