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石一歌

鲁迅不是一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经历过一个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一个思想上的飞跃的飞跃。这个飞跃，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开始，大体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完成。

(一)

鲁迅的转变，首先是时代决定的。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力量，来解决已经成熟了的历史任务。鲁迅思想的变动和发展，正是和时代的步伐紧紧联系着的。

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时期向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已经有过一次较大的“变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类，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等思想武器。这种思想从在鲁迅的头脑中树立的第一天起，就包含着必将被否定的因素，因为它们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需要迈出新的步伐，鲁迅需要寻求新的道路和新的思想武器。因此，正当革命急剧地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时候，鲁迅的思想矛盾也在沉没、苦闷和探索中日益激化。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场革命给鲁迅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他的心，使他“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的响亮的呐喊，成了时代的呼声。他辉煌的战斗业绩，使他无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同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右翼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流根本不同，后者顽固坚持他们本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从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到反对整个人民民主革命，很快，对于他们也曾骂过几句的封建军阀势力，也“愿长兄不相欺”，完全“和解”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鲁迅，则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奉”着“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英勇地参加了思想上、文化上的多方面的战斗。但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限制了他;革命越发展，这个限制就显得越大。他那时常说自己是“乱闯”、“站在十字路口”等等，就反映了这么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资产阶级公开叛了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了。壁垒分明的革命新形势，促使了思想战线的进一步分化。新的革命时代向鲁迅和其他一切要求革命到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要求：“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如同漓之流所说的“一脉相通的”，而是“有着深刻的质的区别”，在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显然，要跨越这条鸿沟，必须有一个飞跃。

(二)

时代一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必然具备了实现这个要求的条件。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鲁迅转变，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使这个转变从必要变为可能的历史环境。

早期的鲁迅，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相信的却是进化论。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在五四时期他曾说，“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从这里，鲁迅又引申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等观点。鲁迅吸收了进化论中承认新陈代谢、发展变化的辩证因素，在政治观点上导致了否定专制制度、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旧事物的革命结论。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它毕竟还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范畴。

是什么力量促使鲁迅逐渐以阶级论代替了这些观点?是时代。

五四时期的革命实践证明：旧事物并没有“欢天喜地”地向死亡走去。那个封建老顽固林琴南眼看自己死命捍卫的东西将行灭亡，还咬牙切齿地说，“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欢天喜地”的“进化的路”，在世界上并不存在。

几年的战斗，使鲁迅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跨前了一步。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他写道：“我们日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阻碍怎么办?鲁迅坚决地回答：无论是什么，“全都踏倒他”。但是，这里“发展”的概念还比较抽象和空洞。这时，“女师大事件”在鲁迅身边发生了，这场反封建军阀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给了鲁迅以极大的思想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进化论的局限。是啊，杨荫榆之流也不声称为“女师大”“图发展”么?那些战战兢兢的“事灶者”，不是为了个人“生存”而逃避斗争，甚至向青年学生“捐躯”么?因此，五月八日，也就是“女师大事件”暴发的第二天，鲁迅在《北京通讯》里对半个月前讲的“三要”作了新的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都在求自身的“发展”，这便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于阶级的存在，鲁迅是早就感觉到了的。他早就突破了进化论的十分抽象的“新”、“旧”划分，因为这种划分解释不了祥林嫂和鲁四老爷的对立，阿Q和赵太爷的冲突，爱姑和七大人的矛盾，而这种对立和矛盾，鲁迅看到的何止成千上万!起初，他用“上等人”、“下等人”这两个不甚准确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对立和矛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在他的杂文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诸如“阔人”和“穷人”、“治者”和“被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屠杀者”和“奴隶”等字眼。在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反动派枪杀和殴击无辜群众的罪恶使鲁迅达到了阶级斗争激化的骇人程度。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他还写了一篇《学界三魂》，论述了所谓“国魂”有三种：“官魂”、“民魂”、“匪魂”。这种划分，较之早先笼统的“国民性”的提法，显然是很大的进步。这些都表明鲁迅思想中阶级论的因素在增长。

当然，仅仅意识到阶级对立，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尚有很大的距离。横亘在前面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些灵魂各不相通的人们中间，谁是革命主力、历史的创造者?使得鲁迅逐渐明确这个问题的，又是时代。

对于那些“上等人”——反动统治阶级，鲁迅从来就没有抱过丝毫幻想，而始终自为斗争的对象;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也早已失望于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从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到俄国的冈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都曾无一例外地把农民的革命要求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但是，鲁迅却在小说《阿Q正传》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农民革命要求的出卖和背叛。鲁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革命的主力是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

可是，知识界的剧烈分化却给鲁迅以否定的回答。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没有和工农群众实行结合的知识分子是软弱的、动摇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曾经有理想有作为的，却像吕纬甫一样，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失掉了奋斗的意志和能力;曾经向往世界进步的，却像魏连殳一样，终于消沉了，妥协了，甚至“躬行”先前所恶憎，所反对的一切。面对着这个现实，鲁迅认识到：“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但是，即使是“要前进的”青年，也远远不能独立地解决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斗争目的和斗争方式，在没有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之前，多半还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而这样的斗争，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写了小说《伤逝》，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子君和涓生，都不失为“前进的”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冲击封建家庭的樊笼，蔑视腐朽的“社会舆论”，表现得多么勇敢;可是，离开了整个社会的改造，离开了革命阶级集体的战斗，他们也没有可能不被冲突整个黑暗社会所布下的天罗地网。最后，他们不能不以死亡和眼泪宣告自己的失败。

“新的战友在哪里呢?”这个问题，长时间地盘绕在鲁迅脑中。

英勇战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广大工农群众，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响亮地回答了鲁迅的问题。

一九二六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紧密地配合着北伐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如烈火燎原，建立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主席曾经指出，对于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鲁迅正是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痛快。一九二六年秋天他到达厦门，曾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信给许广平，“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甚多，极快人意。”他对工农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也因此而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他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始终是同情的，也意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深感人民群众的不觉悟，看到农民的消极面较多，而对其蕴藏的革命力量则认识不足。现在，他的观点有了较明显的改变，“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他还热情地鼓励厦门平民学校的工农学生：“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关，鲁迅对中国革命道路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三·一八”惨案后，他一再告诫青年不要再请愿，要进行“别种方法的战斗”。究竟是什么方法呢?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他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演讲中说得很好：“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促使鲁迅向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大踏步迈进，他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存在，意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和他们的革命道路的正确。也就是说，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已得出了与唯物史观非常接近的结论，当然还不是进化论所能概括的了。到一九二七年春鲁迅到达广州，可以说，他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准备阶段，即量变积累阶段已经完成。

既然思想的激流已涌到万丈峭壁前面，那么，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壮丽的瀑布。是什么力量推动鲁迅走完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时代，还是时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不久，武汉国民党也叛变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在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时刻，各个阶级都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在积极而紧张地活动着，阶级斗争总是特别清楚、革命和反革命阵线分明，人作为阶级的一员的这样事实，也总是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这是一个极好的课堂。

应该说，首先是敌人给鲁迅上了阶级斗争的一课。

蒋介石反动派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而在这场“血的游戏”后面，很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寻。鲁迅在回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说：“最初，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国民党成功的，或者说是共产党革命的功臣”，“但这回却正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把他们杀戮”。为什么?因为它们代表着对立的阶级。代表着地主买办阶级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然要换“联合”为屠杀，而对北洋军阀则换“反对”为联合。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们”南下，南下，“国民政府”反动派一起“剿集”了“青天白日旗”下。当时，鲁迅曾厉声喝问这些“南下的人们”：“今天可否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被战胜者的败将的遗物?”鲁迅把对他们和“新的”战胜者“蒋介石一伙的批判结合了起来，正是正确地反映了这种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鲁迅还进一步看到，“青年”和“老年”也首先是服从这个阶级划分的。“有醒着的，有睡着的”，已不足以概括青年的现状。横在他们中间的，分明是一条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在这里，“轰毁”、“破灭”，都表示着阶级论对于进化论的决定性胜利，表示着鲁迅思想已经开始了质的飞跃。

阶级斗争的急剧变化，促使鲁迅在斗争中学习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加深了对阶级论的理解。一九二七年底，当梁实秋拿“人性论”的破烂武器，鼓吹文学应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时，第一个觉察它的反动性，并用阶级观点予以批判的是鲁迅。他从“出汗”这个平常的生活现象便了“人性不变”的论调，生动、通俗地论证了不同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感情，而且在阶级社会里断断不可能有阶级的文学。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份，他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这种科学而简洁的表述，正是鲁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标志。

在蒋介石的反革命事变中，阶级敌人的本质的暴露，又促使鲁迅对他们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使他进一步弄清是谁创造着阶级的历史和创造了历史唯物论的结论。在事变发生前，鲁迅在广州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他会见过党的领导人，阅读过党的机关刊物，进一步了解了党的主张和政策，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事变发生后，在反动派“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的血腥叫嚣中，鲁迅一再以深沉的悲痛悼念着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又一再认识到：反动派之所以非杀他们不可者，是因为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而“万一”鼓吹着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对比之下，不必说吴稚晖之流模倣作样地提出的“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的“无政府主义”了，即便是自己过去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攻击社会”吧，也就显得“无力”，如“一箭之入大海”了。这样的对比，使鲁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认识到他们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主力军。

一九二八年二月，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对时代的看法，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知识分子“须将他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着他去了”。几年后，他在回顾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时又说，“由于事实的教训”，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既然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主要表现为唯心史观，那么，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主要也即是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事实证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鲁迅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这在批判创造社、太阳社一部分人的唯心主义论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有人认为鲁迅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到一九三〇年以后才完成，这是无视客观事实。

鲁迅世界观转变的经历十分雄辩地告诉我们：是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鲁迅。陈伯达、周扬等骗子经常把鲁迅说成是“孤傲超群的‘先知’”，“党所立下的‘天才’，无非是想阉割鲁迅时代、和工农大众的联系，从而歪曲和贬低鲁迅。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曾使不少革命知识分子或迟或早地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则是他们杰出的代表。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明确指出他们“不能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是啊，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鲁迅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必将成为“不能够”的事情。

(三)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时代条件决定了鲁迅的转变，那么，为什么许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有的甚至陷到反革命的深渊中去了呢?

这是因为鲁迅还具备着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的主观因素。

首先是他勇于投身革命实践的战斗精神。

鲁迅前期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常对周围复杂的事情涉不透而感到苦闷。这正反映了他的主观世界还未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怎样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他不是把自己关到“象牙之塔”里去苦思冥想，而是深入到实践中去了解“革命的实际”、“敌人的情形”、“各方面的状况”。即使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过去的战友纷纷从战场上溜走了，但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还是肩扛着武器决不离去。这样的努力，就使他深刻地认识了许多事物的本质，总结并积累了大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为什么鲁迅在成为马列主义者以前，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经具有了“客观的真理性”?就是因为这些认识是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他在谈到自己一九二五年提出的“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时曾说，这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面写的”。这些精神财富来自实际斗争，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客观真理性，又帮助鲁迅进一步认识实际斗争，为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因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因此，鲁迅看到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离开了革命实践而侈谈“世界观转变”，侈谈“获得了革命意识”，觉得完全是虚妄和有害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鲁迅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著中曾涉到两个问题：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如何认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着的。鲁迅正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而看着他们“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不了解中国社会，要批判旧的吧，却“知不清缺点，看不见根源”，要歌颂新的吧，却又因与真正的无产阶级“向来没有关系”，也“就会无能”。这样，尽管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一遇到真正的考验，就要露出本相来。鲁迅曾多次引用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叶遂宁、索波里的例子。他们也曾欢迎过十月革命，也曾宣布“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但却对革命的实际一无所知。结果来到眼前的“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破了，人也就消沉下去。因此，鲁迅谆谆告诫当时的左翼作家，必须在“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中“明白革命的实情”，只有这样，才能“造出大群的新战士”。

鲁迅投身于革命实践，绝不是胡风所鼓吹的那种盲目的“与客观肉搏”，而是积极地在实践中寻找革命真理，学习革命真理，再反过来以革命真理指导实践。这是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又一个主观因素。

五四前后，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各种学说、理论、信仰纷纭庞杂，代表着各个阶级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案。鲁迅曾因为“没有指南针”而苦闷。他渴望找到能使国家和人民解放的“指南针”，为此他进行了顽强而艰苦的“求索”。他在一篇散文中描写过一个“过客”的形象，正可以照见他自己的影子。这位“过客”还没有找到真理，不知前途如何，而且那是那样的孤独和疲乏，但却只以继夜地向前走。他不像那个“老翁”，因畏惧前面的“丛莽”，在生活的大道旁筑起一座供自己休憩的“小土屋”，不愿再前进半步;他也不像那个“女孩”，天真无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微不足道的“野百合野蔷薇”上。他时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声音催促着他，也就是革命的责任感激励着他，跨过坟场和野花，去赶路，去探索，去追求。鲁迅就是在艰苦的探索过程中，撕开了孔孟之道，抛开了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易卜生主义和尼采哲学等资产阶级思潮，跨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政治哲学思想，终于找到了“指南针”——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我国，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介绍马列主义，要比鲁迅早，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脱离革命实践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看轻了，其实浅薄。而鲁迅对待真理的态度，则“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并不是见到一种新思想就立即欢呼，他要考虑一下“是否一定就好”。他积极地用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着，真懂得其精神实质，只要认识到是革命真理，就心悦诚服地接受。这样，就使他在世界观根本转变以前，部分地掌握并运用了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据史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鲁迅阅读了《国民新报副刊》上连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同月月底，他写下了不行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不应看作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他后来终于“无保留”地接受马列主义，是和在这种长期实践中扎扎实实的积累分不开的。

鲁迅世界观转变后，正好遇上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于是就刻苦地、集中地学习马列主义并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他说这个学习是被斗争“挤”出来的。一个“挤”字，把革命者学习真理的目的性和迫切性说尽了。“挤”着学，不是实事求是地断章取义背诵几条就可以了。鲁迅不同意。他坚持认为要看“唯物史观”的“基本书”，学习基本观点。他反驳“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的“这种想，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看了容易“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鲁迅这样认真学习的结果，使他在政治、文化以及认识论方面各种复杂的问题上，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胜利地解决了战斗;同时，也加速了他世界观的转变，使他对“许多以前认为很棘手的问题”，都找到了明确的答案。

在深入实践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还必然会遇到一个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怎样使自己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拉革命的后腿?怎样使自己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鲁迅的回答是：严于解剖自己。这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改造思想，首先就要正视自己思想中的矛盾，尤其要正视思想中的落后面。鲁迅曾祥忠告过那些自称已经完成了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鲁迅从来不肯公开自己的思想，“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的心是和读者交流的。即使是思想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也乐于表示出来。例如一九二四年九月他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你看，既解剖到思想中的消极面，又解剖到一时克服不了这个消极块的矛盾，显示了一个革命者何等坦白的胸怀!

解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治疗”，为的是在思想中破旧立新。鲁迅一旦发现自己“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就产生了非排除它们不可的强烈愿望，他十分厌恶那些明明看到了自己身上有瘤疤，却“装点”、“遮掩”，甚至于抚摩，赞叹的昏笨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在厦门编自己一九二七年至二五年的的一些文章，名之曰《坟》，表示他在世界观开始质变的前夕决心将旧思想的“陈迹”埋葬在“坟”里的决心。半年后，他豪迈地宣告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细致地对自己思想的各个方面一一“诊察”，即使对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部分，也决不“偏爱”，决不放过。如“救救孩子”这个在五四运动中曾震动过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响亮口号，鲁迅也因它在新时期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显得“空洞洞”，而予以批判。

只有向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挺进的革命者，才会进行这样彻底的自我解剖。历史上，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写过洋洋洒洒的“忏悔录”。他们自谓作“忏悔”，其实是为自己，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甚至是遮遮掩掩地暴露自己的破脏和丑恶。刘少奇宣扬的“自我修养”，林彪鼓吹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谎言，也无非是要从资产阶级的“自我”出发，“修养”出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灵魂”来。“爆发革命”，就是要反革命。而鲁迅的自我解剖则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革命要求，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个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进行自我解剖，着眼点并不在“自我”，如他自己所说，是通过改造自己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巨厦添增“一木一石”，为“旌旗蔽空”的战斗队伍输送“一名小兵”。正是这个明确的革命目的保证了它思想改造的彻底性，从而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如果说，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鲁迅的转变，那么，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就具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毛主席号召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大道上“继续前进”，“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鲁迅是继续前进而中途停顿的模范。他没有把世界观的转变作为思想改造的终点。即使在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他还是不断地根据革命形势的新的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无情解剖自己。譬如，由于他的战斗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立下第一等的功勋而受到了广大革命人民的称颂，他却说，“世事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清醒的头脑和对自己严格要求。正因这样，鲁迅保持了高贵的革命晚节。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去世前不久说的一句话。鲁迅这种为革命而不懈地改造自己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