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22 技术封建主义

上一期讲的“剥削性积累”是从资本积累方式的角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私有化、金融化等手段持续进行剥夺。今天要讲的“技术封建主义”，则可以看作剥削性积累在数字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说剥削性积累揭示的是资本“怎么掠夺”，技术封建主义揭示的则是资本在数字空间里“怎么圈地、怎么收租、怎么把人变成农奴”。

为什么讲这个概念?因为稍有观察便会发现：当代无产阶级正在经历一种微妙的“退化”。一百年前的工人虽然被剥削，但至少在法律上是“自由人”，可以辞职、可以换厂、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而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以亿计的用户被绑定在各大数字平台上，一旦被封号就失去许多生活资料来源，其依附程度堪比封建庄园里的农奴。“封号即夺舍”——这句话是一种生存与表达上的现实。用“封建”这个词来描述当下不是一种历史倒退的悲观论调或者机械类比，而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垄断金融资本如何蜕变为新型封建特权，照出了“自由契约”的谎言下新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照出了你每天刷手机、点外卖、发动态这些看似“自由”的行为背后那套沉默的、自动化的、不容置疑的支配结构。

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这是近年来西方左翼学者用来描述数字资本主义新形态的一个批判性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等人提出，其核心判断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些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并没有带来所谓“信息民主化”的解放，反而催生了一种酷似封建社会的新的统治结构。这一理论建基于“云资本”“云封地”“云租金”“云农奴”等一系列概念之上，认为科技巨头和平台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对数据资源的垄断，通过掠夺性的“租金”剥削大众。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是这一理论的重要推手，他甚至断言资本主义正在被技术封建主义所取代——不是被社会主义取代，而是被一种“封建主义的超现代形式”取代(当然这极大可能是一种暴论，但足以体现这种现象的强大影响)。

这套理论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维度。其一是“数字圈地与云封地”。封建领主的核心资产是土地，数字领主的核心资产是平台和数据，平台通过账号体系、生态闭环构建起排他性的“数字领地”——微信是一个领地，抖音是一个领地，美团是一个领地，用户一旦进入某个领地，其行为、关系、数据就全部被锁定在领地之内，难以迁移。这种“数字圈地”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如出一辙，只不过圈的不是草地，是数据。其二是“从利润到租金的范式转移”。传统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利润”，资本家投资办厂、组织生产、剥削剩余价值，至少还承担一定的生产风险;而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是“租金”，平台企业不事生产，只靠垄断地位“坐收租费”。商家在美团每成交一单要交佣金，用户在苹果商店每下载一个App要交“苹果税”，中小商家在淘宝每获得一个曝光要交流量费——这种“坐收租金”一样的形式在逻辑上完全等同于封建领主向农民收取实物地租，资本家不再承担生产风险，而是变成了纯粹的食利者。其三是“算法治理与人身依附”。封建领主通过行政和司法权控制农民的人身，数字领主则通过算法实施自动化的社会控制——外卖骑手的路线由算法规划，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由算法决定，内容创作者的流量由算法分配，算法的“封号”权力等同于封建领主的“驱逐权”，一旦被驱逐出领地，你就失去了全部生计。这种总体性的支配权与封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高度神似，数据生产者在数字领地内经受着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完成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其四是“等级化的数字社会结构”。封建主义是一种多层次的等级制度，技术封建主义同样如此——平台巨头是“云领主”，掌握数据和算法的核心团队是“云贵族”，普通用户和内容生产者是“云农奴”，这种等级结构通过算法黑箱实现流量资源的等级化垄断，谁被推流、谁被限流，全由平台说了算，用户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顺便提一句，当今流行的身份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经济生产关系“封建化”之上的“意识形态封建化”，它把阶级矛盾转化为身份群体之间的文化对立，把经济上的阶级兄弟切割成文化上的敌对部落——宗法制、种姓制这样的超经济强制性认同就是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在社会意识层面的流毒，而技术封建主义则在物质层面完成了同样的封建化：身份政治是在意识层面把人重新钉死在身份标签上，那么技术封建主义就是在物质层面把人重新钉死在数字领地上。意识层面的身份依附与物质层面的平台依附互为表里、相互强化——你在平台上被算法塑造成某种“用户画像”，平台根据这个画像给你推送特定内容，这些内容又反过来强化你的身份认同，你被困在信息茧房里为性别对立、地域黑、饭圈骂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平台正在悠闲地收着流量租。两者共同指向这个判断：当代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的“封建化”，不是回到封建社会，而是垄断金融资本在面临内在危机时主动或被动地调用封建社会的统治技术——人身依附、等级固化、超经济强制——来维系自身的统治。这解释了为什么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上，我们反而比一百年前更像封建社会，这是资本主义晚期的一种“返祖”现象。

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技术封建主义存在理论局限。它的价值在于戳破了“数字时代是自由平等时代”的意识形态神话，揭示了平台权力的压迫性特征，用“封建”这个历史类比直观地呈现了当代人面临的依附处境——你不是自由人，你是数字农奴;你不是在平等交易，你是在向领主纳贡。但是它的局限在于，封建社会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层次的超经济强制——暴力、血缘、身份等级——而当代的“返祖现象”本质上仍是经济强制，背后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追求剩余价值。当代的“领主”是金融资本和科技垄断资本，技术封建主义则是垄断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一种随时等待自我扬弃的极端形态。同时一个问题应运而生：资产阶级明明可以用“形式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来统治，为什么偏偏要捡起封建主义的统治技术?答案很简单，因为“形式平等”的那套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被种种科学或朴素的民主意识冲击了，因此资产阶级必须重新唤醒“人身依附”的旧操作。当资本主义连自己的“形式平等”面具都懒得戴的时候，说明它的危机已经深入骨髓了。

技术封建主义撕下了资本主义数字时代所谓的“自由平等”的遮羞布。它告诉我们，你每天刷手机、点外卖、发动态，或者在电脑上加班干活开会，不是在参与什么“数字民主”，而是在数字领主的领地上劳作、纳贡、被驯化。而你之所以感觉不到自己被剥削，甚至觉得自己“自由”，恰恰是因为这套资本主义的封建化的统治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