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

作者:窦征 来源:甄别随笔 | 微信公众号 2026-10-08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有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并不是工作本身。

比如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晚上,一个年轻人坐在出租屋里,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他把工牌摘下来扔在桌上,手机里还躺着领导几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明天早点到,有个事情需要提前准备。”他盯着那句话看了一会儿,心里很不舒服,却还是回了一句:“好的。”

过了一阵子,他的朋友问他:“你为什么不拒绝?”

他苦笑了一下,说:“我当然可以拒绝啊。”

这句话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既然可以拒绝,为什么还要答应?既然有选择,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既然没人拿枪指着他,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因为房租要交,因为银行卡里的余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尊严而自动增加,因为父母偶尔还会问起“工作怎么样”,因为失业以后重新找工作未必顺利,因为一个成年人承担的东西往往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多。

所以他当然“自由”。他可以选择留下,也可以选择离开;可以接受加班,也可以拒绝;可以辞职,可以换工作,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干,躺在出租屋里度过一个漫长的星期。

只是每一种选择后面,都跟着不同的现实代价。

我们平常所说的自由,往往停留在一种非常漂亮的想象里:没有人命令我,没有人阻止我,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像一扇敞开的门,门外有无数道路,而一个人只需要凭自己的意志迈出去。

可现实生活里,一个人能走多远,往往并不只取决于门有没有打开,还取决于他有没有鞋,有没有钱,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身体条件,有没有可以承担失败的家庭,有没有一个允许他重新开始的社会环境。

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和一个拥有几套房产、稳定收入和充足积蓄的人,同样拥有“辞职”的自由,可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同一种自由吗?

表面上看,他们都可以说“不干了”。

一个人说完这句话,可以去旅行,可以休息半年,可以重新学习一门技能;另一个人说完这句话,可能要开始计算下个月的房租、水电、吃饭和信用卡账单。他们的手都放在同一扇门上,但门后的世界并不相同。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这恰恰是我们理解自由时经常忽略的地方,自由不是悬浮在现实生活之上的一句漂亮话,它总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

一个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的人,很难仅仅依靠一句“你是自由的”,就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正因为自由如此重要,我们才更应该追问:一个人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现实条件,才能让自由真正属于他?

历史上最响亮的自由口号之一,曾经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自由、平等、博爱”曾经是极其有力量的词语。它们打破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反抗世袭特权,要求废除旧的身份束缚,使人从臣民逐渐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对于曾经被贵族等级、封建身份压在身下的人来说,这些口号当然具有进步意义。

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当封建贵族的特权被打破之后,当法律宣布人与人在形式上平等之后,一个新的社会关系也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人们可以在法律上平等地进入市场,可以自由地签订劳动契约,可以自由地选择雇主,也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看起来,一切都变得公平了。

可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所谓的“自由选择”又意味着什么?

他当然可以不去工厂。

只不过,不去工厂就意味着没有工资。

他当然可以拒绝一份工作。

只不过,拒绝之后,他仍然需要吃饭。

他当然可以离开老板。

只不过,他必须找到另一个老板。

这种关系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很难用简单的“有人拿刀逼你”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关系,往往以契约、法律和市场交换的形式出现。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企业,企业支付工资,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主体。

从形式上说,这当然是一种自由。

可历史唯物主义提醒我们的,恰恰是不要只看形式,还要看看形式背后的物质关系。

一个人为什么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因为他需要生活。

他为什么必须不断寻找工作?

因为生产资料并不掌握在他的手里。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于是,一个看似完全自由的劳动者,实际上被一种非常现实的力量推动着: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他必须进入劳动市场。

这时候,自由就产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双重性。

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你可以选择这个老板,也可以选择那个老板;你甚至可以自己创业。

可只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很难摆脱出售劳动力这一基本处境。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

它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比封建社会更发达的个人权利、契约关系和市场自由,也不否认这些历史成果曾经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形式上的平等建立以后,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否也因此平等了?

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两个人站在人才市场门口,都可以说自己拥有选择工作的自由。

可一个人背后有家庭积蓄,有房产,有退路;另一个人银行卡里只有几百块钱。

两个人都可以拒绝低工资。

可前者拒绝以后可以回家休息,后者拒绝以后可能连饭都吃不起。

两个人都可以说“不”。

但承担“不”的代价并不相同。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不能自动消除现实生活中的差距;契约形式上的自由,也不能自动创造真正丰富的选择。

这并非是在否定法律平等的意义,而是在提醒我们:形式与内容之间永远存在需要继续解决的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只满足于告诉每个人“你是自由的”,却不再关心人们究竟有没有获得自由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那么自由就很容易从一种解放人的力量,变成一句安慰人的口号。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而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工厂里。

一个孩子告诉父母:“我想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父母回答:“你当然自由,我们从来不干涉你。”

但紧接着又告诉他:“只不过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不好找工作,学费也是你自己想办法。”

一个年轻人说:“我想辞职休息一段时间。”

老板说:“当然可以,公司从来不会强迫员工。”

可他的房租、贷款和生活开销仍然在那里。

一个母亲对孩子说:“婚姻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孩子知道,如果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承担房贷,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如果无法满足某种家庭期待,那么所谓“自由选择”就会越来越窄。

生活就是这样,它很少直接禁止你做什么。

它更多时候只是让某些选择变得昂贵,让另外一些选择变得便宜。

久而久之,人就会发现,自己明明每天都在做决定,却很少真正感觉到自己拥有广阔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仅仅把自由理解成“没人管我”,远远不够。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人的选择空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谁生产了这种空间?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扩大了它,又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压缩了它?

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果社会连最基本的粮食、住房、医疗、教育都无法稳定提供,那么大量人的人生必然被生存问题牢牢束缚。一个人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工作,只为了勉强维持生活,那么即便法律告诉他拥有无数自由,他真正能够支配的时间仍然十分有限。

而当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类才有可能逐渐从仅仅为了生存而劳动的状态中释放出更多时间。

机器替代一部分重复劳动,本来可以意味着人拥有更多休息、学习、创造和交往的时间。

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本来可以意味着更多人能够获得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物质条件。

社会生产越来越丰富,本来可以意味着人的需要不必永远被压缩在“能不能活下去”这个最低层次。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所以,自由并不是凭空从人的脑袋里长出来的。

自由王国不是一句宣言,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能力。

马克思谈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时,真正重要的恰恰不是“自由”这个词本身,而是人类逐渐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改造自身生活条件的过程。

一个人不了解水为什么会烧开,不代表他没有自由;但如果他想让水在某个温度沸腾,却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社会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靠宣布“人人自由”,就消除贫困;不能靠宣布“人人平等”,就自动消灭经济差距;不能靠呼吁“人人体面”,就让劳动者真正获得体面的劳动条件。

这些东西必须建立在现实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关系之上。

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关系能够怎样调整,社会财富如何分配,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如何改变,这些看起来冷冰冰的问题,最后都会落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它可能表现为一个年轻人晚上几点能够下班。

可能表现为一个母亲有没有时间陪孩子吃顿饭。

可能表现为一个老人看病时有没有足够的钱。

也可能表现为一个普通人失业以后,还能不能有尊严地度过半年。

所以,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也不应该把平等简单理解为“每个人都拿一样多”。

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平等,是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生产和分配的机会,是劳动成果与社会资源之间更加合理的关系,是不因为自己的出身、财富和占有关系,就从一开始被规定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边界。

更重要的是,是让劳动者不再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被动环节,而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决定自己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从来不能被压缩成消费自由。

可以买什么、去哪里旅游、看什么电影、选择什么职业,这些当然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奶茶口味,却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时间;能够自由购买商品,却没有能力影响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能够在市场里自由交换,却永远没有摆脱出售劳动力的现实压力,那么这种自由仍然是不完整的。

它让人拥有了作为消费者的选择,却没有充分解决作为生产者的处境。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真正重要的自由,最终必然要涉及一个更加朴素的问题:

谁来决定生产?谁来支配生产资料?谁来决定社会财富怎样被使用?

当一个人每天参与生产,却始终无法参与决定生产;当一个群体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却只能获得其中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一部分,那么“自由”二字就始终隔着一层现实的距离。

因此,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不只是争取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工资增加,也不只是争取某一种消费能力,更不是把自己从一个老板手里换到另一个老板手里。

更深层的变化,是让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真正的主人。

这里的“主人”不是一句仪式性的称呼。

主人意味着能够参与决定。

意味着自己的劳动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资本增殖需要,而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意味着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使人的发展越来越少受到旧有利益关系的束缚。

这条道路当然不会因为喊出几个漂亮词语就自动实现。

恰恰相反,它可能漫长、曲折,而且充满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生产关系也可能产生新的矛盾。今天解决了一个问题,明天可能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人的需要不断变化,社会组织方式也需要不断变化。

因此,自由王国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提前宣布“已经到达”的终点。

它更像是人类不断扩大自身现实能力的过程。

我们今天拥有过去的人难以想象的交通工具、医疗技术、通信手段和生产能力;一个普通人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跨越几千公里,可以接触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知识,可以使用机器帮助自己完成大量复杂劳动。

这些都说明,人类确实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自由空间。

但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系也会带来新的束缚。

技术越先进,并不意味着人的生活必然越自由;社会财富越丰富,也不意味着每个人自然都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真正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把人带向哪里。

是让更多人获得时间、知识和创造的能力,还是让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

是让劳动越来越成为人的自觉活动,还是让人被新的社会关系更加牢牢束缚?

是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发展自己的能力,还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不同形式的生存压力之间做选择?

这些问题,远比一句“自由万岁”更加沉重。

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因为自由不是喊出来的。

平等也不是宣布出来的。

一个人想要自由,需要有现实的生活条件;一个社会想要自由,需要有足够发达的生产力,也需要不断调整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或许也是我们重新理解“自由”时最值得保留下来的东西。

当一个年轻人下班以后终于能够安心关掉电脑,不必担心明天的房租;当一个工人不再因为一句拒绝加班就担心失去全部生活来源;当一个普通家庭不必为了孩子的一场大病倾尽所有;当人们拥有越来越多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学习、休息、创造、交往,可以真正决定自己希望怎样生活——到了那时,我们谈论自由,才越来越接近它原本应该具有的含义。

那种自由并不需要一个人站在广场上高声宣布自己“无拘无束”。

它甚至可能非常安静。

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晚上回到家,吃完饭,收拾好桌子,然后发现今天还有两个小时属于自己。

他可以读书,也可以散步。

可以陪家人,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没有人催促他创造价值,没有人计算这两个小时能换多少钱。

他只是作为一个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而这两个小时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可能比许多宏大的自由宣言更接近自由的真实质地。

因为人类最终要争取的自由,从来不只是“我有权选择什么”,还应该包括“我究竟有没有能力选择”。

前一种自由写在纸上,后一种自由则需要人类一代又一代地去创造。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真正困难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物质世界的限制,同时又不能把这些限制当成永恒不变的命运;必须看到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同时又不能因此放弃改变它的可能。

自由不是逃离现实。

恰恰是在理解现实、改造现实之后,人才能一点一点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

所以,与其急着问一句“唯有自由与平等万岁吗”,不如先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已经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富、知识和选择,还有哪些社会关系仍然让人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因为真正值得庆祝的自由,不是一个人终于被允许在笼子里自由选择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而是有一天,那座笼子本身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到了那时候,人们或许也不会再需要反复提醒自己“自由万岁”。

自由会像阳光、空气和一顿不必担忧明天的晚饭一样,成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

而这,恐怕才是自由真正应该走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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