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 从伤痛中醒悟————论社会痛苦如何被诊断为个人疾病，及其政治扬弃的可能

许多人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精神医学话语与大众认知中，有一种论断已取得近乎常识的地位：个体所承受的心理痛苦、精神困顿乃至身体上无名之疲惫与疼痛，其终极根源在于该个体的生理构造先天地、不可逆地偏离了某种“正常”的规格。基因存在缺陷，神经递质固有失衡，大脑结构异于标准范本——此病既成于先天，那必然终身相随，所能为者唯有药物的长期控制、期望的审慎降低、对现实的被动适应。

这一论断暗中依赖着一个从未被证明、甚至从未被自觉审视的先验前提，但是这个明显的错误却有意无意地被修饰了：存在一个“完美的人”之理想模板，或一颗“标准的大脑”之规格范本。这个模板在科学逻辑上是非法的，因为它的构造方式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循环论证：从无数真实存在、各不相同的个体中抽取统计均值，或构想某种理想功能，将其树立为“正常”的标准，再反过来用这个标准去审判具体而鲜活的个人。但显而易见它在经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模板，先设定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再用它来贬低真实存在的一切——这是一种披着实证外衣的先验唯心主义，一种伪科学真意识形态洗脑。辩证法有一条根本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而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永恒的内在矛盾运动。DNA复制必然出错，调控网络本即冲突博弈，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诸系统生来相互制衡，进而人的精神客观条件先天就是个有差异的。所谓“先天易感基因”或“大脑结构偏差”不过是在这种普遍存在的矛盾运动中，某一极在量上略占优势。将这类量变差异单拎出来命名为“终身疾病”是用静态的、形而上学的规范性概念强行冻结生命内在的矛盾运动，它将社会地产生的痛苦重新定义为个人固有的缺陷，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转化为先验的生物学的问题，将可改变的历史性状态误认为不可逆转的自然宿命。

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压迫结构的劣势端，承受着过度的劳动、冷漠的关系与无望的未来时，他所生发的最初反应绝不是清晰的阶级意识或系统的革命理论，而是一种身心的不适。胸闷、失眠、无名怒火在体内攒动、各处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与疼痛——这是社会矛盾在肉体表层的第一重反射，是人的社会存在直接铭写于神经与内分泌系统的原始痕迹。这种源自社会矛盾，表现在身体之上的痛苦天然地催生一种意识形式——一种朴素正义，也就是自发性的基石。它以最简明的二元判断——“这不对”“这不公平”——忠实报告了伤害的存在，其归因通常指向近端的具体对象：那个工头，那个房东，那个总是刁难人的上级。朴素正义尚未追问何种制度使这些人得以如此行事，但它正确地标识了伤害的方向。它绝不是“落后意识”，亦不是需要被克服的狭隘情绪，而是社会矛盾在身体层面的第一次觉醒，是一切更高形态的批判意识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

这种朴素正义作为精神原料，我常常认为，并且曾在某几篇文章里写过——会被导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其分岔取决于不同形式的集体性的转化实践。在一条路径上，痛苦被公共化：当一个人在安全的空间中说出“我睡不着”“我浑身疼”“我觉得活不下去了”，而他人回应“我也是如此”，那个曾被感受为个人耻辱的东西便开始松动，痛苦成为可以被言说、被辨认的共同经验。随之，归因被提升：通过批判性的教育——即列宁主义先锋队的灌输，“欺负我的工头”被理解为制度的产物——什么规则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力?什么样的结构使他的侵害得以持续?于是“他欺负我”上升为“这种制度必然产生像他这样的人”。最终，情绪被导向集体行动，愤怒找到了有目标的出口，不再需要被压抑，也不再盲目发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意识发生质变，身体也开始变化：当痛苦被命名、被共享、被归入可以改变的结构时，无助感驱动的慢性应激——高皮质醇、炎症反应、免疫抑制——才开始缓解。意识的重塑参与了身体的修复，这就是痛苦的升华。在另一条路径上，若上述条件全部缺失，痛苦便被个体化，重新定义为“你太脆弱”，个体被迫独自消化本应属于整个阶级的苦难。进入医疗系统后，他获得一个承载着全部规范性暴力的标签，被告知其病根在于先天的构造。他逐渐接受“我有病、我是病人”的自我定义，将痛苦的根源从社会转向自我，丧失了外化愤怒的能力，不再追问“凭什么”，而只问“我怎么办”。而“不可根治”的预言因为放弃改变环境的努力而自我应验——症状加剧，无助加深，病灶似乎真的固化了。这就是悲惨世界式的悲剧：冉阿让离开了监狱，却从未摆脱“革命”的罪名;他被释放了，但永远被标记为苦役犯。躯体症状或可暂时缓解，但那个人已经被终身判决为“有缺陷者”。

躯体紊乱一旦持续存在，便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反过来重新塑造意识。消极地看，慢性疼痛与疲劳直接占用认知资源，使人难以进行长远的规划与抽象的分析，难以集中注意力，时间视野缩短，更易被简单化的民粹叙事捕获，病耻感与体能限制导致社会参与萎缩，痛苦再次被推回孤立状态。但同样真实的是另一种可能：当躯体紊乱被置于集体的叙事框架之中——“我们的身体共同记录着制度的冷漠”——它便能转化为属于身体本身的批判意识。长期承受痛苦的人对支持的缺失可能产生比健康者更敏锐的感知，这不是对病痛的浪漫化，而是对痛苦的认识论价值的承认。如果有这样一种互助网络，使病理性的孤独可转化为集体纽带，为持续行动提供社会心理的支撑，那对于我们而言是极其有用的。

我们可以设想：在外在回路上，集体行动可以改变致病的社会条件——改善劳动强度，争取医疗保障，挑战歧视制度;在内在回路上，集体行动提供的社会支持、意义感与积极身份，通过神经内分泌机制部分修复长期应激对身体造成的损耗。改造社会存在则减轻致病压力，生理状况改善则行动能力增强，社会条件因之被进一步改造，这就是良性循环的建立。反之，原子化社会中朴素正义沉没为病理，病理强化疏离，疏离导致行动消失，社会条件恶化而痛苦加剧——上文所谓的恶性循环即被加剧了。两种循环在任何群体中均是一种动态中被对立意识形态反复争夺的过程，绝无线性的必然。

贯穿整个链条的是一场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上叙事的斗争，这就是争夺的战场。一套叙事——资本主义的、敌人的叙事说：你天生有病，你的大脑坏了，你只能接受这个身份，用药物维持最低限度的功能，降低对生活的一切期待，同时忍受自诩“健康者”的歧视。另一套叙事——即我们需要建立的马列主义进步叙事说：生来带有特定的偏差，这本是生命的常态;是压迫性的环境将这种偏差固化为持续的痛苦;一个被某种评判体系称为有缺陷的病人，其实是一个承受着未被承认的社会痛苦的人，能斗争，能修复，能改变。这场争夺是解释权的争夺——关于“我为何痛苦”的解释权，关于“我是谁”的解释权，关于“我能成为什么”的解释权。意识形态工作与精神康复在根本上是同一件事：帮助痛苦者夺回对自己身体和命运的解释权。认同“先天缺陷”的标签，就是加固痛苦固化的牢笼;恢复“矛盾状态”的叙事，则是把人从终身残缺的判决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外化愤怒、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

宣传工作必须回应身体而不仅是回应观念——当你说“推翻压迫”时，你的听众可能正因长期的劳累而肩背僵硬、失眠多梦，如果你不能告诉他的身体：你的疼痛是真实的，它来自可以改变的制度而不是你天生的脆弱，那么你的话语永远悬浮于他的生活之外而不能真正调动、解放他们。承认群众的疲劳、疼痛、失眠是社会矛盾的真实体征而不是需要克服的软弱，这是取得信任的最初一环，也是不可跳过的一环。要把健康问题政治化而不是个人化，这不是否定痛苦的实存，而是还痛苦以它真正的社会面目——解构“你有病”的标签，恢复“你正承受着未被承认的社会痛苦”的叙事。要建立团结性的健康支持网络，心理支持小组、劳动保护倡议、慢性病互助网络，这些是维持政治主体长期存续的先遣队与最初的基础设施，无数生长在最水深火热处，最有觉悟、最愿坚持的同志恰恰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最潜在受害者，而他们恰恰因为健康问题的损耗而提前退出斗争，防止这种情况本身就是组织建设的一部分。必须与医疗意识形态正面交锋，批判“先天缺陷论”和“终身服药论”，普及神经可塑性与矛盾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但在具体操作中尊重个体的治疗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服药而不接受那个标签的解释，可以选择就医而不认同自己是个“病人”，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意识形态叙事而不是强迫任何人放弃现有的生存策略。

当一切话语都被说出之后，还有一样东西拒绝被完全符号化，那就是身体的痉挛、疼痛与衰竭。这是最后的实在界，任何政治方案若不能在这一环节上严肃对待其成员的生物性存在，则无论其理论上何等正确，都会因为身体基础的崩塌而溃散。而一个能够学会聆听身体信号、将痛苦的解释权夺回、在集体互助中修复损耗的实践，才可能培育出既能深刻思考、又能持久行动的人。还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朴素正义经由身体发出第一声呼喊，科学的阶级意识必须穿过身体的辩证才能抵达。被诊断为“有病”或者未被诊断但毫无疑问遭受折磨的普通人，只有当他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痛苦并找到可以一同改变世界的同伴时，才能开始真正的人道的治愈——不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在最实在的、血肉之躯的意义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