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的前夜】雇佣劳动（2-1-1）不可被“指认”的算法剥削

第一部分：“算法剥削”的一般规律——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与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论述道：“资本家使活的劳动力，与死的对象性相结合。同时，他又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了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为一只活的怪物，好像有了胎一样，会生育的。试比较价值形成的过程和价值增殖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延长到一定点以外的价值形成过程。若仅继续到这一点，使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恰好由一个新的等价物代置，那便是简单的价值形成过程。若超过这一点，那便是价值增殖过程。再比较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就知道构成后者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增值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方面。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超过补偿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剩余价值。这就是价值形成过程转变为价值增值过程的关键。

在价值增值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用于无偿的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马克思把它叫做m。m体现的便是资产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剩余价值的阐释是这样的：“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既是一种抽象劳动，又是一种具体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加到或凝结在劳动对象上，成为新创造的价值……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生产产品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

根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资本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另一方面，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

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也就是说，不变资本是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它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其转移的价值量不会大于它原有的价值量。在今天这个算法和智能时代，不变资本指的便是作为生产资料的、由资产者私人占有的算法平台、大数据权限与数字软件等新型资本。算法平台同封建时代的土地资本一样，将外卖骑手，家电维修工人、网约家政服务员、网约车驾驶员、承担跨区域物资转运任务的配送员等雇佣工人牢牢地拴在平台的智能运作之下，使他们沦为无产的“数字佃农”。因此学界也把它们称作“数字地租资本”。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自己的价值量，不发生增值。所以马克思把这部分资本叫做不变资本c。

而可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一定量的剩余价值。由于这部分资本的价值是一个可变的量，所以马克思把这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v。

然而，资产者并不把剩余价值看作可变资本的产物，而是把它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或增加额。剩余价值便取得了利润的形态。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便被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中这样阐释这种现象：“我们在这里最初看到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

因为成本价格的形成具有一种假象，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

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作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

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剩余价值既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也不是由不变资本创造的，而是由可变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资产者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可以用剩余价值率表示：m'=m/v。

资产者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方法有两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延长工作日的长度或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工作日越长，剩余劳动时间越长，剩余价值率越高。

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因此，在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资产者总是力图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的商品在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算法时代产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科技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占比越来越大的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相对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提高这样一些产业部门的生产力，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

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第二部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算法生产力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在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是由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的。资产者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扩大生产规模，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在今天这个算法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平台和各种应用软件便是这一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扩大所带来的科技爆炸式的成果。这样的算法生产力带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在21世纪的进一步提高——语言翻译、文案撰写、PPT制作、股市分析师、证券交易所的文件编排、市场管理与营销策略、平面设计等许多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可以由大数据来更加高效地完成。资产者已经不需要花一笔不菲的价钱来雇佣工人、购买人力资源了。于是原本从事这些行业的雇佣工人成为了失业人口，在大学选择这些专业的学生成为了待业人口。由此便造就了当下“年轻人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待业和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就是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有些人认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人口太多了，要是少一些人和自己竞争应聘岗位就好了……”这种“待业和失业是因为人口太多”的错觉便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在小市民、小业主们眼中的表现。

所谓“工作难找是因为人口太多”的说辞迎合的是小市民、小业主们庸俗而片面的生活经验，是依靠事物的表象和局部来莽撞地归因出它们的“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主观唯心主义者们不善于综合问题、常常把问题的一方面当作是问题的全部。归结结底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营造出虚假的“人口矛盾”、来转移真实的“资本”这一事物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矛盾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相对过剩人口的体量变得越来越大时，“大学毕业即失业”的人口也就越来越多，脱产在家准备考公、考编、考研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了。于是有了“考公热、考编热、考研热”，这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竞争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唯一的出路、成为了当代年轻人少有的体面的“上岸”生存之道。

今天许多企业的法务工作已经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准确而高效地完成，由大数据来迅速地判断在融资过程中应该规避哪些法律风险、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要准备哪些法律手续、在公司法纠纷的诉讼中可以采取哪些质证策略;公司的法务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专门的法律从业者了。于是一名五院四系毕业、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法学生也很难在这些企业找工作了，在律所求职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办法，只好处于脱产待业的状态、准备考研“上岸”或是考公“上岸”——事实上，这两个选择就是今天法学生们的主流选择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尖锐地论述说：“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末，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就是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第三部分：剥削的非人格化——横亘在资产者与雇佣工人中间的平台智能运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直率而鲜明地指出：“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

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

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

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

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采取了资本的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成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

然而在今天的算法和智能时代，横亘在资产者与雇佣工人中间的平台智能运作、使剥削从曾经的人格化形式转变为了非人格化的、抽象的形式。如果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算法和人工智能还没有出现的时代，雇佣工人们还能知道是哪几个资产者在操纵他们的生产、在缩短他们的休息时间、在鞭策他们不停地劳作、在贪婪地对他们实行剥削，他们能够像指认凶手一样地“指认”出真正的剥削者。那么在今天的算法和智能时代，受雇佣的骑手工人们能看到的就只有自己工作的软件平台上的一串又一串实时数据、一张又一张新的订单提醒、一次又一次超时罚款的提醒、一个又一个配送顾客的来电，再也他们没有办法像指认凶手一样地“指认”出那几个真正的剥削者了，曾经人格化的剥削转变为了今天非人格化的剥削。

算法平台设置严苛到苛刻的配送时效，完全无视路况拥堵、暴雨暴雪、取餐排队、电梯等待等客观因素，只用冰冷的时间数据考核骑手。超时必罚、差评重扣、投诉停单，层层高压处罚，把底层骑手逼得疲于奔命、以身涉险，拿命换微薄收入。

不仅是外卖骑手，家电维修工人、网约家政服务员、网约车驾驶员、承担跨区域物资转运任务的配送员等算法平台下的雇佣工人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已经不知道到底是哪几个资产者在操纵他们、在鞭策他们不停地劳作、在对他们实行剥削了，他们没有办法对真正的剥削者进行“指认”，剥削表现出非人格化的形式。他们只能看到算法平台上冰冷的数字和指标、一刻也不停的数据更新，这些数据和指标像嗜血的蝙蝠一样紧紧地附着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薪资上，随着薪资的波动而一阵一阵地身躯起伏、发出刺耳的尖叫。

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士兵可以看见敌人具体长什么样子、手握的是长矛还是长剑。但到了现代的机械化特别是信息化战争时代，敌人坐在战机、装甲车和坦克里，敌人甚至只是待在几十里开外的指挥所里制导智能武器。我们在战场上能看见的只是一排排可怖的钢铁洪流、看不见一个具体的人了。今天的算法和智能时代的资产者与雇佣工人中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变化。

此时的剥削变得非人格化了，但算法平台成为了一个“人格化”的化身——算法平台成为了“剥削者”，成为了路西法一般手握权杖、端坐于白骨宝座之上的恶魔。他们看不到真正资产者的脸、甚至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产者，他们没有办法像指认凶手一样地“指认”出真正的剥削者;他们只能看到指标与指数的脸、只能在平台算法森严的双目俯视下匍匐与祭拜，就像古代修筑巴别塔的奴隶们一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龟裂的风蚀岩地上、在灼灼烈日的炙烤下不停地扛着巨石行走，臣服于恶魔摩洛克的权杖。

剥削的非人格化、剥削者的不可被“指认”带来的致命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很难启发了——在今天这个算法时代，让雇佣工人们意识到自己作为无产者的身份、并由此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使无产者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的难度变得非常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阐释说：“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就是说，无产阶级并不是天然就成其为一个整全的阶级，而是要从单个的无产者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如何把阶级社会中分散的、打乱的、分化的、蒙昧的无产者们组织成一个自觉的、团结的、强而有力的肌体，这是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是一个比“民族国家”还要抽象的概念，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先进思想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科学规律和一般的矛盾运动所综合和归纳出的利益共同体——一定历史条件下牢固而不可分的社会集团。它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有一个共同的领土范围、一条清晰可见的国界线来作为具体的参照。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首先是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的任务，是在雇佣工人中间广泛而普遍地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这是一个重要且值得专章论述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出，是为了全面地解释算法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所形成的剥削的非人格化、剥削者的不可被“指认”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我们会在后续章节论述经济派时详尽地进行阐释。

第四部分：阶级分化——被剥削者通过消费平台操纵被剥削同胞

恩格斯在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工人阶级中出现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他们从工业繁荣中获得了长期的利益，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这部分工人——即‘工人贵族’——逐渐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脱离，他们的利益不再与整个阶级一致，而日益趋近于资产阶级。他们被资产阶级的‘体面’偏见所腐蚀，丧失了革命意识，甚至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旧工联的成员正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们被工厂主视为‘合法的、有用的机构’，其心理已非无产阶级的，而是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习气”。

工人贵族过着优渥的生活，有安定的工作，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利用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推行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和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起到了资产阶级无法起到的作用。旧学校的教师告诫学生：“宁可当写字楼里坐稳了奴隶的人，也别做工地上做苦力的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脑力无产者可以在“精致生活”的幻象中谋陶醉与松弛感，可以一边转发“早安打工牛马”的表情包，一边继续为KPI熬夜，把自己作为被剥削的雇佣工人身份消解成一场全民自嘲的狂欢;而体力无产者只能在血汗工厂中紧绷着一刻也不能停歇的神经末梢，重油重盐的盒饭带来的迅速困倦和高效休息——保证的是醒来后挥汗如雨时，人形机器的动力系统得到超量物质保障，利用无产阶级的口腹欲望来最大化其肠肚机能;换来的却是体力无产者极易长出大肚子、患上高血压。环卫工人蹲在地上、钻进洗手台的角落里清洗公厕的污垢，而写字楼的白领却可以用星巴克咖啡安抚自己的“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谋求生存”的焦虑——两者作为雇佣工人同为阶级同胞，却似乎生活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然而在今天的算法和智能时代，这样的阶级分化情况已经更为严重和精细化、像毒瘤一般在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无孔不入了。这一工人贵族群体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中产阶层”，还包括我们平台消费者自己。

平台消费者享受着私有制剥削的条件下所带来的服务，能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如同19世纪饱食终日、胖得发愁的资产者那样，也能体验一些“资产阶级优渥生活”的片段了。于是平台消费者们因为送餐情况不满意而给出一个差评，享受着“算法剥削”带给自己的打分的“权力”。只是一秒钟的情绪宣泄、一次无关痛痒的体验反馈，可对于风雨奔波的外卖骑手而言，一个差评就是单日薪资清零、高额罚款、强制停单，甚至一家人的生计瞬间落空。商家出餐慢、顾客地址写错、电话打不通，每一件事，都可能让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面临罚款、扣分的处罚。同为无产者的平台消费者的随口之举，轻易压垮了底层雇佣工人苦苦支撑的全部希望。

一个新手外卖员因为路线不熟，到达目的已经超时6分钟，又因为着急把客户的酸辣粉给洒了，顾客就对他进行了辱骂，并且说了脏话。虽然后来他自掏腰包赔了顾客饭钱，但还是被打了差评，被扣了200元。第一个月他跑了269单外卖，最后工资一共是1883元，但是扣了很多费用后，最后算下来工资一共是38元。很不幸，算上那个差评需要扣除的200元，他最后到手的工资是–162元。

有人会说：这些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僵局、不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的问题，而一定只是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的问题;面对这样不合理的罚款标准，我们可以制定、修改和完善新就业形态相关的劳动法，只要有了制定良好的法律和企业的自治规范、法律法规文件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和落实，算法平台下的雇佣工人面对的这些个问题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吗?想象固然是美好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列宁早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

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算法平台造成无产阶级内部进一步分化、敌对、内讧、底层互戕，指数和指标的智能运作将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从而转嫁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阶级矛盾。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阶级，让雇佣工人普遍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以及肩上承担着的历史任务、担负着的人类打破新的历史僵局的希望，这无疑是一项更加艰难的任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同志们必须要走的“新长征路”。这一客观事实是不以任何资产者的良心或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和处于剥削地位的人善不善良没有关系、会不会出台什么政策和改革也没有关系，而是社会总体性的经济物质结构所决定的、如同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血色裙摆下的蒸汽工厂和空气中弥漫着的硫磺的酸臭，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像恩格斯当年那样做的“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