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课桌不再沉默：从马克思主义看法国2026年学生运动

2026年9月底，法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从巴黎北郊塞纳-圣但尼省的保罗-埃吕阿尔高中开始，抗议浪潮迅速蔓延至里尔、马赛、里昂、图卢兹、斯特拉斯堡、南特、雷恩等全国主要城市。10月1日，全法约900起示威和封锁行动同时展开，至少160所学校关闭，约30所大学校园被封锁，受影响的高中达1027所，占全法3700所高中的近三成。法国西部南特两所高中发生火灾，鲁昂一所学校入口被火焰吞噬。截至10月初，累计被捕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约85%为未成年人，学生和教职员工中170名高中生和65名教职员工受伤，警方则有305名警宪受伤。国际特赦组织法国分部对警方使用催泪瓦斯、橡胶弹和警棍提出质疑。FSU、CGT、FO、CFDT、Unsa、Sud和Solidaires等七大工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政府“选择以武力和警察镇压来回应青年的愤怒”，并呼吁10月6日举行包括罢工在内的集体行动。

这不是一场偶发的骚乱。它是法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教育领域的集中爆发。要真正理解这场运动的根源、动力与走向，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中去。

一、教育商品化：当学校变成资本的加工厂

要理解这场运动，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劳动力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换取工资，就像面包师出卖面包一样。而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本质上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资本需要源源不断的、具有一定技能和知识的劳动者，教育系统就是为资本生产这种合格劳动力的“工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教育的价值在于解放人的潜能，而非将人束缚于资本的逻辑之中。

但当代资本主义的教育实践与这一理想背道而驰。法国学者马里乌什·巴拉诺夫斯基(Mariusz Baranowski，1978年生)在运用马克思商品化概念分析新自由主义教育转型时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将教育领域日益改造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教育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压倒。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戴夫·希尔(Dave Hill，1949年生)等人进一步论证，教育的核心功能已变为“补充、管理和复制资本主义所依赖的阶级关系中的支配-从属性质”。

这些理论分析在2026年的法国得到了触目惊心的验证。

注册费的商品化逻辑。法国政府通过“欢迎来法国”法案，将非欧盟学生的注册费大幅上涨——涨幅高达16倍。这本质上是用价格机制筛选“有价值的”学生，将教育从公共权利转变为按支付能力分配的商品。

“Parcoursup”平台的异化。这个大学录取平台被学生和工会广泛批评为“不透明的算法筛选机制”。学生组织指出，Parcoursup和MonMaster正在强化“社会分类的逻辑”。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Parcoursup的本质是将教育资源的分配交给一个去政治化的技术装置，掩盖了背后的阶级筛选功能。CGT明确要求“废除Parcoursup”。

预算削减的阶级选择。2027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削减540亿欧元的公共支出，教育系统面临大规模岗位裁撤。与此同时，CGT指出“超过4000亿欧元已被用于将社会军事化”。这一对比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国家的财政资源正在从满足人民需要(教育、医疗、住房)转向维护资本利益(军备、企业补贴、军事化)。

二、阶级斗争的新战场：郊区、青年与“空间弃置”

2026年学生运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发源地——塞纳-圣但尼省(93省)。

这里不是法国传统的左翼知识分子聚居区，而是移民人口集中的贫困郊区。保罗-埃吕阿尔高中的学生们抗议的不仅是“教师不够”，更是“巴黎或外省学校不这样，总是我们‘93地区’的学生在受苦”。学生们的诉求中，臭虫、坏掉的淋浴间、冬季零下5度夏季40度的组装式教室——这些具体到令人窒息的细节，指向的是一种系统性的“空间弃置”。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看，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不平等的阶级本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提出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空间本身——城市空间按照资本的逻辑被分割、等级化，贫困社区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公共投资之外。塞纳-圣但尼省的学校建筑破败、教师短缺、资源匮乏，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资本对某些地区和人口群体的有意识“弃置”。

学生们的抗议因此天然具有“交叉性”特征：它同时触及阶级、种族和空间正义。正如参与抗议的学生所表达的，他们抗议的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匮乏，更是“哪些社区的孩子值得获得体面教育”这一政治承认问题。

这种“郊区愤怒”有着深刻的历史延续性。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2023年Nahel事件后的抗议浪潮，都源于同样的结构性矛盾。2026年学生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愤怒从零散的暴力表达转化为有组织的、与工会联合的社会运动。

三、学生与工人：历史回响与现实困境

2026年学生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七大工会联合发声支持学生，并呼吁10月6日举行跨行业的罢工和示威。

CGT明确呼吁“让父母与孩子和教师一起封锁高中”。工会声明写道：“学生的诉求应当能够被表达出来，在各级被倾听和听到。我们不会在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学校民主的有效性上妥协”。FSU在公报中“在整个时期发布了罢工预告”，并呼吁教育系统工作人员“陪伴这些学生，保护他们免受镇压”。这种“学生-工人联合”的格局让人回想起1968年五月风暴——那场运动的标志性特征正是学生与工人的历史性联合。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26年的“学生-工人联合”与1968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1968年，法国正处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鼎盛期，工人阶级是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力量，雷诺工厂的工人罢工能够瘫痪整个经济。而2026年的法国，传统工业工人阶级已大幅萎缩，参与联合行动的主要是公共服务部门雇员(教师、公务员)和能源化工行业工人。这种变化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产物——传统工人阶级急剧锐减，以政府公务人员、第三产业服务人员、教师等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成为了社会阶级结构的中流砥柱。

这一变化带来了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当“工人”的主体从工厂车间转向公共服务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学生-工人联盟的性质和力量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联盟能否对资本积累构成实质性挑战?

四、镇压、政党与运动的自主性问题

2026年学生运动的政治维度充满张力。

政府总理府将运动定性为“LFI及其极左代理人的有组织操作”。然而，教育部长热夫雷在BFM TV上承认，这场高中运动已“沦为数个极度暴力的边缘团体的猎物”。LFI领导人梅朗雄则亲赴示威现场声援学生。LFI全国协调人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1982年生)回应称，这个自发的运动源于面对“绝对不堪的教育条件”的愤怒。

这一争议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极为重要的课题：群众运动的自主性与政党介入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自发的群众运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力量，但也存在局限性。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核心命题——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真正的革命意识需要从外部灌输——在学生运动中同样适用。2026年运动提出的诉求虽然广泛而真实，但整体上仍停留在“改良性”层面：更多资源、更公平的录取、更体面的校舍。这些诉求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它们并未触及更根本的制度性问题。

然而，政党介入也存在风险。政府的“LFI操纵论”有效地将运动定性为“党派操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运动作为“真实民怨表达”的道德合法性。更关键的是，在总统大选前七个月，学生运动可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选举政治的漩涡，其诉求可能被政党的选举利益所左右。

如何在保持运动自主性的同时实现政治上的有效组织，如何将“要求更好条件”的改良诉求提升为对系统性问题的批判——这是2026年法国学生运动面临的核心政治挑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需要深入探讨的实践问题。

五、历史坐标中的2026：延续、断裂与可能

将2026年运动置于法国学运的历史谱系中，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独特性和深层意义。

1968年五月风暴的思想武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生们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消费社会的精神贫乏，用革命浪漫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2006年的反CPE运动则是“防御性”的——大学生抗议的是就业灵活化对劳动权利的侵害。2026年运动更接近2006年的模式：它不是要求改造整个社会，而是要求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侵蚀的教育公共领域中恢复基本的尊严和公平。

但2026年运动也有其独特性。

第一，诉求的碎片化与广泛性。法国诺曼底的一位专家在分析这场运动时指出：“这一次，没有一部法律来集中不满，而是各种诉求四面开花”。这种碎片化既是弱点(缺乏统一的谈判对象和可衡量的目标)，也是优势(不同群体都能在其中找到参与的理由，使运动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社交媒体的动员力量。学生们通过TikTok、Snapchat等平台实现了快速动员，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政党和工会组织渠道。但这种“去中心化”的动员方式也带来了组织协调的困难。

第三，反极右翼的政治定位。运动具有明确的反国民联盟(RN)色彩。在普瓦捷，学生们高喊“青年去你的国民联盟”。这使得2026年运动同时具有反紧缩和反极右翼的双重政治功能。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2026年法国学生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否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力量?教育的公共性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张力能否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解决?碎片化的新社会运动如何与传统的阶级政治实现有效结合?

恩格斯在1893年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这段话写于130多年前，但它的精神在今天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法国的学生们正在用行动证明：当课桌不再沉默，当青年与劳动者并肩站立，历史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2026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仍在发展中。10月6日的跨行业罢工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节点。无论这场运动的具体走向如何，它所揭示的根本矛盾——教育作为公共善与教育作为资本增殖工具之间的对立——将继续存在，并将继续激发人们对更公平、更人道的社会秩序的追求。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所在：只要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持续，只要公共领域被商品化侵蚀，只要青年被迫为资本的利润而牺牲自己的未来，学生运动就不会是历史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