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毛主义如何与当今现实斗争更好地结合

一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理论(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者注)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实际，才能显示出她的勃勃生机。

毛主席曾经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解剖，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则根据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特点，没有囿于马恩关于“在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提出“经济、政治不平衡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规律”，因此可以在少数一两个国家首先爆发革命，而且首先爆发革命的国家可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的成功，更是靠着毛主席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及“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等具体策略。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坚持马列毛主义，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也必须与现实相结合。

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中介环节，就是调查研究。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今天的左派，很少进行社会调查。多年来，左派也没有拿出有分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前些年出现的《中国农民调查》、《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等等，都不是出自左派之手。去年各媒体争相转载的一篇揭露外卖员困境的调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也不是出自左派之手。最近有一篇报道，说一名北大博士生加入了一个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月时间做田野调查，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调查研究是毛主席终生倡导、终生践行的，他老人家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曾经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因此，我们今天的左派，我们今天的进步青年，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补上我们的短板。

如果不做调查，那就会出现几种情况：

一种是虽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赤子之心，虽然看到社会不公现象而愤愤不平，虽然具备侠肝义胆、敢于出手帮助处于弱势的工人去维权，但由于不懂得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去审时度势、不对情况作具体分析，结果是头脑一热、“左”倾盲动，主观上本想帮助某些工人群众把事情办好，结果由于不善于从实际出发，反而把事情办砸了。

另一种情况就是不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仅仅流于口头上坚持马列毛，口头上对社会不公现象进行一些谴责，不去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办法，不是全身心投身于社会的改造。这种情况，造就了一批口头革命派。

毛主席还曾经指出：“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为什么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

而我们今天的一些左派，或者一些进步青年，他们天天通过媒体、通过网络了解一些新闻报道、了解一些社会现象，我们说，这不算调查研究，这样做只能人云亦云、只能跟在其他派别后边给人家当拉拉队。

因此，毛主席又说：“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天天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还自以为很了解国情，这样就很容易造就口头革命派。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但读成了死书，变成了“学理主义者”，天天在那里苦思冥想，总想着从这些死的书本里给现实问题找出药方，这样的人往往被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思潮所诱惑，这些机会主义思潮，包括托派理论、无政府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这些思潮中，有些已经被马恩列斯亲自批判过，可是由于我们的年轻朋友读书不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果陷入了思想迷雾。

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深入实际、悉心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读书和思维真正活起来，正所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还有一些年老的左派，他们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写起文章来可以引经据典，但他们也是读死书，一旦接触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往往捉襟见肘，具体表现为虽然能用一些马列主义原理来分析具体的实际问题，但在立场上往往与党内修正主义划不清界限，变成了“保救派”或者“老粉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不从实际出发、疏于认真的调查研究，过分相信自己原有的主观认识。

当然，沉舟侧畔千帆过。新世纪的年轻一代，他们头脑里没有老框框，他们一定会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把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同马列毛主义紧密结合起来。1949年，周恩来给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作过一个报告，题为《学习毛泽东》。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毛主席不仅敢于坚持真理，还善于想办法实现真理，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毛主席都有一套战略、策略去实现他所要坚持的真理，而且每个阶段中的战略、策略都不相同。周恩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二

当然，如果做到了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获取大量第一手感性资料之后，还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功夫，进行仔细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必须以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而不能搞“白喵、黑喵”、“有用即真理”那一套实用主义哲学。如果面对客观实际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忘记了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去分析，那就有可能迷失方向。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这样一个桥段，陈独秀准备从上海去广州，应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邀请，去担任革命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去广州之前，陈独秀特别邀请李大钊和胡适从北京来上海，当面商量《新青年》杂志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同时也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大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于是，他们三人走到一个山坡上，坐下来畅谈。在畅谈过程中，他们对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产生了分歧。

李、陈推崇社会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胡适则认为应该引进美国的政治制度，而且应该逐步改良、不可一蹴而就。在争论过程中，胡适问了这样一句：“你们推崇社会主义，那么我问你们，社会主义的发祥地德国，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呢?”

其实，胡适问得倒是很在点子上。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龙头国家，因此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外扩张的势头迅猛加大，这才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德国的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无法继续忍受战争、失业和饥饿的折磨，爆发了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统治。当时，德国没有一个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此革命后，社会民主党顺利接管政权。

按道理，社会民主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教导，在夺取政权后把无产阶级革命推上日程，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早已被修正主义思潮腐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不会再发生”，他们迷信“议会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尽管当时社会民主党内也分裂为右、中、左三派，三派之间也有斗争，但右派掌握了大权，革命后的德国就这样继续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非常可恶，也非常危险。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这里的“战斗”，不是指同帝国主义、同资产阶级战斗，而是指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战斗。

既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那么她就会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每当面临新问题，她的具体观点、具体结论，就要随之更新。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但是，无论是马恩逝世后的谢德曼、伯恩施坦、考茨基一伙，还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抑或是毛主席逝世后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都借口时代发展了、出现了新问题，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本想修正、结果“修歪”了马克思主义，名为“发展”、结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怎样做才能够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不至于背叛马克思主义?怎样做才能既避免“学理主义”、教条主义，又避免修正主义?这里，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调查研究，又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养。

加强理论学养，不是读死书，但不是不读书。特别是在我们现阶段，还处于革命低潮和准备时期，如果我们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等到关键时刻需要我们施展本领的时候，我们就会犯错误。

正像《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不仅是新文化的旗手，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的学养不可谓不深，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当时对于马列主义的研究仍然不深。在民主革命中由哪个阶级执掌领导权?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因此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过于乐观，而在1927年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他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其实，列宁在1905年写就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有过明确回答。尽管1927年时，列宁这本书还没有传播到中国，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不能仅仅替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不能作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思想，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早有论述，陈独秀其实应该有所研究。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片面强调当时的苏联顾问左右摇摆，而丝毫没有从他自身寻找原因。

我们举上述例子，就说明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对于保证我们站稳立场，有着重要作用。要学习马列毛主义，就必须同时学习国际共运历史、学习中国革命历史。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才能学懂马列毛原著，然后再从原著中提取有益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因此我们今天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历史，但这不是钻进故纸堆，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

1939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了解了国际共运史、了解了中国革命史，我们才能真正弄懂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哪一个观点、哪一项决策是在怎样一种条件下得出来的，从而加深我们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解，而不是对马列毛的某些只言片语望文生义、肤浅解读。

三

今天，我们要把马列毛主义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除去要进行认真的、大量的调查研究，除去要认真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加强自身学养，也确实面临着几个重大问题，需要不断探索。

首先，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本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上台、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复辟之后，思想界的右派思潮、私有化主张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那么，作为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战士，我们面临的主要对立面，是党内修正主义呢?还是右派学界“公知”呢?这个问题，在老左派中一直有争论，始终没有定论。

20世纪90年代，魏巍同志主办的左派杂志《中流》，前期把主要矛头对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派知识界，1999年开始把矛头转向批判党内修正主义。可是，左派内部的一些“保救”思想，把一小撮右派企图在中国发动“烟瑟鸽鸣”作为主要危险，把美帝对中国的围堵作为主要危险，甚至提出“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要退而次之”。这种观点受到各地左派同志的普遍质疑和批评，也没有什么“双主要矛盾”。总之，主要矛盾问题，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弄清楚的首要问题。

其次，当今世界，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今天的国际形势，与“一战”前后和“二战”前后的国际形势，又有很多不同，我们绝不可以照搬前辈的具体结论去套在今天的事实上面。今天的国际形势，表面上看是美国一家独霸，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会不会再度发生互相争霸?会不会重新划分为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我们面临当今的国际形势和中美矛盾，怎样去分析?怎样去把握?这确实不可照搬前辈的现成结论，而需要我们结合实际，又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去逐渐观察和探索。

第三，为什么国际共运中一再出现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前进一步，都要同机会主义作斗争?1910年，列宁写下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这篇著作，他在这篇著作中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回答。列宁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性，统治阶级为了喂蚊而实行两手统治策略，一种是镇压的策略，另一手是改良主义的策略，对工人运动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相应的阶层不断被抛进无产阶级队伍，造成无产阶级在政治策略方面的分歧和动摇。

尽管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越来越变得简单了，越来越变成无产者和资产者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然而，马恩在《宣言》中同时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

小资产阶级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摇摆性。在革命低潮，它具有保守性和投机性;在革命高潮，它又具有盲动性。这一问题，列宁和毛主席都有过大量论述。我们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因此，这个问题，值得一切马列毛主义者，为了21世纪的社会改造，去认真体会和探索。

第四，列宁在20世纪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经济派”作过坚决斗争。“经济派”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产业工人是最革命的，那么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就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于1902年写了《怎么办》这部著作，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列宁的“灌输论”。

一个人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与整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成熟程度，两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问题，往往困扰着当今追求进步的一些青年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无产阶级总是从比较不觉悟的自发、自在状态，逐步成长为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自觉状态，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不断促进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当然，毛主席还说过，革命的人民也需要反面教员，经过两方面的比较和对照，才能变得成熟起来。

而个人，即使是无产阶级成员，他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与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又不完全取决于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行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总之，回顾历史，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必须对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否则，他们不会自发具备革命意识。但杰出人物、先进分子，仅仅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历史的发展和前进，最终还是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因此，毛主席晚年一再强调反对“英雄史观”，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现在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必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相信历史、相信人民。当然，这个过程中，先进分子又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曾说过：“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