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议（一）

(最近有点感冒，本来是不想写的，但是自从我经历了某些事情后，我认为必须把他写出来，既是提醒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继续放纵这种行为，我们终将一事无成;也是警醒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永远都不要对他人投以偏见，哪怕是敌人，因为敌人也是反面教员。)

现在与50年前相比，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的一切都在改变。好的方面是，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坏的方面是，我们却在精神层面不断退化——精神空间被持续吞噬。我们不是沉迷于无尽的物欲之中，就是迷醉于数字信息的洪流之中。

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并没有把我们带入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反而使我们跌入新自由主义纸醉金迷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本应是解放人的力量，却在现实中成为重塑欲望与控制意识的工具。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可是我们的理论家们却似乎并未真正察觉。他们仿佛50年来一直处在门窗紧闭的密室之中，对社会结构的异动置若罔闻。他们没有系统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没有警惕官僚集权与权威主义的风险，看不见自身阵地正在不断被侵蚀，却仍然为门第之见、个人得失斤斤计较。

或许马列毛本人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大量的人，甚至被一些人当成不可逾越的真理、亘古不变的教条。我并不是说革命导师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是说，当下的一些理论工作者缺乏与时俱进的能力，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是一味搬用导师的名言警句，却缺少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

历史早已证明，仅靠既有经典文本无法自动解决新的历史问题。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是在回应新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脱离时代条件的重复，只会把活的思想变成僵硬的教条。

毛主席曾指出，理论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今天，毛主席离开我们已近50年，而中国左派内部却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谁也不服谁，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表面上看，似乎是右派不断对左派进行打压与围剿;但实际上，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左派内部的山头主义。长期以来，不关注宏观方向，却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只要有一点不合自己的理论框架，便口诛笔伐。

在左派范围内，有粉左(民左)、苏左(斯大林派)以及正统马列毛主义派。前两类在现实影响力上已有式微之势，很多人逐渐转向所谓正统马列毛主义。然而，即便在马列毛主义派内部，也同样存在教条主义倾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某种“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却忽略了时代条件与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

导师们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长青的，但具体结论和策略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加以修正。然而一些左派虽然口头上尊奉导师，却并未真正领会其精髓。马克思主义不仅必须发展，而且其本质就在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例如，马克思曾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但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条件下提出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理论的发展，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既有判断的修正。

毛主席在《论新阶段》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具体历史环境与具体斗争，而不是抽象地套用它。反对洋八股，反对空洞抽象，反对教条主义，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理论，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反对教条化。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终结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如果只是生吞活剥书本上的只言片语，把它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我们的理论必须发展。正如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思想成果的同时，将他们界定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从而在批判与超越中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一样，我们今天也应当以同样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导师们的思想。不是否定他们，而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完成对他们的继承与超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必须敢于把导师们“历史化”——让他们成为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思想高峰，而不是永恒不变的终点。

真正的继承，从来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性的转化。我们既要以导师们的理论为基础，也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要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与思想体系。不了解资本主义，就无法真正超越资本主义;不理解对手的理论，就无法在理论上完成突破。

同样，我们不仅要掌握两百多年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还要敏锐把握当今时代的结构变化与全球趋势;不仅要深入理解中国的现实处境，也要放眼世界格局，在全球资本流动、技术革命与意识形态转型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理论问题。

理论若不能回应时代，就会停滞;理论若不能面向世界，就会狭隘;理论若不能反思自身历史，就会僵化。因此，发展理论本身，正是对导师们最真正的忠诚。

我们不能有门第之见，不能因为某一理论在某一方面与既有马克思主义文本不完全吻合，就急于下结论、上纲上线。因为我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守成”，而是“发展”。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实践性的理论体系，那么它就不可能停留在马列毛时代的历史条件之中。马列毛的理论本身，正是对各自时代现实问题的回应，它们已经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对它们的尊重，不应体现在机械重复，而应体现在继续推进。

在这一意义上，一些当代学者所进行的理论重构尝试，至少体现出一种主动回应现实的努力。比如，在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经验的反思中，有学者试图从制度结构、社会阶层、思想文化等多维度展开新的理论阐释，力图在经典理论框架内作出新的综合。这种努力，无论其结论是否成熟，都是理论发展所必需的探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理论尝试往往遭到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否定。批评本身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批评的出发点只是“是否完全符合经典表述”，而不是分析其是否回应了新的现实问题，那么这种批评本身就失去了理论意义。更严重的是，在尚未经过充分社会实践检验之前，就以道德化、标签化的方式进行否定，这种做法实际上反映的并不是理论自信，而是理论焦虑。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马列毛时代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全球格局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对经典文本的逐句对照，而不愿意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那么我们就等于主动放弃了理论发展的可能性。死抱经典不放，只会使理论丧失解释力，更谈不上超越。

我们口头上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却在思想上拒绝与不同路径的理论探索者进行严肃对话;我们强调团结，却在理论问题上动辄划界、排斥。理论家是否“代表无产者”，不应由口号决定，而应由其是否深入现实、是否触及社会结构的核心矛盾来判断。如果没有对现实进行持续调查与反思，仅凭文本熟练度来评判理论高低，本身就是一种本本主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正是理论的生成必须来源于对现实的总结与概括。理论之所以与传统表达有所不同，往往正因为社会实践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长期闭门苦读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社会调查、缺乏现实经验的积累，理论就难免停留在抽象层面。我们若不去关注当代理论探索背后的社会实践基础，自然难以真正理解其理论意图。

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方法论，而不是终极真理。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最容易忽略的。方法意味着立场、观点与分析工具，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综合与创造。导师们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套可以永久套用的答案，而是一种不断提出问题、不断修正判断的能力。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经典语录的保管者，而是能够在新的历史实际中作出理论性创造的人。所谓“理论性创造”，并非背离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综合，使理论能够回应现实需要。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现实运动中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不断发展不断修正的，没有什么永远正确的理论，也没有能够涵盖一切的理论。没有卡尔·马克思就不可能有列宁、马克斯·韦伯...... 没有毛主席，就不可能有阿尔都塞、弗洛姆，也不会有汪晖、刘永佶、刘继明......。我们就更不可能知道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马克思，他也没有把阶级斗争说清除，而我们的斯大林主义者却把阶级斗争理解为暴力革命，却完全忽略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却是无时不刻都在发生着的。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那也不过是历史周期律的不断重演。

马克思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演进，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但还是没有阻止我们左派们把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当成唯心主义，以至于我们放过了旧世界官僚集团这个真正的唯心主义，以至于我们对消费主义充耳不闻，甚至推波助澜，心甘情愿沦为新自由主义的辩护士。

马克思身在法国大革命污名化最严重的时代，自然也无法理解法兰西大革命的性质，以至于我们把资产阶级当成了封建阶级的掘墓人，把资产阶级当成了我们革命的先行者。而事实上当时的资产阶级大多都是封建贵族，只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和妥协政策才有了一席之地，而当真正的大革命来临时，他们却成为了保王党，无情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至始至终都是反动的阶级。

我们长期以来笃信历史是线性进化的，仿佛遵循某种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法则，由低级走向高级，由落后走向先进。然而，现实的发展却远比这种图景复杂。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曾以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以效率、增长与竞争为中心的逻辑之中，深受资本运作方式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历史进程或许并不存在某种预设的必然轨道，而是在结构性力量与偶然因素交织中展开，充满曲折与变数?

我们常常断言资本主义之后必然是社会主义，却较少追问：在既有理论框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否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如果二者的根本差异仅仅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式上，而在生产逻辑、技术体系与效率原则上保持高度连续性，那么，这种“社会主义”是否真正完成了对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

因此，怀疑并非背叛，而是必要的理论自觉。如果所谓的社会主义仍然延续资本增殖的中心地位，仅仅以国家作为资本的集中代表，那么它更接近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解放。真正值得追求的社会主义，应当突破以物为本、以增长为唯一尺度的框架，回到“以人为本”的原则之上，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实际上这是我们拥有的社会，一个经历数十年的还在继续被污名化的社会，这种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

我们自认为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但如果仅仅把公有制视为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标志，那无疑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式而言，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服务于资本逻辑。真正需要考察的，不只是“谁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劳动是否真正摆脱了被支配的状态，以及产品如何分配、由谁决定分配规则。若生产仍然服从于效率至上和资本增殖的逻辑，那么即便形式上实行公有，也未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解放。

同样，如果把中央集权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也是一种危险的误判。国家形态本身并不能自动代表某种社会性质。无论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还是代议制民主形式，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并非天然等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若将中央集权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标志，反而可能为官僚集团的权力固化提供正当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下，监督机制薄弱，社会参与不足，权力容易脱离其原初目标而发生异化。官僚阶层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可能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甚至演变为新的特权阶层。这种现象并非源于个别人品，而是制度结构内在张力的结果。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肯定或否定某种体制形式，而在于如何防止权力异化、如何确保社会成员真实而持续的参与。

如果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那么这种先进性不应仅体现在所有权形式或行政效率上，而应体现在制度设计对人的尊严、参与权与发展权的保障上。它应当超越既有民主形式与权力结构的局限，探索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具有公共参与度的制度路径。

然而，在现实讨论中，一些传统理论立场往往过于侧重对既有体制的维护，而忽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反而认为民主体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就是最大的误读，我们痛恨自由派，可是我们对自由却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自由派是对自由的最恶毒的污名化。

如果理论不能正视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而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区分，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优势就难以真正体现。真正的理论自觉，应当敢于反思既有框架，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制度形式与社会关系的持续改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