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的社会主义：毛主席建国后道路探索的真相与脉络（6）——从“一穷二白”到“四个现代化”：李捷论毛泽东强国梦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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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李捷 | 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捷先生这篇文章，以一位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的视角，将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从“单一革命叙事”中剥离出来，放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里重新审视。五个核心维度——跨越式发展、赶超式发展、自主式发展、积极人口观、长期动态构想——各有侧重但又相互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强国建设方法论”。

这套方法论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在一个一穷二白、被封锁、被孤立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有没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给出了路线图。

一、跨越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创造性运用

跨越式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所需走的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

李捷指出：毛泽东提出跨越式发展的依据有两个：一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二是要运用好不平衡规律。

关于前者，毛泽东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有了清醒的判断：“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对“中国人民的勇敢而勤劳”这一最基本国情的判断。他深知，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更取决于人的因素——组织起来的人民能够创造任何奇迹。

关于后者，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李捷 ：《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这段话的深刻之处在于，毛泽东把“不平衡”从“问题”转化为了“动力”。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不平衡是需要被消除的“短板”;而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中，不平衡恰恰是发展的“突破口”。落后地区可以跨越式追赶，薄弱环节可以集中突破——这不是“忽视规律”，而是“利用规律”。他用“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来描述这个过程，说明他看到的不是“不平衡的破坏性”，而是“不平衡的建设性”。

在综合平衡问题上，毛泽东区分了两种平衡——消极平衡和积极平衡。他主张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他指出：“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把综合平衡提高到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之一的高度来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这说明毛泽东的跨越式发展不是“蛮干”，而是“在运动中求平衡”。这是他超越一般“赶超论”的地方：他不是不要平衡，而是要在高速运动中保持动态平衡。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进一步把平衡与不平衡统一起来，将其看作一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这段话把跨越式发展的哲学基础说透了——不是“要不要平衡”的问题，而是“在什么层次上理解平衡”的问题。绝对的平衡意味着停滞，相对的不平衡意味着发展。毛泽东选择的是后者。

李捷先生对毛泽东跨越式发展思想的概括，抓住了“不平衡规律”这个核心支点。毛泽东的深刻之处不在于他想要发展得快，而在于他知道落后国家为什么能够发展得快。他给出的答案是：不平衡本身就是发展的动力来源，而非需要消除的负面状态。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指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这个判断不是哲学空谈，而是对后发国家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

李捷：《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实践层面，毛泽东对“综合平衡”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深化过程。他通过纠“大跃进”的偏差逐渐认识到，跨越式发展不能缺少平衡的约束机制，但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静态的均衡，而是“积极平衡”——在运动中求平衡，在发展中不断解决新的不平衡问题。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已经把平衡与不平衡看作一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这个论断把“跨越式发展”的哲学基础说透了——不是在“要不要平衡”这个层面讨论问题，而是在“在什么层次上理解平衡”这个层面展开思考。绝对的平衡意味着停滞，相对的不平衡意味着发展。

其实，毛泽东跨越式发展思想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具体指标或时间表，而在于它建立了一套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认识和利用发展规律的认识论框架。这套框架的核心是两条：一是从不平衡中找动力，二是从综合平衡中防失控。前者回答“为什么能快”，后者回答“怎样快而不倒”。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跨越式发展思想，也才是毛泽东区别于一般“赶超论”者的地方。他不是简单地要求快，而是要求“在运动中求平衡”，这才是辩证法在建设领域的准确延伸。

二、赶超式发展：打破常规的战略选择

赶超式发展思想，是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中最具冲击力的部分。将其概括为“主张打破常规、采用先进技术，力争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概括的精准之处在于，它抓住了“打破常规”这个关键词。

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提出：“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

李捷：《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这段话的核心不是“赶超”本身，而是“不应当被束缚”的方法论自觉。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西方工业化的常规路径亦步亦趋，中国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打破常规”，才能实现“跨越”。

1964年，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写下那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他接着反问：“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

这个反问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它否定了“东方落后论”和“西方优越论”，宣示了中国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赶超式发展的核心，是要尽可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教训表明，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强调几项经济指标。他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

这说明毛泽东的赶超式发展不是“唯指标论”，而是“综合论”——物质技术是基础，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是保证。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李捷：《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这段话把科学技术在赶超式发展中的地位说得清清楚楚——“必须打好”四个字，已经表达了他对科技革命的战略判断。实践证明，正是“打破常规”的策略，使中国在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研制上比英法美苏更快、更省，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我认为：毛泽东“赶超式发展”思想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赶超”这个目标本身，而在于“打破常规”这一方法论自觉。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西方工业化的常规路径亦步亦趋，中国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打破常规”，才能实现“跨越”。1956年他提出“不应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1964年他写下“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两句话之间隔了八年，但逻辑是贯通的：束缚必须被打破，常规必须被超越。

李捷先生的概括确实抓住了关键——“打破常规”。毛泽东的“打破常规”不是蛮干，而是建立在两个判断之上：一是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技术水平、人口规模都与西方不同，不能照搬别人的路;二是“大跃进”的教训让他认识到，赶超不能只看钢产量指标，核心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说明他眼中的“赶超”是综合性的，不是单项指标竞赛。

1963年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把科学技术提升到了与“打天下”同等的高度——“过去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个判断把科技在赶超中的地位说透了。赶超式发展思想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建立的是一套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认识框架，其核心是“打破常规”的方法论自觉，而非具体的速度指标。这套框架后来在“两弹一星”等实践中被反复验证——中国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而是跳起来够。这正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既从实际出发承认落后，又用辩证方法寻找跳跃的可能。

三、自主式发展：自力更生的底线思维

自主式发展思想，是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中最具“底线意识”的部分。李捷将其定位为“坚持自力更生，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个定位精准地抓住了毛泽东发展思想的核心逻辑：自主不是“闭关”，而是在开放中守住“主动权”。

毛泽东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8月，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一论断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延续和深化。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李捷：《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这段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回答了“依靠谁”的问题，还回答了“不依靠谁”的问题——“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这种思想，被毛泽东判定为“完全错误的”。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中进一步概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这段话把“自力更生”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它不是临时政策，而是根本方针。

在新中国被封锁、被孤立、被逼债的国际环境下，“主动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当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中国之所以没有崩溃，正是因为始终没有放弃“自力更生”这条底线。大庆油田的“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的“独立自主”、三线建设的“备战备荒”——这些都是在“自主式发展”逻辑下展开的战略布局。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验教训：“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1—8卷)》

这段回顾说明，自主式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的。“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被认定为“缺点”，而“从一九五八年起”则是这个缺点的解决节点。

毛泽东特别强调农业等关键领域必须自主可控。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这段话把“自主”与“安全”直接挂钩——“危险得很”三个字，已经点出了自主式发展的底线逻辑。不是“要不要自主”的选择题，而是“要不要安全”的判断题。

在向外国学习的态度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我为主。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同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这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正是自主式发展思想在文化和技术引进领域的具体体现。

笔者以为：“自主式发展”是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中逻辑链条最完整、历史验证最充分的一个维度。李捷先生将其定位为“坚持自力更生，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个定位的精髓在于“主动权”三个字。自主不是“闭关”，而是在开放中守住“主动权”;不是“拒绝外援”，而是“不依赖外援”。

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政治报告稿中加写的那段话——“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已经把“自主”从“策略选择”上升到了“命运归宿”的层面。1958年他将这一原则明确为“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说明他不是在谈一个“可选项”，而是在划定一条“底线”。1962年他回顾“一五”照抄苏联的经验时指出“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是“缺点”，并明确“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条时间线本身说明自主式发展不是空谈，而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农业自主的论述，把“吃饭靠外国”定位为“危险得很”——这不是“要不要进口”的技术问题，而是“能不能保证安全”的生存问题。在向外国学习的态度上，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这个比喻把所有对外学习都收束到了一个方向上：学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替代。这套“底线思维”的逻辑在苏联撤专家后得到了最严峻的验证，证明守住“主动权”而不是守住“外援额度”，才是落后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而“独立自主”从那时起就不仅是发展的策略，更成为贯穿中国道路的一种制度基因。

四、积极人口观：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李捷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人口观”列为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的核心方面之一-。这个维度在一般的发展理论中很少被单独列出，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它恰恰是最具特色的部分——它把“人”从“发展的工具”变成了“发展的目的和动力”。

李捷：《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方针，主要是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片面性——它未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未能把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活力充分调动起来，未能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成了他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全部问题最为根本的出发点。

毛泽东反对将人口视为纯粹负担的观点。早在1949年9月，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马尔萨斯的“消极人口论”时便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他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段话把“人”放在了“物”的前面——“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最朴素、最直接的表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重申了统筹兼顾的方针：“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还补充说：“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这种“好事”与“困难”并存的判断，本身就是辩证法的体现——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此与彼的统一。

关于如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有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强调党的领导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以取代“一长制”;鼓励推动技术创新和改进;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和决策。其典型经验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李捷指出，它表明“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消极的劳动力，只要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把生产力中的人同生产关系中的人有机结合起来，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生产劳动和管理的主人翁感，就完全可以将消极的被动的人变为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人”。这个判断抓住了“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它不是在“管人”，而是在“激活人”。

我认为：“积极人口观”是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中最具哲学深度、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维度。李捷老师将其单列出来是精准的，因为它在一般发展理论中很少被单独论述，而毛泽东恰恰是在这个维度上完成了对“人”的三重定位——人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既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人，也是生产关系中的人;既是“创造性的人”，也是“消费性的人”。

毛泽东批驳马尔萨斯“消极人口论”的直接性——“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看似朴素，实则在方法论上与马尔萨斯划清了界限。马尔萨斯看到的是“消费的人”，毛泽东看到的是“创造的人”。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把“人”放在“物”的前面，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生产判断——他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这种积极人口观在实践层面最具体的制度呈现是“鞍钢宪法”。李捷老师的提炼很准确——“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把生产力中的人同生产关系中的人有机结合起来，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生产劳动和管理的主人翁感”，才能“将消极的被动的人变为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人”。“鞍钢宪法”不是道德教化，而是制度设计：干部参加劳动解决“脱离生产”的问题，工人参加管理解决“脱离决策”的问题，三结合解决“知识隔离”的问题。通过制度安排激活了人，而非通过说教要求人。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统筹兼顾”时说的那句“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都要”这个强制性措辞，把“人口”从一个被管理的“数字”转化为了一个必须被优先考虑的“前提”。“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这个前提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不再是策略选择，而是发展道路本身。而“鞍钢宪法”正是在企业管理这一微观层面证明了这一前提的可行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