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该给你们工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台上说出“社会就不该给你们工作”。这句话里首先的欺骗,在“社会”这两个字里。
当他说“社会”时,他似乎是在说一个中立的、所有人的集合体——仿佛“不给你工作”是某种客观规律,与任何具体的人无关。但这个“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平等纯真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工厂、土地、机器、资本,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身体和附着于其上的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社会”的真实结构:一个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结构。“社会不给你们工作”,谁在“不给”?不是抽象的“社会”,是那些掌握生产资料、控制雇佣决策权的人。张小龙就是这个阶级的一员。他嘴上说着“社会”,实际上说的是“我们”——“我们这些有钱人不该给你们工作。”
这种把阶级统治伪装成客观规律的操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典手法。把一种由特定阶级利益驱动的结果,说成是自然法则。就好像不是有人在剥削你,而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有人在压迫你,而是“经济规律”使然。
但这里必须做一个关键的补充。国家,以及它所治理的“社会”,从来不只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它也是阶级力量博弈的场所,是各种矛盾被争夺、被谈判、被暂时凝固的空间。 尼科斯·普兰查斯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强调: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的镇压机器,它是“阶级力量关系的物质凝聚”。这意味着,国家的每一项法律、每一条政策、每一次执法行动,都不是预先写好的剧本,而是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反复博弈之后形成的暂时结果。工人阶级的斗争、社会运动的压力、公众舆论的变化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国家的形态。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是完全属于张小龙们的。
“社会”的结构被揭开,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在这个结构里,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张小龙的言下之意是:我给你们工作,我给员工发工资,我养活了你们。这是资产阶级最古老也最顽固的叙事——资本家是“job creator”,是“财富创造者”,是给工人提供饭碗的恩人。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个叙事彻底颠倒了过来。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回到“劳动力商品”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他必须把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劳动力——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资本家购买这种商品的方式是支付工资。表面上这是一笔公平交易:你付出劳动,我付给你钱,两不相欠。
但马克思揭示了这笔“公平交易”背后隐藏的不公平。劳动力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商品:它能够创造出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假设维持一个劳动者一天生存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六小时,这六小时所创造的价值,就是他一天工资所代表的价值。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之后,不会让他只工作六小时。资本家会让他工作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这多出来的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转化为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
所以张小龙公司的每一分利润,都是员工的无偿劳动创造的。不是他在“给”员工工资——是员工先为他创造了一笔远大于工资的价值,然后他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以工资的名义返还给员工。他不是施舍者,他是受供养者。这就是这个“恩人叙事”之下的剥削结构。
所以,张小龙在讲台上炫耀的“月赚几千万”到底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粉笔公司员工的日常劳动里。每一行代码、每一份课件、每一次营销方案、每一个深夜加班的工位——这些都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他的“月赚几千万”不是他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凭空变出来的,它是在无数个被要求加班的夜晚、在无数次“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威胁中、在无数身体被消耗到极限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中,被一砖一瓦地堆积起来的。
张小龙在演讲中炫耀自己的财富时,他不会说:这钱是我的员工每天早上挤地铁通勤一小时、晚上加班到十点、周末随时待命换来的。他不会说:这钱是从那些被压低的工资和被拉长的工时中挤出来的。他只会说:“我月赚几千万”——仿佛这是一个纯粹属于他自己的成就。
但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家的财富从来不是“赚”来的,它是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来的。每一次炫耀财富,都是对无数人无偿劳动的展览。他越炫耀,就越暴露出一个事实:他的成功,建立在一个系统性的剥削机制之上。他的“月赚几千万”不是一个个人奋斗的故事,而是一个阶级剥削的故事。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批判的深处:工人创造了什么,又被什么所统治?
这个世界的每一块砖、每一度电、每一行代码、每一项服务,都是劳动者,无数个被张小龙们认为“不该给你们工作”的人的双手和大脑创造出来的。但创造这个世界的人,却好像不拥有这个世界。世界被资本所统治。而张小龙口中的“社会”,就是资本统治的别名。
工人创造了产品,产品却作为异己的力量站在工人对面。工人创造了财富,财富却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权力。工人创造了公司,公司的老板却对他说:你不该有工作。工人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却被这个世界告知: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张小龙说“不该给你们工作”,这句话不只是在拒绝一种劳动权利,它是在否定千千万万劳动者作为人的存在本身。他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权利生活在你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你们必须被资本挑选,被资本雇佣,被资本允许存在,才能获得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席之地。如果资本不需要你们,你们就“不该”有工作、“不该”有饭吃、“不该”存在。
这是资本主义深刻的暴力: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暴力。工人创造世界,却被世界统治;工人生产一切,却被告知自己不配拥有任何东西。张小龙的这句话,是资本本身对劳动的最高宣告:世界是我的,不是你们的。你们在世界中生活,是因为我允许。如果我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在黑格尔的分析中,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最初看起来是主人占有一切,奴隶一无所有。主人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而奴隶只是为主人服务的工具。但当这种关系持续下去,一个深刻的逆转就发生了:主人因为不再劳动,变得完全依赖奴隶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享受的一切都来自奴隶的双手,离开了奴隶,他就活不下去。而奴隶呢?奴隶在劳动中改造世界,在劳动中把自己的意志刻进物质的存在,在劳动中认识到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创造者。
这就是主奴关系的辩证法:主人的独立,最终暴露为彻底的依赖;而奴隶的依赖,恰恰孕育着真正的独立。
张小龙和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关系,正是这种辩证法在当代的复现。他说“不该给你们工作”,他以为自己是在宣示主权,像一个主人对奴仆那样说话。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恰恰暴露了他对劳动者的那种深层的、不可摆脱的依赖。没有劳动者,他的公司就是一堆空壳;没有劳动者,他站在讲台上炫耀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为乌有。他说“不该给你们工作”的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站在主奴关系的顶端,但实际上他已经跌到了这个关系的底端——他是那个彻底依赖于劳动者的人。
而劳动者呢?劳动者在每一次被压迫中认识到,世界是自己创造的;在每一次被否定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在每一次与资本的博弈中认识到,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奴隶在劳动中获得了独立意识,而主人则在自己的寄生状态中走向精神上的死亡。
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说出那个最重要的事实:工人不仅有创造财富的力量,还有团结和改变世界的力量。 资本可以暂时统治这个世界,但它永远无法彻底消灭工人对自己处境的理解和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每一次维权、每一次劳动者之间的互助,每次看起来微小的反抗都是在说:这个世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有权决定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批判不是让所有人都陷入绝望,而是指出:张小龙说“不该给你们工作”,但他无法否认一个基本事实——他怕你们。他怕你们觉醒,怕你们追问“你的钱是从哪来的”。他的炫耀是一种防御,他的傲慢是一种恐惧。他需要你们接受他的逻辑,因为一旦你们不接受,他的整个世界就会开始动摇。
“社会”从来不只是统治者的社会。“国家”从来不只是资本的执行委员会。它同时是一个战场——一个被压迫者可以争取权利、可以改变规则、可以让“不该”变成“应该”的战场。没有什么是注定如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困境——失业、加班、买不起房、看不到未来——都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可以被改变的制度安排。改变它的前提,是拒绝接受它的逻辑,用自己的力量去重新定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里用“乐观的意志,悲观的理智”来总结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气质。理智上要清醒——看清剥削的结构、看清权力的顽固、看清斗争的艰难。但意志上要乐观——相信改变是可能的,相信行动起来的力量,相信每一次抗争都在为未来积累能量。犬儒是投降的另一种形式。张小龙此辈最希望的就是你听完他的演讲之后,叹一口气说:“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因为一旦你停止追问,他的统治就稳了。
所以,不是张小龙在“给”我们工作。是我们这些劳动者,在一砖一瓦地构建这个世界的全部财富。是我们在一行一行地写他的课件代码、一次一次地为他的公司创造利润、一滴一滴地流汗供养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创造世界的人,终将掌握世界。我们没有输。不要犬儒,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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