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问题”：阶级盲视与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个人问题”：阶级盲视与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编者按：

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阶级盲视概念，并指出这就是让精英阶级对底层境遇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阶级盲视使得精英在宏观议题上积极谴责不平等，同时又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积极延续不平等。精英阶级通常通过以下三类方式维持相对于底层阶级的优势：其一，制造阶级隔离，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与底层直接接触，仅和自己同阶级的成员社交;其二，宣传优绩主义叙事，强调悲惨境遇是个人缺陷而非结构性问题;其三，开展一些非接触式的、短期的慈善活动，包括向慈善机构捐款捐物等，这类慈善活动并未触及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反而强化了他们自身正在行善的自我良好感觉，并在事实上维持了与底层的阶级隔离。

摘要：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阶级盲视”(class blindness)这一概念，即精英阶级通过种种手段来掩饰阶级不平等，并对周遭生活中的底层阶级困境视而不见。精英阶级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对社会公正、贫困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却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将周边弱势群体的悲惨境遇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的痛苦充耳不闻。最后，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恰恰发生在那些宣称要消灭社会不平等的精英阶级的日常行动中。

本文作者：Jennifer Sherman

引言

2014年9月，我开始了在华盛顿州天堂谷(Paradise Valley)社区长达10个月的田野调查。天堂谷社区曾经的绝大多数住户都是工人阶级，但自从千禧年以来，大量高学历中产阶级迁入这里，改变了这里的阶级构成。

我的第一位受访者Tara Hanson，一位后来搬来这里的中产白领，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她与这里的工人阶级居民基本没有什么社交接触，同时她也没有与他们接触的兴趣。Tara解释说，那些工人阶级居民从不参加社区里的活动，譬如音乐会、戏剧表演、艺术展以及自然徒步活动等。我试着向她解释说，那些工人居民之所以缺席那些中产阶级热衷的公共活动，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感到不适应，也可能是金钱门槛的存在让他们的参与面临困难。

但Tara并不同意我的意见，她觉得，这仅仅是因为那些人对那些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的缺席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怪不了别人。事实上，Tara的观点代表了天堂谷社区中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居民的立场。

在本文中，我提出“阶级盲视”这一概念，用来解释Tara及其他天堂谷社区中产阶级居民的心态和行为。我将阶级盲视定义为一种用来掩饰阶级优势并再生产阶级不平等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使得人们否认生活中某些现象背后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并逃避需要为此担负的社会责任。

文献回顾：美国语境下的阶级

阶级(social class)及其所附带的权力、资源与发展机遇的分化，是社会学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是由他/她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阶级不仅由经济因素决定，还包含了其它因素。像皮埃尔·布迪厄、米歇尔·拉蒙等文化社会学家已经提出，包括社会关系、品味、乃至日常行为偏好等因素都共同定义了一个阶级。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通过他们的日常行为、消费习惯、兴趣爱好和社会纽带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此类实践导致了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y)的形成，符号边界创造并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

符号边界既具有危害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个人的天赋和偏好造成的。为什么人们常常看不到符号边界的存在，并将社会不平等归咎于个人因素?马克思、葛兰西等理论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和文化起到了向弱势阶级隐瞒阶级不平等事实的作用，导致了一种虚假意识。

通过这种虚假意识，弱势阶级自发地在文化价值观上追随精英阶级，并承认不平等的存在是合法的。在美国，这种虚假意识创造了优绩主义叙事的神话。人们纷纷认同优绩主义叙事，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个人努力而非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结果。

田野点介绍与数据收集

天堂谷社区位于华盛顿州喀斯喀特山脉的东坡，住着约5000名居民。在过去25年里，该地区的便利设施、繁荣的服务经济和秀丽的自然风景吸引了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迁入。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迁入导致了快速的高级住宅化(士绅化)和住房短缺，土地和房屋对于那些本地原有的工人阶级居民来说已经变得难以负担。

并且，从1990年到2010年，传统农业、基于土地的产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就业岗位增长逐渐停滞，甚至负增长。而另一方面，艺术、娱乐、休闲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等围绕中产阶级生活的就业岗位稳步加速增长。

我于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在天堂谷社区开展了为期十个月的密集田野调查，总共访谈了84位受访者。我在研究中对“阶级”(中产阶级vs工人阶级)的定义采用了多个指标，包括收入(中等收入vs低收入)、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vs本科以下学历)等。受访者根据代表这些属性中每一个属性的三点测量法被分类。虽然使用二分描述简化了阶级复杂性，但它代表了社区内主观经验上的划分。根据这一测量，样本的52%(n=44)是工人阶级，48%(n=40)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阶级盲视

伴随着天堂谷社区的士绅化，当地的工人阶级居民频繁地向我描述一种让他们感到被排斥、边缘化的社会景观，他们明确地将他们的贫困境遇归咎于那些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邻居，并认为，中产阶级的大量涌入改变了这里的生活，无论是经济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与此同时，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在增加。

虽然中产阶级居民也意识到这些差异和冲突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存在着客观的社会分层现象，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他们拥有的阶级优势，强调工人阶级和他们拥有同等的生活机遇，并因此对他们的困境自我负责。这就是阶级盲视，阶级盲视导致了社会排斥和社交封闭，以及优势阶级对机会和资源的囤积。

许多中产居民拥有更多资源，包括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以及无贷款的房屋和丰富的存款。这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中赋予了他们显著的优势。受访者Shawn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中产，他拥有大学学历，在大城市打拼多年攒下了足够的财产，而后搬到天堂谷社区从事那些单纯出于休闲兴趣而非赚钱目的的兼职工作。Shawn表示：

“我总是觉得我足够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以至于我从未担心过找工作的事。那些抱怨找不到工作的人，对我来说听起来并不真实。工作只要是想找就肯定能找到的。我认为社区里有很多人没工作，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吃苦，而是习惯了依赖救助。如果你足够勤奋，然后有社会关系(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自然会有的个人关系)，那就永远不会找不到工作。不过这确实需要你热爱工作，需要你有勤奋、不怕吃苦的品质。”

Shawn是因为在大城市打拼攒下了足够的财富，并全款在天堂谷社区买下了房子，所以他才不用为生计而发愁，可以悠闲地做那些让自己舒服、不计较收入的零散兼职工作，可以不在乎天堂谷日益上涨的住房和生活成本。然而，他并没有将自己在大城市攒下来的资源与自己现在无需在乎天堂谷社区的生活成本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同时，尽管他提到了社会关系在找工作时的作用，但他也没有认识到社会分层可能会影响一个人能认识谁。相反，他坚持认为工作机会对所有人是同等可获得的，而找不到工作是个人缺陷造成的。他对接受救济者的错误理解，有助于证明他对弱势阶级的评判是“合理的”，并将这类“缺乏智慧和勤奋品质”的群体与他自己区分开来。

事实上，Shawn的看法得到了整个社区中大多中产居民的赞同，他们反复告诉我，机会是同等可获得的，而在寻找好工作、稳定住房、足够收入方面遇到困难的人，需要为他们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

此外，正如引言中提到的，中产阶级将社会分层事实描述为主要由个人生活偏好影响，而与结构性问题无关。于是，一些有助于削弱社会不平等的解决方案，例如资助工人阶级儿童接触艺术、音乐和休闲活动，往往被当地学校和非营利组织不予采纳。相反，这些机构通常追求针对不平等结果的短期援助，例如提供廉价救济食品、衣服等。

中产阶级居民往往会表示，他们高度关注社会公正、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并认为自己是积极参与这些议题的慈善家。他们会向非营利组织捐赠金钱和时间，捐赠旧衣服和多余的园艺农产品。可他们所开展的这些慈善活动都是非接触式的，即，他们与他们旨在帮助的弱势群体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进一步说，中产阶级慈善家基本不会将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关切转化为对工人阶级的真正共情。

工人阶级的态度

天堂谷社区的工人阶级总体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困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工人阶级很少将不平等问题描述为个人问题。工人阶级偶尔也会丑化那些被认为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并试图创造符号边界将自己与更底层的赤贫群体区分开来。然而，当谈到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时，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阶级意识。

一些工人阶级受访者一方面表示，自己热爱工作，自己与那些懒惰的、习惯依靠救济生活的赤贫者不一样。但同时他们也表示，“你只能靠勤奋工作过上还算小康的日子，但你永远不会变得富有”。这些工人阶级意识到，真正要想致富确实离不开努力工作，但仅仅努力工作是不够的。致富需要外部资源，这些外部资源是他们无法接触的。

工人阶级在解释他们社区的社会分层时，普遍谈到了经济的和非经济方面的差异。一位工人阶级受访者用“爸爸妈妈的保佑”概括了他们对精英阶级优势的理解：

“你知道的，他们有爸爸妈妈的保佑，然后他们得到了为他们买好的东西，比如房屋、拖拉机和汽车。”

工人阶级也不会将他们在中产阶级社交领域的缺席归因于个人兴趣的差异。通常工人阶级个体会感到自己被排斥在除少数几个社会活动之外的所有活动，而这少数几个不排斥工人阶级的活动，恰恰是中产阶级个体经常避开的那些。甚至，许多当地教堂和学校也是排他性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来自中产阶级居民的一种轻蔑凝视阻碍了他们参与公共活动。一位工人阶级受访者谈到，她在参与本地的一个教堂活动时“感到被孤立，就像我不是一个他们想要在他们教堂里的人……我在那儿感到有点尴尬，就像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对于工人阶级居民来说，他们选择不参与中产居民热衷的那些社区活动，是因为他们所遇到的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行为不停地告诉他们“不属于这里且不受欢迎”。

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工人阶级被排斥、中产阶级优势得到延续的结果在整个天堂谷社区是可见的，而对于那些中产阶级来说却是看不见的。

在劳动力市场中，全职工作首先留给那些拥有最多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人。一位当地雇主向我解释说，他们不喜欢通过公开渠道来招聘员工，而偏好依赖私人关系在私底下寻找员工。

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多数是学历较低且缺乏社会关系的人)，往往受困于寻找和保住全职工作。许多工人阶级居民甚至抱怨的并不是无法拥有一份好的全职工作，而是能不能找到三四份仅仅是维持温饱的兼职工作。

我的民族志观察揭示了该地区的私企老板都信奉着怎样的用人理念。在一次商会论坛期间，多位私营企业主抱怨他们找不到受过培训的、有足够技术的本地工人来完成企业生产任务。他们认为当地的工人阶级青年缺乏足够的现代技能，缺乏敬业、能吃苦的工作伦理，并缺乏承担经济风险的意愿。

我最终忍不住发了言并建议他们考虑投资培训本地的青年工人。多位私企老板对我的发言激烈抗议，甚至有一位老板在散会后追上我，把我逼到角落里，坚称有一些人是不应该留在社区里的，因为他们从不想好好工作，不愿意为这个地方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住房市场中。在购房市场中，中产阶级居民能够负担得起不断上涨的房屋和土地价格，而低收入家庭则遭到了系统性排斥。在租房市场中，中产阶级居民也更受欢迎。许多房东不公开房源信息，他们仅通过私人渠道分享房源，并和那些拥有更高收入的人直接联系。一位房东向我解释说，她宁愿通过口碑找到“正确的人”，也不愿登广告并“不得不让自己失望”。这进一步加剧了阶级不平等。然而与劳动力市场一样，中产阶级居民也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优势，以及工人阶级在其中经历的痛苦。

阶级隔离

随着不同阶级之间不断脱节并形成阶级隔离，这进一步影响了精英阶级设想社会不平等解决方案的思路。虽然弱势阶级感受到了社会矛盾正在增加，但优势阶级居民却骄傲地说，他们正在“尽可能多地回馈社区”。

对于许多天堂谷社区居民来说，阶级隔离的结果是他们在社区中产生了一种自身被无视的感觉，以及通过社会网络和基层努力获得帮助的选择在不断萎缩。人们乐于向正规慈善机构捐赠，而非跨越社会阶级群体建立关系，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处于最迫切生存绝境中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援助。这也意味着，相比于食物和衣服等眼前短期需求的帮助，针对住房、维持生计的全职工作、照料服务和工作培训等能在居民面临绝境前提供的长期和结构性支持几乎没有。

阶级盲视往往与阶级隔离相关，而如果中产阶级居民能够建立与工人阶级哪怕是非常微弱的直接联系，往往也能让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同理心，并意识到需要长期的、结构性的方案去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

结论

天堂谷社区已经成为一个阶级隔离的社区。在同一个社区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文化活动、就业机会以及日常生活偏好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事实上，天堂谷社区的情况也反映了当下美国的现状：社会不平等已将不同社区、街道、城市和州隔离为互不接触的群体，这些群体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可信任的信息来源以及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等。

通过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分析，本文旨在阐明阶级盲视是如何促成并建构这种后果的。本文发现，阶级盲视使社会不平等常态化，并允许优势阶级去证明其合理性，最终使得社会不平等得到扩大和再生产。而与此同时，优势阶级却又在公共议题上谴责不平等的存在，并否认自己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阶级盲视提供了一种防御机制，用来抵制“底层境遇是由优势阶级以各种方式导致并延续的”这一观点。阶级盲视使得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及其他领域的阶级歧视被理解为合理的。它让优势阶级相信，除了向慈善机构捐赠以提供非接触式的短期救助之外(而非着手解决其结构性的根本问题)，没有必要去面对系统性的阶级问题。

阶级盲视的运作过程包括：一边淡化、掩饰社会中存在结构性的排斥，一边积极参与延续和加剧这些排斥的过程。为了发挥作用，阶级盲视极大依赖于阶级隔离，同时也依赖于优绩主义意识形态——即假设存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人们未能取得世俗成就是他/她个人缺陷的结果，而非结构性不平等使然。

可以说，对不平等的再生产，恰恰发生在那些宣称要消灭不平等的优势阶级的日常选择中。阶级盲视不仅为优势阶级的资源垄断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更通过降低他们对结构性改革、保障性政策的支持，导致了国家宏观层面应对不平等政策的长期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