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失去的十年

一、无名的人

父母曾在路边指着一个环卫工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去扫大街，一辈子都没出息。

他们说你没出息。

你交了一辈子公粮，喂饱了十四亿人，轮到你吃饭了，被人掀翻了桌子，这叫没出息。

你盖了三十年的楼，城市是你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等你想要有一处港湾，却被骂作力工。

你扫了一辈子大街，用扫帚支撑着城市的体面，却又被人嫌弃臭不可闻，捡破烂瓶子，最后还要说一句环卫工就是福利岗位。

你送了一万单外卖，在暴雨中跌倒，在车流里穿行，把别人的餐送到手中，自己却只能在车上对付几口。

这是一个把英雄写成失败者的时代。

如果这不叫颠倒，什么叫颠倒?

如果撑起这个国家的人叫没出息，那坐享其成者又该叫什么?

二、大法与大盗

凭什么坐享其成?坐享其成靠的又是什么?一把钝刀子!

1980年，钝刀子割出了第一刀，那时候宪法还写着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那是文革的遗产，他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至少是一个声音。九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这项权利。理由是：维护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不让一个人说话，可以靠捂嘴;不让一群人说话，就只能在政治上抹杀他们的存在。

1982年12月4日，新宪法通过：“罢工自由”四个字消失在视野中。没有投票，没有征求意见。宪法修改委员会一页纸翻过去，就再也不见了。没有人出来解释，没有人提出质询。毕竟1980年那一刀砍掉了集体说话的工具，人们无法借此讨论，于是只剩一条安静的让步。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合法抗争非法政府的黄金时代远去了。

但权利的剥夺不代表义务的终结，“劳动者有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白纸黑字写在《宪法》第四章第四十二条。

先断了你的根，再强迫你劳动，这当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罢工的权利，而是当你想要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是否做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是否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能否在无限的围剿中，建立巩固的组织架构?有没有面对挫折时，走二茬路的勇气?

从1980到1982，三年时间，两步走：先拔牙，再磨爪。每一步都合法，每一步都“必要”，每一次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而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正在死亡，但国家仍然以“人民”的名义运转。

1984年，价格双轨制正式推行，计划内的生产资料是计划价，计划外的是市场价，同一张批文转手就是成百上千的差价。钢铁、化肥、彩电，什么东西紧俏，倒卖什么东西。一批人什么也不生产，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盖章就能拿走别人干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收入。公章不是生产资料，但掌握了公章就垄断了资源的分配权。背后的大伞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的基本体制。当劳动者被拔了牙，磨了爪，特权者正忙不迭的为自己创造新的特权。

劳动者背后空无一人，而特权者背后确实一整个创造特权的国家。它把劳动者写在法律上，却把劳动者赶出分配的特快。

大法与大盗，看起来是反义词，实际上是一卵双胎。大法制造大盗，大盗反哺大法。

这就是以法之名，行盗国之事。

三、谁先富了

狗先富了，吃狗碎渣的人也富了。

从1984年开始，价格双轨制打开了一道门，一道黄金之门，纸进去，钱出来。纸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但它代表了权力，权力的门被打开了。

它们不需要生产任何东西，却迅速占有了别人生产的一切。不需要技术，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汗水，只需要在那个正确的时间拥有权力，或者掌握权力的朋友。

整个国家像一列被调转了轨道的列车，开往一个从来没有在地图上标注过的站台。车上的人被告知，你们是在为未来买单，但车头的方向却像是开往过去。

而工人和农民，他们用脊背铺就了通往新世界的黄金路，黄金路通车了，他们也被请离了站台。他们不是不努力，他们是被要求必须努力，他们被要求无怨无悔地努力，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等他们抬起头时，却发现整个世界已经换了主人。

回头再看那十年，没有什么复杂难解的秘辛，无非是一群人利用合法的制度完成了对另一群人的整体收割。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是当初最不该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四、

它死在了壹9捌9年的夏天。

五、不许再问

三年后，1992年春天，一位“智叟”坐火车南下，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说发展是硬道理，说不要再争论了。

不许再争论，就是不许再问。不许再问那天发生了什么，不许再问那些被请离站台的人去了哪里，不许再问这场改革让谁付出了代价。问题还没有被回答，就被宣布不需要回答了。

它教会了这个国家一种新的沉默。在这种沉默里，一切答案都被掩埋起来，它把那个坑叫历史，把填坑的人叫人民。所有人都知道问题还在，但都知道不应该问。它就赢在这里。它不需要消灭声音，只需要让声音失去胆量。它不需要回答问题，只需要让问题全部变成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