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叶俊《撕下“伪左”的遮羞布》一文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民族理论的核心错误

在微信上看到署名“叶俊”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撕下“伪左”的遮羞布：用史实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揭穿清代史观中的片面阶级论骗局?》。该文以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还原历史真相”为名，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民族理论、历史观，割裂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混淆古代国内民族矛盾与近代中外殖民矛盾，偷换矛盾性质、设立双重评判标准，变相宣扬大汉族主义历史观，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下面结合马列主义经典、唯物史观基本准则，逐条剖析其核心错误并予以严肃批判。

一、核心错误一：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民族、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走向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明确指出：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最根本、最普遍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根植于阶级关系，二者相互交织但绝非对立割裂;民族问题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不能脱离阶级框架孤立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与阶级关系的根本原则。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指出：“在中世纪，每一个民族内部都分裂为各个不同的等级，整个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相互对立的集团组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主要是由剥削阶级造成和维持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民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按‌等级‌(如贵族、教士、平民、农奴等)分裂为多个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 。民族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主要不是源于语言、文化或血缘差异，而是由‌剥削阶级‌(封建主、后来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而‌刻意制造和维持‌的。列宁借此批判“民族文化自治”等抽象民族主义口号，指出若不消灭阶级压迫，就不可能真正消除民族压迫;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打破民族壁垒，实现‌跨民族的阶级联合。列宁‌强调阶级社会里的民族隔阂、族群矛盾，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特权刻意制造、强化的工具，并非民族本身天然对立。

该文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理，犯下多重理论谬误。

1、刻意割裂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将二者绝对并列、主次倒置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毛主席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机械类比、套用同一分析逻辑。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本段论述的前提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国家主权面临外部威胁这一特殊历史语境，针对的是中外民族矛盾(外部矛盾)。

该文片面援引毛主席的上述两段论述，强行将清初国内民族矛盾类比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外民族矛盾，宣称清代“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断章取义与语境偷换。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外敌入侵、亡国灭种性质的外部民族矛盾，属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清朝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满汉冲突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王朝更迭矛盾，二者性质、范畴、历史定位有着本质区别，绝不能机械套用同一逻辑。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文无视历史语境差异，生硬嫁接理论，强行把中国境内王朝更迭的内部满汉族群矛盾，等同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外部民族矛盾，属于典型的“千篇一律套用公式”的教条主义，违背矛盾特殊性原理，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阶级社会中，封建王朝的本质始终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统治。清代旗人、汉人内部都存在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旗人群体中的底层旗民同样遭受剥削，汉族地主阶级也与满洲贵族形成统治联盟。清代的民族差别、民族压迫，本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民族差异巩固阶级统治的手段，民族矛盾始终依附于封建制度的阶级根基，而非凌驾于阶级矛盾之上。该文把内部族群矛盾拔高为“首要矛盾”，颠倒了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规律。

2、曲解“民族矛盾独立性”，否定民族问题的阶级根源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在这里，毛主席讲的是关于阶级消亡后的社会矛盾。该文引用毛主席关于“阶级消灭后仍存在其他社会矛盾”的论述，试图证明“民族矛盾可以脱离阶级独立存在、清代民族压迫独立于阶级压迫之外”，这属于偷换逻辑，偷换时空范围，用“未来无阶级社会仍有矛盾”，反向论证古代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可以脱离阶级独立存在。马列毛主义理论从未承认“阶级社会里民族矛盾独立于阶级矛盾”，毛主席论述的是阶级彻底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矛盾形态，针对的是人类社会长远发展规律，不能反向推导、套用在古代阶级社会。该文的推导属于典型的逻辑谬误。在奴隶制、封建制等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民族隔阂的主要根源就是剥削阶级的分化、挑拨与统治。清代“首崇满洲”、旗人特权、剃发易服等政策，是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特权制定的制度，受益者是满洲贵族与上层旗人，底层旗民同样被束缚在封建体系内，并非整个民族全员受益。将统治阶级的政策等同于整个民族的“征服压迫”，是混淆阶级、放大族群对立。该文无视满、汉、蒙等族群内部均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分化，把民族整体塑造成无阶级差别的对立阵营，将“民族”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用超阶级的“纯民族视角”解读历史，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中划分阶级”的基本立场，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判断，滑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史观。

3、污名化坚持阶级分析的史学观点，乱扣“伪左”帽子

该文将坚持唯物阶级分析、客观看待清代民族关系的观点污蔑为“伪左”、“历史虚无主义”，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左派立场的恶意歪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坚持阶级分析为主、兼顾民族关系，承认清代存在民族歧视与压迫，但同时明确：这种压迫是封建阶级统治下的内部族群不平等，不同于外来殖民压迫。该文把正常的阶级分析歪曲为“遮蔽民族苦难”，本质是拒绝用唯物史观审视历史，刻意放大族群对立。

二、核心错误二：混淆中国内部民族政权更迭与近代外来殖民侵略，设立双重历史评判标准，违背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定论

该文最突出的谬误，是构建了一套双重评判体系：将近代港澳殖民(外国列强对华侵略)与清代入关(国内王朝更迭)强行划上等号，把清朝定义为“异族征服、外来压迫”，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共同开拓中国疆域的历史事实。

1、偷换概念：把国内民族矛盾等同于中外殖民侵略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贯明确：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内部的政权，而非外国政权。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国内部封建王朝的更迭，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不同政治势力的竞争与融合，和近代英、葡等国对港澳的跨国殖民侵略有着本质区别：

1.1殖民统治的核心是掠夺主权、割裂领土、奴役被压迫民族、阻断本土历史发展，殖民者自外于当地文明;

1.2清朝入关后，承袭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尊孔崇儒、推行科举、接续中华道统，逐步完成满汉文化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基础，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破坏了当地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殖民者始终与本土民众、本土文明相互对立。”近代殖民统治的核心特征就是外来主权侵占、割裂本土历史、殖民者游离于本土文明之外、掠夺性统治;而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更迭，是同一文明圈内、同一疆域内的政权更替，政权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明体系、接续中华民族文明。

该文将清代入关与近代港澳殖民统治划等号，无视二者本质区别：满族自古活动于中国疆域之内，清朝承袭中原制度、延续中华文脉、奠定现代中国版图，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殖民统治是异国对本国主权的侵占，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该对比违背马列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定性。

该文刻意抹除二者的本质差异，用评判“外来殖民”的标准评判清代，强行将清朝塑造为“外来征服者”，这是对中国历史疆域、民族属性的根本性解构，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

2、双重标准的本质：陷入大汉族主义历史误区

该文一方面承认近代殖民的侵略属性，另一方面要求用同一标准定性清朝，看似“逻辑一致”，实则秉持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将“汉族王朝”等同于“中国正统”，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排除在“中国正统”之外。马列毛主义坚决批判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明确中华民族的历史是56个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不分族群、不论建立王朝与否，所有古代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满洲)等民族，均长期活动在中国疆域之内，其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内部政权。该文放大清代满汉矛盾，渲染“族群征服”叙事，本质是重拾封建时代“华夷之辨”的糟粕。

三、核心错误三：片面解读历史史料与教材表述，断章取义，放大历史黑暗面，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该文以建国初期历史教材“各族人民受阶级的、种族的双重压迫”为依据，片面夸大清代民族压迫，刻意回避清代历史全貌，属于选取局部史实、遮蔽整体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做法，违背马克思主义“全面、客观、联系地看待历史”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我们看待历史必须坚持普遍联系、动态发展、全面考察，不能截取某一历史片段、局部现象，以偏概全。

该文只聚焦清初剃发易服、文字狱、屠城等短期历史乱象，完全无视清代近三百年历史中民族融合、疆域巩固、文化传承、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用局部黑暗取代整体历史，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

评价古代封建王朝与历史政策，必须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背景下分析。古代所有封建王朝，都存在专制暴政、等级压迫、文化管控等共性问题。该文将清代封建专制下的高压政策，单独归结为“民族征服的产物”，刻意放大其特殊性，无视历代汉族封建王朝同样存在暴政、文字禁忌、等级压迫的历史共性，是脱离历史条件的片面评判。

1、对教材表述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完整内涵

建国初期教材指出清代存在“阶级、种族双重压迫”，这是客观承认封建时代内部民族不平等，但教材的完整逻辑是：这种压迫存在于封建阶级统治框架之下，且全书始终将清朝视为中国正统封建王朝，从未将其定义为“外来政权”。该文只截取“双重压迫”一句，刻意忽略教材对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整体定性，刻意放大民族对立，回避清代在疆域统一、民族融合、文化传承上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要求看待历史必须一分为二、全面辩证，既不美化历史压迫，也不片面抹黑整个时代、割裂历史传承。该文只谈黑暗、不谈进步，只谈冲突、不谈融合，是典型的片面治史。

2、夸大清代民族高压政策，将“特定政策”等同于“整体族群对立”

清初剃发易服、文字狱、屠城等惨剧，是历史客观存在，历代王朝也均有暴政、高压统治(如明代厂卫制度、文字禁忌、农民压迫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看待古代暴政，会将其置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整体弊端中分析：这些暴行是封建统治阶级巩固权力的手段，是专制皇权的共性问题，并非某一个民族的“固有劣根性”。该文将清代的专制暴政单一归因于“民族征服”，把局部历史冲突上升为“民族之间的全面对抗”，无视清代中后期满汉逐渐融合、制度趋同、文化共生的历史大趋势。同时，该文无视汉族地主、士绅主动与清廷合作、共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史实，刻意制造“全体汉人反抗全体满人”的虚假对立图景，用情绪化的族群叙事取代理性的历史分析。

3、颠倒“历史记忆”与“历史解读”的关系

该文指责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是“消解民族苦难记忆”，这是恶意抹黑。正视历史苦难，不等于刻意煽动族群仇恨;铭记历史惨剧，目的是反思封建专制的弊端，而非制造当代民族隔阂。马克思主义看待古代民族冲突，主张立足当下、面向团结：承认历史上的民族不平等与冲突，但明确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产物，不能将古代矛盾延续到现代。反观该文，不断渲染“民族苦难”“文化浩劫”，刻意强化族群隔阂，这种叙事才是真正存在煽动对立、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四、核心错误四：对“统治结构”的解读流于表面，无视封建政权的阶级本质，曲解清代权力格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就是说，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本质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非单纯的“民族统治工具”。封建王朝的核心职能，是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该文强调清代“首崇满洲”、旗人特权、军权民族壁垒，以此证明“纯粹的民族层级压迫”，但其解读停留在表层制度，片面强调“民族层级壁垒”，回避政权的阶级本质，用民族标签掩盖封建阶级统治的核心属性，违背“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混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与“跨民族的全民对立”

清代满洲贵族掌握核心权力、旗人享有特权，本质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和历代王朝“皇室宗亲、勋贵享有特权”的逻辑一致。明代朱姓皇族、勋贵集团同样享有法定特权，宋代士大夫阶层拥有特殊地位，这是封建专制王朝的共性。清代的权力格局，是满洲军事贵族联合汉、蒙等各族地主阶级共同统治全国劳动人民。汉族地主、官僚参与政权，并非“被征服者投降”，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结盟。无论旗人还是汉人，底层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都是被统治、被剥削的主体。该文刻意放大统治集团内部的民族差异，模糊全体劳动者共同受阶级压迫的核心事实，用民族视角掩盖阶级本质。

2、无视清代“因俗而治”、促进民族交融的制度实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看待历史必须坚持普遍联系、动态发展、全面考察，不能截取某一历史片段、局部现象，以偏概全。

清代作为大一统多民族王朝，针对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推行“因俗而治”的治理政策，极大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清代重要的历史功绩，也是中国古代民族治理的集大成者。该文对这些积极内容完全视而不见，只聚焦清初短期的高压政策，以偏概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眼光看待历史”的要求——历史是动态演变的，清初的激烈冲突，逐步被中后期的民族融合、文化互鉴所取代，不能用王朝初期的短暂冲突概括整个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

五、总结：文章的本质危害与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重申

（一）文章的整体定性

该文名义上批判“片面阶级论”，实际走向了片面民族论，集形而上学、双重标准、大汉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四大错误于一体：

1、理论上，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民族学说，割裂阶级与民族的辩证关系，机械套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矛盾理论;

2、历史观上，否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史实，将国内王朝更迭歪曲为“异族入侵”，重拾封建“华夷之辨”糟粕;

3、方法论上，断章取义截取史料、教材与马列毛著作，片面放大历史冲突，遮蔽历史全貌，违背全面、客观、辩证的治史原则;

4、现实危害上，刻意渲染古代民族对立，容易误导大众、挑拨当代民族关系，掩盖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看待清代历史与古代民族关系的正确立场

1、坚守阶级分析为根本：阶级矛盾是封建时代的根本矛盾，清代的民族不平等、民族压迫，是封建阶级统治的附属产物，不能脱离阶级框架孤立解读民族问题;

2、坚守统一多民族国家史观：满族是中华民族成员，清朝是中国正统封建王朝，清代兴亡是中国内部历史，绝非“外来殖民”，坚决反对将国内民族政权等同于外国侵略政权;

3、坚持一分为二、全面辩证评史：正视清初剃发易服、文字狱、民族歧视等历史问题，不回避历史苦难;同时客观承认清代在巩固疆域、维护统一、推动民族融合、传承中华文明等方面的历史贡献;

4、区分古代历史矛盾与当代民族关系：古代阶级社会的民族隔阂、冲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能照搬至现代;当代各民族一律平等，要摒弃历史上的族群对立叙事。

治史的根本目的是求真、明理、团结，而非制造对立、渲染仇恨。唯有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才能真正还原清代历史的全貌，树立正确的历史认知与民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