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不屈的遗传》

张承志：《不屈的遗传》

1.

到日本旅行前想起日本共产党的传说，就把它列入了打算向板垣雄三先生请教的几个问题之一。没想到见面时先生拿来的，是一个作家的小说。

他说：读了你的信，我马上想到的是他。

就这样我被拉入了闻所未闻的高史明的内心独白。这是一个前日共武工队斗士，而且是一个朝鲜人。不知是“运交华盖”还是天生苦命，他在日共的经历，简直像一部受难史。

非虚构的《吞咽黑暗》(「闇を喰む」上下、高史明、角川書店、1997年)给予读者的教训和社会效果，或许与其他类近作品、比如极度畅行的《1984》《动物庄园》差不多。

但是这一部里，有一种潜在的什么，姑且叫它“非动物性”吧，更吸引我读下去。随着他一泻而下的心事剖露，读得胸中五味杂陈。说实话，在个人体验与历史大局之间，在政治的泰山顶下判断孰优孰劣是困难的。一本书，若它勾起了人的强烈兴趣，或许更多靠的是某种共感。

难道有什么共感，催人非要捡起这累心的题目么?

一个简单的梗概不能不提及：

以一部从黑发画到白发至今没有画完的巨大漫画长篇《卡姆依传》，勾勒了日本社会、阶级、历史的漫画家白土三平，我以为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与这部巨制比肩;

再如，父亲是太平洋战争伊始日军攻克大英亚洲殖民牙城新加坡之后的首任新加坡总督、儿子却是左派理论领袖的鹤见良行，他写的《马六甲物语》是迄今为止马六甲海峡历史的最富学术性的综述，也是对大英殖民主义催生的“新加坡”的最出色揭析;

还有，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以一曲《七月的穆斯塔法》抗议美军侵略赞扬萨达姆的抵抗到死的小孙子、至今在音乐会上高唱国际歌的歌手PANTA，其母亲在太平洋战争中曾是海军医护船冰川丸的护士，这艘侥幸未被击沉的船至今停泊在横滨码头供参观。

——但是此文想谈及的不是他们。

2.

《吞咽黑暗》的上部勾勒了作者的朝鲜人背景。他出生于1932年日本经营殖民地和扩大侵略的据点下关，书开篇就说：“我是朝鲜人的同时，也不是朝鲜人……降生的瞬间，就被加与了活在时代黑暗里的命运。”(上，p.7)

歧视一般从孩童发蒙之际便已开始。军国日本针对这种“归化人”儿童的教育方针是：“其子弟有动辄骄慢放纵不逊之弊，有加以压制、干涉和彻底矫正之必要。”(上，p.9)然而儿童对歧视的记忆，往往是人所不知的细节。

小学四年级(1941)日本渐呈物资紧张，配给学校的“学童服”一个班只有两三件，谁想要，得抽签。那天班上日本小孩都兴奋不已，而“裹着一身褴褛，拿一块包袱皮当书包”的他，却恨不得钻进地洞。可偏偏就是他把签抽上了!当他嘟囔着“签退回我不要”时，教室里先是一静，接着就爆发了欢呼。

这是一个微妙的细节。让像我这样经历过孩童清贫的北京人读来，“买校服”根本就不会入梦。我们的童年比他贫苦得多，它太像一种富裕的花絮了。当然我知道，正因此它才真实。

这个世界上，人经历的故事都不同。但感受是童心的襁褓。那件小事的刺激，使他初次懵懂感到了自己和日本同学的“不同”，他写道：“我们之间，立着一道冰的墙。”(上，p.15-16)

他细细描写了居留日本的朝鲜人的赤贫。贫民窟一般的“朝鲜人长屋”里的家，没有带玻璃的窗户，夜里薄木板的板户被风掀得哐哐响。进门是泥地，一角是漆黑的灶。从小看惯了空袭中燃烧的下关：海峡上沉船塞满，露出的桅杆如一片墓碑，死人浮满海面，鱼群撕咬尸体。人们疯抢被炸毁的仓库，为了一捧烧焦的砂糖，撕夺扭打。

黑市成了城市的核心。趁着日本的败战，泥泞中长大的他无法无天。他十五岁就攒钱进妓院(结果被妓女奚落)，十六岁被关进少年监狱。他用一根筷子绑着三根针在大腿上刺青，还举刀威胁朝鲜人的长老。不过小恶棍也有底线，那就是不欺负弱者。

1949年他漂流到东京，一步踏入了加倍的赤贫。和那时所有流浪汉一样去干“两个四”，是他唯一无二的选择。《吞咽黑暗》不使用岡林信康唱的“立ちん坊”一词而用“两个四”(ニコヨン)称呼日雇工人，是因为1950年前后日本曾设置职业安定所，谁登记干活每天可得240日元。那时100日元俗称“一个”，240日元就是“两个四”。而“立ちん坊”即中国人熟悉的劳动力市场“站大桩”，比“两个四”更没有保障。

一步踏入两个四，使他突兀闯入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次邂逅，让他卷入了许多著名事件：血的劳动节、火炎瓶斗争、潜入地下、山村工作队，更让他吞咽了这条路上的苦楚：牢狱、饥饿、内控、政审、自杀。他一幕幕地亲身体验了战后的日本共产党。

他正干着“两个四”的1949年，朝鲜人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压迫的民众的象征。那一年4月吉田茂内阁公布了“团体规制令”，9月要解散“在日朝鲜人联盟”。日本共产党组织群众去保卫朝鲜人联盟的D会馆，以民族大義动员他参加行动。

“当听到了朝鲜人这个词，心底好像有一声呼应它的深响”，毫无革命觉悟也没有多少民族认同的他，一旦到了现场，当看到警察正用棒子狠打一个女孩，他就拉住女孩伸过来的手，并打翻了那个警察。接着他扑上前去，冲到了保卫D会馆人墙的最前面。

类似的人身上，可能会发生类似的经历。比如救援一个再无二次相遇的女孩，比如并无熟虑只因心头一热就喊出真话。还有辞藻或语言：高史明回忆说，“演说者几次说过的正義这个词”，一刹之间就掳掠了他。(上，p.327-333)

到了党基层组织(细胞)讨论怎么阻止日本为美国充当朝鲜战争的军事基地时，他脱口而出：拦军用列车呀!站在铁道上迎面拦火车!人问：谁站在铁道线上去?他回答：当然是我!

甚至短期的被捕，也只是让他获得了表演机会。只为帮一个狱友吸烟，他挺身要求解开手铐。争辩之间，要求升级成了撤除手铐，紧接着干脆变成绝食。警察慌了，把这个估计是共党领袖的家伙关进了单人牢。

朝鲜基因屡次压不住地跳出。这基因，使他一再表现了“动物庄园”之外的人也未必有的个性。

但命题的另一半正相悖反：由于他只是个人单练，狱友们对他出奇冷淡，包括让他听到“正義这个词”的演说家。

他写的一笔一笔都太独特，所以藏着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有趣处常常最深刻，比如他描写道：愈是“同样的朝鲜人”，对他愈是没有温暖的眼神。“这些家伙是近视眼吧?”他甚至奇怪地想(上，p.338)。

个性居然能这么显露：一天有人向他道歉，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党把他误认为间谍了!因为他的狱中斗争，完全没经过党的领导。到了D会馆被捕者全体释放那天，监狱外红旗招展，出狱者像英雄一样接受欢呼。只有他形单影只，兜里只有15日元，坐电车回到了自己的巢。

书的上部就这么结束了。

3.

由于显示出一股豪气，拦截军用列车一案虽然没有实施，他却被党派去领导一个山村工作队。偏僻的“小河内村”因他主演的事件出了名。因为他带队钻进大山打算开展武装斗争，不想却被一个记者跟踪。那时的灵机一动让他不至于到今天还被全国通缉：他命令队友不许杀害记者反而接受了采访——采访记事引起大大的轰动(顺便也为他做了无罪证明)，记者渡边恒雄也因此一步出世，后来居然当上了读卖新闻的社长。

实践中他越来越对军事方针心怀抵触，他和党组织不断发生口角。潜读时我常留意到：“口角”往往是一种天性的冲动。于是先是批判，然后是党内审问，倒霉事接踵而来。原先猛张飞一般受人喜爱的革命勇将，变成了“要注意”对象。日语里这个“要注意”，和我们的“内控”差不多。

即便在非合法、被围剿的党内，其实也有身处安全与暴露危险的区别。从来革命高调都是“身处安全”的党员唱出来的，而置身险境的人从生理上就受不了高调。一次，他只是为帮一个申请留学而被斥为临阵逃脱的同志辩护，在党的会议上闹得天翻地覆。先是来一句顶两句地“口角”，会议急速升温，全员站了起来对他怒斥。“眼前完全黑了”，他狂吼着，“向着自己的绝望吼叫着”，同时失去理智地抓起一把椅子狂抡，一屋子的党员吓得挤作一团逃往门口。“胸中袭过锐利的疼痛。有什么崩垮了。不知不觉，我又变回了原来的那个小恶棍”——回到他朝鲜人贫民窟的原点(下，p.140-142)。

最大的转折点是他和Y·O的恋爱。Y·O是一个教授的独生女儿，更是一个纯情善良的女共产党员。他找不出理由、也没有拒绝她的语言，只是连声大叫 “你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我是朝鲜人吗?”

“民族”在恋爱关口显示的，也许是人性更深的一层。“我”由于朝鲜人的出自，和Y·O之间的一连串争论涉及了关于民族的差异和理解、孤立与接近的所有话题。

我以为《吞咽黑暗》全书最富意味的部分，不是政治的暴露而是歧视的命题。这也是此书与《1984》《动物庄园》一线划开的本质所在。

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你不了解我/我能努力/你不懂——

这些苦涩的对话，在时间的长河里，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历史中，一直被重复。

他在理尽词穷时只能大喊：“不行!我没有未来!没有!没有!……”书里居然一连用了十多个“没有”。

但美好的女性，从来为粉碎差异而生。那不仅与他不同属一个民族而且不同属一个阶级的教授女儿断然说：“够了!我不愿听这些!”她的道理简单：

如你所说，我什么也不懂，但我愿意去懂!

她不同意这种心理的受苦。于是她和这个朝鲜人一块跌进了受苦的洞底。

他们把自己的恋爱关系向组织汇报，不想遭到了否决。一股豪气领导山村工作队的他，在会议中变成了挨斗对象。批判的术语攀缠着升级，从“堕落”到“反党”再到“叛徒”，把已经极度敏感的朝鲜基因点燃了，火苗被煽得蹿跳起来，他疯狂地顶撞。此刻，前来参加批判会的党领导人被激怒了，顺口骂出的一句话是：“你这野狗!”

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关在一间斗室，小说再次进入滔滔的心理独白。在炼狱自白的行间，作家评述了1950年到1954年的东亚史。此刻“要注意”的他，已经是暗示朝鲜人的“野狗”。但身上更活着“红”的基因，这基因要他留下血的脚印。它甚至纵情地暴跳，催他在苦斗之末自杀：先喝下一罐烟头泡的黑水，再把腰带套住墙壁上的一根五寸钉。但是自杀未遂，钉子断了。基因还没有活够，坚持要表演到完。

震动的戏剧性场面，不是私人故事而是历史过程。

如今回味，这是一种深有意味的“二者择一”。

“弃子”(捨て石)论，是此书提出的历史观点。它以朝鲜战争为最基本的视角。认为牺牲500万生命的朝鲜战争其实是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一次战略对局。棋盘中，包括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首先是朝鲜民族，其次是日本共产党、“五全协”旗下的日共党员、最后是朝鲜族的日共党员，都像无用的棋子，被逐个无情扔掉。

我不喜欢这样的历史观，但又无法反驳它。

人的出身歧视和种族歧视，革命营垒或党内的少数族群成份歧视——也许，在日朝鲜人是解说这一沉重题目的最佳“族”选。只是，在读了高史明的解说后一直心里若有所思。他提出了这一命题，却没有更全面地描述。

我有些遗憾——他的思路，多少被“动物庄园”式地引导了。对“红”的揭发淋漓尽致连根带须，而对歧视的人性——揭露没有掘向更深的层位。

因为我们全部痛苦的私人体验都在证明：批判庄园的精英和庄园的居民，一旦面对“非我族类”时，他们体内歧视的基因并无两样。

其中深藏着一个禁忌，世界规模的禁忌。揭破它的呼唤长久地被遮蔽着。无论少数派“山村工作队”或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既然纲领里没有制止歧视的理想，那么哪怕千里之堤，早晚会溃败于这一缺口。

察觉了他们的歧视基因，我忍不住分庭抗礼。我一直在呼喊：压迫的巢穴是歧视!革命惟因与之不共戴天，才成为一项人权。

就在这乱世之中，我感受着世界的进步。去年美国有一些白人警察在大街上为黑人洗脚，他们在实践耶稣为穷人濯足的伟大故事。确实，革命已经临近了，它的锋刃，已渐渐对准了人歧视人的劣性。

我还想说——思想、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异类歧视，是人类最现代的压迫。

由于很少有人感受至此，当然更少有人倾诉。于是世间在这一维度上依然无知。但“思想、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异类歧视”是人类的丑恶，我坚信：惟因其粧扮的优雅庄严，它才早晚会遭受最深刻的批判。

高史明描画了这种歧视的轮廓，但是没有画完，就与他的故事一块被日本的民主淹没了。或者说，动物在“庄园”外面，被享受的饕餮淹没了。

4.

近三十年或是不经意地浏览，或者像这次一页页细读，我已经触摸过几本涉及日共和左翼学生运动的小说。

如他们对待我们，我有一点敬远之意。我担心阑入别人那么警觉地呵护的心境，生在红旗下的我们对这种心境太熟悉了。若不是为了与高史明比较，也许我会放弃读下去。这里只稍稍触及两本，因为都是被人“言必称”的作品：

一是《时光虽逝》(「されど我らが日々——」、柴田翔、文春文庫、1974年)还有《小红帽，小心点》(「赤頭巾ちゃん気を付けて」、庄司薫、中公文庫、1973年)。

《时光虽逝》(或译为《去日苦多》?又觉得尚不至于用上曹操名句)，也涉及了谈虎色变的山村工作队。

拿它可与高史明逐节比较。想忘掉的1950年代又被拿回面前，“五全协”、“六全协”、工人学生、被捕背叛，内心纠葛。但它远没有高史明那种鲜烈的临场感。作为小说它的情节设计得单薄。用书信体演进，其实故事已经脆弱，再动辄让人物自杀——作品中刻意的重笔，读来却给人“轻”的感觉。包括那段在日本读书界脍炙人口的结束语(“我们真的老了以后也许人们会问……”)，如斯修辞居然成了警句，有些令我吃惊。

此外，作者和作品同时大受社会青睐，往往是作品肤浅的注脚。这部中篇小说不仅获得了日本的最高文学奖(芥川奖)、连续出版几百万册，而且作者另有专业，学术界的顶级名誉也稳稳入手——不知高史明怎么想，但与书中内容关系密切的另一些人，随手举例如檜森孝雄：他三十年一日地静坐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最后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烧身自杀。我想，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他们会觉得，这种受赏作乃是对牺牲者的轻慢。

当然我的话是“绝对少数”。日本读者和民族鼓着掌，默默望着它的走红。我是读完之后再回顾它的华丽历史才吃惊的。就如最近流行的“六十年代学术”，教授们在酒店学会上侃侃而谈，却忘记了具备资格的人全都没有发言。那么，对上述作品的“沉默的鼓掌”，也许不过是日本国民“绵羊般的顺从基因”(本多勝一语)的表达?

我一直在警惕自己切勿择词过重。但我还是要说：革命史的类近相通，以及它留给当事者的身心疼痛，给予了人以发言权。我无心指点身边涌过的赝品，我只是不能容忍“粉红”冒充红。

(行き止まり、書き手のわざは、読みがたき)

《小红帽，小心点》不同。

它干脆不玩沉重。它通篇使用口语絮叨、痞痞的又新鲜的学生腔。这种语言的采用，其实是一个社会心理题目。把粉红涂得更艳一点是为了安全么?凡针对重大命题只要歪嘴说句下流话，危机便会无事度过。

或许该把它定义为塞林格笔法?反正从时间上看，美国人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最早而中国的“二王”最晚，《小红帽》初版于1973年，日本评论界曾津津有味地议论“小红帽”与塞林格的承继关系。概言之，这是一种打算不出血就轻巧占据历史制高点的套路。

它与革命的交叉点，小说故事的背景是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由于造反学生“笼城安田砦”与警察激烈武斗，东京大学停止招生。高考停招，当然给一流考生提供了大大的解放。以“考生”(受験生)的口吻信口开河(兼顾显示优等生的优越感)，此即这本小说。

看得出作者久憋心里一诉为快的名校情结。这和文革落潮的北京海淀区的附中学生如出一辙。称它“教育的怀旧”么?莫名的嘲世和怀旧，这种情绪引起的共鸣，是从塞林格到庄司薰名声大噪的原因之一。

文痞体话语的使用是一大发明。很多人想尝试但装不像，还是塞林格-庄司薰-王X这一系列地道。利用革命资源，又不为它负哪怕一丝责;对愈是沉重的一节历史，就愈是两倍卖弄轻松。这一手尤其自1980年代以来百试不爽，评奖会上专家一见了它，就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条件反射举手投票。这些作品，虽然涂着一抹时代色，但都是刻意的“粉红”。

而高史明的《吞咽黑暗》却淋漓地浸透浓稠的鲜红。

这“红”又黏又亮，从最深的底部向着我们闪烁。读它时会呼吸紧促，满心冲撞一种感情，说不清究竟是异议的恼怒，还是疼痛的共鸣。也许由于心底也存在一种“红的浸透”吧，我读高史明的感受，是自己不断涉进深水、渐次沉没其中的感觉。

5.

《吞咽黑暗》显然也获得了日本社会的大大肯定与接纳。一部书三次改订重出，命运不比“粉红”们差太多。但是，若没有其中的“朝鲜”因素，这一本也不过只是强化了日本对左翼运动的否决。

阅读中我总在琢磨自己的感觉。为什么我在强烈共鸣的同时，心底总絮绕着一丝异议呢?

仿佛在书页之底，我听见有谁在暗暗地笑。像是黑暗中的合唱团，一曲终了时谁咳了一声。当私人的体验加入后，我总想猜出在喧嚣背后藏着什么。

异类一定是族类么?我独自浸入遐想。

我不加入合唱。读着高史明的日本，仿佛像吞咽着另一些黑暗。当觉察到——被压迫者对着异类也会露出种族主义牙齿时，我难忍震惊，从心底战栗。

一页页读过他关于朝鲜人的描述，我只是紧张联想，但沉吟难下结论。“异类的理想”，不知是否存在这样的命题。

我想，真正的个性不迎合任何一种强势。他们是《1984》不能概括的一群。异类的理想，独立于《动物庄园》的propaganda(宣传)之外。毋论文学，包括学术，他们不仅在牲口圈里不作顺奴，而且在民主颂中也敢唱异调。

一个“其心必异”的人，一个身在日本的朝鲜人，在披心沥血的倾吐之后，获得人们对歧视的放弃了吗?其实我很想就这一点向他确认。2018年春天在諏訪时，板垣雄三先生问我想不想见他，我犹豫着谢辞了。他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跑去与一位朝鲜老人谈论歧视的话题太过唐突。何况，这种话题从来只在心底，并非随时可以对人袒露。

湮没并非什么大事。即便在中国，早晚有一个回忆，一种事实，一个形象，会在历史的沉积中破土而出。

他是一个革命的斗士，他是一个异端的个性。他与历史浸透洇染，勾连着中国的故事，音容脾性，丝丝真实。其实你或我都不能回避，因为“他”正大步地走近。他是不屈的人，真挚的人，亲密的人。他是真实存在的，他就近在眼前，与你我濡沫呼吸。

双重的异类、左右的少数、加倍的个性——是否惟此一点才是悲剧的基本推力呢?或者还能接着问：是否惟此才是魅力的原因呢?

那么多人在喧嚣，但并没有几个嚐过它——少数的滋味。真正出色的个性，一定是彻底的少数。因为它在一切束缚里都会挣脱跳起，恰如一种不屈的遗传，一代牺牲了，又有一代接续。

它天性生就，傲然不群，朝着一切压迫束缚宣布挑战。否则——所谓个性不过是可悲的自恋。

这是一个本质的视角。也许就是这样，或者从来如此：惟有一种价值的少数，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截点。

文中论及的日文书籍如下：

「闇を喰む」上下、高史明、角川書店、1997年

「されど我らが日々——」、柴田翔、文春文庫、1974年

「赤頭巾ちゃん気を付けて」、庄司薫、中公文庫、1973年

写于2019年2-4月

2026-11-10-改题初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