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 （补档）最公平的就是最不公平的

我们之前曾讨论过教育的社会功能，这个话题重要到完全可以反复讨论，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这套机制不仅将人安排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更以一种远为酷烈的方式，直接作用于每一个卷入其中的血肉之躯。它批量制造着心理疾患，批量炮制着精神上无所适从的年轻一代，却从不使人看清这一切的根源。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

应当认识到：现代教育虽然是一种教育形式，但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教学范畴。有理论指出，学校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职能——不仅传授知识，更在无形中塑造着新一代人对秩序的理解方式。而应试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已将“生存威胁”直接转化为了自身运转的核心动力。它不再仅仅是观念的传递，而更像是以生活前景为抵押的一种符号规训。“考不上”这个结果，会被社会系统默认为一种“社会性淘汰”的前兆——它意味着被放逐至底层劳动力市场，被排除于主流发展通道之外，被长期性地打上“失败者”的印记。这是整个系统在宣告：一旦你拒绝服从这套符号编码，你便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这种以未来本身为赌注的规训早就超出了教育的正常范围，构成了一种极其沉重的现实压迫。

而这种压迫之所以能够如此顺畅地运转，不被打断，正是因为它在观念层面被包裹上了一层堪称完美的伪装——“公平”。

这套机制的运作逻辑，就在于它凭借“公平”这一形式，完成了两项对广大普通家庭不利的观念操作。

其一，它把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个人能力的问题。当一个人考不上好学校时，他会如何归因?他不会去想“教育资源为何分配得如此不均”“为何我自幼便缺乏优良的师资与条件”，他只会想“我不够努力”“我不如别人聪明”。这便是这套机制的高明之处——它使失败者从自身寻找根源，而非从机制本身寻找根源。你并非因家庭条件而输在起跑线上，你是因为“不够努力”才输的。你并非因教育体系将大多数人的出路预先封死才被淘汰，你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被淘汰的。它把社会层面的不公，伪装成了个人层面的失败。而它最大的成功，便是让失败者自行承担这种失败，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承担。

其二，它用“少数人的成功”来证明“体系是公平的”。每年高考季节，那些出身普通却考入顶尖大学的“寒门贵子”的故事总是被反复讲述。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完全真实。而恰恰是这种真实，构成了体系合法性的最强证据。“你看，他们能考上，你为何不能?”这套逻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用少数人的跃迁充当整个体系的通行证，却绝口不谈这种跃迁的概率何等低下、成本何等高昂、失败者何等众多。它用个别的例外来覆盖普遍的规律，用“可能性”来遮蔽“现实性”。而那些少数的“成功者”，他们同样是这套体系最忠实的见证人。他们相信“这是我应得的”，他们相信“体系是公平的”，因为他们成功了。而他们的成功，恰恰成了更多人持续忍受这套体系的理由。

这就是实质：它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相信，他们的处境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非体系本身的结构使然。它把追问的矛头从体系转向个人，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置于团结之上，把集体性的思考消解为个体性的挣扎。它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一种使人难以提出问题、难以看清问题根源的精神状态。

这种状态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大量心理问题的涌现。据《2025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自小学的10%，跃升至初中的30%，再至高中的40%。首次确诊情绪障碍的平均年龄，已降至13.4岁。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这意味着在许多中学教室里，几乎每两个学生中便有一个正被抑郁的阴影笼罩。

有人会说：“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但大量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竞争压力的劣势一端，承受着无望的未来时，他所生发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清醒的自觉，而是身心的不适——胸闷、失眠、无名怒火、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与疼痛。这是现实压力在个体身上的第一重反映。应试教育，正是制造这种不适的最庞大、最持久的机制之一。它自童年时代起便将“考不上即淘汰”的生存焦虑植入每一个年轻的心灵，并将这种焦虑逐年累加，直至以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的形式在身体上爆发。这不是一代人的“脆弱”，而是一套机制在系统性地制造心理创伤。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高压的机制，非但没有催生反思，反而批量炮制出那些身披“学历光环”、在精神上进退失据的年轻一代?

原因在于：这套机制同时作用于人的行为、身份和欲望三个层面。它用铃声、座位、考试来规训行为，使人听话、守时、接受排名;它用“你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的标签来固定身份，使人承认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的欲望本身重新编程——让人发自内心地“想要”考上好学校，“想要”成为所谓的“人上人”，让人觉得除此以外别无他途。于是你憎恨这套系统，却不敢离开它。你穿着那件“长衫”——它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是你的动力来源，即便勒得你喘不过气来，但脱了它，你就觉得“什么都不是”了。这是这套机制必然的产物。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不是什么“教育政策的失误”，它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对人才培养的某种系统性要求。只要某些深层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只要就业市场依然以“第一学历”作为划分社会位置的基本尺度，这套机制就很难被真正“改良”——它只能在更根本的层面被重新思考。

近半数的年轻人在接受这套“教育”的过程中出现心理问题——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对这个机制最有力的质询。它宣告了这套机制的困境，也说明了一整套社会言说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一个需要以牺牲一代人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来维持自身运转的模式是值得深刻反思的。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是一个不再需要以“公平”的名义，迫使年轻一代在生存焦虑中相互消耗、相互折磨的社会。因为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不应成为任何“模式”正常运转的代价。我们思考与行动的最终指向，便是从这种对人的异化中寻找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