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无产阶级“又群又党”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无产阶级“又群又党”

——论无产阶级的党与群

一、“君子群而不党”的阶级真相

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句话流传了两千多年，一直被当作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信条。从字面上看，它讲的是一种理想人格：君子广泛团结人，但不结党营私;小人才拉帮结派，而不能团结广大群众。

但如果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就会发现这句话所描述的“真相”，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实际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宣称自己是“为民请命”的，说自己的统治服务于全社会所有阶级。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官僚是“父母官”，爱民如子。这套话语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包装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但剥开这层外衣就能看到，封建国家机器本质上服务于地主阶级，维护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等级秩序。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统治阶级用来掩盖自身阶级性的一个漂亮说法——他们“群”的是整个被统治的社会(至少在口头上)，而实际上，“群”不过是他们统治合法性的装饰。

然而，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而私有制天然地产生竞争、兼并和分化。地主阶级内部有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矛盾，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有不同政治集团争夺权力和资源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朝堂上就表现为党争——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无一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党争中，各派都标榜自己是“君子”，指责对方是“小人党而不群”，但实质上，他们都不过是私有制所造成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这就是“君子群而不党”的真相：在封建统治阶级那里，“群”是一个托词，用来掩盖服务于本阶级利益的事实;“党”则是私有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必然产生的现象。两者都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阶级问题和所有制问题。

二、无产阶级的“群”与“党”

无产阶级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与“党”的性质。

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阶级地位决定了它的全部利益在于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本身。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不消灭私有制，就不能解放自身;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因此，无产阶级的“群”不是托词，而是实实在在的基础。无产阶级要完成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这样一个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把包括自己阶级在内的全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离开了对最广大群众的组织和动员，无产阶级就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教员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个“密切联系”不是姿态，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前提。

但组织群众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无产阶级内部，由于矛盾的不平衡性，始终存在着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的差别。群众的思想觉悟有高有低，对革命的理解有深有浅，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坚定性也不一样。如果无视这种差别，把先进的和落后的混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却失去了着力点，什么也抓不住。因此，先进力量必须先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纪律、有理论、有纲领的战斗核心，去领导后进力量共同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系统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党应当是一个有纪律的、按集中制组织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的先锋队，“其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党不是工人群众的自发组织，而是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必须以先进理论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严格的纪律为保障。没有这样一个先锋队，无产阶级就只能停留在分散的、自发的斗争水平上，不可能完成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

所以，无产阶级的“党”和“群”之间的关系，与封建统治阶级截然不同。无产阶级的“群”是实现历史任务的绝对基础——不组织起人民群众就完不成历史任务;无产阶级的“党”则是组织起群众的必要手段和必然选择——不建立先锋队，就是忽视矛盾的不平衡性，失去了组织和动员群众的着力点。

三、先锋党的本质要求：先进性与群众性

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品质：一是先进性，二是群众性。

先说先进性。先锋党之所以为先锋，是因为它在理论水平、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上都要高于一般群众。如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并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八种错误思想，深刻分析了它们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说明，先锋党从建立之初就清楚地认识到：党不能以群众的落后性为基础，不能落在群众的后面，否则就不成其为先锋队。

先锋党还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在决定问题时允许充分讨论，但在决定之后必须统一执行。教员在中共七大的选举中，把民主集中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七大代表郑天翔回忆说：“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同时，七大又通过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实现了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这种组织原则保证了党既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又有集中的行动能力。

再说群众性。先锋党的“先进”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脱离群众的自我标榜。党的理论、路线、政策，必须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运动的检验。如果脱离了社会历史条件，所谓的“先进”就变成了自说自话，变成了维护小团体利益的工具。列宁特别强调，党要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教员在《论联合政府》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先锋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之间是有张力的。先进意味着不能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群众性意味着不能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但这两者又是统一的：先锋党的“先进”恰恰体现在它能够正确地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并通过组织群众来实现这些利益;而群众的根本利益又需要在先锋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实现，因为自发斗争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受压迫的处境。这就是“又群又党”的辩证法。

四、旧式“党”的残余——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锋队就永远隔绝了旧生产关系的那种结党营私的“党”，其残余依旧会在组织生活中显形，那就是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党内为什么会产生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教员在延安总结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各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中长期独立作战，交通阻隔、通讯困难，与中央的联系以及彼此间的联系都不直接。各根据地只能在中央的大政方针下独立自主地对敌作战，因而形成了各自的斗争方式和各自的人际关系。教员说：“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

但承认山头的存在是一回事，山头主义作为一种错误倾向又是另一回事。教员明确指出：“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其本身并不是错误;错误在于把山头的局部利益置于党的整体利益之上，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种山头主义的实质，就是用旧的社会关系(亲戚、战友、同事、同乡、同好等)来消解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把党内的同志关系异化为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帮派关系。

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生态根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客观方面说，党员加入新的革命团体之后，旧有的社会关系不会自动消失，而会继续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保留一部分影响，就会成为滋生宗派关系的温床。从主观方面说，这部分影响一旦遇到党内民主集中制运行不顺畅、党的熔炉作用下降、党内教育不足、思想斗争不彻底，就会导致宗派主义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山头滋生为山头主义。

五、熔炉、形式与内容：消灭山头主义的辩证法

消灭山头主义，不能靠一纸命令，也不能靠简单的组织清洗。教员提出的方略是“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照顾山头，缩小山头”，最终达到“消灭山头”。这里包含着一个深刻的辩证法。

所谓“承认山头”，就是承认中国革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各个革命力量集团这一客观事实。脱离了这个实际，就看不见中国革命。“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谓“照顾山头”，就是在组织安排上照顾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够反映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只反映某一方面的利益。所谓“缩小山头”直至“消灭山头”，则是要通过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的熔炉的作用，逐步消除山头主义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

所以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把这些人排除出党，而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过程，需要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批评，坚持思想教育和说服的方法，“而不能搞过火的斗争”。这就是党的熔炉的作用——不是命令式地直接否定旧的宗派关系，而是用新的政治生态按照民主集中制把同志们重新组合统一起来，为革命同志赋予新的身份。

这个过程中就涉及一个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旧有的社会关系内容不会因为加入新团体就自动消失，它一定会披上新的外衣来保护旧的内容——比如高喊革命口号来宣称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攻击非自己宗派的同志来维护自己的宗派。同时，新的社会关系在组织能力上还相对孱弱，组织形式上还不成熟，因此也会选择用旧的形式来保护新的内容。比如在革命初期，秘密结社、同乡会、兄弟会等形式被用来组织革命力量，这些形式本身是旧的，但服务于新的革命内容。

这就说明：用新形式的不一定是先进的内容，用旧形式的也不一定是落后的内容。关键要看最后形成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态，相对于历史而言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但也要注意，先进的内容如果对旧形式产生路径依赖，旧形式也会侵蚀先进的内容，导致先进性的丧失。因此，先进的内容必须积极探索新的形式，发挥革命熔炉的作用，才能真正消灭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延安整风是这一辩证法的一次成功实践。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三大内容，但它的方法不是简单粗暴的清洗，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分析路线问题开始，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的学习和讨论，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党的决议。这个过程既坚持了问题导向——把整顿“三风”作为自我革命的核心问题来抓，又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把历史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而不是简单地追究个人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延安整风成功地消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宗派主义残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六、一分为二与历史的检验

在消灭山头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先锋党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分为二：会有原来落后的同志在先进改造中脱颖而出，也会有原来先进的同志困顿在落后手段中自甘堕落。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是思想斗争的常态。

教员在中共七大的选举中就体现了这种态度。他提出：“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七大选举中，既有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有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既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也有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这种安排正是承认了矛盾的不平衡性，承认了人的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是被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予在实践中改正错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那么，谁来判断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先进性不是“自定义”的，不是哪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哪个小团体说了算。教员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一个干部、一条路线、一个组织，是不是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靠自我标榜，而是要在历史的斗争实践中得到检验。

在这个过程中，谁能够在历史的活动中证明自己的先进性，真正带领群众实现解放，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谁才是那个“先进性”最后的卫冕者，谁才是那个真正执行了无产阶级“又群又党”路线的队伍。这不是靠自封的，也不是靠一时一地的表现来决定的，而是要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在群众的检验中逐步得到证明的。正如教员所说：“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真理不怕检验，先进性也不怕检验——怕检验的，恰恰是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宗派和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