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矛盾丨党权、国权、执行、代表与代替

原编者语

本系列文章由群友投稿而来，将梳理革命与建设中可能遇见的种种政治矛盾，并从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应对方式等多个角度向读者层层剖析这些政治矛盾。

本次推送的四篇文章，将从革命党的动员本质、国家机器的工具迷思、基层执行的现实困境，以及代议制中代表与代替的辨析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何种矛盾，若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土壤，都可能走向异化。真正的破局之道，或许不在于抽象的制度设计，而在于能否扎根于社会生活本身，通过群众路线去承认并改造那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

政治的矛盾：党权

当我们谈及革命的党政问题之时，却往往无法避开一个重要矛盾：“党权”与“国权”。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转型的争论之中，始终存在着“绝对加强党的领导以确保政治稳定”的“党权派”，与之对立的则是“必须消除党的影响以确保政治事务意识形态中立”的“国权派”，而后者同时往往也会以“民主派”的嘴脸出现。然而，这看似水火不容的二者，本质上是由同一个因素引起的，即“革命党的性质”。

“革命党”，是一个社会阶层(并且往往是下层)在执行政治行动时，所必然采取的组织化政治模式。因此，作为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革命党，其使用的政治权力逻辑是与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其“党权”归根结底，指的是革命党在社会最基层的动员力，能够作为一个“党”，一个来自于草根的社会组织在社会上的治理能力;也更应该是它作为党，一个社会组织去鼓动、推动人民群众去执行相当多需要仰赖于群众主动性的群众性自治。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出，“党权”指向的是一个政治集体以及其政治理念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引导力和统辖力。所以，革命党在功能上，其实正扮演着打破国家机器对宏观社会事务的垄断话语，力图将革命的行动在社会层面上统一，简单点说，就是实现政治与生活边界的溶解。这看似让党权变为了一个“思想把总”的状态，但我们应当意识到，社会生活本身与政治的行动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这里也往往需要警惕另一种看法，那就是力图将党的干部本身打造为基层政治运动话语权绝对的垄断者，力图以强力掩盖社会基层治理下不可不避免的各种内战和党组织本身科层制的增殖。如果说是这样，那么“党权”本身也不过在剧烈地退化为“国权”，那么走到这一步，党组织本身也不过是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好看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消除党的影响以确保政治事务意识形态中立”的思想便又会甚嚣尘上。

明晰了这一点，群众路线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它更是一个生命线，是革命者的工作重心和党的安身之本。不如说，革命党一诞生，走群众路线便是其本能。而党权国权之争，也不能只是围绕着国家机器由谁主宰而出发，因为党权和国权本身就不是一个概念。

政治的矛盾：国权

假如说党权指的是革命党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威、领导权和话语权，那么与之相对的国权，则往往指向国家机器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威和统辖权。而“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往往陷入“要不要意识形态”的无用斗争，也就是所谓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斗争。

然而，在鼓吹“国权压倒党权”、“生活不能政治化”的人口中，他们首先描绘出一副骇人的极权主义形象，指出意识形态和狂热宣鼓的无孔不入本身就会带来政治极权和可怖的剧烈镇压，指出来国家机器的滥权有多可怕，然后便引申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即“法制维护”、“保护条款”等等。但是，他们却在这里又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一个诡异的境地——“政治权力滥用”造成的问题，却又为什么要倚靠政治权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所谓“法”和“制度”来保障呢?

而同时，“国权派”在谈到为什么“要保证权力不被政治随便左右”的时候，却又会展现另一种与之前截然相反的嘴脸。他们就会突然一改之前对国家机器的妖魔化嘴脸，把国家机器、制度、法律等描述为一个绝对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没有歧视，立场完全消极的“纯粹工具”。而在这里又带来了部分西方启蒙思想家一开始便指出来的矛盾：“以代议制防止乱政，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带来代议制的暴政”。那么这里也是这样的，“国权”派企图将国家机器粉饰为一个“绝对价值中立”的理想实体，然后将其又视为统合这个在社会基础上就极端分裂的社会的重要工具，那么这带来的只不过是以一种“维护秩序”为表面面目的另一种思想上的极权主义。企图通过这些所谓的国家机器来继续垄断真正应当交由社会自我消化以及在革命运动当中解决的社会议题，那么到最后也只会导致革命运动和社会的自我治理仅仅只是回归于国家机器自身所衍生出来的“秩序”，导致了真正影响了政治生态的基层生活与政治生态相分割。而法西斯、民粹主义，正是发源于此。

因此，谈到国权中的精英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二端都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仍然是那一句话：社会的生活本就深度地影响着制度，倘若不能让社会的生活真正地得以自我管理，倘若不能承认社会基层的深度割裂以及剥削阶级对社会生活的垄断，那么“没有党权的国权民主”也不过是为另一种极权主义铺路。

政治的矛盾：执行

老的“党权”和“国权”的争论，无论是要求“党必须要掌握一切‘政府’领导权”还是“权力若要实施，必须要借由中立的国家机器”，其根本上而言仍然是对政治的微观执行抱有一种近乎于宗教式的执念。它们认定了政治制度一旦制定便会对基层政治生态产生完全、准确、不偏不倚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政治的实际执行，在基层往往会被基层的实际社会关系生态抵制、转变，甚至于扭曲变异为更可怖的东西。归根结底，这种讨论实则并不是基于革命党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缔造新“社会秩序”的实体的事实出发的。

有些人常常指称中国的政治生态自古是皇权极权的政治，但在这样的恶意描述下却也不能不承认“皇权的极权”之下亦有不可进入的基层生态场所，不过不如说皇权与基层的微观宗法体系就有着微妙的合作关系。因为在基层政治的生态之中，政治权力的执行被褪去了国家机器自设的繁杂科层制，被直接转化为了基层社会关系网的影响力。在社会最基层的国家机器必然借重于熟悉基层社会生态、在基层社会关系网中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物，而在旧的乡土中国，事实便是，乡土社会是一张巨大而细密的身份关系网，你首先是这个网络的节点，但是这里是每个具体的身份都共同构建着这个网络，因而在乡土中国的每一个政治行动往往都必须要通过这张网得以施行。而即便是革命党，在力图撕开这一张大网的时候却也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基层宗法社会对人的深度控制后所造成的心理和物质的影响。最典型的便是彭湃在建立海陆丰根据地的时候，却也往往只能首先深入并借用农村的宗法大家族关系网来发动革命，而这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来裙带关系和宗族势力在特定情况下又在革命党内复活的情况。

显而易见，政治的变革、革命，往往不是某些人所想的浮于表面的“颁布法令”、“推动执法”或者“杀几个人”、“惩戒几个人”能够推动的。“国权”与“党权”的争论，其归根结底是在默认一个静止不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关系，这种默认本身是可疑的，因为这无外乎是在巩固某种静止不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的统治关系。而法令、执法、行政体系乃至于杀人、镇压等，在基层革命只能服务于更广泛意义的对社会关系本身的改造之上。而群众路线，就是从真实的生活出发再服务于生活本身的革命。

政治的矛盾：代表与代替

不过，似乎我们的“国权派”依然有回旋的余地：“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无法落地，或者说在基层被阳奉阴违，这是典型的东方帝国的问题。但假若以自下而上选举组成中央议院的公民国家，便不会出现这种事。”听起来十分美好，毕竟一个“由背负了基层公民厚望所托的乡贤、能人”所组成的“共识政治的议院”，其通过的法令必然可以代表了“民意”，而为了不挫伤“民气”，那便可以大行“民意政治”了。

的确是很诱人，但是我们依然要思考一件事，这种“民主选举”真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权组织”吗?诸次大选最终选举组织的仅仅只是政权的议事机构和所谓的“立法机构”，但问题在于，权力最重要的因素实质上是权力的执行。当这些人在大谈议事机构、立法机构的民主选举以及其美好的“共识政治”的时候，却依然对着整个贯彻执行所谓“国家意志”的行政机构存在的、不可撼动的、盘根错节的势力体系装聋作哑。那么所谓的一次“选举”到最后确实会形成稳定的“共识政治”——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共识政治”一旦树立，那便与变化着的社会没关系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现代国家机器本质上就是飘在天上的庞然大物。毕竟，议会架设在行政机关上，而行政机关本身又是脱离于社会基层治理逻辑而存在的实体，那议会也不过是漂浮于社会之上的实体。

但是，“共识政治”既然得以树立，终归还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构成的——但只不过是从治理而言，是抽象的政治体系(并非是政治机关，这十分重要)为了贯彻自身对“基层”、“民间”的统治，以此来吸纳其效忠者，为其实现政治的统治目的。而代议制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符合资本主义政治逻辑的体系，它顺利地将基层社会正在发生的运动的商品经济关系变成了以选票多少为标价的政治的影响力——毕竟一个人倘若说缺乏在社会的影响力、缺乏在地方或者行业的关系网络，他又能具备多少的影响力?那在这里，代议制不说自下而上地组织政权，甚至于它也不能避免政权机构在地方的阳奉阴违——因为在地方的政权机构会更加直接地面对地方社会关系网的扭曲和控制。

那么，我大可以说，倘若拒绝触及社会根基，那么“公民国家代议制”，既不能解决阳奉阴违的基层问题，甚至更要直面府院之争，更没法真正地代表民意，不过是把代表变成代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