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通的心灵”——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研讨会（人境院第三届写作研修班第四次讨论课发言整理记录）

时间：2026/08/23 19:00～21:30

主持人：2026年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也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毛主席生于1893年，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经历了旧中国的沉沦，却终生未曾谋面。毛主席多次说：“我跟鲁迅先生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可以理解为内心深处的共鸣。有人指出，两人在深层心理体验和性格特征上有相似之处：都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抗争心态，极其自尊、敏感，不愿调和折中。

毛主席晚年视力衰退后，身边还放着大字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著作爱不释手。鲁迅题在《彷徨》扉页上的诗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写的或许不只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在黑暗中独行的清醒者。

今天讨论会的主题就是“相通的心灵”。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在写作班所走的每一步，既是在提升自己，也是在为后来者开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万红：我认为，鲁迅和毛主席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心灵相通，首先体现在“人人都需要改造”的革命思想，以及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坚定信念上。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毛主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把革命形势比作站在海岸遥望、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比作立于高山之巅远望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也比作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这些话是在革命遭遇困难时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读来始终给人力量，使人在看不见方向的时候仍能坚持下去。

正因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并且相信革命力量来自民众，“人人需要改造”的思想才贯穿毛主席一生，尤其在生命最后十年有更集中、更鲜明的体现。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鲁迅先生也在那个时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残酷斗争中，直面革命者的牺牲，不断寻找自我改造、民众改造和社会改造的道路。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在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讨论中，他主张同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既要有不妥协的态度，也要重视实力和策略;进步文艺工作者要在思想上破旧立新，投身革命实践，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再以真理指导实践。他还提出应当扩大革命文艺的战线，使革命作家统一在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目标之下，在思想和政治上不断学习、改造，从而增强战斗力量。

鲁迅持久而坚定的革命思想，是五四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觉醒的重要表现，也极大鼓舞了劳动群众反抗压迫、推翻反动统治的斗志。所谓“人人需要改造”，在鲁迅和毛主席身上都体现得十分充分：他们在完成自身思想转变以后，终生都在追求和践行这种革命思想。

毛主席曾说，判断一个人是真三民主义者还是假三民主义者、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这说明工农群众既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也是检验革命者的试金石。毛主席得知鲁迅认为自己留在上海的作用更大时，称赞“这才是实际的鲁迅”。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把艰巨任务承担下来，是最符合人民愿望的可贵品格;中华民族能够在一次次危亡中延续，也正因为人民中不断产生这样的人，而鲁迅集中体现了这种品格。

因此，鲁迅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一位真正站在人民一边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称赞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抱有特殊感情，认识到工农群众的解放是产生真正平民文学的前提。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谈到，文学家大多是读书人，只有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才可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这说明文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和工农群众的解放，就很容易变成读书人自编自演的“平民文学”。今天一些人以“新大众”的名义谈大众文艺，更应当重新思考鲁迅早已提出的问题。

鲁迅和毛主席之所以具有深刻洞见，不是因为他们被神化，而是因为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理解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甘愿做工农大众的牛;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也是对无数为工农大众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辈的纪念。一个组织工农兵，以枪杆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个身处白区，以笔杆子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阵地。两人虽然没有见面，却都在拯救受苦受难人民的道路上认识到：革命成功的基础是广大劳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一致的，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也是一致的。他们走在同一条革命道路上。

主持人：万红的发言抓住了两位革命者最核心的相通之处，即对革命力量的坚定信心，以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在困难和看不到方向的时候，正是这种信念使人坚持下去。她还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角度谈到扩大文艺战线、统一在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目标之下。这同写作班此前讨论的“新大众文艺”“新人民文艺”直接相关，归根到底是“为谁写、为谁而战”。“人人都需要改造”，也为后面的讨论提供了重要方向。

红云：毛主席是我们敬仰的革命领袖，鲁迅先生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坛巨匠和革命者。过去我对两人的关系了解并不多，通过这次学习和阅读相关材料，才更具体地理解毛主席所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主席把鲁迅精神概括为政治的远见、斗争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这三个方面不仅是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样可以用来理解毛主席的一生。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团结和带领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随后又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新中国首先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政治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又在经济上建立公有制、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此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则是要从上层建筑和人的思想方面巩固社会主义。尤其在晚年，毛主席所表现出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十分突出。

鲁迅从五四运动到逝世，在中国文化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主席曾把革命队伍概括为两支部队：一支是武装部队，另一支是鲁迅领导的文化部队。鲁迅的杂文和其他作品促使许多人反思并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奔赴延安、加入革命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所产生的作用比一般政治变动更加深远，因为它直接触及人的思想和精神。

我们今天能够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走到这个小小的学习集体中，也是因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目标，即面向工农大众。没有这种思想和文化基础，大家不可能走到一起，也很难长期坚持。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相互联系，而文化领域的改造尤其具有长远意义。毛主席和鲁迅正是在这一战线上最具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人。

主持人：红云把毛主席概括鲁迅的三种精神同两人的文化实践联系起来，强调了武装革命推翻旧政权、革命文化改造人的区别。他还指出，我们今天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有服务工农大众的共同目标。这正是今天讨论的意义：我们是在延续鲁迅和毛主席共同开创的事业。

黎计划：我是一名普通劳动者，首先要感谢刘老师以及在座各位同学。大家能够走到一起，共同重走毛主席已经走过而尚未走完的道路，也就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对我而言非常珍贵。

我听人谈到，毛主席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反复读并不是说读完一本书就自动成为共产党人，而是在实践中一次次回到理论、确认方向。毛主席走上井冈山道路以后，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创造者。为农民服务，就要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人民当家作主，使劳动者得到平等、尊重和劳动的尊严。

从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论的立场看，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人，就应当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有人说，在当时许多军队容易被打散，唯独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能够保存和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实践中理解了劳动人民是真正创造世界的主体，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同人民建立了联系。

我最早在初中读鲁迅写车夫的文章《一件小事》。车夫主动去扶被车碰倒的老妇人，这件事使“我”看见了自己的渺小。那篇文章给我的感受是，鲁迅也经历了一个发现底层、反省自己的过程。后来再读《祝福》《孔乙己》等作品，我逐渐意识到，鲁迅写得最多的正是底层劳动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孺子牛”，不仅是对青年，更是甘愿为工农大众服务。

鲁迅对封建枷锁压迫劳动者充满愤怒，也在不断发现劳动者身上的力量和革命可能。毛主席与鲁迅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始终把劳动人民看作世界的主体，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毛主席晚年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要求仍然十分朴素。作为普通人，我常常感到自己同他老人家的境界相差很远，这也是我今天纪念和学习他的原因。

主持人：计划的发言很朴实，体现了普通工人的观察角度。他谈到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说明坚定的信仰并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一次次回到理论、确认方向。鲁迅的思想也有自我改造的过程。理论学习和现实实践反复往返，才会使人的立场真正成长起来。

钊明：阅读毛主席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从早年到晚年多次谈到鲁迅，不论是在重要著作、会议讲话还是同人的谈话中，鲁迅始终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名字。大家都在谈两人“心灵相通”，我想补充一个问题：他们各自的伟大有什么不同?相通是否也包含细微而重要的差异?

我的基本看法是，两人都深刻看到了旧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病症。鲁迅鲜明地承担了诊断者和批判者的角色;毛主席作为政治家和革命领袖，除了诊断，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些带着弱点、麻木甚至落后的普通人，怎样才能被组织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首先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评价，而是把鲁迅放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中。1937年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毛主席把鲁迅称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把鲁迅精神概括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着重肯定其作为战斗者、思想者的人格。到《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说明毛主席最欣赏的，是鲁迅不奴颜、不媚骨、不妥协，能够独立面对现实的品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共产党人应当学习的座右铭。他引用鲁迅，并不是机械照搬，而是不断从不同历史任务出发作出新的解释。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谈到阿Q时，毛主席说阿Q虽然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许多缺点，但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所以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仍应团结。鲁迅笔下的阿Q可悲、可笑、麻木、自欺，但革命不能把所有这样的人排除在外，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56年谈到《阿Q正传》“不准革命”一节时，毛主席又用它说明不能把犯错误的同志同反革命混为一谈，也不能剥夺犯错误者改正的可能。这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相通，反对一发现问题就把人一棒子打死。1958年谈工作方法时，他还从鲁迅的写作中提炼出干部工作的方法：干部不能总是高高在上地教育别人，而要学会同读者、同群众交流，建立真实联系。到晚年，他仍借鲁迅关于“削烂苹果”的说法提醒人们：一个苹果有一块烂疤，不等于整个苹果都要丢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局部缺点就把他全盘否定。

毛主席和鲁迅还有一个相通点，就是坦率和自我剖解。鲁迅说自己剖解自己往往严于剖解别人，毛主席也多次在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先说明自己哪里没有做好。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是二人相通的重要方面。

但相通不意味着他们看中国的方式完全一样。毛主席在1939年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谈到，鲁迅表现农民时较多着眼于其黑暗和封建的一面，较少表现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以及民主主义的一面，这同鲁迅没有亲身经历农民斗争有关。这里不是简单说鲁迅“错了”，而是说明两人的经验和历史角色不同。

鲁迅最锋利的笔能够看到阿Q、闰土、华老栓、孔乙己和看客身上被礼教与长期压迫侵入精神内部的东西，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毛主席当然也能看到这些弱点，但他还看见了另一面：正是这些有缺点的人，一旦被组织起来，也能够改造社会、建立新中国和新文化。问题不只是阿Q有什么病，而是阿Q怎样才能不再成为阿Q;不只是普通人有多少缺点，而是这些人能否成为历史行动者。

这未必能简单说成毛主席“超越”鲁迅，更准确地说，是历史角色不同，使毛主席把鲁迅提出的某些问题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实践。鲁迅直接告诉我们，自己身上有哪些东西需要反省、警惕和改变;毛主席则以革命实践提出：即使人民带有许多弱点，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们?怎样在实践中组织和改造千千万万个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阿Q”?

主持人：钊明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鲁迅更像诊断者、批判者，用笔解剖旧中国的病灶;毛主席除诊断外，还要回答麻木落后的普通人怎样被组织起来、成为历史主体。不同历史时期，毛主席对鲁迅和鲁迅笔下人物的理解各有侧重，这说明他不是简单引用鲁迅，而是把鲁迅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具体政治问题。

云开：我也想先从相同点谈起。鲁迅先生是文坛泰斗，毛主席是政治领袖;鲁迅比毛主席年长12岁，两人处在同一时代，却像两条并行的深水线，神交已久而未能相见。时空的阻隔没有妨碍两颗心灵的共振。我认为，他们的相通并不是偶然的意气相投，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共同关怀、对人民解放的坚定信念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鲁迅虽然不是党组织的一员，但毛主席认为他的思想、行动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鲁迅早年学医，后来弃医从文。他作为作家和思想家，是文化战线上的旗手和批判者，人生轨迹从浙江到南京、日本、北京和上海，以笔墨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通过文学创作、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他不掌握行政权力，也不处在政党组织的领导位置，因此其革命更多表现为个体的、分散的、思想层面的精神革命，以“立人”“树人”为根本目标，希望通过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解放。

毛主席则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从韶山走向井冈山，从延安走向北京，以枪杆子、政党组织和国家政权作为工具，通过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途径改变中国。他指挥千军万马，制定方针政策，缔造新的国家政权，其革命是大规模、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变革，涉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全面改造。两人的身份、工具和实践范围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影响路径和历史贡献各有侧重。

毛主席的舞台主要是政治和历史的战场，鲁迅的战场则主要在人的精神世界。一个偏重行动，一个偏重思想;一个以组织改变制度，一个以笔墨唤起灵魂。正因为角色如此不同，两人仍能达到深刻的思想默契和精神共鸣，才更能说明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路径可以不同，角色可以不同，但对人民解放和民族命运的根本关切相同，心灵便可以相通。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做简单的理论搬运，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学院式研究，而是经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和独立咀嚼。冯雪峰回忆，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时，常感叹“实在受益匪浅”。这种“受益”不是贴标签，而是一个思想者在现实实践中主动拥抱真理。毛主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搬照抄，而是在井冈山斗争、长征跋涉、延安窑洞和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一步步思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两人心灵相通的第一重维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创造性运用。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极高。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他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到晚年又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这种评价在他对近现代人物的评论中极为少见。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对鲁迅杂文的态度也同现实任务有关：延安时期，面对根据地内部的干部和群众，不能简单照搬在白区对敌斗争的杂文方式，因为写作对象和读者环境不同;到1971年前后，在新的政治局势中，他又劝同志们读鲁迅杂文，重新强调批判和思想解放的精神。

这说明毛主席对鲁迅的阐释带有鲜明的时代关切，但这不等于他的理解不全面或歪曲了鲁迅。任何时代对经典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同阐释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问题相联系。今天有些研究把鲁迅局限在私人经验和个人性格中，反而容易把他的革命性、人民立场和文化批判力量抽空。毛主席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立场理解鲁迅，是把鲁迅的精神资源带入现实斗争，而不是把鲁迅缩小。

《新民主主义论》中那段著名评价，抓住了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革命本质。毛主席本人同样一生反对奴颜媚骨：从青年时代的豪情，到秋收起义、长征和新中国成立，再到晚年的反修防修，他始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在这一点上，两人完全一致。

农民问题也是理解他们相通与差异的重要角度。毛主席指出鲁迅写农民时有时更着重黑暗、封建和麻木的一面，但也必须看到，鲁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较早把普通农民和底层人物置于作品中心的作家。在今天许多小说、网文、影视剧仍偏爱高贵出身、俊男美女作主角的情况下，回看《阿Q正传》《祝福》《故乡》，会更清楚鲁迅把那些随处可见、却常被认为“不值得写”的小人物放到文学中央，是多么重要的突破。他以手术刀般的笔触剖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既有深切同情，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

毛主席从鲁迅作品中读出的不只文学价值，更是中国现实。他曾要求看不到、不理会、不支持群众革命要求的干部认真读《阿Q正传》。但毛主席又比文学诊断走得更远，把农民问题提升到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高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两人都认识到，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不解决农民问题就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

鲁迅说，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是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一生的思想探索如此，毛主席从井冈山开辟革命道路也是如此。他们都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压迫以及一切剥削，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要求在他们思想中的集中反映。

两人的相通还有一条暗线，就是深沉的孤独感和不屈的抗争精神。鲁迅在《彷徨》扉页写“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一个孤独的战士。他常常处在不为旧势力所容、也不完全被同道理解的境地，但这种孤独不是为了个人情爱或利益，而是因为他走在许多人前面，又始终放不下大众。

毛主席一生同样经历深刻孤独。1930年代初受到排挤时，他同冯雪峰谈到鲁迅;冯雪峰转述鲁迅读过毛主席的诗词，认为其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后开怀大笑。鲁迅反而能够理解毛主席不为流俗所左右的反抗精神，两人的斗争哲学和精神气质十分相似。鲁迅的孤独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孤独，是在批判中坚守自我;毛主席的孤独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孤独，是在逆境中仍然信念如磐。两者都不是消极的自我封闭。

毛主席晚年做白内障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后，仍读新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并在书上批注。他多次感叹自己同鲁迅息息相通。鲁迅曾对瞿秋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毛主席与鲁迅虽然未曾谋面，却可以说达到了这种精神知己的程度。

对于毛主席1957年谈“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话，不能简单理解成历史假设或预言鲁迅的个人命运。毛主席更可能是借鲁迅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不正常的空气中，鲁迅也许一时不写，但更多时候仍会敢写，因为他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硬骨头。毛主席晚年对鲁迅的推崇已经超出一般文学评价，进入路线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层面。

如果继续谈差异，鲁迅强调“立人”“树人”。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人立而后凡事举”，并强调尊个性、张精神，认识到没有人的精神解放，社会变革也可能流于形式。所以他毕生投入思想解放和文化批判，强调个体觉醒、思想变革和精神独立。毛主席则更重视亿万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形成改天换地的集体力量。他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进一步回答了怎样使人民真正成为历史主体：需要先锋队组织和领导，通过政治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两个方面并不对立。鲁迅并非不重视社会革命，他支持学生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赞美那些切切实实站在地上、为中国人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人，知道没有制度根本变革，个体精神解放也难以实现。毛主席也并非不重视思想革命，他一生强调改造学习、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世界观转变和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提出革命要触及灵魂。两人的差异主要来自历史分工：一个更多从个体精神觉醒切入，一个更多从集体组织和社会制度切入，二者可以相互补充。

他们所处的位置也不同。鲁迅终其一生处在旧社会和政治权力之外，面对审查、压迫和威胁，保持最大的思想独立，批判一切他认为错误和黑暗的东西，哪怕问题来自自己的阵营也不宽恕。毛主席则始终处在革命组织和国家治理之中，思想与行动必须同组织纪律、革命需要和政治后果相联系。他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各种现实力量之间决定策略。鲁迅可以直接批判一切错误现象，毛主席在批判之外还必须考虑可行性和后果。这种位置差异会形成具体策略上的张力，但也使他们在根本立场上的相互理解更加珍贵。

历史任务同样不同。鲁迅活动的主要时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黑暗的阶段，他的主要使命是“破”：控诉旧文化、旧思想、旧礼教的吃人，呼唤新思想和新文化。毛主席在打破旧世界后，还要承担“立”的任务：怎样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新的政权，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课题鲁迅没有机会面对，也不可能完整预见。毛主席在新的历史任务中运用鲁迅的批判精神，是把鲁迅的精神遗产同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修防修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二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有差别。鲁迅的批判更激烈、彻底、不留情面;毛主席既延续五四反封建精神，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又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和深入研究。他的诗词、哲学表达、对子女名字的选择，都吸收了传统文化养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体现的是批判继承。即使存在这些差异，两人的根本立场仍高度一致。

辩证法告诉我们，差异中包含同一，对立中也包含统一。假如两个人以同样身份、同样方法做同一件事，这种“相同”反而可能浅薄。正因为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位置和不同历史阶段，分别把同一方向推进到很高境界，心灵的相通才有历史深度和思想高度。可以说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他们的生命轨迹没有交汇，但精神世界已经汇入同一条历史长河;缘悭一面是历史遗憾，心通万古则是精神永恒。

鲁迅希望中国青年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毛主席号召后来者高举先烈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两位伟人的声音穿透时空，提醒我们在政治上坚定、行动上果敢，也要在思想上深刻、精神上独立;既要在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中锻造和斗争，也要在独立思考中不断改造自我。

主持人：云开把相同与不同讲得很清楚。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以笔墨为武器的旗手，主要进行思想启蒙和精神革命;毛主席是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组织者，推动的是大规模、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革命。一个以笔墨唤起灵魂，一个以组织改变制度;不同轨迹指向同一方向，都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也许最彻底的革命者往往孤独，但当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时，孤独便可能转化为共同前进的力量。

喜羊羊：毛主席和鲁迅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曾谈到自己早年受过孔夫子、康德、拿破仑、华盛顿等多种思想和人物的影响;鲁迅也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理解两人，不能只看最终结论，还要看他们怎样在现实斗争中改造自己。

毛主席在给周扬的信中谈到，鲁迅表现农民时较多着眼于黑暗和封建的一面，较少表现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和民主主义的一面，这同鲁迅没有亲身经历农民斗争有关。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前期鲁迅。1927年以后，随着反革命政变以及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鲁迅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和阶级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队伍中仍可能保留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落后思想，这些都是斗争中的负担。革命者应当长期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使其同自身缺点、错误作斗争，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文艺应当表现这种改造过程，使人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

可以比较鲁迅早年和晚年的作品。《阿Q正传》中的阿Q是受地主压迫的贫苦农民，也有反抗和革命的愿望，但这种反抗常常表现为“精神胜利法”和投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最后仍被封建势力处决。作品深刻揭示了农民精神被封建制度毒害的病症，但更多是发现了病，还没有给出完整的药方。

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写“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称其为“中国的脊梁”，指出不能把一部分人的失去自信说成全体中国人的失去自信。这里已经不再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看见了人民中前仆后继的斗争力量。

在我看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察方式，不是成熟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站在群众外面怜悯或责备群众，而要深入群众、理解群众，帮助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克服缺点。旧民主主义者无法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才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早年鲁迅曾从进化论出发，把希望更多寄托在年轻一代，认为需要传播新思想、科学和民主。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批判有重要进步意义，但单靠思想宣传并不彻底。即使民众理解了“德先生”“赛先生”，掌握政权的反动势力也不会因此自动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同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以及文艺界的路线斗争，进一步教育了鲁迅，使他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开始更明确地表现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方向。

这一思想转变对今天也有现实意义。思想问题不能只从思想本身解释，还要找到其物质根源和现实实践。对群众采取空洞说教的办法，往往脱离实际，也很难说服人。今天有人喜欢在网上同别人辩论，反复背诵一些教条句子，但对方的观念并不会因此改变。人的改造必须进入现实斗争，实践才是检验思想、改造思想的学校。

因此，当前文艺工作和理论斗争不能满足于抽象说教，而应当推动广大劳动者认识现实、参与实践。人们如果不起来改造令人厌恶的旧社会，也很难真正改造由旧社会产生的旧观念，这是彻底唯物论的观点。说这些不是为了苛责鲁迅，而是要学习他怎样完成思想转变，并由此思考：我们改造自己、帮助别人改造自己，究竟依靠脱离实践的说教，还是依靠现实斗争中的教育和成长?

主持人：喜羊羊指出毛主席和鲁迅都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最终的思想位置上，关键是能不能在现实斗争中接受教育、完成转变。没有人一出生就天然正确，思想转变的过程本身就是革命教材。怎样转变、通过什么方式转变，是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

之遥：我到会较晚，听了计划、钊明、云开和喜羊羊等同志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小时候主要从毛主席诗词接触毛主席思想，真正系统读《鲁迅全集》是在大学以后，兴趣主要集中在小说和杂文。借今天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鲁迅逝世90周年，我想从三点理解两人的相通：来路相通、认识相通、目标相通。

第一，两人都是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多受过旧式教育，又经历资产阶级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毛主席和鲁迅都不是一开始就完成了思想转变，而是在社会现实的冲击和自身追求中，从旧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革命者。因此，他们的“来路”有共同性。

第二，他们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认识逐渐相通。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他发现，即使把人的身体救得健壮，如果人仍像看客一样麻木，仍被人捏着脖子围观杀戮，那么医学救不了思想和灵魂。他由此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去“破”旧世界。毛主席则不仅握着笔杆子，还走进并组织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既要解放人的身体，也要解放人的思想。他是在实践中把“破”推进到“立”。

第三，他们的目标相通，都是革命。鲁迅要打破“铁屋子”，唤醒麻木的人;毛主席终生致力于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两人在方法和路径上有很大差别，因此纪念他们不能牵强附会，把一切说法拼凑到一起，而应当真正看到他们的同与异。

毛主席为什么把鲁迅称为圣人?我理解，鲁迅在毛主席心中，是一个从旧世界中完成个人改造的楷模。鲁迅有革命的坚定性，有“硬骨头”和“一个也不宽恕”的斗争精神;同时，他对青年又既批判、又爱护、既团结、又帮助。因此，鲁迅是个人自我改造的典范。毛主席则希望通过组织和领导，把工农商学兵等广大群众改造成为新世界的新人。鲁迅完成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深刻自我改造，毛主席要推动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

两位先行者都很孤独，但我们不能把孤独当成自我感动。仅仅感动于“我很孤独”，对整体事业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在孤独中继续改造自己。我们最近讨论过关于小资产阶级改造的材料，现实土壤和环境使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身上带有大量小资产阶级习气，每个人都必须同这种环境对抗，努力不让自己沉沦，从泥潭中伸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更多人能够觉醒并完成改造，我们就可能像鲁迅和毛主席那样，不仅改造自己，也感染、帮助和改造更多人，进而改造世界。我们不能沉浸在孤独里，而要学习毛主席，努力把小资产阶级常常看不起的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普通人带到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世纪过去，物质生活、生产力和科技有了很大变化，但在精神、关系和价值方面，许多旧世界的东西依然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会曲折发展，但要在正确方向上作出更多努力。

在价值颠倒、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保持良知和理想的人往往会痛苦和孤独。今天的控制方式和反动观念也可能比过去更隐蔽，使人更难看见希望。但力量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一是从毛主席、鲁迅和千百万先烈的思想与实践中获得;二是从今天那些身体处于无产阶级或受压迫地位、思想却仍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撕裂的同胞身上获得。

问题在于，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自认为进步、先进，而要真正同群众融为一体，深入工农。只有这样，才能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否则理论和生活仍是“两张皮”。会上此前谈到某些知识分子的现实言论，我认为，一个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如果选择依附资产阶级立场，也可能成为鲁迅批判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类现象既是现实写照，也提醒我们必须选择另一条道路，找到真正的力量来源。

主持人：之遥把两人的相通概括为来路相同、认识相同和目标相同，框架很清楚。二人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从旧营垒中一步步走出来。鲁迅弃医从文，因为救身体不能替代救灵魂;毛主席则带着笔杆子走向实践，既解放人的身体，也解放人的思想。一个打破铁屋子、唤醒麻木者，一个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路径不同而方向一致。真正理解两人的孤独，应当使我们更坚定地继续走下去，而不是沉浸在孤独感里。

李培培：鲁迅和毛主席虽未谋面，却意气相通。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时，毛主席正在陕北窑洞里读他的杂文;1976年秋毛主席逝世时，案头仍放着那套1938年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书页已经被反复翻阅得十分破旧。经历战争和转移，这套书始终被保存下来。毛主席曾说，鲁迅的心同我们息息相通;在晚年的书信中又明确写道，自己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两人未蒙一面，却可以说共同触到了旧中国同一根痛苦的神经。

毛主席在解释唯物辩证法时谈过“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不能只有阴、没有阳，也不能只有阳、没有阴。我借用“阴阳”来打一个比方：毛主席和鲁迅在治疗中国顽疾时，打的是一套相互补充的组合拳。鲁迅揭露国民性、礼教和社会黑暗，可以看作显露病灶的一面;毛主席看到被压迫者站起来、组织起来的一面。前者把“吃人”照出来，后者把“吃人的桌子”掀翻。两者不是各管一半，而是共同构成中国现代精神自我诊断和自我重建的整体。

鲁迅是绝望之后仍然战斗的人。他在《野草·希望》中写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又写自己要在空虚中的暗夜里肉搏。他并不是因为胜利已经在望才拿起武器，而是明知暗夜可能漫长，仍把虚妄本身当作敌人。阿Q的麻木、闰土的瑟缩、《狂人日记》满纸的“吃人”、祥林嫂反复说“我真傻”，都不是一个人的偶然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缩影。鲁迅没有替他们写状纸，也没有在小说中直接发动起义，却写出了“吃人”的真相，把笔像投枪一样扎进封建礼教的巨口，替那些不会开口的人开口。他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正是这种立场。

毛主席则把阶级斗争和人民解放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只求自身解放也不够，必须争取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共同解放。鲁迅笔下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吃人的绳索”，毛主席领导人民在现实中一条条扯断。鲁迅揭露礼教吃人，毛主席把这种揭露转化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分析，再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人民政权把旧制度埋进历史。

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动势力，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到晚年，他又把这种逻辑推进到防修反修，强调阶级斗争不能只讲到夺取政权为止，还要一直警惕新制度内部产生旧关系。这可以看作对鲁迅“绝望之战”的另一半回答：暗夜不只可以用个人的笔同它肉搏，还可以由组织起来的阶级力量连根掘掉;虚妄不只可以被揭穿，也可以通过新制度的建立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毛主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话语不同，底色一致：都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发声，都反对不公和黑暗。鲁迅写出祥林嫂，毛主席使“祥林嫂的后代”能够进入农会、工厂和新的政治生活;鲁迅把“吃人”二字从礼教表面剖出来，毛主席把它放到阶级分析的手术台上，再把改变命运的力量交还人民。

所以我说，鲁迅和毛主席是一阴一阳结合起来的整体。鲁迅的一面教我们不欺瞒，毛主席的一面教我们不跪着。看清病苦的人和掀翻病榻的人，缺少任何一个，中国的现代精神都不完整。

今天是2026年，鲁迅离开我们90年，毛主席离开我们50年。我们开讨论会纪念，不是把两位伟人请回来照相，而是要扪心自问：当祥林嫂式的命运以外卖员、零工、在县医院排队的老农等新的形式继续出现时，我们还有没有鲁迅那种“与我有关”的痛感?还有没有毛主席把旧局拆掉、重新组织社会的胆识?绝望中的战斗要有人打，阶级的账要有人算，暗夜要有人划亮火柴，山河要有人重新安排。90年和50年不是两个简单年份，而是一个民族自我诊断、自我重建的两道工序，被同一条脊梁扛在一起。

主持人：李培培用“一阴一阳”概括两位伟人的互补，十分形象。鲁迅揭示“吃人”的真相，毛主席把这种真相转化为对三座大山的认识，再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人民政权改变现实。一个把黑暗照出来，一个把黑暗连根拔起，是一套缺一不可的组合拳。她还把讨论联系到当下，提醒我们继续阅读和实践两位伟人的思想。

李丽丹：前面各位的发言使我想到孔庆东老师一篇解读鲁迅《示众》的文章《看与被看的国度》。文章谈到，鲁迅的孤独是先觉者处在高位的孤独：不是身边没人，而是很少有人能够接住他的思想量级。这种孤独带着侠士气质和人情味，内心充满难以言说的寂寞与哀感，却始终放不下对人间的大爱。

鲁迅小说中一个重要关键词是“众”。从严复讨论“群己之关系”，到孙中山提出“唤起民众”，再到鲁迅笔下由阿Q、闰土和看客组成的“众”，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难题始终是：传统之“众”怎样成为现代之“人”，又怎样进一步组织成自觉的“众”。鲁迅终其一生都在解剖这个“众”。他不相信一个笼统的“群众”天然正确，也不相信脱离群众的个人能够独自救中国。他的孤独，正来自看清群众中存在的蒙昧和麻木，却仍然不肯背过身去。

毛主席的孤独是另一种形状。他在五四时期的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却没有见到鲁迅。这不仅是一次社交上的错过，更像是两条并行深水线未能交汇：一条后来在革命实践中读出鲁迅“真了不起”，一条在绍兴会馆抄古碑、在《莽原》等刊物上掷出投枪。毛主席晚年读鲁迅常常忘记休息，并在给江青的信中写到，鲁迅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自己在跌过几跤以后也常如此。

这种相通不是一般文人知音的相通，而是先觉者和肩负重任者共有的孤独：站在历史前头，既要承受千夫所指，也要在众人还没有看清道路时独自辨认方向，但两人的孤独都没有走向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敌人横眉，对人民低头。毛主席把这种精神接续下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并把鲁迅未能完成的“众”的政治转化落实为群众路线。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到“六亿神州尽舜尧”，毛主席要解决的正是鲁迅提出而未及解决的问题：不是看客之众，而是人民之众;不是被示众、被观看、被支配的人群，而是成为自己历史主人的人民。

主持人：李丽丹对鲁迅孤独的解读令人印象深刻。鲁迅不是没有人陪，而是很少有人能承接他的思想重量。他解剖“众”一生，既不把群众抽象地神圣化，也不相信脱离群众的个人能救中国;看清蒙昧却不转身离开，这种清醒本身就是孤独。毛主席则以革命实践改造“众”，两人各自承担着同一历史使命。

曙光：毛主席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毛主席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相通。他们像两条不同的线，方向却一致，都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一个是国家领袖和革命组织者，一个是文坛巨匠、文化先锋。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以理论和实践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鲁迅先生以笔为枪，刺向旧社会的黑暗，开辟无产阶级文化前进的阵地。毛主席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在当时是极高评价，在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从我的立场看，联系今天的社会现实，毛主席和鲁迅毕生反对、已经揭露或打倒的许多旧社会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复活。鲁迅笔下的人物在现实中仍然比比皆是，毛主席领导人民打倒的“牛鬼蛇神”也重新趾高气扬。各种政治吹捧和以关怀之名出现的虚伪话语，掩盖不了制度腐败和人民受压迫的现实。

改开以来，一些主导叙述通过不断否定毛主席时代、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历史，来证明自身的正确;对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调整和删减，我也理解为害怕鲁迅的文字唤起青年学生的思考。随着社会对抗性矛盾加深，越来越多人民重新想念毛主席、重读鲁迅，也更能看清他们的谎言。今天出现的“毛主席热”和鲁迅硬骨头精神在左翼文化中的重新凸显，是现实矛盾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反映。

今年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鲁迅逝世90周年，面对现实，我的心情很沉重。他们一生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思想问题，又重新摆在我们面前。怎样纪念这些先行者?我认为，政治上应当把马列毛主义运用于社会实践，促进受压迫者联合起来;文化上要以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启迪推动广大人民首先在思想上觉醒，再形成现实联合。只有把毛主席思想的宣传和鲁迅精神的推进落实到行动中，才是真正的纪念，也才说明我们的心同他们相通。

主持人：曙光把讨论直接带到现实，提出鲁迅解剖过的阿Q、闰土等人物类型仍以新的方式出现，毛主席所反对的旧势力和旧关系也可能重新抬头。他认为，鲁迅作品的教材变化同对青年思想的影响有关。无论是否完全同意这些判断，它都提醒我们：纪念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是借两位伟人的思想重新看清现实。

洪湖：我先从个人接触鲁迅的经历谈起。最早是在课堂上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当时首先感到的是文字妙趣横生;后来又读《社戏》《故乡》，高中读《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在求学阶段，鲁迅作品在课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但那时更多是在老师带领下欣赏文笔和写作技巧，许多思想感受仍然朦朦胧胧，像听一首还不完全理解的诗。

真正走入社会、经历更多现实以后，再学习新中国历史，重新辨析过去被颠倒或遮蔽的叙述，回头看当年读过的课文，感受完全不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年情趣渐渐退到背景，《故乡》中成年人之间的隔膜却越来越清楚。闰土的一声“老爷”，把童年伙伴之间被社会关系撕开的距离直接呈现出来。今天回到家乡，面对一起长大的村中伙伴，也可能真实感到鲁迅当年写下那种隔膜时的沉重。

课堂上读《纪念刘和珍君》，看到“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首先感到的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形象。后来真正了解革命历史，再把这句话同毛主席准备在斗争中“跌得粉碎”的决心、同他号召青年继承先烈旗帜联系起来，才更直接地体会到两人在文字和思想上的相通，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说鲁迅代表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文人中骨头最硬的人。社会经验使这些文字从朦胧的课文变成现实印证，也促使我们思考怎样继承两位伟人的遗志、重新寻找革命出发的道路。

第二点，我感受较深的是两人对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刻认识。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写到“无物之阵”：战士向那些挂着慈善家、学者或其他光荣称号的人投出投枪，走近一看却可能只剩一件衣袍，对手已经变换了形态。这个意象说明，旧势力能够不断更换外衣，革命者面对的斗争不会因为打倒一个具体对象就自动结束。鲁迅在大革命尚未完成时，就已经触及几十年后甚至今天仍会面对的问题。

真正的革命对象，不只是经济压迫、政治压迫和三座大山等看得见的现实力量，也包括文化、精神和心理上的控制，今天可以用“文化霸权”等概念来理解。鲁迅不是用系统理论家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而是通过文学形象，使人直接意识到抽象理论难以迅速说明的困境。

可以借《让子弹飞》作一个通俗比喻：问题只是打倒一个具体的“黄四郎”，还是还要改变不断产生“黄四郎”的整套制度和社会关系?艺术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用一个鲜明形象点出原本需要复杂理论才能说明的问题。

鲁迅笔下的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人物，承受着三座大山和旧礼教的多重压迫。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打倒具体压迫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民站起来。但鲁迅在“无物之阵”中意识到的文化、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旧力量，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如何使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如何使其同新的政治制度结合，如何一代又一代扬弃旧文化，是政治革命之后仍需回答的问题。

从这一点看，鲁迅和毛主席的相通也给今天重要启示：革命不仅要改变政权和经济关系，还要在文化和精神上持续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稳固而长久的思想基础。

主持人：洪湖从个人阅读经验谈起，很容易引起80后、90后、00后的共鸣。许多人最早都在课堂上认识鲁迅，真正走入社会、了解历史后，再读这些文字，感受会完全不同。他还把“无物之阵”同文化霸权、政治革命后的思想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可以在后续继续深入交流。

维泽：大家已经讲得很充分，我听完后觉得暂时没有新的内容可以补充。今晚主要以学习为主，就不作正式发言了。

扬江：我认识鲁迅先生、系统了解毛主席，相对比较晚。很多同志上学时就认真读过鲁迅，但我当时对语文兴趣不大，课堂上学他的文章也是迷迷糊糊，不太明白老师究竟在讲什么。真正开始读鲁迅和毛主席，是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以后。

那段时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比较孤独，单位里朋友也不多。下班后没有太多事情，就把书当作朋友，读《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后来又接触到保尔·柯察金、林道静等文学形象。正是在同书中人物“交朋友”的过程中，我逐渐接触马列主义思想，重新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文章。所以我今天主要不再重复大家已经讲过的历史评价，而是从“孤独”谈一点同自身较接近的认识。

毛主席晚年和鲁迅生命最后阶段都十分孤独。我认为这种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必然性，因为他们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面旗帜，也像两位最重要的思想老师。鲁迅是新文化的旗手，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手;他们都以“教员”的身份教育中国人民，使群众觉醒、认识自己的责任，进而投身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事业。鲁迅离开得早，但他的启蒙作用绝不能忽视。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洞穿事物本质的“火眼金睛”。拥有这种眼光，就能识别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虚假和“妖魔鬼怪”。但看得越清楚，也越容易感到孤独，因为周围大量负面现象会使人感到希望渺茫。关键在于，毛主席和鲁迅看见社会腐朽和黑暗后怎样行动。

我认为，他们一方面对敌对力量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对人民内部保持耐心教育。毛主席晚年的实践既包含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也包含对广大群众的政治教育。鲁迅作品中我特别喜欢《死火》：在冰冷世界中，一团被冻住的火焰仍然存在，叙述者把死火带出冰谷，最后自己遭遇毁灭，而“死火”也不再被敌人占有。这个意象体现了革命者即使身处寒冷、看见危险，仍要作出选择的态度。

我还想到《西游记》“三打白骨精”。孙悟空有火眼金睛，知道眼前的村姑、老妇、老翁是白骨精变化而来。他当然知道挥棒以后可能被师父和同行误解，甚至会遭受惩罚，但仍然必须挥出那一棒。真正的革命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早识别危险，也更早承担不被理解的后果。

毛主席逝世后遭遇过大量污蔑，但他生前已经做好在斗争中“跌得粉碎”的准备，仍然选择挥出那一棒。鲁迅也是如此。面对不断变换外形的旧势力，他们每一次发出批判、采取行动，都要冒很大风险，甚至面对同伴的不理解，但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仍会毫不犹豫地付出一切。

我也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这种孤独。大学时，宿舍熄灯后常常进行“夜谈”，谈政治理想和个人抱负。宿舍里大致形成不同立场，有时争论非常激烈，最晚能持续到凌晨五点。毕业后有一次过年，家人吃年夜饭时谈到社会现实，我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一桌平时十分亲近的长辈轮流给我做思想工作，年夜饭变成了对我的一次“集体教育”。工作以后，同一些领导和同事私下谈政治理想，也会发生激烈争论。

无论面对同学、亲人还是同事，最后我常常发现，彼此并不是走同一条道路的人。学习一些马列理论、形成对社会的认识以后，反而被动成为在周围环境中被孤立的人。正如刘继明老师打过的比方，我们像生活在“白区”，很少有人理解这些想法，于是产生孤独。

但孤独以后不能退缩。看到资本力量压迫群众、掠夺劳动所得，仍要像毛主席和鲁迅那样，毫不犹豫地挥出应当挥出的一棒。同时，还要重视他们都强调的教育和唤醒。鲁迅在《狂人日记》最后写“救救孩子”。相较于已经形成固定观念的长辈，我有时更愿意同青年和比自己年纪稍小的人交流，因为他们还能看见社会不公平，只是缺少好的引导。

我们应当多同这些青年以及需要帮助的人交流，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而不是只向他们灌输结论。希望有一天，越来越多人能够走上共同道路，彼此手牵手、互相搀扶，逐渐摆脱“白区”式的孤立环境，使孤独者不再各自孤独。

主持人：扬江用“火眼金睛”概括两位伟人洞穿虚假、识别现实中各种伪装的能力。看清问题也会带来孤独，但毛主席和鲁迅没有转身离开，而是在看清之后继续战斗：以批判拆解虚假，以行动改造世界，以孤独为代价扛着旗走在前面。这正是后来者最需要学习和传承的精神。

总结

今天是研修班最后一次讨论课，绝大多数同学都作了发言，讨论十分深入，可以说为这一阶段学习作了很好的收工。通过大家的交流，“相通”不再是一个抽象词，而有了比较具体的内容。

毛主席与鲁迅的相通，是建立在共同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上的心灵共振。他们都看见旧社会的病灶，都站在受压迫者一边，都相信革命力量来自人民，这是相通的根基。与此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差异：鲁迅更像诊断者，用笔墨解剖旧中国的病灶，使人看清自己为什么陷在泥潭;毛主席除诊断外，还要回答这些被诊断为麻木、落后的普通人怎样被组织起来，怎样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

“孤独”没有使他们退缩，反而使他们更坚定、更清醒。这种孤独不是消极的个人封闭，而是清醒者面对现实时难以避免的处境。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因看清黑暗而离开人民，而是继续用批判、组织和行动改变现实。

两位伟人虽然已经远去，他们的思想仍在参与我们的现在。纪念的意义不在于怀念过去，而在于确认方向。希望大家把今天晚上的思考带入今后的写作和实践。还有一位孙大圣同学，因为要返校没有来得及发言，但已经提交书面发言稿。由于时间关系，今晚不再代读，可以在群里继续阅读和交流。至此，本次讨论结束。

附：孙大圣同志会后书面发言

为什么要把毛主席和鲁迅放在一起纪念呢?因为毛主席和鲁迅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导师的思想没有消失，就像屈原死后“重生”了。

毛主席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毛主席在著作谈话等等里面多次引用鲁迅的话，例如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面说：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

毛主席在此文中就引用了鲁迅的话：“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那么真正战斗的态度是什么呢?

毛主席又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最尖锐有效的武器就是严肃的战斗的态度，而装腔作势的吓人战术反而对敌人是没有用处的。

我在学校就听班主任讲《狼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其所谓“人生哲学”都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或者是“唯理论”，“唯经验论”。这种落后的观点在历史上是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观点反映的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社会竞争。而拿此种落后观点来灌输学生，不是资产阶级教育又是什么呢?那个班主任认为“可以遵守规则，利用规则，成为底层强者”，这样的“生产法则”就是丛林法则。

“文章合为事而作”，我待在学校真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