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在“去阶级化”？

有个朋友刚换了工作，工资比以前高了一些，抱怨却比以前更多。说起公司的事情，他很少再说“老板怎么怎么样”，更多时候会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老板也有压力。”“公司做生意也难。”“年轻人得学会调整自己。”

我问他：“那你觉得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他愣了一下，笑着说：“还能是什么关系，打工和雇佣呗。”

话说到这里，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替老板解释。

那顿饭吃得很普通，几个人点了几个家常菜，桌上没有什么宏大话题。可我后来一直在想，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这里：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在出售劳动时间，也知道公司靠什么运转，知道自己的工资从哪里来，却很少再用“阶级”“利益”“位置”这些词去理解自己的处境。

他更习惯把一切理解成能力问题、性格问题、运气问题，甚至是自己“还不够成熟”。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地方。

有人加班到晚上十点，会说自己“效率不够高”;有人拿着并不高的工资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说“职场就是这样”;有人因为房租、房贷、教育、医疗等支出被压得喘不过气，会开始研究怎样做一个更加自律、理性、会规划的人;有人明明长期处于不利位置，却越来越不愿意谈论自己和别人之间真实存在的利益差异。

于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我们越来越擅长讨论个人，却越来越不习惯讨论人所处的位置。

一个人为什么穷，可以谈消费观;为什么失业，可以谈职业规划;为什么被压榨，可以谈沟通能力;为什么在婚姻里疲惫，可以谈性格不合;为什么买不起房，可以谈人生选择;为什么工作越来越累，可以谈“年轻人缺乏抗压能力”。

每一种解释都有道理。

但当所有事情最后都落到“你自己应该怎么办”上时，一个更大的问题就被悄悄遮住了：你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关系里？

这或许就是今天所谓“去阶级化”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它并不一定表现为有人站出来告诉你“阶级不存在”。更多时候，它表现得更加温和，也更加日常，人们开始习惯把结构性问题翻译成个人问题，把利益关系翻译成性格差异，把经济关系翻译成生活方式，把群体处境翻译成个人选择。

最后，每个人都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

而当一个人只剩下“我”的时候，他也就很难再看见自己身后的东西。

一家小公司年底裁员，几个员工在茶水间讨论这件事。一个工作了七八年的老员工说：“公司现在确实难，订单少了，老板也不容易。”

旁边一个年轻人问：“那为什么先裁我们?”

老员工沉默了一会儿，说：“公司总得活下去吧。”

回答很常见，甚至非常诚恳。

因为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说，公司确实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老板未必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盘算怎样欺负员工，很多老板自己也背着贷款、订单和经营压力。企业经营确实有风险，市场也确实会波动。

可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处境，并不会因为另一个人也有压力，就自动变得合理。

老板有老板的压力，员工有员工的压力。企业需要生存，员工同样需要生活。两者之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利益差异。工资、利润、工时、劳动强度、岗位稳定性，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嵌在具体的经济关系里。

真正成熟的社会观察，应该允许两件事情同时成立：老板可能也很辛苦，员工依然可能被压榨;企业可能经营困难，劳动者依然可能承担了更多风险;一个管理者可能不是坏人，但他所处的位置仍然可能要求他做出对下属不利的决定。

人和位置，从来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一个人可以是好人，同时处在一种对别人不利的利益关系中。

一个人也可以是普通劳动者，却在某些问题上站到与自身利益并不一致的位置上。

这才是现实最麻烦的地方。

因为阶级关系从来不是一张贴在脸上的身份证。

你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说话客不客气，都不能直接决定你属于什么社会位置。一个人今天是员工，明天可能成为小老板;一个人白天在公司管理别人，晚上回家可能又要面对房贷和家庭开支;一个个体户可能看起来比普通上班族自由，却同样承受着市场竞争、租金、人工和债务压力。

人的社会身份因此总是有层次、有变化、有交叉。

可这恰恰更要求我们去理解“位置”。

因为阶级分析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从来不是给人分类，而是帮助我们看见：一个人为什么会在某个问题上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拥有什么？他缺少什么？他依靠什么生活？他的收入从哪里来？他的风险由谁承担？他的选择受到什么约束？

这些问题一旦被问出来，很多争论都会出现新的面貌。

所谓“去阶级化”，最深的一层，其实是让人逐渐忘记自己也是一个经济关系中的人。

这件事很有意思。

我们每天都在劳动，却越来越少谈劳动。

每天都在交换，却很少讨论交换背后的条件。

每天都在购买商品，却很少问商品背后凝结了多少人的劳动。

我们会认真计算一杯咖啡值不值得，会比较手机品牌，会研究投资理财，会讨论房价涨跌，却很少停下来想：为什么同样工作八小时，有的人可以轻松承担一次消费，而另一些人却需要计算几天?

这种差异当然有能力、教育、家庭背景、地域、行业、运气等很多因素。

但这些因素最终都要进入现实的经济关系。

一个出生在优渥家庭的人，即使暂时没有收入，也可能拥有住房、教育资源和家庭支持;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人，即使能力同样出色，也可能需要尽快获得稳定收入，因为身后没有太多可以缓冲风险的东西。

同样一份“选择”，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意义完全不同。

有人辞职叫“追求自由”。有人辞职叫“失去收入来源”。有人不结婚叫“独立”。有人不结婚，是因为根本承担不起婚姻所要求的经济成本。有人选择创业，是因为拥有失败之后重新开始的资本。有人选择稳定工作，是因为家里还有父母、孩子和房贷。

当我们只讨论“个人选择”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前有着差不多的道路，只要足够努力、足够理性，就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

可真实生活从来没有这么整齐。

有人走一步，背后有家庭托底。有人走一步，背后就是悬崖。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最朴素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把人的意识从人的现实生活中单独拎出来。

人怎么想，与人怎么活，有关系。

人相信什么，与他每天面对什么，也有关系。

一个刚毕业、没有积蓄、需要支付房租的人，对“工作自由”的理解，和一个拥有多套房产、可以几年不工作的人的理解，天然存在差异。

这不是谁更高尚的问题。

是生活条件不同。而生活条件不同，又会塑造不同的经验。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完全用另一个阶层的眼睛看世界。

但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在理解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只盯着他的观点，而忘记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点。

很多时候，真正完成“去阶级化”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整套解释现实的方式。

这种方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把社会问题不断个人化。

比如职场。

一个年轻人每天工作十小时，工资增长缓慢，领导却不断增加任务。

如果我们用个人主义的语言解释，可以说他应该提升效率、学习沟通、加强专业能力、提高不可替代性。

这些建议都没有错。

但如果公司里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都在不断延长，工资增长却长期跟不上劳动强度，那么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

再比如住房。

一个普通家庭为了买房承担二三十年的债务，我们可以讨论他的消费观、城市选择和风险意识。

可是，如果住房已经成为工作、婚姻、教育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基础条件，那么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消费决定。

它已经进入社会关系。

再比如教育。

一个孩子成绩不好，可以讨论学习习惯;一个家庭教育失败，可以讨论父母陪伴;一个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可以讨论技能。

但当越来越多人面对相似困境时，我们就需要停下来问一句：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已经超出了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范围?

这是阶级视角真正需要恢复的东西。

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个人困境有时候并不只是个人失败。

当然，这句话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不能因为强调结构，就把个人责任全部抹掉。一个人懒惰、冲动、缺乏判断力，依然可能导致失败;一个人勤奋、谨慎、善于学习，也确实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唯物辩证法的意义正在这里。

它既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改变一切”，也不相信“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人的选择会反过来改变现实，但人的选择永远发生在既定条件之中。

你可以换工作，但你不能凭空取消劳动力市场。你可以努力学习，但你不能凭空获得别人已经拥有的家庭资源。你可以拒绝一段不合理的关系，但你不能假装现实中的经济依赖不存在。你可以选择离开一座城市，却要承担离开之后的生活成本。

自由从来不是漂浮在空气里的东西。自由必须以现实条件为基础。

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主动替不利于自己的关系辩护?

这其实比“老板压榨员工”本身更值得研究。

因为现实中的劳动者，并不总是天然反对资本，也不总是天然站在劳动者共同利益的一边。

有人会说：“我以后也要当老板。”有人会说：“别人能吃苦，为什么你不能?”有人会说：“年轻人就应该多干活。”有人会说：“公司养你，你就应该感恩。”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个人价值观。

可价值观从哪里来?

一个人在什么环境里成长，见过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期待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会影响他的判断。

尤其是在一个流动性仍然存在的社会里，人们对自身未来位置的想象，会深刻影响他们今天的选择。

一个普通员工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成为管理者，于是他会本能地认同管理者的语言。一个小老板可能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做大，于是他会把今天的经营规则看成理所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背叛了阶级”。

人不是教科书里的抽象阶级符号。

人会幻想未来，会押注命运，会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少数。

问题在于，当这种对未来的想象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一个人开始完全忘记自己现在的位置时，他就可能用未来的身份来解释今天的现实。

这就像一个还没有买房的人，天天站在房东的角度讨论租客为什么应该接受涨价;一个收入并不高的员工，却总在讨论怎样让员工更加“有职业精神”;一个承担着巨大生活压力的人，却开始鄙视那些和自己处境相似的人。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值得同情。

因为它背后未必只有虚荣。

很多时候，它恰恰来自一种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人总希望自己是例外。谁不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摆脱现在的生活?谁不希望自己能够从被选择的人变成选择别人命运的人?

所以，“去阶级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不断告诉人们：你不属于任何群体，你只需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听起来很自由。可它同时也让人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的困境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呢？

如果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万人正在经历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究竟还应该把它理解为个人失败吗?

当两个处境相近的人因为生活压力互相敌视，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争夺的，可能只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安全感和有限的生活空间。

这就是阶级分析与身份政治最大的区别之一。

它并不要求我们忽视性别、年龄、地域等差异，而是进一步追问这些差异最终怎样进入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

当这些问题被重新放回现实，很多原本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至少能够被重新理解。

真正的“去阶级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人们开始羞于承认自己的利益。

“谈钱太俗。”“别总想着钱。”“人不能只看利益。”“谈阶级太落后了。”

这些话听起来都有一点道理。人的确不能只剩下利益计算。亲情、友情、爱情、尊严、理想、道德，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承认利益存在，并不意味着否定感情。恰恰相反，只有承认利益，我们才更容易理解现实中的感情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夫妻为什么会因为钱吵架?兄弟姐妹为什么会因为父母留下的房子翻脸?朋友为什么会因为借钱变得疏远?同事为什么在晋升时突然变得陌生?

这些事情很难全部归结为“人变坏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同时包含感情和利益。

当利益冲突足够强烈的时候，感情也会承受压力。这不是人性突然堕落，而是生活条件进入了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物质生活，并不是因为它认为人只爱钱。恰恰因为人还有那么多复杂的情感，它才需要我们认真理解支撑这些情感的现实基础。

一个每天为房租发愁的人，很难长期保持轻松。一个每天担心失业的人，很难在职场里永远从容。一个长期承担照护责任的人，很难把家庭劳动当成无足轻重的事情。一个被债务压着的人，也很难只谈诗和远方。

人首先要生活。而生活需要物质条件。这件事情听起来普通得甚至有些乏味，却是理解社会最重要的起点之一。所以，谁在“去阶级化”?

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得复杂。有时候，是市场逻辑。它更喜欢把人变成一个个消费者和劳动者，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压缩成“你买什么”“你挣多少”“你选择什么职业”。有时候，是管理逻辑。它希望员工成为一个个独立、可考核、可替换的个体，而不是一个能够意识到共同处境的人。有时候，是大众文化。它不断告诉我们成功属于少数人的努力，失败属于个人的选择，于是一个人的命运越来越像一份简历，而不是一段嵌入社会结构中的生活史。

当然，也有我们自己。

因为承认自己处在某种结构里，有时候并不令人舒服。承认自己受到限制，就意味着承认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公平。承认利益冲突，就意味着一些原本亲密的关系需要重新理解。承认阶级存在，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究竟站在哪里？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很多身份。他可能是工人，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是消费者，也是管理者。他可能今天被别人管理，明天管理别人。他可能在一个问题上处于弱势，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拥有优势。所以，阶级分析最怕的就是把现实重新变成简单标签。

真正有价值的阶级意识，应该比标签复杂得多。它要求一个人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看到冲突，也看到共同处境;看到利益差异，也看到利益关系如何变化。

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重新学会问一些已经很久没有认真问过的问题：我为什么得到这些?别人为什么得到那些?我的劳动创造了什么?谁拥有生产资料和决策权?风险最终落在谁身上?一个制度为什么会鼓励某种行为?

一个看似私人化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很多家庭里反复出现?当一个人开始问这些问题，他其实就已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社会位置。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那个替老板说话的朋友。其实我并不觉得他可笑。恰恰相反，我觉得他非常普通。他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要工作，要交房租，要考虑父母，要计划未来，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过得更好。

他没有时间天天研究宏大的社会理论。

他真正关心的是月底工资有没有按时发，领导明天会不会继续加任务，年终奖还有没有，过几年能不能换一个更大的房子。这就是现实。

宏大的社会关系最终总要落到这些琐碎事情里。

所谓阶级，也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几个抽象名词。它藏在工资条里，藏在合同里，藏在工位上，藏在一套房子的首付里，藏在父母生病时谁来承担费用的争论里，藏在夫妻因为谁辞职照顾孩子而发生的争吵里，也藏在一个人明明很累，却不敢轻易辞职的沉默里。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谈个人奋斗，谈选择，谈成长，谈自我实现。这些都没有错。

但如果一个人永远只被要求审视自己，却从来没有机会审视自己所处的关系，那么这种“自我成长”最终很容易变成一种精致的自我规训。真正值得恢复的，或许就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别人在哪里，知道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合作，也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冲突;知道自己的困境有个人因素，也知道它可能与更大的经济结构有关。

这并不会让生活突然变得容易。知道房租为什么上涨，并不能立刻让房租下降。知道劳动关系为什么紧张，也不能马上换来更好的工作。理解性别矛盾背后的经济基础，也不能让一段失败的婚姻自动和解。

可至少，当我们再次面对那些让自己委屈、愤怒、无奈的事情时，不必急着把所有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也不必急着把所有责任推给某一个具体的人。

有些问题，确实是某个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却属于一整套关系。而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清醒。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从来不是人们谈论阶级太多，而是有一天，人们已经习惯了不谈阶级。那时候，一个被裁员的人会觉得是自己不够优秀;一个工资多年不涨的人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会觉得自己还不够自律;一个长期承担家庭劳动的人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要求太多。

每个人都在认真反省自己。每个人都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那些原本应该被看见的关系，就这样安静地退到了生活的背景里。到了最后，我们当然还会继续吃饭、上班、结婚、买房、养孩子，继续为了几百块钱和家里争论，继续在深夜计算银行卡里的余额。

日子照常向前。只是当我们再次感到疲惫的时候，或许可以暂时放下那句已经说得太熟的“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问问自己：我究竟生活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它会让我们重新看见那个曾经被“个人”两个字遮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