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让各国工人互相敌视？

一谈到工资低、工作难找、工厂外迁、行业越来越卷，就总有人把矛头指向外国工人——“还不是东南亚那边工资便宜?”“人家三四千就愿意干，国内工人当然没竞争力。”“都是他们把订单抢走了。”

说着说着，原本一个关于工资、劳动时间和企业经营的问题，就变成了不同国家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互相指责。可仔细想想，其实很奇怪，那个在越南工厂里加班到晚上十点、拿着不高工资的工人，真的认识你吗?他知道你的工资是多少吗?他又有什么能力决定你的老板给你开多少钱?你们甚至可能都在为同一种生活发愁——工资不够花、房租越来越贵、加班越来越多、老板天天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因为在现实生活里，一个普通工人确实可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一种压力：自己的工资、工作机会、劳动条件，似乎总在和某个遥远地方的人发生关系。工厂老板会告诉你，订单越来越难做，国外竞争激烈，同行价格压得厉害;外贸业务员会告诉你，客户正在寻找更便宜的供应商;管理人员会告诉你，公司已经没有多少利润了，大家必须“共克时艰”。

于是，一个住在万里之外、甚至你根本没有见过的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他可能在越南的一家工厂里缝衣服，在孟加拉国的车间里做电子产品，在墨西哥的汽车厂里拧螺丝，也可能和你一样，在凌晨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

你们互相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对方今天有没有吃饭，更不知道对方的孩子有没有交上学费。

可是，在某些叙事里，你们被安排成了竞争者。

仿佛是他拿走了你的工资，是他抢走了你的岗位，是他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可如果我们稍微往前追一步，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真正决定工资的人，往往并不是远方那个工人。

这恰恰是很多关于“外国人抢工作”的争论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

一个工人真正出售的，是自己的劳动能力。另一个工人也是如此。无论他拿着哪一本护照，说哪一种语言，穿什么颜色的工作服，当他进入工厂、办公室、仓库或者建筑工地以后，他面对的首先是一种生产关系：有人拥有工厂、设备、机器、土地、订单、资金和经营权，而另一些人没有这些东西，只能依靠出售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

于是，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可能因为同一笔订单成为竞争者;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拥有一种非常相似的处境。

他们都需要工作。

都害怕失业。

都希望工资高一点。

都希望下班以后能够真正回家。

都不想因为一次请假就被扣钱。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比自己轻松一点。

他们之间当然存在现实竞争。资本可以把生产线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比较工资、税收、土地、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一个地方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可能就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这种竞争是真实的，不能靠一句“全世界工人是一家人”就把它抹掉。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如果我们只看到“他抢了我的饭碗”，却看不到是谁把两个工人放进了这场竞争，那么我们看到的就只有最表面的冲突。

两个工人在争一块面包。

真正决定面包怎么分的人，却站在更远的地方。

这不是说企业老板一定是坏人，也不是说所有企业家都在故意压榨员工。现实从来没有这么简单。一个中小企业老板也可能背着银行贷款，也可能被上游供应商催款，也可能被大客户压价，也可能为了几万元现金流发愁。老板有老板的难处，工人有工人的难处。

恰恰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区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一个人的社会位置。

一个老板可能是个很好的人。

他可能会在员工父亲生病的时候主动帮忙，也可能逢年过节给员工发礼品，甚至会亲自参加公司聚餐。

但这些事情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他作为企业所有者，与员工处于不同的经济位置。

员工把时间交给公司，换取工资;老板购买员工的劳动能力，通过组织生产获得收益。双方可以相处得很好，也可以互相尊重，但双方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这种差异并不会因为老板和员工来自同一个城市、说同一种方言、过同一个节日而自动消失。

反过来也一样。

一个外国工人可能和你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他未必因此成为你的敌人。

他只是站在了与你不同的位置上，参与了一场他自己也未必能够决定规则的竞争。

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把“民族”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家庭。

一个国家里的人，因为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国籍，于是被想象成天然具有共同利益的一群人。于是，当一个企业主和一个工人发生矛盾时，我们很容易先看到“都是自己人”，再把矛盾解释成内部的小摩擦。

可到了国际市场上，这种想象又会发生变化。

外国工人被看成“他们的人”，本国老板则被看成“我们的人”。

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出现了：一个月薪四五千元的工人，会因为一家本国企业走向海外、赚取大量利润而感到自豪;可当他第二天上班发现加班时间增加、绩效下降、休息时间减少时，他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老板。

这里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爱不爱国”这样的大词，而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当民族身份与经济利益发生交叉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看到什么?

如果一个企业把工厂开到国外，那么这个企业主和当地工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一家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拥有工厂，那么它究竟属于哪个民族?如果一家企业的老板是中国人，但员工有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和墨西哥人，那么这些人之间的矛盾究竟应该按照国籍理解，还是按照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理解?

现实经济早就把人们连接起来了。

一件衣服可能由中国企业接订单，在越南生产，面料来自中国，纽扣来自印度，物流经过新加坡，最后被欧洲消费者买走。一个手机可能由不同国家的工人共同完成。一个软件项目可能由中国程序员、印度程序员和美国客户共同参与。

生产早就跨过了国界。

可人的意识却常常还停留在国界里面。

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劳动越来越彼此依赖，可人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时候，却经常仍然习惯于用民族、地域、身份这些最直观的标签寻找敌人。

于是，一个中国工人失业了，他可能想到越南。

一个欧洲工人失业了，他可能想到中国。

一个美国工人失业了，他可能想到墨西哥。

一个墨西哥工人失业了，他可能又想到中国企业。

大家都觉得是“别人”拿走了自己的工作。

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这些人其实被卷进了同一套生产体系。

资本可以移动，订单可以移动，机器可以移动，资金可以移动，生产线可以移动，而一个普通工人往往没有这样的自由。

他不能因为工资低就把自己的家庭搬到另一个国家。

他不能因为公司裁员就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出口到世界任何地方。

他更不能坐在董事会里决定下一条生产线应该放在哪里。

所以，当一个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生产从工资较高的地区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区时，原来地区的工人可能失去工作，新地区的工人则获得工作。两边的人都有理由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改变了。

可如果因此让两个地方的工人彼此憎恨，事情就变得非常荒诞。

因为他们其实都没有决定这条生产线为什么要移动。

他们只是被放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一个人因为工资太高而被认为“不够有竞争力”，另一个人因为工资太低而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听起来像是两个工人在互相竞争，实际上却是整个生产体系在不断寻找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利润空间。

这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民族主义在经济问题上有时会变得非常有诱惑力。

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简单的解释。

你的生活不好，是因为外国人。

你的工资不高，是因为外国工人。

你的企业压力很大，是因为外国企业。

你的城市发展不如以前，是因为外部竞争。

这种解释非常省力。

它把复杂的生产关系压缩成一个简单的“我们”和“他们”。

而真正复杂的东西——谁拥有生产资料，谁掌握订单，谁决定工资，谁决定工作时间，谁承担生产风险，利润最终流向哪里——反而被遮住了。

当然，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竞争确实会影响工人的生活。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关税、产业转移、技术封锁，都可能改变某些行业的就业结构。不同国家的工人也确实存在利益冲突。

但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必须把外国工人想象成自己的敌人。

恰恰相反，只有承认现实中的利益矛盾，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些矛盾。

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越南工人，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自动得到什么，也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天然想害你。他最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的工资、工时、管理制度和生活成本。

同样，一个中国工人最直接面对的，也往往不是某个遥远国家的普通工人，而是自己所在企业的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晋升制度和生产安排。

如果一个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资却没有明显增长，那么最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外国工人不去加班”，而是这十二个小时创造的价值最终去了哪里。

如果一个企业不断强调“行业不景气”，却要求员工承担更多工作，那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企业经营压力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

如果一个老板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员工当然可以感到温暖，也可以怀疑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一家人就应该少算一点加班费。

家庭里的亲情可以建立在感情上。

企业里的劳动关系则不能只靠感情维持。

这也是很多职场矛盾最让人难受的地方。

老板可能真的欣赏你。

同事可能真的把你当朋友。

部门领导可能也曾经帮助过你。

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合同还是合同，绩效还是绩效，加班还是加班。

人的感情和经济关系可以同时存在。

它们甚至经常纠缠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应该用简单的“好人”“坏人”解释所有事情。

一个老板可以善良，但他的企业依然可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降低单位成本。

一个工人可以勤劳，但他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收入依赖于企业而接受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制度。

一个外国工人可以和中国工人存在就业竞争，但他同样可能是一个被低工资困住的人。

一个本国资本家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承担经营风险，但他同时也可能通过压低劳动成本来获得更多利润。

这些事情可以同时成立。

世界并不会因为我们希望它简单一点，就变得简单。

真正成熟的社会观察，恰恰应该允许矛盾同时存在。

我们既可以承认民族之间存在现实利益冲突，也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劳动者之间存在共同处境;既可以看到企业家承担经营风险，也可以看到劳动者承担生计风险;既可以承认一个国家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也不能因此把普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理解成天然的民族敌对。

回到那个朋友身上。

他后来还是每天上班，还是会加班，还是会因为项目延期挨批评。

他没有因为想明白这个问题就立刻改变自己的生活。

现实不是哲学题，想通一个道理，并不会让工资自动上涨。

他依然需要工作，需要交房租，需要吃饭，需要给家里寄钱，也依然要在下一份工作和这一份工作之间权衡。

可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以前看到别人失业，我第一反应是觉得他不够努力。现在我会先想，他是不是也只是没得选。”

大概这就是我们理解社会最重要的一步。

不是急着寻找一个可以恨的人，而是先看看一个人为什么站在那里。

那个外国工人为什么接受这样的工资?

那个中国工人为什么不敢拒绝加班?

那个小老板为什么不停压缩成本?

那个大企业为什么要把工厂搬走?

那个消费者为什么总希望商品越来越便宜?

这些问题彼此连接起来，最后会发现，所谓“谁剥削谁”并不像一句口号那么容易回答。

但至少有一点应该越来越清楚：

当我们讨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困境时，把目光全部投向另一个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往往很难解释问题真正发生在哪里。

你每天早上走进工厂、办公室、仓库或者工地时，真正决定你今天几点下班、这个月拿多少钱、加班有没有报酬、绩效怎么计算、岗位是否稳定的那些具体关系，就发生在你身边。

它们有时候来自企业内部，有时候来自行业竞争，有时候来自市场，有时候来自更大的经济环境，也可能来自跨国资本和全球产业链。

它们层层叠叠。

而一个远方的普通工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环。

我们当然可以关心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可以关心本国产业的发展，更可以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国际经济变化而受到伤害。但如果最后，我们发现自己最愤怒的对象，是一个和自己一样需要靠工资养活家庭的人，那么或许应该停下来问一句：

我们究竟是在寻找问题的来源，还是只是在寻找一个容易被看见、容易被责怪的人?

夜里十一点，工厂门口的人群散去，便利店还亮着灯。有人骑着电动车回出租屋，有人坐在路边抽烟，有人给家里打电话，说自己今天又晚下班了。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甚至拥有不同国籍。

可那一刻，他们的疲惫看起来却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们想要的也没有多么奢侈。

工资能够准时到账，房租不要涨得太快，周末最好能真正休息一下，生病的时候不用害怕请假，辛苦工作几年以后，手里能够留下点钱。

这些愿望并没有国界。

而真正值得我们继续追问的，也许正是：当世界的生产已经把这么多陌生人联系在一起之后，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彼此之间的竞争，又该如何理解自己每天面对的那份工资、那张考勤表，以及那句“公司现在也很难”的通知。

答案恐怕不会只写在国籍上。

有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并不是他站在哪一面国旗下面，而是他在这套生产关系里，究竟站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