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性别矛盾？

前两篇文章写男女对立之后，我在评论区看到几条很有意思的留言。

有人说：“我倒觉得男女对立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本性需要有敌人存在。在目前核威慑下世界大战很难爆发，那么人的本性需要输出敌意，目前最合适的就是男女对立。如果世界格局一直如此，那么男女对立就会永远存在。”

还有人认真分析说，男女矛盾当然客观存在，只是过去不是主要矛盾。以前的女性要进田、进厂，承担大量体力劳动，同时还承担生育，因此过去的一些女性保护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现在女性劳动条件变化了，再继续沿用过去的制度安排，自然会产生新的矛盾。

还有一种说法更加直接：“中日对立肯定是因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导致的啊。所以说男女对立而不说反抗女权的人，一律都是女权同路人。”

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反而觉得前两篇文章有必要继续写下去。

因为这些评论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有没有道理。恰恰相反，它们里面都掺杂着一些现实经验，所以才更加容易让人相信。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矛盾，男女之间确实会发生冲突，某些性别政策确实可能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出现新的问题，人类也确实存在敌意、竞争和群体冲突。

问题在于你把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说出来以后，究竟是在解释它，还是在把它神秘化？

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时非常重要的一道分界线。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否认男女矛盾。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假装社会上没有矛盾。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家庭分工差异、劳动参与差异、历史地位差异，也存在利益冲突和权利冲突。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男女之间存在矛盾”，距离“男女天然是敌人”，中间隔着一整套社会历史条件。

这就像一个人在医院里看见两个人因为一张病床发生争吵。他当然可以说：“他们正在发生矛盾。”

可是如果他进一步说：“人与人本来就需要敌人，所以他们争吵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深刻，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

因为你仍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为了这张床争吵，为什么医院只有这一张床，为什么这个时候床位如此紧张，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住院而另一个人也需要住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优先获得资源，而另一些人必须排队。

所谓“人性需要敌人”，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把历史造成的矛盾重新包装成了永恒的人性。

一旦这样理解，社会就不需要解释了。

贫富差距可以说是人性贪婪，劳资矛盾可以说是人性自私，战争可以说是人类好斗，男女冲突可以说是男女本能敌视。最后我们发现，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句“人性如此”。

可马克思主义恰恰不满足于这种解释。

因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追问一句这种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让我们先把“男女矛盾存在”与“男女必须成为敌人”分开。这是很多讨论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男女矛盾存在，并不意味着男女天然对立。

夫妻之间有矛盾，并不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男女在就业、婚姻、生育、财产、家庭劳动等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也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必须按照男女两个阵营进行切割。

否则，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一个最简单的现实，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男女共同构成的。

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一个家庭里可能有丈夫、妻子、孩子和老人;一个公司里既有男员工也有女员工;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也从来不是由某一种性别单独构成。

人们每天一起上班、买菜、养孩子、照顾老人、交房租、还贷款、面对老板、面对房价、面对失业，也面对疾病和衰老。

现实生活从来没有按照“男人一个世界，女人一个世界”这样整齐地划分。

真正把人推向性别阵营的，往往是具体的利益关系。

一个女工和一个男工，都可能因为加班工资没有发下来而生气;一个女职员和一个男职员，都可能因为裁员而焦虑;一个男人可能因为沉重的房贷压力喘不过气，一个女人也可能因为生育成本和职业中断而陷入困境。

他们之间当然可能发生矛盾。

可是如果我们把所有问题都翻译成“男人压迫女人”或者“女人占男人便宜”，我们就会突然看不见一个非常庞大的中间地带——他们可能面对着同一个经济结构。

这就是阶级分析与单纯性别分析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性别可以构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但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并不能自动告诉我们他的全部社会位置。

一个亿万富翁女性和一个流水线女工，当然都是女性。

但她们拥有完全相同的利益吗?

一个男性企业家和一个每天加班十小时的男性工人，都叫男人。

但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种生活吗?

如果我们把“男人”和“女人”作为分析社会的最高层级，那么阶级、职业、财产、劳动关系、家庭位置等大量决定现实生活的因素就会被遮蔽。

马克思主义者真正需要做的，恰恰是把这些被遮蔽的关系重新找出来。

评论区有人提到“矛盾论”，本身没有错。

问题是，有些人学了“主要矛盾”，最后却只学会了一个标签。

男女矛盾可以是客观矛盾，但客观矛盾之间存在层次和结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不同矛盾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说“男女矛盾不存在”，也不能把所有社会矛盾都缩减成男女矛盾。

例如，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妻子辞职照顾孩子而陷入收入下降，夫妻因此发生争吵。

妻子觉得丈夫不理解自己的付出，丈夫觉得家庭经济压力全部落到自己身上。

这显然是男女矛盾。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就会发现事情远比“男人不体谅女人”或者“女人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复杂。

为什么一个家庭生孩子以后，照顾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家庭自己承担?

为什么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可以因为生育而受到巨大影响?

为什么企业会把女性的生育风险计算进招聘成本?

为什么一个家庭必须依靠两个成年人的工资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

为什么照顾孩子、照顾老人这些对于整个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劳动，却很难直接转化为稳定的经济收入?

这些问题一旦继续追问，就已经从男女关系进入了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家庭再生产和经济结构。

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它不会停在“谁欺负谁”这里。

它会继续问这种行为为什么能够持续？这种利益关系为什么会形成？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这种关系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分析”。

否则，“矛盾论”最后就只剩下一句很方便的话：“男女之间有矛盾，所以男女对立很正常。”

这句话等于没有说。

因为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恰恰是：为什么矛盾会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评论区第二种观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案例。

有人说，自己的母亲那一代女性，大量进入田间、工厂参加劳动，同时还承担生育，因此过去的一些女性保护政策有其现实基础;今天女性劳动条件发生变化，有些过去的制度安排可能需要重新讨论。

这个观察有合理的一面。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认为某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脱离历史条件永远存在。

一个政策为什么产生?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它保护了谁?它承担了什么社会成本?后来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它是否仍然适用?

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

但这里最容易出现的另一个陷阱，是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跳到“女性已经不需要保护”。

这同样是机械的。

因为“女性是否需要保护”从来不能简单按照“现在有没有进工厂”来判断。

现代社会的劳动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体力劳动只是劳动的一部分。服务业、办公室劳动、教育、医疗、照护等大量职业，使男女的劳动差异呈现出新的形式。

与此同时，生育本身依旧是一项具有现实成本的社会劳动。

一个女人怀孕、生育、哺乳，身体承担的成本并不会因为社会进入办公室时代就凭空消失。

但与此同时，男性所承担的劳动压力也不能被一句“父权结构”全部抹掉。

一个男人每天工作十小时，承担房贷、赡养老人和家庭收入压力，他的处境也是真实的。

于是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如何让生育、劳动、照护这些社会必要劳动的成本更加合理地分担，而不是让男人和女人互相证明“对方占了便宜”。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如果一个女人因为生育而付出了职业代价，那么她可能会愤怒。

如果一个男人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被迫长期加班，他同样会愤怒。

这两种愤怒都是真实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让他们互相愤怒。

女人说：“男人根本不理解女性的困境。”

男人说：“女人只知道占便宜。”

最后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可是房贷没有下降，育儿成本没有消失，工作时间没有减少，企业的用工逻辑也没有发生变化。

于是两个本来都在承受压力的人，开始彼此解释对方为什么是自己的敌人。

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我尤其想回应那句“如果世界格局一直如此，那么男女对立就会永远存在”。

这句话看起来非常悲观，也非常“洞察人性”。

但马克思主义恰恰不会接受这种历史宿命论。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

人怎么生活，怎么劳动，怎么组成家庭，怎么抚养孩子，怎么分配财产，男女之间如何相处，都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以及具体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古代社会的婚姻关系，与工业社会的婚姻关系不同;工业化早期的家庭，与今天的城市家庭不同;农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与现代服务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如果“男女天然需要敌人”真的能够决定一切，那么男女关系根本不应该发生如此巨大的历史变化。

事实上，恰恰因为人的社会关系会变化，所以我们才有必要讨论男女关系。

“人性”可以解释一部分倾向，却不能替代对具体社会结构的分析。

人可以竞争，也可以合作;可以自私，也可以互助;可以产生敌意，也可以产生亲密关系。

同样的人，在不同环境中完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可以因为岗位竞争而互相敌视，也可以因为共同面对欠薪而联合起来。

两个陌生男人可能因为停车位吵起来，也可能在工地事故中一起救人。

一个男人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伤害女性，也可以在家庭里照顾妻子和女儿;一个女人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伤害男性，也可以在生活中帮助身边的男性。

如果用“人性”一把尺子把所有东西量平，最终什么都解释不了。

还有评论说：“中日对立肯定是因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导致的，所以说男女对立而不说反抗女权的人，一律都是女权同路人。”

这种思维方式更加值得警惕，因为它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站队题。

你不骂女权，就是女权同路人。

你批评男性，就是厌男。

你批评女性，就是厌女。

你讨论阶级，就被说成回避性别。

你讨论性别，又被说成制造对立。

最后所有人都忙着判断对方属于哪一边，却越来越没有人愿意讨论事情本身。

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人们取消矛盾，更不要求人们在现实冲突面前装作“大家都是一家人”。

恰恰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敏感于现实利益冲突。

但敏感于矛盾，和把人群永久划成敌我，是两回事。

一个社会里有矛盾，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矛盾都应该被扩大为全面敌对。

一个女性受到伤害，我们当然应该讨论她受到的伤害来自哪里;一个男性受到不公平待遇，我们也应该讨论他的处境。

问题是，我们最终需要解释的是造成这些处境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制造一个新的性别敌人。

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一种非常奇怪的循环：

女性因为现实中的不公平而愤怒，于是把男性整体视为问题。

男性因为现实中的不公平而愤怒，于是把女性整体视为问题。

两边越来越愤怒。

最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正在反抗。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却没有因此自动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阶级分析并不是要求我们闭上眼睛看不见性别矛盾，而是要求我们把性别矛盾放回它产生的现实关系中。

这里也需要把话说得更直接一点。

现实中的确存在各种利用性别矛盾进行社会动员、舆论操纵和利益竞争的现象。商业媒体、平台机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都可能利用身份冲突获取注意力、塑造议题甚至转移矛盾。

但如果因此简单得出一个“只要男女对立存在，就是某个神秘力量在幕后操纵”的结论，同样是一种偷懒。

因为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神秘力量。

现实利益本身就足以制造矛盾。

企业希望降低用工成本，家庭希望降低生活成本，个人希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政府需要处理人口、就业、养老、生育等复杂问题，男女双方又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

这些力量彼此交织，就足以形成复杂的社会冲突。

真正的唯物主义，应该比阴谋论更加冷静。

我们甚至不需要假设所有人都“故意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只要看到一种社会机制如何运行，就已经足够。

当一个社会问题被不断翻译成“男人的问题”或者“女人的问题”时，人们就很容易忘记去追问更具体的东西。

所以，如果一定要问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待性别矛盾，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承认它，分析它，但不要神化它;解决它，但不要把它变成解释一切的钥匙。

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有些女性遭遇过不公平待遇，有些男性也遭遇过不公平待遇。

有些传统家庭观念确实给女性造成过长期束缚，也有一些现代社会观念正在给男性制造新的压力。

这些都应该被认真讨论。

但讨论到最后，我们不能停留在“男人害女人”或者“女人害男人”。

因为一个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比这复杂得多。

一个女人下班以后还要做三个小时家务，她的疲惫是真的。

一个男人下班以后还要承担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他的疲惫也是真的。

一个女性担心生育影响职业发展，她的恐惧是真的。

一个男性担心失业以后无法养家，他的恐惧也是真的。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普通人，就应该让这些真实的痛苦被看见，而不是挑选其中一部分，再告诉另一部分人：“你的痛苦都是因为他们。”

听起来很痛快，但它只能让一个人暂时获得愤怒的出口。

它解决不了生活。

现实的困难在于，我们到底能不能承认一个非常朴素的事实：

很多时候，男人和女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同，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以不同的方式承受着同一个社会的压力。

有人承受的是生育成本，有人承受的是养育成本;有人承受的是职场歧视，有人承受的是就业竞争;有人害怕自己失去经济独立，有人害怕自己失去家庭责任所要求的“成功”。

这些经验彼此不同，却并不天然互相排斥。

我们当然可以争论政策是否合理，可以争论制度是否公平，可以批评某些性别主义思想，可以反对对男性或女性的偏见。

但如果讨论的终点只是“让另一个性别输”，那么无论你给自己贴上什么进步、保守、女权、反女权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都没有真正走出身份对立的框架。

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和女人会争吵，会相爱，会结婚，会离婚，会一起养育孩子，也会因为钱、工作、房子、老人和未来而争执。

他们不是两个抽象的性别符号。他们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家庭、收入、财产、经历、欲望和恐惧，也有自己的局限。

为什么这些具体的人，会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今天这样的方式彼此发生矛盾？

当我们能够继续追问到这里，性别矛盾才真正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否则，我们不过是在给同一场争吵换一个更加宏大的名字。

至于那些说“男女对立永远存在”的人，我倒想提醒一句，如果我们相信社会关系永远不会改变，那么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恰恰因为现实关系会变化，旧的矛盾会转化，新的矛盾会产生，我们才需要不断理解现实。

今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餐桌两边，为谁洗碗、谁加班、谁带孩子、谁承担房贷争论不休。他们当然可以互相指责。但如果我们稍微往后退一步，就会发现，桌子上摆着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顿晚饭，还有这个家庭全部的生活成本、工作压力、生育成本和对未来的想象。这时候，与其急着告诉他们“你应该恨谁”，不如先问一句：究竟是什么，让两个本来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被逼到了必须证明对方是敌人的地步？

这个问题，可能比争论“男人还是女人更坏”，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