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猪肉饺子访谈｜教育的真相在教育之外

原编者按

白菜猪肉饺子来自重庆的一个小县城。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不过是千千万万“小镇做题家”中的一个。他的思想和经历似乎跟着自己的位置而移动。小时候在故乡，他常看高晓松的电视节目。引发了对政治话题的兴趣后，他又与高“背道而驰”，很早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考后，他离开家乡进入上海，碰到了更多激烈的思想和现实，以及志同道合的群体与伙伴。他并不是一步跃入某种现成的立场，而是在不断思考、不断碰壁中，慢慢形成了今天的自己。

在访谈中，饺子回顾了自己从小县城走向大城市的经历，也谈到他在大学里接触左翼、女性主义和校园行动的过程。作为一名教育学学生，他并不满足于停留在“立场正确”的抽象表态中，而是始终被更具体的困惑所牵引：为什么有些学校真的能搞“素质教育”，而许多地方却只能被应试逻辑层层裹挟？为什么许多教育问题看上去显而易见，一旦追问“怎么办”，就会立刻牵扯出财政、阶级、制度和地域差异等一整张复杂的网？他最终明白：教育从来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教育的真相，往往在教育之外。

以成长经历与教育思考为主线，我们与饺子进行了访谈，并将部分内容整理成文，以个人自述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文| 旺角金鱼

编者按| 叁零柒访谈组

排版| 何子任

01

在县城，我的政治启蒙是高晓松

我叫白菜猪肉饺子，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小县城。

我们这个地方呢，一方面是经济比较落后，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可能需要讲一下，就是80年代有一种“汉改少”的风潮，我们这个地方也有大量的“汉改少”，我也是“汉改少”的下一代：我妈妈那代人在户口本上改了自己的民族;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实质上是汉民，也生活在“汉地”的“假少数民族”。

生活在闭塞偏僻的小县城，我少年时代很少接触外界的思想。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很像一个标准的“小镇做题家”：会考试，会顺着学校的节奏往前走。但在做题之外，我脑子里又总有一些不太安分的问题。

我对历史、政治这些东西感兴趣得很早。最初当然谈不上什么系统认识，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北京卫视的《档案》是个经典栏目，那时候我经常看那些讲苏共、讲赫鲁晓夫的节目，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真正给我最早刺激的人是高晓松。今天可能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在2010年前后，高晓松居然能在电视和网络上做节目，讲一些显然是“说坏话”的内容。对一个县城小学生来说，那时觉得他幽默风趣，也感到非常新奇。因为年龄原因，我没有因为看了他一些节目就变成“自由派”（那时也不知道这个词），但这样的熏陶也让我始终保持怀疑，没有变成小粉红什么之类的。

高晓松的品级可能那个时候高一点

后来上了初中，学校可能想搞点“素质教育”的东西。一次偶然的契机，我向班主任毛遂自荐：晚自习前那段空档，不如让我给大家讲点历史吧。

班主任居然也同意了，我就真的讲了几个星期。后来班主任问我，你的那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其实还能从哪来，好多都是从高晓松那里复读来的罢了。可能班主任还是想让大家把时间精力多放在学习上吧，就不让我再讲了。但其实这时候我自己也已经没啥可讲的了，因为基本上把自己熟练的高晓松都复读差不多了，感到有些腹中空空。

这时候我逐渐意识到，如果只复读某一个人，既不足够，也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客观性。于是我决定开始自己找书看。找什么呢?那时的我觉得，如果我想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状，共产主义相关的内容是不可不读的。而且，我一直汲取的高晓松，似乎对这个主义有很大敌意，那么为提升自己的“客观性”起见，我就应该读一点他反对的东西。

于是我开始读《共产党宣言》。那时才初一初二，看了一遍看不懂，做笔记看，还是没看懂，又看第二遍，又看第三遍，看第四遍，第四遍看完了还是觉得没看懂。但这时候我也已经不想再看了，因为实在是看了好几遍。后来我就接着找其他书看，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书，包括《国家与革命》、《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

许多左人的启蒙读物，人民出版社版《共产党宣言》

到了高中，马恩中晚期的书除了《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其他基本都看过了，也看了马、列选集里的一些短文。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三本时评(《1848》、《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因为这三本书不那么理论，可以当小说看。

这时候我隐约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些书“同化”了，用玩笑话讲，变成一个“未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不过我的“同化”还比较有限，毕竟在县城高中，身边主要也都是日子人。那时的我没接触过什么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之类的，可以说停留在“20世纪初”，比较前沿的动态，还都离我很远。

这种“停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不太喜欢键政。有的人可能虽然也生活在小县城，但ta通过在网络上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思想上能够和现代接轨，但是我因为不喜欢键政，所以接触到的新潮思想也比较少，比如说我到了很晚近的时候才知道“刘仲敬”这个名字。这种情况直到我高三毕业才有些改观，那个时候我接触了一些葛兰西、卢卡奇等人的东西。

回顾我整个在县城的生活阶段，高晓松虽然没有让我变成自由派，但也在我心里种下了某些种子;即使后来通过阅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些种子让我没有轻易变成一个建制派，对“先锋党”等理论总是保留着一些质疑。不过总体来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什么特殊经历的普通人，是千千万万“小镇做题家”中的一员。

02

到上海，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该只读书

真正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上大学以后。

我去了上海。这是一座两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感到孤独，却也积极地想，这里或许能有一些一起谈论问题、一起做点事情的人——我不敢妄言“实践”，那似乎还是一个太大的词。

我运气不错，刚开学不久，选到了一门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教英文课。在这门课上，我认识了一位朋友，大概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ta很友好，还和我说，哎，大学里其实有那种社团，你要不要一起?我就这样开始接触了此地左派、女性主义、性少数群体的社交网络，后面也能一起做点事。回过头来看，通过这个途径认识的朋友，其实算是我在上海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或者说社会资本。

就这样，一个小镇做题家，在那个年代自然地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通过做题进入上海之后，又接触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圈子。作为一个还有一些姑且说是政治理想或者甚至是某些道德原则的人，我常常觉得很多事很多选择，几乎是不得不去做出的。这些是我的特点，但又似乎算不上什么特点——每一条你都能找出好多符合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并不特殊的普通人。

我和上海的朋友们互相影响，曾经尝试去上海的工业区做过日结工，感受一下一直在心里的“工人阶级”，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曾经在学校里推动过卫生巾互助盒的项目。那时我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对性别议题的观念也比较朴素：你要在阶级上平等，性别上肯定也要支持平等，我也在这个意义上支持女性主义的事业。

某校卫生巾互助盒

03

互助盒还是贩卖机？我不再坚持“阶级矛盾一元论”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就发生在推动卫生巾互助盒项目的过程中。

那时我们有代表在和学校的后勤部门、学工部门对谈，了解到一个信息：学校方面正在筹划另一个项目，即卫生巾贩售机。你投币扫码等等，它就相应会有一份卫生巾出来这样。这个信息当然也引发了我们内部的讨论：我们这些互助盒的推动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个贩卖机的计划？

某地的卫生巾贩卖机

当时我的态度是，如果学校那边互助盒实在推不下去的话，贩售机也可以接受。我甚至在想，我们作为激进的选项，推动学校作了一个相对保守（但仍有进步）的选择，也不是没有意义吧。但是那位最开始引介我进入社群的安人朋友，强烈地反对我的观点。ta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ta反对的激烈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是想着，一方面，如果互助盒已经势不可行，没有和校方达成一致的空间，那么退而求其次，贩售机至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女同胞们，虽然是要花钱的，但不是好处全无。另一方面呢，学校推动的这个贩售机不知道定价如何，如果定价比普通超市还高一些，那对于本就处在不利经济地位的那些同学，可能就有点负担不起;何况贩售机这种东西似乎只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推行，如果在西南西北，我们的那些穷老家，这个东西就不见得能被推动(免费的互助盒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说不定学校推动贩售机的行为，反而能在人们面前更好地将“性别矛盾背后的阶级矛盾”凸显出来。

今天更容易理解，我这样的观点自然引发了争论;但在那时，我感到很惊讶，没想到会招致朋友那样激烈的反对，这件事因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之后，我去更多地了解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包括也更认真地阅读了阿尔都塞，了解到了“多元决定”，了解到社会矛盾并不是“解决了阶级矛盾就解决了一切”，现实中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不会自动按照“阶级矛盾决定一切”的方式排队站好，仿佛拉下总闸，整个电路的问题就全都熄灭了。我逐渐走出了“阶级矛盾一元论”，也怀疑“性别矛盾背后的阶级矛盾”这类句式。这样的认识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

04

我总是想要“do something”

就像推动卫生巾互助盒这样的事情，我心里总是有想要去“do something”的跃动。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读阿尔都塞什么之类的，读了那么多;王佐小视频也看了一大堆，有什么用呢?为了什么呢?——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做点什么。

在这种驱力的推动下，我从高中时就想做点落在实处的事情。那时我向教育局举报了我们学校。因为学校要在假期组织同学们“自愿补课”，说是自愿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被自愿”的。我的举报并没有收到什么好结果，最后自然不了了之;尽管我也没有受到怎样的针对和报复。

其实我能感觉到同学们都有很大的怨言，我去举报这个事情，大家也是支持的;但为什么只有我去做了这件事?很多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有人去说，把大家心里都有的东西讲出来，做出来。

到大学之后，行动的空间似乎大了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疫情时期的一件事。我们那时正好赶上上海情况最严重，并最终全城封锁的时期。我们宿舍就有人中招了，当时上海资源紧张，竟然已经没有可供隔离的设施了，于是我们就被拉去盐城隔离，而听说其他大学的部分学生被拉去杭州隔离。

到了盐城，我们听说完成隔离之后还要把我们再运回上海。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安排呢?上海本来管控压力就大，所以才往外省市疏散，现在疏散出去的人你又要拉回去，不是给自己的治理找麻烦吗?我们好不容易在外面相对安全的地方隔离完了，你现在又要拉我们回水深火热的疫区?何况我们完成隔离之后，其实是有条件各回各家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返回一个风险更高、生活条件也更混乱的地方?

这时我们听说，被转运到杭州的学生们，经过据理力争，迫使市教委松了口，允许他们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能争一下？于是就争了一下，包括联系很多家长支持，包括给上海市教委写联名材料之类的东西，到最后都没用，还是被拉回到上海来了。结果后面有司又决定疏散上海的学生了，我们折腾一圈又被放掉了。

上海疫情封控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风险。有一天，我的高中老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是不是在上海那边搞什么事?”

我当然感到有些意外甚至惊恐，但顿时也就明白了，之前联系家长支持的时候，为了展现诚意和可信度，我向人家说明了一些我的个人信息。那些家长中，估计有人在重庆教育系统这边有点关系，直接就把我的中学什么之类的信息开盒了。哎，我拿诚心待你，跟你说我的个人信息，又是为了你的孩子能回家;结果你回头给我来了一个“盒武器”打击，我当时就感到比较震惊和失望。但是这个事情关乎同学们的安全健康风险，我仍然觉得那是必须去做的行动。

现在我已经不再是学生，毕业后也经历了许多事情，“do something”在我心里的意义自然和从前不一样了。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你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某种意义上的“左翼”，只停留在纸面上是不够的；何况，生活中还有那么多事情推着你不得不上前呢。

05

上海并不关心任何人

我一直很难简单地说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上海。它不是那种一句“爱”或者“恨”就能交代完的地方。

一方面，我还是蛮喜欢上海的。当然不是喜欢那个抽象的、被想象出来的“魔都”，而是喜欢我在那里曾拥有过的那种生活状态：那时候还没有被就业、租房、失业这些问题彻底压住。虽然也会抱怨，但身边有朋友，有一个能互相支持的人际网络。后来毕业了我曾经到成都工作又被开除，那时候我人生地不熟，更加思念上海。

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难说自己真正热爱这座城市。假如将它人格化地看待，那么很明显，上海并不关心任何人。来这里的人太多了，有你没你好像都一样。上海似乎没有北京那样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和朋友们会有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渐渐地，你的生活方式依赖着它，可是你也会痛恨它。而在这两种情感之外，我对这里还有一种疏离感，有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生活、找饭吃的地方。这样的时候，我不会多去关心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那似乎都与我无关。

我前段时间做了个梦，梦里我居然在讲上海话，然后被一个大妈说我是洋泾浜。这个梦让我思考起自己对上海和对家乡的情感。我的家乡不是“重庆”，而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我对“重庆”的感受没那么深。那个地方很小，比上海小得多;它是闭塞的，但我是熟悉的;上海是时尚的，但我却是陌生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老家，我又是孤独的，尽管有过去的同学，但没什么和我有相同兴趣、共享一个圈子的人。这些人我是在上海才遇到的，也和我一起在上海生活着。对上海，对家乡，我有太多纠缠而复杂的感情。

毕业之后到成都工作，也生活了一段时间。作为一个“重庆人”，说起来是川渝一家亲，但我其实听不惯成都人的口音，和我们那边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在成都认识了一个和我们兴趣相投的朋友，ta说成都是一个比上海还要更纯粹资本主义的城市，这里的一切是更加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你上班，赚钱，回“家”，然后把赚来的钱交给“家”的房东和餐馆的老板，这几乎就是你的全部生活。上海，似乎还有某些中产阶级那种所谓的“温情脉脉”的感觉包裹着冰冷赤裸的金钱关系，但是在成都，一切都是如此粗砺。

06

高考指挥棒的压力，传到农村里的幼儿园

我的专业是教育学，后来分流到学前教育。其实师范类和其他的高等教育，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不同，学校不甘心自己是这样的定位，拼了命地想淡化自己本来的标签。但领导们又不敢，也无法，彻底地抛弃这所学校本来的那些所谓“优势”“基因”“立身之本”，还是要打出这些旗号。那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张力：我们到底是什么学校，我们到底是什么学生?社会上的HR看到我们的简历，永远忍不住问出那句：“你怎么不去当老师呢?”这种诘问当然无关大局，但也始终传递着社会眼光对我们的看法和理解，我们学生似乎被迫地卡在学校定位的矛盾中。

至于“学前教育”，说实话，我最开始是想读哲学或者社会学专业，后来录取到了教育学，当然也还是来上了。在教育学大类里，我也不想分流到那种高度竞争的专业去和人家卷，学前教育似乎轻松点。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学段相较于中小学，离应试指挥棒稍远一点，也更强调要尊重儿童的“天性”“兴趣”“主体性”什么的，更容易保留一点自由度。

可后来我越学越发现，这种“自由”在现实里非常脆弱。尤其当你真正接触幼儿园、接触不同地区的实践之后，就会明白：所谓教育理念，往往很快就会撞上更坚硬的东西。

“我看学前教育搞得不错，师资极大丰富，校际差别基本消灭，入园公正、托育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国家财政全面保障，学前教育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最鲜明的一个因素就是钱，幼儿园根本没有资本，没有独立性，来对抗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理的教育方式。中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老师队伍的素养啊，比如来自家长的压力啊(尤其私立幼儿园)，比如幼儿园被期待超前教育像个小学那样啊。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钱。没有钱，就没办法培养老师，培养足够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没有钱，整个学前教育板块的地位都提不起来;没有钱，也无法去引进那些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备——你根本没有胆量去试错，教育革新是要试错的，可你没有钱就没有试错的资本和心态。不是说解决了钱就能解决一切；但是第一步你肯定要有钱，其他什么东西几乎处处都需要钱。

我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亲戚在幼儿园里当老师，那是一个镇子上的幼儿园，完完全全就是农村幼儿园的感觉，来上学的孩子们家里大多数是农民家庭，或者是在镇上做小生意的，和农民的距离其实也非常近。

这个幼儿园的问题非常大。首先是幼儿教育小学化，基本上都是超前教育，在教小朋友们小学里面汉字、拼音、算数这些内容。第二是师资质量很差。第三是班别太大，国家政策规定，一个幼儿园班级，一般来讲最多不超过30个人，但这个学校一个班有40多个人。这是为什么?又是因为师资力量的匮乏：以他们的师生比，支撑不了那么多班级，于是只好扩大单个班级的容量。第四就是物质条件，场地之类的不足。

教育普及普惠，共享优质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几乎只要硬砸钱就可以改善，但前面的问题却更加复杂。比如超前教育的问题，如果是公立幼儿园，能吃上财政饭，那当然有改善的条件，但是私立学校吃的是家长的饭，家长要你多教点以后考试用得到的东西，你能和消费者对着来?但你搞了超前教育，又怎么应对教育部门的检查呢?教育部门其实也拿这种事没办法，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默契：我来检查的时候，你别搞这一套，我不来检查的时候，随你便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如果你作为干部，坚持国家政策，那你就不应该搞这种默契，所以这里面显然有基层教育官僚懒政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幼儿园搞这些，肯定也有责任。如果想得更远一点，家长也有问题，因为归根结底，是家长在要求学前教育能向以后的应试体制靠拢。

这一层层考虑下来，好像你也可以理解家长，理解学校，甚至对基层官僚也有一定的理解。好像不是他们任何人的问题，是最后都要去高考的体系性问题，是经济社会要求教育系统去培养合格劳动力，而文凭正是其合格证的问题。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们，只能跟着指挥棒去走，这样的压力从高考一层层传导下来，直到这个农村里的小幼儿园。

07

我被“素质教育”震住了

和这个幼儿园不同，在上海，我通过实习等途径见到了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

我在上海见到的这所幼儿园确实是好，但又确实没有超前教育，而真是顺应孩子们的发展阶段，在搞素质教育，不是虚伪的概念炒作。这种学校的孩子毕业之后进了小学，还进的是最好的那类小学，居然还能够在这样的小学里跟上进度，甚至表现突出。

为什么?为什么农村的幼儿园拼了命的搞超前教育提前学小学的东西，结果孩子进了小学还是跟不上?为什么有的地方它不搞任何超前教育，它的孩子们进了小学却游刃有余？

其他学段也是这样，我在上海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做素质教育的所谓“贵族学校”，他们那些孩子综合素质又高，高考也取得很好的成绩，就算没能取得好成绩，他们的家庭也早有准备让他们去留学。为什么其他地方做不到？为什么其他地方就是要“山河四省”，就是要拼死拼活拼得血流成河，拼得学生崩断了弦承受不住压力从教学楼顶上“飞”下来？

不搞超前教育，来土豪幼儿园

各种各样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我无法用三言两语讲清答案，甚至无法讲清那些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来解决它们呢?

布迪厄的《区隔》似乎讲了一些可能的思路，大概就是说，中产阶级家庭，或者条件更好的家庭，本身就能给孩子提供比较多的文化资本。与此同时，这些家庭里父母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模式，其实也和“素质教育”所要求的那套东西比较接近。这样一来，这些孩子就更容易融入这种教育模式，最后往往也能在高考里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问题就在于，这种素质教育模式本身，对孩子的家庭出身是有要求的。对于那些没那么有钱、也没那么多文化资本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往往很难同时达到两个目标：一方面实现所谓的“素质发展”，另一方面又在高考中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很多时候，他们只能二者择一;而在现实压力下，最后通常只能选择更重要、也更现实的那一边，也就是服从高考，放弃素质教育，去卷应试、卷分数。

这大概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思路。但我总感觉，这个思路的解释力还是有点不够，讲得还不够细，也没有覆盖全部的问题。或者说，它至少还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这就是我对素质教育的一个想法。

至于高考，其实刚才也讲到了一点。高考本身就是一个筛选体系、选拔体系，它本来就是要把人分层，把劳动力分层，把每个人放到不同的位置上去。有的人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有的人可能初中都没读完，能参加会考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它本来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分流、分层的东西，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好回避的。

但如果你觉得高考不好，想去改它，那马上又会碰到另一个问题：如果不通过这样一种筛选机制，你要怎么把不同层级的劳动力“教育”出来、组织出来?再往下想，你当然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劳动力本身非要分层?可那样一来，问题就已经走得太远、太宏观了。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大概还没法把这个问题真正处理掉。

08

教育的真相在教育之外

从在成都失业之后，我开始准备考研，后来也考上了，可以继续读书，有多一点时间让我思考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要去探寻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可是我也越来越明白，教育的真相在教育之外。

这听上去像一句大话，但又是一句不得不承认的话。往教育史上看，教育什么时候是教育自己的问题?可能在还没有普遍义务教育、教育主要属于少数有钱人和少数特殊职业通道的时候会不一样一些吧。可近代以来，尤其是义务教育建立起来、国家治理能力增强、人力资本论盛行，教育与劳动力筛选机制越来越紧密地绑定之后，教育就完全卷进了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政策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博弈里，很难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了。

你今天谈教育，根本没办法只在教育内部打转。你谈素质教育，会马上碰到阶层差异与文化资本;你谈应试教育，会马上碰到分层筛选与生存竞争;你谈学前教育，会碰到财政投入、地方治理、市场逻辑和家长期待。你以为自己在讨论课堂、学校、老师，最后却发现，真正站在眼前的是一整幅社会结构的地图。

也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轻易谈“主张”。我一直觉得，提出议题很容易，表达态度很容易，可是提出主张很难。在我这里，“我要提高农民养老金”“我要推进素质教育”“我要反对超级中学”这种东西，最多只能算想法，还不算主张。真正的主张，至少得面对很多现实问题：财政上能不能承担?行政层级传导下去会不会变味?中央和地方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同地区是不是应该用不同的执行方式?这些问题你不碰，它就只是一个道德上很正确的愿望。教育问题尤其如此。你看起来只是在谈学校，实际上后面连着财政、连着劳动力市场、连着阶层分化、连着地区差异、连着文化资本，连着一整个社会怎么组织自己。

到最后，可能也只能回到那句听上去像废话的话：教育的真相在教育之外。它不只是说教育受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已，更是说，你想真正理解教育，就必须承认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和一个社会如何分配资源、如何筛选人、如何制造希望、又如何管理失败，全部缠在一起。也正因为这样，教育问题才会一直逼着我，不让人轻松。你以为自己在讨论课堂，其实你在讨论整个社会;你以为自己在想怎么教孩子，最后想的却是这个社会到底想把人变成什么样。对我来说，这大概就是我一路从自己的经历、从县城到上海、从学校到工作，再慢慢沉淀下来的那一点东西。它不一定能直接变成主张，但至少，它让我没办法再把教育看成教育自己内部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