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的前夜】经济主义（2-2-1）“一步实际行动胜于一打纲领”

第一部分：经济主义的“实际行动”——不用判断方向，“去我们能去的地方”，真正重要的是“涨工资降工时”

在【燎原的前夜】系列的第二个专题“雇佣劳动”这个范畴下，我们开始进入第一个机会主义的问题域——经济主义。对于我此后介绍的每一种机会主义的基本模型和一般规律，同志们都一定要跟上思路，充分了解和熟练掌握，这样才能准确而高效地判断：我们当前社会中的哪些词句、哪些观点是这些机会主义思潮在当代的变种。

首先必须要明确一个重点：我们只有同每一种机会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明晰机会主义思潮批判的党性原则，才能厘清科学社会主义的公共原则有哪些，才能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确保机会主义思潮批判能够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物质性力量。我们不仅应当对经济主义所秉持的手工业式组织进行全面的批判与解构，更应当在批判的同时阐明政治斗争、革命理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坚持“破”中有“立”，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成为一支步调一致的、稳健的、强而有力的、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所开动的先进部队的机器上的一颗“齿轮和螺丝钉”。

经济主义是在19世纪末的俄社民党内产生的一种思潮，他们以“批评自由”的时髦姿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政权问题太“宏大抽象”和“遥远空泛”，而“涨工资降工时”这样捍卫具体的经济权益才具有首要的意义，主张工人可以“走阻力最小的路”，拥有一种“安全的激进姿态”：“传统”的提出政治诉求容易流血、容易遭受暴烈的镇压、容易出乱子，毕竟工人们还要养家糊口，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工人群众仅仅需要争取经济权益就好。此外，他们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那么无产阶级在现阶段的政治领导权就可以交给自由资产阶级。于是，他们对自发而零星的工人反抗、对“逼上梁山”的部分群众自发的“勇敢的斗争”感到比较推崇，认为这正是“人性的光辉”——敢于在劳动仲裁中争取到了加班费就是革命者。而认为建立一个自觉而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很麻烦的、是把人性的光辉又“异化”成了螺丝钉一样的机器、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主义的思潮在今天的社会也是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着的、是有着庞大而广受欢迎的话语市场和群众支持的;对于缺乏理论的群众而言，这样的思潮既能够激发起他们朴素的正义感、激动地唤起他们对公平社会的理想的追求，又能够不打乱他们“安全稳定”的生活现状。

经济主义认为：工人现在适合什么斗争呢?就是他们正在进行的斗争。

列宁同志这样来比喻这种观点：一个人正在艰难的道路上前行，前方充满了敌人和障碍，他问我该往哪里走啊?回答是“去你能去的地方吧”。而你“能去的地方”就是你现在就身处的地方。这不是回答，而是放弃了对方向的判断——不提出目标，不判断方向，只承认现实。

正如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所说的那样：“经济派认为，工人运动的使命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把政治斗争仅仅归结为争取劳动立法。这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歪曲和背叛”。

俄国经济主义自称代表了工人和劳动者的实际斗争，他们强调地方斗争、具体斗争，强调罢工、强调涨工资降工时，这一切似乎无可指摘。但问题不在于这些斗争本身，而在于它们被当作了全部。经济主义的逻辑是：既然工人正在为工资和工作时间斗争，那么政治任务就可以暂时搁置。既然眼前利益是可以争取的，那么远大的革命目标就可以推迟，于是工人运动被人为地局限在了狭小的范围内。当俄社民提出推翻沙皇制度时，经济主义者问：谁来推翻呢?罢工吗?工人小组吗?他们眼中只有这样松散的、零星的、手工业式的组织形式，而完全看不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政党，看不到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看不到历史的主体。

经济主义所谓“自己只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你们从政治上看问题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辩护词是早有记载的。布哈林曾经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正在把双方统一起来，从经济上看问题是和从政治上看问题同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都要放在纲的位置上。列宁对此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和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列宁同志在对俄社民中的经济主义分子的《抗议书》中有过一句精辟的总结：“经济派的纲领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下，争取‘权利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

经济主义鼓动工人阶级关注眼前经济利益，改变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宣扬“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尽管这些努力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如果不通过政治斗争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将无法彻底终结。俄社民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无产者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谋求生存的社会制度。单纯的“涨工资降工时”的经济斗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坚决的政治斗争推翻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资源整合和社会凝聚，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第二部分：经济主义告诫人们——请“务实”一些吧，不用再研究理论和纲领这种“空泛”的问题了

科学的理论是认识主体对从实践中获取的丰富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思维加工后，所形成的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具有逻辑性、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包含着不以人的感觉、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缺乏理论的指导，实践就会走向盲目。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鲜明地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而经济主义依赖局部经验开展工作，忽视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政治训练;理论宣传呈现经验化与随意性特征，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共识，导致革命活动长期停留在分散和偶发的状态，将革命运动降格为一种机械性、重复性的手工业操作，阻碍长期性革命纲领与全国性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在认识上表现为对理论的客观真理性和实践指引力的质疑、轻视甚至否定，在行动上表现为不重视理论建构、理论斗争、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倾向，本质上是一种反自觉的认知怀疑论与行动自发论。

经济主义主张纯粹的自发运动更能体现被压迫阶级的真实阶级意识与历史创造性，而政党、理论家等先锋队的领导及系统的理论灌输被视为对直接行动的束缚，甚至会导致新的统治、等级制与官僚化。因此，它更加倾向以直接行动否定现存秩序，反对漫长的政治斗争与理论建设。他们将“自发性”理想化为革命纯粹性与合法性的终极保证，这将阻碍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导致革命力量陷入分散与自发状态。

正如《怎么办》中所说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经济主义排斥系统的理论武装，试图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有组织的先锋队手中让渡给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群众，放任其陷入盲目的自发行动。因此列宁批判经济主义“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决不能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而是必须将自发运动提升至纲领水平，自觉承担历史引领责任，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锋队。

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绝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在这期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

而人们常常拿出来的时髦的“批评自由”的口号宣称是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批评”态度，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概念为什么是旧的、教条的呢?高喊“批评自由”口号的人们不会缜密地分析这些理论原则同今天和过去的历史条件的关系、这些结论和规律在今天的历史条件是不是适用的，而只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间是在一百多年前，它的各项原则太明确和鲜明、它的立场太坚定和不可动摇，这些坚定而缜密的、直率而鲜明的理论特质同今天的各种迷恋隐喻、时髦新奇、辞藻华丽、醉心黑话、“温情脉脉”的学说和词句相比是那么的不协调，看起来就像宗教徒手捧着的圣经和启示录一样不可被质疑，所以是“旧的、教条的”。由此可见，这样的“时髦”和所谓“与时俱进”的思潮实质上是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内部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先进队伍中来的自由，它不是反对“思想僵化”，而是自由地抛弃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

第三部分：经济主义号召“去实践吧”——不用判断国家性质这种“宏大叙事”，真正有价值的是争取具体的教育改革、就业改善、社会救济

经济主义的逻辑是：与其讨论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宏大叙事”和“过时的”命题，不如去关注更具体的、细微的、切实的民生问题，不如去讨论最低工资标准能不能上涨?地方的公租房、廉租房能不能多一些?地租食利阶级能不能盘剥得少一部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不再通过土地财政来举债?能不能把劳动者权益做好切实保障?

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经济主义搁置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更确切地说、他们放弃思考对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判断，转而号召人们争取社会救济、争取教育改革、争取就业改善……这些听起来都是进步的，但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前面加了一个词——社会的。所谓社会斗争，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不再是触碰制度本身，而变成了在制度允许范围内的改良活动。

经济主义把合法反对派的立场包装成了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结果便是：革命被替换成了改良，阶级斗争被替换成了社会进步，社会主义被稀释为了自由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请注意：要揭露一种机会主义的思潮，首先要理性地学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悬置我们的成见和结论，站在机会主义的视角、逻辑和立场上，耐心地看看他们是怎么分析问题的、是怎么观察世界的、是怎么让群众信服的，于是从这种理论的内部发现它的逻辑展开过程中的漏洞，从而使它自身发生爆破和瓦解。也就是把握这种学说在现实中的点位、它作为一种理论展开的逻辑，我们才能进入这个问题域，从而在这个问题域的语境中寻找答案——是内化的过程，而不是外化的停滞;是分析，而不是站队;是直面现实的严肃性，而不是“历史出现第二次是喜剧”。

因此我们现在来详实地看一段一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让同志们看一看经济主义倾向的学说及其逻辑是怎样展开的——博主“公考面试老梅”曾经在非正式聊天中说：“是不是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是因为修正主义这个词在当下不管是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上、都已经不是一个意涵丰富的、适用于当下的词汇。如果不能看到列宁主义时代和现在的巨大差别，我们就是在用旧有的词汇、容易上纲上线的词汇来描述现在。

与其讨论是不是修正主义，不如去讨论讨论最低工资标准能不能上涨?地方的公租房、廉租房能不能多一些?地租食利阶级能不能盘剥得少一部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不再通过土地财政来举债?能不能把劳动者权益做好切实保障?这才是更加有意义的问题……”

在这里，“哪个阶级专政”这个命题又一次在“与时俱进”的学者口中成为了“过时的”“意涵单一”的命题，成为了“旧有的”“教条的”词汇，再一次出现了与其讨论“宏大叙事”，不如关注“具体民生”这样的合法反对派的视角。

“阶级专政”的命题为什么过时了呢?不出所料，“老梅”先生依旧避开了容易暴露立场的历史条件，没有分析今天的历史条件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也没有阐释什么样的理论适用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而是说“修正主义这个词汇已经不在我们今天官方的词句库里了，在一切红头文件、政策和官样文章中已经没有这种词汇了，已经不符合当代的主流语境了”。

“列宁主义时代和现在的差别非常大”，有哪些差别呢?差别大在哪些地方呢?这个问题也避而不谈了。是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过时了吗?是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过时了吗?是不存在被压迫民族了吗?是不存在剥削者复辟的问题了吗?是地租利息和资金周转被取消了吗?“老梅”先生都没有做出回答，而直接跳过了这一步骤、开始了他对具体的“民生问题”的论述。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再阐释一次“批评自由”这类口号及其变种思潮的逻辑特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概念为什么是旧的、教条的呢?只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间是在一百多年前，它的各项原则太明确和鲜明、它的立场太坚定和不可动摇，这些坚定而缜密的、直率而鲜明的理论特质同今天的各种迷恋隐喻、时髦新奇、辞藻华丽、醉心黑话、“温情脉脉”的学说和词句相比是那么的不协调，看起来就像宗教徒手捧着的圣经和启示录一样不可被质疑，所以是“旧的、教条的”。由此可见，这样的“时髦”和所谓“与时俱进”的思潮实质上是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内部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先进队伍中来的自由，它不是反对“思想僵化”，而是自由地抛弃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

另外一方面，在经济主义的理论中，“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为什么低级呢?因为答案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专政”，非黑即白、上纲上线。所以是低级的、是没有意义的命题……

于是又让人想起了列宁在《怎么办》中一针见血的阐释：“既然工人群众自己绝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在这期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

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过的一句话：“不存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第三条路线，这种实质总是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

经济主义把局部斗争当作目的本身，他们看到工人的工资、工时、待遇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却不再追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不断地出现?于是斗争被死死地锁在了结果的层面。因此经济主义的策略当然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缝缝补补，站在合法的反对派这个点位上，也就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尾巴。事实上，局部斗争既可以成为通向整体斗争的训练，也可以成为掩盖整体问题的替代品。到底走向哪一边，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取决于经济主义没有把它放进一个更整体的、历史的方向中去理解——在这里需要强大的阶级觉悟，而不是局限于眼前利益的本能，不是用事实去取消历史的方向。

革命的逻辑从来不是现实是什么、我们就停留在什么程度，而是现实是什么、我们就改变它。如果把工人群众不成熟当作不斗争的理由，那我们事实上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这种不成熟永久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详细地阐释说：“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第四部分：“实事”而不“求是”——请面对现实吧，工人们还要养家糊口、群众太分散、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可不要出乱子

经济主义的问题从来不是低估政治斗争而提倡经济斗争，更深一层是他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本身是错误的：他们常常提及的“实事求是”只有一半——他们看到了事实，但却没有去“求是”。也即他们看到了症状，却没有去探寻规律和原因;他们看到了工人们还要养家糊口、群众太分散、文化水平不够、政治经验不足、斗争带有自发性，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既然如此，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就不能进行政治斗争，就不能判断政权性质。

这些事实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的结果，经济主义的逻辑便是用结果去代替原因，去否定改变的可能性。

这里存在一个顺序上的根本区别——经济主义的逻辑是先争取权益、至于国家政权的问题，就相信后人的智慧吧;而列宁主义的逻辑是先夺取国家政权，具体权益的问题便可以迅速地、高效地、真正地得到彻底的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到了列宁说过这样一段话：“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

与经济主义“先发展，后夺权”的顺序相反的是，列宁主义的顺序是“先夺权，后发展”——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就是首先用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改造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社会来发展社会生产或经济，来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和劳苦大众的权益问题。如果不是首先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对一切妄图反抗“革命者政权”的势力进行镇压，对社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统治，而是以“实际生活中的涨工资降工时”为“前提”，就绝对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要实现首先“夺取政权”的目的，需要的就不是“走阻力最小的道路”，而是需要具备真正忘我的、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时刻做好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准备。这种从容而坦率的革命牺牲精神正是区分真正的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在革命者的人格层面的“试金石”。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革命先烈们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烈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列宁主义不是不关心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能不能上涨，不是不关心地方的公租房、廉租房能不能多一些，不是不关心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不再通过土地财政来举债，也不是不关心能不能把劳动者权益做好切实保障。我们反而最能清楚地了解——第一，如果回避哪个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而只是把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权益问题当作斗争的全部内容，那么即使工人群众争取来了这些条件的改善、争取来了这些经济上的成果，也只是短暂的、是脆弱的、是不彻底的、是不稳固的、是不牢靠的、是容易受欺骗和收买的、是不会定型化的，是轻而易举地又会被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者们夺回去的。剥削者们作出给予劳动条件改善的政策、福利和承诺，事实上只是暂时地做出让步，等群众自发性的运动散去之后，他们往往又会把这些人民争取而来的果实又牢牢地攢在自己手里。第二，被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只有先掌握政权，先完全地掌握全部的国家机器，才能有时间、有精力、有充分的条件去耐心地学会怎样利用国家机器去提高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怎样利用国家机器去彻底解决公租房、廉租房的问题，怎样利用国家机器去彻底解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从而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问题就在这里，机会主义永远“从事实出发”，但却是从结果出发，而不是从原因出发;从局部出发，而不是从整体出发。真正的分歧不在于承认现实，列宁主义的结论是：既然工人不成熟，就必须通过政治斗争去改变这种不成熟。前者是在等待条件成熟，后者是在斗争中创造条件;前者是把现实当作界限，后者把现实当作起点。不是先有觉悟、再有斗争，而是在斗争中、觉悟才能真正地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