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克梅特│十月革命之子——论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

原编者按

终归要写一篇评论。花费了不少时间，勉强写成。篇幅挺长，但仍算简谈。好在后期诗歌的一些重要问题算是大致理清楚了。也用以纪念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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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子

论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

作者│吴季

·“跟他比起来，

我们连诗人都算不上”·

聂鲁达曾这样谈到纳齐姆·希克梅特：“跟他比起来，我们连诗人都算不上”，“如果要编一本选集，只收录一位而不是十位诗人的作品，我会选纳齐姆”，“他的诗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股伟大的泉源，由歌唱的高贵之水与奔赴战斗的钢铁汇成”。

在土耳其，希克梅特被誉为“拜伦+马雅可夫斯基”。

他在希腊广受欢迎，被称作“土耳其的扬尼斯·里索斯”。里索斯是他最早也最重要的诗歌译者。反之，里索斯也被称作“希腊的希克梅特”。

1962年的《没想到自己热爱如此之多的事物》被伦敦南岸艺术中心评选为“近50年间最美、最具影响力的50首爱情诗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2002年定为“纳齐姆·希克梅特年”(百年诞辰纪念)，可谓尊崇有加。

希克梅特成长于动荡年代，是“十月革命之子”。艺术上，他成型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入现代主义的时期，思想上则从早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想”接续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有作家谈到，她喜爱希克梅特的诗，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啊。但在土耳其统治者厉行查禁的年代，中上层知识分子也偷偷读他的诗。作家塞拉哈廷·希拉夫写道：“那些让纳齐姆在监狱里受苦受难的人，会用漂亮的字迹把他的诗抄在笔记本上。身处自己同等级的奴仆之中(即没有外人、没有民众的地方)，兴致高涨的时候，他们还会情不自禁地背诵一番。”他们愿意承认希克梅特是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不过，“他的个性和个人思想嘛，跟我们无关”。

但对更多读者来说，希克梅特诗歌的艺术性与思想感情或信念是浑然的统一体。作家米娜·乌尔甘谈到当年热情的青年之中风行着一个“幸福链”的说法：谁收到一首希克梅特的诗，就用打字机打印七份，传播给别人，这样能带来好运……在1949年至1950年争取大赦的运动中，许多参与者被捕，布尔萨监狱长之女谢纳兹也被起诉。法官问她为什么参加集会，谢纳兹答;“因为纳齐姆·希克梅特是一位爱国诗人。”法官嘲笑道：“姑娘，你从哪儿学来的这番话?”谢纳兹当场以她20岁的清脆嗓音从头到尾朗诵了《我的祖国》。整个法庭陷入沉默。

今天，希克梅特的大部分诗篇都能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找到，也就是仍然“活在当下”，打动着读者。很难统计有多少诗作谱成了歌，许多歌曲都堪称经典。不知有几个诗人能做到这样。

·早年的希克梅特·

希克梅特诗全集总计两千多页，再加上“他诗中的题材与风格之广，令人难以置信”，仅仅粗略地介绍和评论各个时期的诗集，就非写上大几十页不可。笔者暂拟尽量简谈。

我生于1902年

没再回过自己的出生地

我不爱回头。

三岁那年，我成了阿勒颇的帕夏的孙子

十九岁那年，我是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

四十九岁时，我作为苏共中央的客人重访莫斯科

从十四岁起我就是个诗人了。

……

我睡过监狱，也睡过豪华酒店

我挨过饿，绝食抗议过，但没什么食物我没尝过

……

我从未见过列宁，1924年，我曾久久凝望他的棺椁

1961年我瞻仰的陵寝，是他的著作

他们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党

但只是徒劳

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

……

我的作品以三四十种语言出版

但我的土耳其语作品在土耳其被查禁

——希克梅特《自传》(1961)

1902年初，希克梅特出生在优裕的上层家庭。气数将尽的奥斯曼帝国，已有五六十年“师夷长技”的历史了，自由主义思想已风行于官员与知识分子之中。希克梅特的祖父，诗歌引路者，颇有名气的诗人纳齐姆帕夏亦然。家庭气氛是开明的，“诗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母亲塞莉勒多才多艺。父亲虽不写诗，但也给他朗诵过特夫菲克·菲克雷特的诗。这位诗人的名作《掠夺者的餐桌》，半个世纪后由安纳托利亚摇滚歌手唱出，仍旧锋芒毕露：“吃吧，先生们，吃吧，这盛宴是你们的∕吃到心满意足，吃到肠穿胃裂!”[1]希克梅特早年诗中的社会意识，即拜这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赐。一次家庭聚会上，希克梅特朗诵《海军吟》，感动了在场的海军部长杰马尔帕夏，经他提议进了海军学校，毕业后在巡洋舰上担任甲板见习军官，后因胸膜炎复发而退伍。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执政的统一进步党与德国勾结，将奥斯曼帝国拖入大战，协约国遂将之作为战败国侵占瓜分，激起了各地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1920年3月16日，盟军彻底占领伊斯坦布尔，在城中横行无忌，同警察合伙，欺辱和抓捕市民，气氛令人窒息。希腊军队随后登陆了伊兹密尔。希克梅特写下不少抵抗之诗。他的《四十大盗的俘虏》在全城传开，成为鼓舞士气、反抗占领的旗帜。

当时，希克梅特思想上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缅怀着帝国往昔的荣光，也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从《阿迦清真寺》一诗可见)。而身兼世俗与宗教领袖的苏丹—哈里发政权靠协约国的炮舰维持统治，之后更屡屡煽动反对抵抗运动的叛乱。加之在博卢期间，他亲睹当地的宗教势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伊斯兰教会是最大的地主)，思想剧烈转变，激进化后更是痛斥宗教为欺诳(见《皮面之书》)。

1921年初，他给父亲留下一首《青春》，不告而别，同诗友瓦拉·鲁尔丁等人结伴前往抵抗运动的中心安卡拉，在伊内博卢遇到了自称斯巴达克派的留德归来的学生“哥哥们”，第一次听到国际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词汇。其中一位鼓动他：“纳齐姆，你这样的人格和精神气质，多么适合戴上这样的(红)围巾，发表革命演说，朗诵革命诗歌啊!”不过，这些早年的左派或早或晚地在商界、政界或教育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似曾相识。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到早期土耳其共和国上演过的一幕幕戏，在老民国时代也以不同规模和布景上演过。

到了安卡拉，他和瓦拉·鲁尔丁受新闻局长之托，写下号召伊斯坦布尔的青年投身独立战争的鼓动诗《你也卖掉自己了吗?》，痛斥“那已卖身的高官贵胄，那已卖身的苏丹”，反响激烈。彼时安卡拉不乏支持苏丹的势力。凯末尔在与两位年轻诗人的匆匆会面中谈到：“有些年轻诗人打着‘现代’的旗号，去写没有主题的诗。我建议你们有目的地写诗。”多年后，希克梅特因为“有目的地写诗”而在凯末尔政权下吃了11场官司，终而把牢底坐穿。

·东方人来到苏联·

他们渴望着上前线，但最终被安排去气氛极之保守的博卢当教师。这两位戴呢帽、不上清真寺的年轻人成了当地显贵的眼中钉。他们结识了左翼倾向的刑事法院副院长齐亚•希尔米，听他聊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聊俄国1905年大罢工，称之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预演，聊列宁与考茨基之争，激起了他们对苏联的强烈兴趣。

他们决心偷渡去苏联。然而，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废除了货币的共产主义天堂，而是大战留下的普遍的贫困与衰竭，失去政权的旧剥削阶级发动的内战带来的更严重的饥荒：“人们离乡背井，啃树皮，吃猫狗……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小小年纪，在山中、田间、城市里野蛮地活着，成群结伙，非法地生存在社会之外……”[2]。1922年5月，他写下《饥饿的瞳孔》。此前他习于格律，这次发现音节诗很不称手，受某报章诗歌的启发，写成了阶梯形的自由体。[3]

8月里，他们进了培养各国各民族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讲座，讨论，辩论，社团演出，用84个国家民族的语言齐唱国际歌，语言班，自然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希克梅特最喜欢的科目)，义务劳动，站岗，五一节红场游行……时或有著名领导人来此讲学。他在这里结识了中国的萧三，印度的贝纳吉——后来都成为他的著名长诗的主人公——伊朗革命者兼诗人拉胡蒂。希克梅特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剧变。他心智活跃，精力充沛，性格开朗，英俊潇洒且谈吐优雅，很快成了忙于在大学里组织活动和布置场地的领头人。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在诗中，他一再以“我的19岁”指代这段火热的时期。

他醉心于艺术试验，深受未来主义、建构主义影响，比如惊世骇俗式的夸张和眩人眼球，比如制造、拉长或截断拟声词，比如“歌声一公里长，死亡才一拃远”，以精确计量来代替模糊形容，又如《里海》发表时的粗体斜体大中小字体混合排版。幸运的是，革命提供了轴心，使之脱出了对旧事物旧习气的旧式反叛。未来主义思潮中常见的民族主义因素，在意大利导向了法西斯主义，在苏联则为世界革命的前景所取代。他和马雅可夫斯基一起登台朗诵，一起赢得最热烈的掌声。“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我读到了战后文学语言主潮流中最优美的典范。”但他努力开辟新路，并未亦步亦趋，对主题的切入角度颇为不同，事实上更少直接宣传之作。

他的第一任妻子兼同学努泽特这样描述他的创作状态：

“他不在书桌前写诗。他活在主题之中。如果他想在诗里反映某个主题，那么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灵感一来，他就在那儿低声吟哦，走动，像跑似地疾走，创作出雏形来。写诗的时候，他对身边的人，注视他的人，全都视若无睹。他几乎处在一种出神状态，完全沉浸在诗歌主题和诗句的流动之中。那一刻，一切都置之度外。”

他重视诗中词语的联系，重音，语言的音乐性，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协调，这和他登台朗诵的经验有关。杰出的艺人塞姆•卡拉贾曾赞叹他的诗歌的音乐性，仿佛曲调会从诗中自己婉转流出。后来，1930年7月，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了诗人朗诵的《垂柳》和《里海》两首诗。这在土耳其是破天荒的事。唱片不到20天就卖光了。每个公共场所都在播放。有一天，某咖啡馆老板把唱片放到留声机上，所有的空桌子边上很快都坐满了想听诗歌朗诵的工人。希克梅特在现场看到这一幕，大喜过望。警察则吓坏了，旋即展开禁播与没收行动。

未来主义影响的表现之一，是对机器的热衷：

突隆，

突隆，

突隆!

踏拉，踢踢，踏踏!

我想成为

一架机器!

这渴望来自

我的大脑我的肉体我的骨架!

每一台发电机

我都想操纵

我如痴如狂!

我濡湿的舌头舔着铜线，

自动驾驶的火车头

在我的血管中你追我赶!……[4]

但在希克梅特那里，对科技、机器、电气化的推崇，已带上了多层面的意义：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所需，人类摆脱生存负累以实现解放之所需，它是诗人念念不忘的安纳托利亚土地上仍以落后的木犁耕种的农民之所需(“群山和田野渴望着∕像一个满怀情欲的妇人那样热切地渴望着∕以蒸汽为灵魂的∕机器∕每个齿轮以1000马力∕带动铁器，∕把土地犁得像奔腾的水!”[5])，它是仍然保守的土耳其宗教与艺术的对立物，也是传统诗歌主题未曾涉足之地——俄国经济之落后，塑造了未来主义有别于其发源地意大利的面貌。这是很值得研究，但也无需夸大的“反传统”时期。

希克梅特入苏时，先到了巴统，受任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产党编辑报刊，在宿舍里找到并读完了百来部法国戏剧的剧本。此前他只接触过民间戏剧。后来在莫斯科，他结识了梅耶荷德，给这位戏剧实验探索者当助手。戏剧——后来加上电影——从此成了希克梅特重要的创作领域，尤其在1925年至1928年二次留苏期间。他的戏剧至今仍在土耳其全年上演。诗歌创作也深受影响：镜头感，画面转换，乃至情节安排。一切耳闻目睹的事物都可能带来思考和启发：“我从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的歌剧中了解到，艺术和生活中都应当简洁、朴素、踏实、不雕饰、不浮夸。我从芭蕾舞剧《居泽尔·优素甫》中了解到，不仅在芭蕾舞中，而且在戏剧、小说和诗歌中，构图都应当不断变化。”1924年他为纪念穆斯塔法·苏菲等15名土耳其共产党创始人遇害而作的四幕剧，曾在剧院上演，从当年的报导来看，颇具荒诞派之风：

“第三幕(伊斯坦布尔一条街道上)讲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或荒唐的事件——警方监视所有带数字28的东西。第四幕中，我们看到对牵涉数字28的嫌疑人的审判，以及整个法庭被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示威淹没的场景。”

他就这个主题写过许多首诗。1923年的《1月28日》就颇为精彩，直斥凯末尔的几行，在土耳其权威版本中至今阙如：

—　他们正发动马达

—　开始最后的表演!

—　资产阶级骑在凯末尔肩上

凯末尔冲着指挥官的腰带

指挥官冲着管家的口袋

管家冲着手下的裤子

—　吠叫

—　汪汪…汪汪…嗷嗷…呜

凯末尔神话，甚至到了70年代，仍是新生革命者的绊脚石：“我才是真正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云云。就连希克梅特自己有时也不能免俗地向这尊神像致敬一下。

1924年，希克梅特发表在土耳其左翼刊物上的诗作引起了老作家艾哈迈德·哈希姆的注意，撰文评介，引用了《管弦乐队》一诗，称他“发展出音节自由诗的概念”，写出了“狂野的交响乐”：

这种韵律到目前为止还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这种语言不同于我国迄今使用过的诗歌语言。……纳齐姆·希克梅特是我们的一位新的伟大诗人，他成功掌握了这种风格，将之转化为土耳其语，根植在这种气候的土壤之中。……过去，诗歌是独奏的歌曲。纳齐姆·希克梅特带进诗中的不是某一种乐器，而是一支大型管弦乐队。但这支丰富多彩的管弦乐队只演奏一些像进行曲那类的激动人心的曲调。[6]

但阿塞拜疆才是他的诗歌首先引起轰动之地。1927年刊物上连续发表的作品及介绍，诗歌朗诵会，1928年在巴库出版的阿拉伯文与土耳其文双语诗集《畅饮太阳者之歌》，在年轻诗人们眼前打开了广阔的可能性，自由诗热潮随之勃兴。《阿尔帕河两岸》收录到了小学五年级教科书里。

从东方大学毕业后，希克梅特于1924年10月受命回国，从事党务工作，编辑报纸《光明》、《锤子和镰刀》，发表诗文，和同志一起上街卖报。1925年2月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时爆发了库尔德起义。当局实施《公共秩序法》，查封报纸，抓捕“叛党”，开启了白色恐怖。土耳其初生的共产主义运动遂遭扼杀。为避风头，他改往伊兹密尔从事工人工作。但风声愈来愈紧。安卡拉设立了独立法庭逮捕共产党人。他被缺席判处15年苦役，于6月间偷渡离开，之后回到东方大学，担任翻译，且更多地参与到戏剧活动中。

次年，土耳其颁部新的刑法典，他的苦役被取消，但大使馆不理会他的签证申请。1928年7月底他偷渡回国，在霍帕被捕，关押了几个月。在狱中与安纳托利亚贫苦农民的交往，推动了他的诗“朝着一种新型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诗歌形式更偏向叙事，更注重讲故事的风格。意象也获得新生”。

留居苏联的经历对希克梅特的影响，当然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有一点仍特别值得一提。希克梅特的自信(也有人称为骄傲)，从他的许许多多诗里都能感受到。写下《饥饿的瞳孔》之后，年少气盛的他把诗稿往朋友面前得意地一丢，喊道：“告别了，老式的韵律和押韵!”……但后来，谦虚成了周围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里索斯称他是“人类之中美好、善良和谦逊的最佳典范之一”。文人自负心态是如何克服掉的?1957年的《散忆》中写道：

我是一个老莫斯科人了

也是一个老伊斯坦布尔人。

在克拉斯纳亚-普雷斯纳亚区的一家工厂里，

我第一次面对听众。

我读诗。

他们沉重的两手放在膝上，

眼中含着亲切的耐心，

听我念，就好像他们懂得土耳其语一样

差不多听了四十五分钟，

然后鼓掌。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

每当我有点儿自负的苗头

那掌声就会揪住我的耳朵

叫我清醒过来。

·在土耳其文坛的活动·

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老朋友瓦拉·鲁尔丁将希克梅特引荐给一家进步杂志《画报月刊》(Resimli Ay)。他应邀朗诵自己的诗，《那堵墙》和《畅饮太阳者之歌》。杂志创办人泽克里亚·瑟特尔和萨比哈·瑟特尔夫妇惊叹不已：“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眼前展开一片新的视野”，“天哪，多么和谐，多么丰富，多么新颖!语言清新，音调清新，词句清新，一切都那么崭新而充满活力”。1929年4月起，他开始担任校对员，版面及插图编辑。

同年5月出版的诗集《835行》，收录了15首诗以及《蒙娜丽莎日记节选》[7]，在文坛引起轰动。大佬们纷纷撰文，交口赞誉。不久，在阿莱公馆举办了一场新老著名诗人同台朗诵会，希克梅特赢得最多掌声。很快，老作家们既感到嫉妒，又感到威胁，开始攻击年轻人脱离现实，“超前”了。希克梅特则同一些年轻艺术家发起“我们在摧毁偶像”运动，点名文学界奉为“伟大诗人”及“民族诗人”的老辈。战火迅速延烧。希克梅特现在被骂成了“模仿者”、“惯犯”、“布尔什维克走狗”。以文为枪之外，希克梅特还写了三首题为《答复》的论战诗。

1930年，他出版了诗集《第三部》，仍以1922年以来的诗选为主。接着又出版《1+1=1》，收录1925年反帝主题的长诗《那堵墙》，1929年写于霍帕监狱的《沉默》，1921年的旧作《皮面之书》。对研究者来说，应注意区分这段时期诗歌的创作时间与出版年份，将每首诗编年，并把出于言论禁锢而未发表的作品考虑在内。至于诗作的影响，则应考察作品出版及在报刊上的发表情况。

1931年出版的诗集《失去声音的城市》，1932年的《夜里发来的电报》及1935年的《肖像》，都以创作于土耳其的新诗为主。包括《第三部》中的这些近作，面貌已然渐变。就革命相关诗歌来讲，在怀着激情与兴奋展望未来之作以外，越来越多地冷静切入眼前的群众斗争(《失去声音的城市》)、镇压机器(《四个人，四只酒瓶》)、现实中或经提炼的包括自己在内的战士和狱友(《告别》、《前夜》、《普通战士》、《普通战士之死》、《还没点着的烟》)，以及与同志共勉之作。这些诗更多地借助暗示，让读者心领神会。镇定的语调和态度也契合于在严酷局势之下斗争所需的顽强坚毅。

有评论者总结希克梅特“轻易成功”的部分原因：“他的诗歌实现了新旧结合，各种传统元素都在诗中占有一席之地;用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人文主义滋养其内容，同时将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入诗中”。但应该说，20年代的希克梅特还未臻于此。30年代，他结识了毕拉叶(妻子)，作为党内反对派被打压以至开除出党，频频入狱和长年系狱的经历，严峻的反共文网，乃至“我没有机会在剧院舞台上向工人们大声朗诵我的诗”等等因素，才带来了诗歌风格、取向乃至音调的转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为1929年出版的长诗《蒙娜丽莎和萧》。希克梅特以为他在东方大学的同学萧三在1927年上海的反革命事变中遭处决，基于《蒙娜丽莎》画像失窃事件构思了这部诗剧：蒙娜丽莎结识中国人，后来坐飞机、乘船前往上海，亲睹了情人遇害，于是参加了反帝战争，最终被判火刑。戏剧的影响在诗中明显可见：笔触和语调更富于变化了。用当时还是朋友的作家佩亚米·萨法的话说：“希克梅特将传统民间故事语言与现代城市语言相结合。”

诗中在贬斥代表旧势力的“孔夫子”之外，以蒙娜丽莎之口道出“把象牙制作得像丝绸那么精细的∕中国人，他们的青睐∕可不是儿戏”、“我想看看∕斜眼睛的中国画家∕用细长的竹制的毛笔∕挥洒而成的∕水墨花鸟画∕水彩画”、“我的船，一只中国瓷的茶杯∕我的帆∕刺绣的丝绸制成的∕一面日本∕竹伞”……从反帝反殖民的角度推崇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也昭示了他对本土古典艺术的重新审视。后来在《独立战争史诗》中，他有意以“伟大的，心怀挚爱的逝者”鲁米来映衬盟军侵略者的残暴卑劣，在《鲁拜集》中“与先贤对话与辩难”。这跟一战之后深陷精神危机的西方最敏锐的知识精英——从庞德、布莱希特到毕加索——纷纷在东方古典文化、阿拉伯古典文化、非洲以至印第安原始文明中寻找精神出路的潮流不谋而合。

1932年出版了长诗《贝纳吉为什么要自杀?》完整版，写的是印度共产主义者的反殖民斗争，也近乎诗剧，且颇富于电影镜头之感。英国女士——尽管是警方线人——爱上印度男主人公的情节塑造，一如蒙娜丽莎爱上并追随中国情人，都是对“西方男征服东方女”的殖民文学模式的有意颠倒。

1935年出版的组诗《致塔兰塔·芭布的信》以法西斯意大利为背景，假托一个前来罗马学习艺术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给妻子写的一组信件。这也是土耳其在欧洲影响下转向法西斯的时期(蒋政权当时也派人到德、意去考察取经)。希克梅特始终秉持世界革命之志，国际题材似不意外，但也与文字狱有关。他已一再因诗集而遭起诉。

写于狱中、1936出版的《谢赫·贝德雷丁史诗》亦然。这部为15世纪的一场农民起义而作的赞歌，是他的艺术巅峰之一。“民谣的韵律和奥斯曼宫廷诗歌元素被用到了极致”，“某种程度上我把形式的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过了”。诗中的国际主义因素同样动人：

他们激战。

来自艾丁的土耳其农民

来自希俄斯岛的希腊水手

犹太工匠，

穆斯塔法·伯克鲁杰的一万个战友

如万把利斧劈入敌军的丛林。

国家、民族之间的敌视或歧视，地域偏见，宗教敌对，是阶级社会里的常态。土耳其与希腊更是形同世仇。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文学及回忆录中，写到希腊人，尽是“肮脏、恶心、嗜血、傲慢、迂腐、暴戾、野蛮、娇纵、仇敌、无耻、忘恩负义、狡猾、粗野、骇人”之类的词。萨巴哈丁·阿里等马克思主义作家是少数例外。在《国民军——独立战争史诗》里，写到国民军大败希腊侵略军之后，希克梅特不忘郑重地勾画出这样一幕：“努雷丁·埃斯法克的脚绊到一具负伤的敌尸。∕努雷丁说道：‘色萨利的牧羊人米哈伊尔啊，∕杀死你的不是我们，∕是把你派到这儿来的人……’”他的狱中名篇《心绞痛》一喜一悲的两节，更是诚挚动人：

假如这里只有我的半颗心，

医生啊，另半颗就是在中国

追随着那向黄河

开拔的军队。

每个清晨，医生啊，

每个清晨日出之际，我的心

就要在希腊被枪杀一次。

希克梅特在希腊群众中广受喜爱，不是没有理由的。

史诗中大体淡化了谢赫·贝德雷丁的宗教色彩，只在末篇《艾哈迈德的故事》中借后世信徒之口将之与基督教信仰做对照：“我们是贝德雷丁的人;我们丝毫不信来世或复活……当我们说贝德雷丁会重临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他的话语，他的眼神，他的呼吸将在我们之中重现。”比起早年《皮面之书》把宗教斥为谎骗，这里多少意识到历史上反叛的群众也可能以宗教为武器。1939年在伊斯坦布尔监狱以古雅之词写就的《末日诗篇》，则把末日审判作为工人革命的隐喻。同期的《土耳其农民》亦然：

在他开口之际，

“加百列将把号角吹起，

众生将奋而挺立”

·从党内反对派到长期监禁·

希克梅特是土耳其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但早从1925年起，他和同道就跟党内主导路线起冲突，1929年发展到决裂。这年夏天，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另组“革命反对派”。在他们看来，当下的组织宣传工作应以“最后的斗争”(国际歌)为目标，而不是将之推到“反帝反封建”完毕以后;不能因为凯末尔政权“反帝”就予以支持;党领导应由集体选出，而非指派与空降;等等。这也是苏联国内的党争不断加剧的时期，以反对派积极分子纷纷遭流放，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告终。可惜这方面资料不多。就笔者的判断，希克梅特和反对派同仁并未走到对抗莫斯科的地步。他们向共产国际报备，辩称自己才是本色的共产党，希望取得承认。共产国际则要求他们解散，但他们一直坚持到1933年在当局的打压下瓦解为止。希克梅特本人则遭到“警察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之类的诽谤谩骂。尽管如此，他对苏联发生的官僚化蜕变看起来几无所知，对苏联党争的来龙去脉，所争为何，也没有什么认识。

1938年，希克梅特以莫须有的“煽动军事人员反抗上级”罪名及海军学员案被判处28年的长期监禁。最终坐了13年的牢。这是漫长的煎熬，但也是一段艺术上丰收的时期。在狱中，他还“带”出了凯马尔·塔希尔、奥尔汗·凯马尔这样的大师级作家，和巴拉班这样的大师级画家。

1940年在狱中完成了《独立战争史诗》的初稿，后改题《国民军》。诗中借鉴了更多民谣的句式和语调。笔者最早译过几篇节选，知道他在写“人民史诗”，但翻译全本时才意识到，诗人的立意仍然超出了我的预想，不限于“独立”，而是事实上将之写成“解放的开端”，尽管在当时的土耳其或崩溃前夕的奥斯曼帝国，阶级斗争还不大开展。

星空是那么璀璨，那么浩翰

让这个戴哔叽帽的汉子

对过上舒坦的好日子充满信心

虽然不晓得它会怎么到来，什么时候来，

留着含笑的髭须的哨兵，同他的毛瑟枪并排而立。[8]

1941年开始创作“诗体小说”《我国同胞群像》，至1945年完成初稿，以眼前的二战为背景，兼及一战和独立战争，是一幅广阔的社会、阶级与历史画卷。置诸诗人的整个创作生涯，亦可谓巅峰。美国小说家、诗人雷蒙德·卡佛誉之为当代文学杰作之一。全书在出狱以至流亡之后才整理和修订成书，1966—1967年以五卷本形式出版，计一万七千行，据说大半原有的诗稿都已散失。

1945年9月至12月，希克梅特承诺，把夜里熄灯前的一小时都“留给妻子”，只想她，写她。最后结集为31篇的《夜里9点至10点的诗——为毕拉叶而作》，再以1942年所写的三篇“想念你是多么美好”作为开篇。这是一组行云流水而又一往情深的佳作，且始终把夫妻情爱置于现实和理想的大背景下。关于这组诗，有件轶事值得说说。

1965年毕拉叶的儿子梅米特·福阿特将之编订出版，也就是土耳其政府解禁了希克梅特作品之后。但反共法网依旧，编者常常吃官司，书籍遭查没。这本诗集也掉在法网里。法官正巧是一位希克梅特迷，先是恶狠狠地作势威胁梅米特，而后笑说：“纳齐姆的诗我熟得很，你把它们全都印错了。”他为了自证，表示愿意提供诗人的打字稿。法官报出一批某某年月日的诗作，拿到原稿，读罢，叹道：“真美啊。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管……”最终，梅米特幸运地被判无罪。

这里且摘录一篇《1945年12月4日》：

把初见你时你穿的裙子从大木箱里取出来穿上吧，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像一株春天的树……

把我从狱中

寄给你的丁香花儿别在头发上吧，

扬起你那白皙，宽阔，遍布着真该好好亲吻的皱纹的额头，

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沮丧，不悲伤，

当然不啦，

在这样的日子里，纳齐姆·希克梅特的妻子，一定会像反抗的旗帜那样美丽……

他在1942年至1943年间把毕拉叶的书信改编成的40多首《艾谢的信》，也是令人激赏的创造。他在狱中通过织布、做木工、翻译《战争与和平》等工作挣的钱来资助生活困顿、要拉扯(前夫的)两个小孩的毕拉叶。可惜因为两人之间的一些矛盾，以及一长段时间毕拉叶忙于生计而疏于探监等原因，希克梅特遂移情别恋，爱上了出狱前两年常来探视的表妹穆妮韦尔，终至分手。

关于希克梅特的爱情诗的独创性，不少评论者都谈到：它们迥异于传统情诗(当然也超越了他自己早年的“老派浪漫主义”)，把整个现实生活、世俗生活乃至整个世界带进了诗中，从自己的坐骨神经痛、法兰绒内裤到爱人的生活细节;爱人则以独立而非依附的形象出现——伴侣，母亲，战士，同志。

在他的诗里，情欲——评论者会称之色情——本身也是自然而然，无需刻意遮遮掩掩的讲述对象，而是如同衣食住行和艺术一样，是人类“享受生命”的一部分。剥削社会的罪过之一，就是对这些享受的剥夺。资本主义更添上特有的罪：不仅把煤炭、橡胶和木材，而且把劳动力、老年的保障、健康、荣誉和幸福统统变成商品，最终把人类拖进大规模自相残杀的世界大战[9];经济危机则让群众“死在丰裕里，活在饥荒中”[10]。他毫无禁欲主义气味，尽管另一方面，他心甘情愿为人类的解放而受苦受难，乃至赴死。他不回避，甚至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了关于“革命伴侣出轨”问题的长诗《浴缸的故事》。有时我会想到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伏契克称斯大林为父亲，而当坐着囚车驶过街道时，他突发奇想，要是能数出九双女人漂亮的腿，今天就不会被处死……

即使是写于流亡头几年的《祝苏联妇女新年快乐》，心态依旧：

站在漂漂亮亮的镜子前，

姐妹们，从头到脚照照自己吧;

让我看到你们打扮得好似圣诞树

白的白，绿的绿，光彩耀人。

你的舞会礼服要用最纯粹的丝绸制成：

它应当融合着

高加索黎明温暖的粉色

与西伯利亚雪原柔和的蓝白色。

你的袜子要比蛛网还薄，

你的鞋

要像新鲜的杏仁壳那样精致。

你的脖子上一定要有一条项链，闪耀着

沿波光粼粼的河流修建的

所有发电站的灯光，

那每一座发电站

都有你的双手神圣的一份。

……

你的手大了些些，

你的手粗糙了些些，

就是说，像至为睿智的额头那样开阔，

带着皱纹，又美得叫人惊叹。

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值得拥有幸福。

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能把自己的幸福分享

给不幸的人。

你的餐桌向全体人民敞开。

谁不曾尝过你的面包，你的美酒?

开天辟地以来，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主妇呀。

笔者忍不住感叹：嘴甜得不行……难怪维拉的回忆录里会写到这么件搞笑的事：他们结婚前，希克梅特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最后约在附近的小公园见面：“她衣着寒酸，身材瘦削，脸色苍白……她是莫斯科一家缝纫厂的工人代表。大多数工人都是女性。她们听说纳齐姆•希克梅特即将结婚。她们想了很久，商量了很久，最终认定我没有结婚的权利。因为像我这样的诗人不能只属于一个女人。我属于所有人!”

1945年底开始创作的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融入鲁拜体的形式”的《鲁拜集》，同样备受称誉。他没有采用旧式诗体的音节模式，只遵循其韵式，保留了苏菲主义的某些特有词汇，或思辨，或明志，或写成情诗，或突然插入工人的境遇来打断及时行乐的咏叹：

“趁灰尘积满了杯子以前，先把酒斟满，”海亚姆说。

一个长鼻子、穿着破烂鞋子的男人路过玫瑰园，望着他：

“在这祝福比星星还多的人世上，我饿坏了，”男人说，

“我连买面包的钱都不够，别提买酒啦……”

狱中的众多散篇，主要收录于诗集《四所监狱(1939-1941)》和《囚禁在布尔萨城堡里(1929-1951)》，主题广泛，异彩纷呈，这得益于他心智活泼，善感多思。有评论者赞道，这个时期写的每一首诗都面貌各异，而即使最优秀的诗人也难免重复。

·争取大赦运动·

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再在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死胡同里打转，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就更没有出路可言了。土耳其亦然。独立之后几十年，普通群众仍极端贫困，资产阶级则相当孱弱。没有土地改革，旧剥削势力几乎不受触动。伊诺努执政后期开启自由化。土耳其从一潭死水进入了人心思变的时期。1950年民主党胜选，共和人民党下台。“在布尔萨附近，一些农民开始去分大农庄的土地，当有人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有民主了。’在伊斯坦布尔，出租汽车司机向警察做着土耳其式的表示轻侮的动作，并且拒绝听从他们的指挥。”

1949年到1950年的呼吁释放希克梅特的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先是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牵头发表文章，为他喊冤。律师和其它团体随之介入。继而是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性“争取大赦运动”。1950年4、5月间，希克梅特绝食了18天，最终于7月15日出狱。这场运动使他成为国际闻名的诗人。他的一些诗作译成了各国语言。“读到他的诗，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迟至今日才认识他。这无疑是一位与聂鲁达和阿拉贡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的艺术家。”[11]可以说，这是各国读者的普遍感受。

但是新政府仍然企图置他于死地。制造车祸不遂之后，又征召他去当兵。此时他已年届49，又患有心脏病，最终决定出逃，于6月17日由亲戚开着摩托艇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黑海，登上路过的罗马尼亚货轮，来到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月底赴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尽管30年代他因为组织反对派被开除，作品在苏联也渐被封杀，但他1936年编写的论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小册子《苏维埃民主》，表明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程仍满怀憧憬，完全意识不到它已成了官僚专断的社会。他非常渴望能回到党内。苏联当局则发现他并无敌意，于是积极参与到争取大赦运动中，特地在1950年授予他世界和平奖。刚刚踏上东欧和苏联的土地时，希克梅特对斯大林满怀感激和赞美之情。

·希克梅特的艺术观念小议·

20年代是希克梅特艺术革命化的第一阶段。尽管在回顾时，他会批评当时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心态：现代诗就不应该用格律，不可以押韵，“很长时间我不写爱情诗”，一定要追求“语音和谐”，追新猎奇，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无需苛责。“矫枉过正”是变革时期的常态，关键在于探测到时代脉搏，开辟出道路，起到革新作用。希克梅特做到了。只就“革命诗歌”而言，他也开拓出不小的疆域。如果说他的系狱之作面貌各异，那么20年代之作同样如此。这跟他关注和思考的范围宽广，敏于观察感受，勤于“实验”有关。即将入诗的主题，事先都经过酝酿和深思熟虑。

他描述自己30年代起的变化：“一般来说，抒情元素不断增强，韵脚也越来越柔和，因此，语言成了诗人同一个或多个人说话。”

摆脱“教条主义”之后的结论是：“写诗可以不拘一格”，“把各种形式都用上”，“形式不会成为决定性的。这应该是像袜子一样的东西，让女人美丽的腿更美丽，但它们本身并不显眼”。这可以说是“臻于化境”、“不着痕迹”的追求。他把妻子毕拉叶、穆妮韦尔的书信改编成的《艾谢的信》、《伊斯坦布尔来信》等诗作最为典型，在笔者看来，实在是太神奇了。内容方面：“我谈论爱情、和平、革命、生、死、幸福、悲伤、希望与绝望;我希望生活中所特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诗中所特有的。我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或我们的诗里找到他的所有情感的表达。当有人想在五一节那天读首诗的时候，他应该来读我们的诗;同样，当他想读到关于他的得不到回应的爱时，他应该来找我们的书。”

希克梅特的挚友，土耳其杰出画家阿比丁·迪诺谈到，那些“对文学的理解之中没有追求明确的社会目标”的作家让他气愤，同时也警惕站队倾向的“图式主义”：

40年代，我们就艺术上是否站队，关于真理、现实主义、“反映论”及风格做过大量讨论!这些讨论并非没有成果，诗歌、散文和绘画都有所发展。

他的艺术，底色是现实主义。但在给狱友作家凯马尔•塔希尔的书信里连篇累牍地阐发“社会现实主义”，则与他当时对苏联的幻想一致。不过说到底，他不曾为官方指令所缚，而是从自己的艺术观念出发，将之“强加”给官方理论，比如宣称毕加索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如果艺术家本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作品就会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1961年，当他在哈瓦那宣称“为人民而创作的文学应当保持高水平，革命诗歌的质量在所有文学中更应保持在最高水平”，这与任何理论无关，事实上发源于他在20年代亲历的苏联艺术家创新热潮的经验。

·流亡苏联东欧时期·

希克梅特最早的“异议”，从文学开始：“我非常尊敬斯大林同志，但是，把他比作太阳的那些诗让我受不了。不仅诗很糟糕，感情也很糟糕。”当他问起马雅可夫斯基、梅耶荷德或塔伊罗夫和其他老朋友时，得到的答复是“很久没见到了”、“在山区疗养”云云。他受到警告，但最终的处理方式是监视、利用和驯化。

当权者并不吝惜给予高级知识分子以物质上的特权。希克梅特也是受益者：“他们安排他住进行政人员公寓楼，配备中央委员专用的家具、食品包裹、避暑别墅和汽车。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便拒绝了佣人、食品包裹和专用汽车。”[12]他有不菲的稿酬，和许多著名文学家一样，在佩列杰利基诺买了别墅。有土耳其朋友取笑他“从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资产阶级”。

他的地位角色因而极之特殊。尽管被官方当作刺头，后来还斥为“反对派领袖”，受到密切监控，但同时，他也频频现身在电视节目里，诗集出版和戏剧电影等方面也大抵顺利，在苏联群众中赢得极大的喜爱和敬意，以至经常有各式各样的群众——从普通公民到少数民族——找他“上访”或倒苦水。

这一切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有一种常见说法：流亡苏东的希克梅特在艺术上不再有“创新”，不像早先那样矗起一座又一座高峰，变成了只是吃老本，甚至乏善可陈。但希克梅特在艺术上的表现，正如他和苏联的关系，颇为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希克梅特一直把自己当作“先锋派”，信奉艺术创新，即使从30年代起他能够冷静地、深思熟虑地看待、亲近和吸收古典艺术传统之后，仍然如此。“伟大艺术家的革命之作如凤毛麟角，艺术领域里到处千篇一律”的苏联文坛让他郁闷不已，抱怨“莫斯科没有人理解当代诗歌”。这种成见甚至让他想当然地认定各国和历代的“先锋艺术家”必然是在“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世界能有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意识不到先锋艺术以及整个现代主义艺术复杂而充满矛盾、革命与反动交织的特征。

希克梅特的后期之作，部分在精神上承接前期。他继续整理着《我国同胞群像》等旧作。他的名作之一《召唤》，写于1953年，编入《国民军——独立战争史诗》末章和《我国同胞群像》中：

从遥远的亚洲疾奔而来

像母马的头探入地中海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手腕上鲜血淋漓，咬紧牙关，赤着双足

在这片有如丝毯的土地上，

这个地狱，这个天堂，是我们的。

把奴役之门关上，永久地关上

不许一个人事奉另一个人，

这个召唤，是我们的。

像一棵树那样活着，自由，独立

而又像一片森林，彼此情同手足，

这份渴望，是我们的。

与土耳其相关的政治诗，大抵生动、饱满、深刻、有力。没有了文字狱之忧，他的笔锋可以直指统治者，或是向劳动群众公开发言，如《我想念着你》、《信——致朝鲜战场上的土耳其士兵》、《价值23美分的士兵》、《倒退中的土耳其或对阿德南·曼德列斯的忠告》、《报纸照片记》组诗以至《向土耳其工人阶级致敬!》，都堪称佳作，“宣传”的力度也远甚早期。套用他自己的话说，反对宣传，甚至反对“过度宣传”，同样是教条主义。“宣传”和艺术上的其它追求，是可以兼得的，谈不上非此即彼。不管希克梅特是否自觉意识到，三、四十年代从宣传转向“现实主义”，实乃环境使然。如果说，那些将革命与解放的展望退为背景的诗作尚能为土耳其中上层所接受和私下欣赏，那么这些秉笔直书、势同杀伐的诗篇，就不可能入对方的法眼，只能煽起怒火了。

戏剧方面也一样。现在他能够直接写作工人斗争题材了。假如身在土耳其，势必无处发表、演出，还会招来牢狱之灾。

其次，与他的工作相关的“世界和平与反战”之作，如《不要让云彩去杀人》、《日本渔民》、《小女孩》，也大体动人。在斗争相对沉寂、革命看似遥遥无期、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生产则大力扩张的50年代，他的诗中越来越多“人类末日将临”的忧患与紧迫之感，或如诗中所言，“未能预报敌兵将至却身先死的痛苦”。这也开始成为新一代人的共识。如1958年的《锶90》所写：

我们正与自己一决胜负，亲爱的。

要么让死去的星球重获生机，

要么死神降在我们世上。

流亡之初，撇开某些困惑和失望不提，“诗人坐了多年的牢，出狱后辗转各国，从青年代表大会赶到和平代表大会，从诗歌之夜赶到研讨会”[13]，包括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新气象，这一切，都足以让他沉浸在热烈和激动中，心态十分乐观：“看到越来越多∕共产主义在这儿成形的迹象”，他“高兴得发狂”[14]，“而我，在这里，像风一样∕像一首民歌一样自由”[15]。

这种乐观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次年他走访东欧多国，在《波兰书简》、《邮递员》、《匈牙利纪事》、《匈牙利的土地》等诗中都颇为珍视地谈到各种建设成就，一些显然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单纯或乐观的现象，但并非“歌德”式颂诗，往往带着寄寓，有时阐发“社会主义，∕是齐心协力推倒山岳，∕但并不丧失我们的手∕各自独有的形态和温暖。……∕社会主义，∕意味着把幸福视为公民的义务”，有时寄望于孩子们，称他们为“官僚主义的天敌”(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革除现实弊病的期许)，有时则对照和感怀土耳其的落后与人民的贫困。最感人的是基辅之旅。他以谢甫琴科来激励自己：

我们谈到了诗歌

他说，“像我的心那样，熊熊燃烧吧”

他说，诗一定要属于平民百姓

他把他的钢笔给了我……[16]

诚然，这些诗有欠深刻的一面，未能探查到那些行将推动匈牙利、捷克或波兰人民群起反抗的因素，甚至在反抗发生之后，希克梅特也无力作出回应(从这一点来说，他逊于布莱希特)。后来他跟妻子维拉谈到1956年，从秘密报告到“一系列政治闹剧，比如苏联坦克镇压匈牙利起义。恐怖、鲜血和谎言。并且，它们是对最神圣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的打击”。其结果是严重的精神崩溃，次年夏天有四次来到鬼门关。

声称希克梅特“对改变社会结构的严格理论或实际问题不感兴趣”，仅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永不停息的革命激情”[17]，固然浅薄，但不能否认，希克梅特远非政治上的“先知”，看不清当下苏联这个矛盾体，其历史由来及前途何在。与众多革命者一样，蜕变后的苏联令他陷入种种混乱，疑惑，矛盾，不乏一厢情愿。

作为敏于观察和思考的“十月革命之子”，他不难发现苏联已今非昔比，革命空气烟消云散，20年代的艺术创新热潮久已不复存在，革命三十年后群众仍普遍贫困，另一方面，它还没有走到1991年，仍然保持着同各国工农斗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比如，尽管赫鲁晓夫提倡与资本主义各国和平共处，但最终还是支持了古巴革命)。因此对希克梅特来说，不管有怎样的丑恶，这一切终归都是“我们自己阵营内部”的问题。前景呢?借用阿比丁•迪诺的转述：“纳齐姆相信，这些与社会主义相悖的严重偏差迟早会得到解决”[18]。正因此，在1957年10月的《三十年后》诗中，他一边书写苏联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成就，一边努力唤起早期的革命精神。1962年的《访罗马尼亚抒情篇》也相近：“在布加勒斯特我看到崭新的住宅区。黎明时分的∕彩虹般，流水般的住宅”(不妨补充一句：90年代复辟至今，罗马尼亚再没有为群众新建过住宅了)，同时挂念和感叹：“安纳托利亚，哦，我的安纳托利亚。∕你像我的人民害热病的肩上∕一只残破的，空空的马褡裢。”

最早面对和排解自己的困惑之作，是1955年的《建筑物和建筑工》。建筑物即共产主义事业，建筑工则是参与这个事业的各色人等。这个过程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要难一些”，“建筑工人的心，喧闹得像市集”，“茶水并不总是香甜热乎的∕面包也不总是新鲜柔软∕并非人人皆英雄∕朋友们也不尽忠诚”，但是——希克梅特安慰自己——建筑物毕竟在拔地而起，成就也看得到(低楼层的窗台上∕已有了花盆的影子)。

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一部批判性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是他对苏联官僚体制何所从来、如何消灭的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晶。但接下来的事变冲击仍然超出他的预想。1956年，他写下《二十大》和《对共产党人说几句话》，寄望于苏联能回归列宁道路。但1957年他的戏剧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天即遭查禁。他的希望又破灭了。《末班巴士》大概就是他在精神崩溃兼病情恶化关头，面对死亡之作：偶像坠毁，朋友捅刀，“最美的谎言∕也骗不了我了”，而在“再次检视自己的诸般信念”之后，重归坦然。

他的诗日益为乡愁所笼罩，如写给妻子的《寄自索非亚》：

你不知道，你的同胞是怎样欢迎我，

你出生的城市，如今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家了。

但即使在兄弟姐妹家里，家也是无法忘怀的。

流亡不是一门容易掌握的艺术……

希克梅特成功出逃，让土耳其当局感到大丢颜面，为了报复，对他的妻儿百般刁难，歧视，令穆妮韦尔难以谋生。诗人心中无法排解的去国离乡之愁，对亲人和人民的殷殷思念，不难理解，感人之作很多……太多了!20年代两度留苏的希克梅特，不会把自己视作“流亡者”，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从侧面反衬出此时的苏东各国，已不足以成为他在精神上的第二故乡，也反衬出他的精神困境。除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让他得以周游四方，提供了来自各国同道、见闻和运动本身的触动和激励之外，他越来越只能“燃烧自我”了，加上病情时不时恶化、走路都可能出状况的拖累，都极不利于他的创作。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对维拉燃起的不可遏制的依恋般的爱火，在笔者看来，跟他近乎涸辙之鱼的这种状态有关。他有不少诗作产生于或反映了这种困顿。

1957年初的《所谓布拉格》与长诗《散忆》，是他在动荡中对革命年代——也是自己的成长年代——的回顾，也都带着对列宁的追怀。后一首尤其感人。

那年是1922年。

啊，我的青春年华。

我的心好似水中的鱼儿，扑腾扑腾，

忧郁如美酒涌上心头，

我从安纳托利亚经巴统而来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列宁同志……

当年他找到了答案。但今天，他想向列宁讨教的其实是新问题。1958年的短诗《我，你，他》，或许是他的心态最言简意赅的隐喻：见识过洋溢着希望的革命(晨曦)，又身处当下的黑夜：

他，只看到破晓的晨曦，

我，还看到黑夜。

你只看到黑夜，

我还看到破晓的晨曦……

人类解放仍然是他创作以至活着的核心动力。不管是畸形野蛮落后的土耳其资本主义，还是整个“伟大的人类”身处的悲惨世界，都是不可接受的。战后西欧终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工人生活水平普遍和明显的提高，虽然让他不无惊讶，但无改其“黑色海盗船”的本性。然而，苏联的令人沮丧乃至震惊的现状，意味着他越来越做不到像早先那样胜券在握了。曾经的信念，需要一而再地检视：“火车出轨了，∕船只沉没了，∕飞机坠毁了。∕地图画在冰面上。∕踏不踏上这段旅程呢”。他的艺术本身需要面对这个全新的政治难题，面对摆在眼前的复杂现实、挫折与矛盾，摸索新的出路。和布莱希特一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方向。1946年写于狱中的《依旧乐观》(兄弟啊∕给我寄结局美满的书来吧∕它们所讲的都会成真∕迟早都会成真……)，与1957年写于莫斯科的《乐观主义》(世界不受政府，也不受金钱统治∕人民当家作主∕那得一百年后吧∕也许∕但必将如此)相比，题旨相似，但角度、语调和精神状态已显出微妙差异。前者意气风发，胸有成竹，后者经受了挫折，力求重新坚定意志。他越来越多地把“不会有人害怕任何人，不会有人向任何人发号施令”纳入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展望，也就是根除官僚等级制度。这些“再出发”式的反省和重新确认自己的革命信念之作，大多坚实而感人，是早年的诗中不曾涉笔也无需涉笔的。

我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行李，

而是他们心里的重担。

害怕谁，为什么，何以然，有多怕?

他们有野心吗?很想发号施令吗?[19]

他曾谈到：官僚制度以至“个人崇拜”的终结，有赖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也就是说，金钱、国家、军队和政党不复存在”。这无疑是寻求“革命解决”的正确方向。但正如他借贝纳吉之口所言：假如火车司机不胜任，背叛，犯错，频踩刹车，胜利无望……又如何?紧闭的历史大门如何撞开?仍无眉目。直到1961年5月的哈瓦那之行，在革命广场上亲闻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宣告，他内心的火焰才熊熊燃起。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之际，他还在坐牢，这喜讯让他振奋，但对于怀抱革命乐观主义的希克梅特来说，仍属历史之必然。古巴革命则是一道闪电劈开了黑暗，仿佛十月革命重临。他写下了两首长篇杰作《稻金色头发的女郎》和《哈瓦那纪行》，都采用无标点的形式。前者是希克梅特很少数的事先没有通盘构想，在火车上想到哪写到哪的诗，仿佛在梦里或意识流之中游荡，一幕幕场景如同走马灯，幻想和现实交错，但以对维拉的依恋为主线，总体是沉郁的。第二部分切入古巴革命时，情调和色彩起了变化，从无穷无尽的独白和感慨转为不可遏止的激动。

《哈瓦那纪行》则是作为一个民兵捍卫古巴革命的、精心构思的气势磅礴之作。末一节：

我遇见工人

自从我来到哈瓦那还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满怀自信地走过哈瓦那的街道

在哈瓦那我每一天都会年轻一点

我的嘴里每一天都会少一点这个世界的苦涩

我的掌纹每一天都会变得更柔软一些我相信远方有个女人在想着我每一天多想一点但只想着我

每一天走过哈瓦那街头我都唱着更欢快了一些的歌谣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前进，前进

有评论者认为，希克梅特此后直到去世前短短的两年间写下的近六十首诗，几乎全是精品。这些诗的大致类型，先前基本谈过。

1958年5月，在巴黎目睹几十万群众示威反对戴高乐的盛大场面，曾令他大为震动——这正是自己的国家所需要的。他考虑到过打游击，在《来自伊兹密尔的中尉》里揣想过“十万勇士在山上等着我们呢”。古巴革命的胜利更坚定了他的想法：

“我离开祖国是一个错误。一定要上山去落草为寇[20]。为人民的未来而奋斗的人，一定要和人民保持活生生的联系，他必须在国内战斗。这是今天唯一现实的做法。我们会遇难。但这有什么?少写几百首诗，又有什么关系?一定要在国内进行斗争。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这里对他们毫无用处。”

临死之前，有一次他和维拉谈到：

“我坐了十七年的牢，为此在苏联受到尊敬，这让我感到羞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在土耳其会吃官司，最终可能坐牢。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但是在这里，人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死去。在监狱里，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强大，内心世界也更丰富了。这是正常的结果，与英雄主义无关。真正的英雄是这里的从(1934年)党的十七大[21]开始就被关押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和那些毫无理由就把他们监禁的人一样，是共产党人。他们忍受了一切，没有失掉乐观主义，没有失掉对列宁主义的信仰。他们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重获自由后，他们说：‘革命终归不是徒劳的!’面对这些人，我感到羞愧。他们对诗歌与土耳其人民的热爱，将我视如英雄，让我深感不安。……”

从同样角度出发，希克梅特身在革命蜕变后的苏联，饱受困扰之下所创作的诗歌，较之早年的革命诗，也有其特别的意义。

那么，希克梅特流亡苏东的12年间的创作总体上应如何评价?

笔者认为，希克梅特早年的狱中之作所达到的高峰，流亡之后确实未能逾越。这不是江郎才尽，也谈不上吃老本，套用一句老话，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作为十月革命之子，他亲历了头几年的革命热潮和艺术创新热潮，呼吸它的空气，感受它的热情，但没有同样深刻地经历工人国家转向官僚化倒退的历史变迁，对此没有任何的思想和心理准备(这是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他努力以自己的革命本能和之前的理论储备来应对和破解这个历史困局。我们不能说他找到了钥匙或答案，但可以说，这段时期他在艺术中所面对和处理的，是很少人处理过，几乎没有人成功处理过的主题。

末了，以他为生前的最后一个五一节而作的《5月1日，红场》来收尾吧。《真理报》拒绝发表这首诗的俄译本。文艺部负责人表示，他“不能发表一首如此直白地提到那些为了自由而被关押在苏联监狱里的人的诗”。后来电视台直播红场的五一阅兵和庆祝活动时，仪式主持人大声朗读了这首诗。

红场在5月1日走过所有的广场，

有旗帜和没有旗帜的广场，

走过所有的

有歌声和没有歌声的广场。

红场在5月1日走过所有的希望，

红场在5月1日走进所有的监狱，

所有囚禁自由的监狱。

红场在五一这天走过所有的气候，

雪天，雨天，晴天。

5月1日，世界变成了红场：

列宁讲话的广场……

·希克梅特作品的中译梳理·

说来笔者和希克梅特还是挺有缘的。十几年前录入过1952年版《希克梅特诗集》中的34首，一直记得《饥饿的人们的瞳孔》给我的震撼(尽管译本很有问题)。希克梅特就此留给我“优秀革命诗人”的印象。直到对照了英译本和原作，才发现：尽管译者认真努力，可惜除了两首译自较为忠实的法文版，其余都从任意增删篡改过的俄译本转译。希克梅特50年代流亡苏联之后读到俄译本，就很扫兴。

李以亮2018年出版的译本《希克梅特诗选》，译笔往往欠生动。希克梅特的多数诗歌走的是口语以至民谣路线，重要的不是译出佳句，而是抓住语调，传达出原作的感情态度。比如《给妻子的信》中：“如果他们绞死你，∕如果失去你，∕我也不会活!”就很别扭，应该译成“我也活不下去了”或“我也没法活了”。此外，网上兰迪•布莱辛夫妇2002年的英译本诗选的PDF不完整，存在缺行，甚至漏掉一整节，中译本也相应出错。

八十年代以前其实还有几十首鲜为人知的散译，比如李劳荣1950年版译诗集《裁判》中质量较佳的的5首，1960年版《土耳其诗选》中的34首，有不少译得挺不错。这些译作，可能连负责编选2020年版《我坐在大地上——希克梅特诗选》的周良沛先生也不清楚，所以未曾收录。该选本有26首仍出自1952年版诗集，许多散篇同属于《夜里9点至10点的诗》。选本中还收集了戈宝权、罗大冈、魏荒弩等老翻译家的少为人知的旧译，旅外的台湾诗人非马的不少译作，以及李以亮的新译。

据说长诗《蒙娜丽莎和萧》的译稿毁于文革。笔者颇为怀疑。因为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希克梅特作为“亲苏作家”免不了要受冷遇。1962年2月的亚非作家联盟大会上，中方代表甚至跟这位老朋友当面起过冲突。

中国早先还出过希克梅特的三部剧本，都值得一读：1948年根据古代民间故事写成的诗剧《爱情的传说》(原名《铁山》，1952年在莫斯科修订时改名;又名《法尔哈德和希琳》);写于1952年的三幕剧《土耳其的故事》;1956年发表的与苏联作家别基切娃合著的电影剧本《他永远活着》。

不论如何，希克梅特之于当今中国诗坛，仍然近乎不存在。是译本质量的原因吗?不清楚。但从现有译本来看，能打动人心之作真是太少了，把他当成三四流诗人亦不足怪。至今记得《伊斯坦布尔来信》带给我的心折之感：怎么会有这样神奇的诗!但不管是李以亮的译本，还是罗大冈的法语转译本，都未能贴切地传达出诗中的情感和语调。

读译诗，多半像雾里看花。诗歌翻译并非易事，不宜苛责，但批评仍然必要。有英文读者谈到自己初次被希克梅特的诗篇打动的情形：英译本所用口语之流畅，让他觉得都不用动一下眼珠子。这类评论往往迫得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译稿：它也能这样打动人吗?我常常感到，现有的多数译诗之所以读来稀里糊涂，很“隔”，不一定都因为原作晦涩或滞涩，或微妙之处不易传达，或有些诗本身就不可译，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译者不能用大白话，用畅达和灵活的口语来译，也就无法将读者带入近于原诗的情境。

当诗友杨子兄建议我翻译希克梅特诗歌的时候，早年的阅读印象并没有让我产生强烈的想去翻译他的作品的冲动。那时，我很受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吸引，正集中精力译他的诗。

到了2022年中，译完帕拉诗选，从网上找了些希克梅特诗歌的英译本，着手试译，愈译愈感到惊讶。尤其是《召唤》(原题《邀请函》)、《世上最奇怪的生物》、《我想起你》、《没想到自己热爱如此之多的事物》，那种世界与人类之爱、对斗争与人类解放前景的理解与信念……我仿佛遇见了久违的兄弟、知己，或者说，遇上了另一个我，另一个渴望成为而不可得的自己(另一位让我有此同感的，是美国蓝领老诗人弗雷德·沃斯)。我搜罗了所有能找到的英译本，包括散篇和电子版诗集，之后又下载了土耳其语原版诗集电子书，据以将译稿调整回原诗的排版、句式和用词。到现在，1921年之后的诗作已大致译完。1921年以前的作品，只选译了18首，旨在勾勒出他的早期诗作的粗略面貌。至于他的“诗体小说”《我国同胞群像》，起先只找到第一卷的英译本，一口气译完了，约140页。后来才找到5卷全本，不过要假以时日了。此外还有一些尚待确定的佚作。

英译本总体来说忠实于原作，但也存在一些理解错误、疏忽错漏、不按原作的版式编排、“归化式”甚至“自由”翻译之类问题。《论塔依尔与卓赫拉》译为《论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典型。这类译法或许自有道理，但如能对照原作，翻译起来心中会更有数些。原作也存在版本差异：在不同时期发表时，可能采用不同标题，作品可能经过增删修改，或因审查之故而删改，甚至在新的全集版中也未予恢复，需要系统的校勘查对。

2026年11月

[1] 杰姆·卡拉贾(Cem Karaca)为之谱曲演唱，改名为《吃吧，先生们》(Yiyin Efendiler)。

[2] 这是对火车上的海报与照片的述评。也有评论称希克梅特看了名为《饥饿……饥饿……饥饿……》的记录片后写下《饥饿的瞳孔》。据他当时的妻子努泽特提供的笔记簿，所署日期为1922年5月10日。但《赤脚》——当时题为《安纳托利亚的渴望》——和《我们的眼睛》——当时题为《齐心协力》——所署日期却更早，分别为4月27日和4月28日。待查证。

[3] 但他的《管弦乐队》一诗也是成功的自由体，全集中署1921年。1928年巴库版诗集则注为“1922，莫斯科”，标题《新艺术》(Yeni Sanat)。似应以后者为准。

[4] 《成为一架机器》(1923)之一的头两节。

[5] 见《赤脚》(1922)。

[6] 末句看似褒奖，实际上也在指责希克梅特诗歌的“曲目”狭隘。这段评论常被人引用。

[7] 即长诗《蒙娜丽莎和萧》第一部分，少了《4月16日》、《4月21日》及非日记片段。篇末注“这部小说全文即将出版”。

[8] 见《国民军》第八章。

[9] 见《一座可怜的北方教堂里：魔鬼与神父历险记》

[10] 见《致塔兰塔·芭布的第七封信》。

[11] 〔美〕塞缪尔·西伦《纳齐姆·希克梅特介绍》(1952)

[12] 维拉的女儿2016年接受《星火》杂志记者的采访记录。

[13] 阿比丁·迪诺《纳齐姆的“斯大林”诗》(1988)

[14] 《致莉迪亚·伊凡娜》(1953)

[15] 《我的儿子在照片中长大》(1954)

[16] 见《谢甫琴科的钢笔》(1956)。

[17] 塞夫凯特·苏雷亚(Şevket Süreyya Aydemir)的说法。此人是希克梅的东方大学老同学，后投靠凯末尔政权。

[18] 阿比丁·迪诺《纳齐姆的“斯大林”诗》(1988)

[19] 见《再题乐观主义》(1959)。1959年1月2日苏联成功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莫斯科举办庆祝活动，这首诗为此而作。

[20] 指当游击队员。

[21] “从十七大开始”意味着接受官方说法，但清洗更早前就已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