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布莱希特先生，您认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吗？

在几年前的一篇短文里，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当我们再次讨论切·格瓦拉，首先出现于脑海中的究竟是什么?是格拉玛号远征?是玻利维亚的两年游击战争?还是中国关于“游击中心”和“论游击战”的争论?不!悲哀的现实是，我们首先想起的却是印在体恤衫上等待出售的，切·格瓦拉的黑白头像——一个被高度概括的符号化形象。

这段感慨直接生发自张广天自传的一个事件：一位切·格瓦拉迷在看了他导演的《切·格瓦拉》之后破口大骂，回到家中毁掉了自己全部的收藏。在这部话剧中，创作集体把切·格瓦拉的一切传奇故事都抛诸脑后，只留下一个残破的世界，新自由主义在它的废墟上宣告历史终结，而绝望的群众试图用一个已死去的人去对抗资本家抛洒的美元的诱惑。

我无意揣测这位切·格瓦拉迷的心理。但对于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来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无疑是非常清楚且显而易见的。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必亲自前往玻利维亚的丛林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只需要花点小钱买件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这听起来很公平。而且当你对社会主义感到厌烦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扔进垃圾桶，而不是冒着美国雇佣兵的炮火从边境偷渡回祖国。

那么，当有一个疯疯癫癫的艺术家冲出来，告诉你“这都是狗屁!”的时候，相信绝大多数生活幸福的城市中产阶级都会立刻反驳这个疯子。如果无法反驳，那就只好宣布自己所喜爱的左翼文化是一种“对革命保持免疫力”、“不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事物了。

事实上，最近的一篇文章的确这么做了。那个疯狂的艺术家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位十一月革命的亲历者、希特勒迫害政策与非美活动委员会审查的受害者。而那个“对革命保持免疫力”的事物，正好也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1)

当然，我们不能把年轻的布莱希特从一开始就当作一个彻底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在创作《夜半鼓声》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对无政府主义抱有极大的兴趣。作者显然善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并认为布莱希特在《夜半鼓声》中展示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一直保持到了1956年排练室里那次心脏病发作——哦，假如巴金有布莱希特一半的无政府主义热情，我们现在也许就生活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联邦里了。

当然，作者的论证并不总是这么充满理想主义。《措施》作为一部创作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作品(三十年代，希特勒上台前)，也许可以代表布莱希特的观点了吧?嗯，但不幸的是，我们的作者又善意地忽视了原剧中大量的细节：剧中死去的年轻同志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命令，同其他四个鼓动者前往中国东北，在这里组织中国的工人进行一场起义(对于不熟悉布莱希特的读者，我需要额外花时间解释一下布莱希特剧作的一个特点。他的剧本中经常出现欧洲以外的地名，例如《高加索灰阑记》里的格鲁吉亚、《四川好人》里的中国四川，但这些地名都不能简单理解成真实存在的地名。它们仅仅是作为让欧洲观众感到陌生，进而不得不花费精力去维持清醒，从而达成布莱希特所主张的陌生化效果的剧作技巧)。在政府的严酷镇压下，年轻同志不断因为自己的情感犯下错误，导致革命遭受挫折，而党的其他四名鼓动者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最后，冲突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年轻同志出于对工人苦难的同情摘下面具(在他们被派往东北时，党要求所有人戴上面具，否认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舞台语汇)，导致他的身份被识破，革命即将因为他的行动而遭到镇压。在这情况下，年轻同志同意了四名鼓动者的方案，遭到处决并被投入石灰窑将尸体销毁。而在回到苏联之后，四名鼓动者因为谋杀了自己的同志而遭到了党的审判。值得一提的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登的一篇论文《布莱希特教育剧的美学形式探究——以《措施》为例》指出，阿多诺在观看了《措施》的演出之后，反而指责布莱希特“以一种狂热的状态赞美这个野蛮之声，认为它可以作为一种拯救”。事实上，同样的批评发生在该剧发表之初，德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指责布莱希特的这种创作是夸大了党的纪律的严酷性。嗯，我认为这个善意的忽视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至少只省略了一部完整文本中的片段。接下来的论述里，我们的作者干脆把一本布莱希特研究最重要，并且在国内合法合规大量出版的重要文献隐藏了。

(2)

作者在一开头就宣布布莱希特“反而在本质上始终对政治意识形态、集体狂热及所谓的‘革命’保持着高度的‘免疫力’”。嗯……让我们看看布莱希特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生产的高涨引起了贫困的高涨，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仅有少数人从中获利，而且是通过剥削人的方式。(十八)

他们非常懂得，一旦科学的目光盯住他们的事业，就意味着他们统治的末日到来了。于是，大约在一百年前(如果对时间不清楚的话，差不多就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点——引注)创立的阐述人类社会本质的新兴科学，在被统治者于统治者的斗争中建立起来了。(十九)

戏剧只有投身于社会激流之中，跟那些最急于完成巨大变革的人一起，才能采取这样一种自由得立场。(二十三)

他们获得娱乐，是借助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来的智慧，借助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转变而来的有益的愤怒，借助对于人性尊严的尊重，亦即博爱——一句话，借助一切足以使生产者感到开心的东西。(二十四)

嗯，也许布莱希特一直觉得“社会激流之中”和“他们统治的末日”应该理解成中产阶级的文艺青年们把乡下来的泥腿子赶走，跟在一位东正教神父的背后前往广场，向全俄罗斯最慈祥的小爸爸请愿结束日俄战争再涨点工资，然后慈祥的小爸爸就下了罪己诏宣布成立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把布尔什维克这群暴力狂流放到北冰洋的冰盖上去。

但坏消息是，布莱希特显然不这么觉得。实际上，在他1937年的剧作《卡拉尔大娘的枪》(关于西班牙内战)里，他是这么安排结局的。

【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母亲捡起帆布来，低头看着它。

母亲 方才我撕碎了一面旗子，他们又给我拿来了一面。

【她拖着这块帆布走向后这，用它把死人盖上。在这一瞬间远方的炮火起了变化。声音忽然更近了。

男孩 (淡漠地)这是怎么回事?

工人 (忽然显出激动)突破啦!我马上得走!

母亲 (走向前方的烤炉，大声说)你们把枪都拿出来。霍塞，你准备好!面包也烤好啦。

【在工人从木箱里取枪的时候，母亲在照看面包。她把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包在一块小手帕里，走到他们俩人面前。她抓起一把枪。

男孩 你也要跟我们一齐去?

母亲 要去，为了胡安。

【他们一起走向屋门。

在剧本的一开头，渔村青年被呼吁加入军队抵抗弗朗哥的反革命政变，而主角卡拉尔大娘因为害怕战争而把丈夫的枪藏起来，导致亲人在战争中死去。而到了最后，她主动拿起武器，参加反对弗朗哥反革命集团的战争。

而在另一部剧本《巴黎公社的日子》里，布莱希特同样对革命的暴力表达了正面的看法。甚至为了表达自己对公社未能及时向凡尔赛进军的反思，他在第四场把公社的这场会议写成了一个排斥群众(“会议室太小。而且，你别忘了，公民，敌人在偷听哩。”)、没有及时清算反革命分子(旧区长在会议室里的演讲)，甚至革命队伍内部都一片混乱(赶走区长之后的争吵)。如果这还不够直接的话，结尾的歌队唱段《决议》(我手上的剧本是翻译成这个名字，但现在一般翻译成《公社社员的决议》。它在B站和网易云都有演唱音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

考虑到你们只听从大炮——

其他的语言你们听不懂——

我们不得不把炮口转向你们，

对，真是值得这样做。

好吧，除非高地上放的是国民自卫军的礼炮，国防政府只是想偷几门来庆祝巴黎投降万岁，而巴黎公社决定把礼炮转向凡尔赛方向放几声以示对梯也尔先生回到巴黎的欢迎，否则我想不出别的可以支撑作者论据的点了。

(3)

比起这篇奇谈怪论，并且已经在评论区为诸多布莱希特理论同好所反驳的文章，我更想谈谈我在开头所说的那个现象：当革命者死后，他们为什么总是被塑造为无害的神像(无论是宗教意味上的还是商品拜物教意味上的)，而无法回归其革命性的真实思想内核?

在文艺研究中，我们显然不能假定一个绝对的，脱离了创作者具体社会环境的创作者出来，再将其作为绝对权威，要求所有人服从。宣称自己完全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后来对欧洲戏剧造成了多么巨大的阻碍，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种现实意味着对创作者的解释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结构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在文化场域中，不同的解读代表着各自集体的利益对一个创作者进行争夺，并通过这种争夺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以达到支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它们这些观点，只要分析合理且得当，当然没有学科上的对错。

然而，没有学科上的对错不代表没有没有道德判断上的对错。对于革命年代的群众来说，一个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无疑比雪莱改编之前的向朱庇特屈服的普罗米修斯要好得多，而革命的目标则当然觉得普罗米修斯跪在朱庇特脚边祈求原谅是一个好的结局。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两个布莱希特。一个穿着皮衣，抽着雪茄，说着岁月静好的话语;一个坐在民主德国的花车上，穿过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并向游行的人群招手。不过，我想布莱希特也许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他。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于1947年结束流亡，返回欧洲，并于1949年正式定居东柏林。在那里，他创办了柏林剧团，以实践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为民主德国培养了第一批戏剧人才，重建了被希特勒德国毁灭了德国剧场艺术体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试图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引入戏剧之中，多次组织剧团人员对《矛盾论》进行集体学习。1956年，布莱希特在柏林剧团的排练室内因心脏病突发去世。1979年，由丁扬忠翻译、黄佐临导演的《伽利略传》在中国首演。此时距离这位一生追求劳动人民解放，将“把戏剧带进贫民窟”作为自己使命的伟大戏剧艺术家过世，已经过去了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你就这么横着，左右枕藉着战友

战友在你身下，战友

很快也将压到你身上 几个星期后

风雨会扒出你们的骨头， 那些

等待自由的家伙只会得到短暂的生命

那些不愿横尸此地的家伙，亲爱的朋友们

到来的将是一群野狗，他们

将带你们远离此地。

——布莱希特《给蒋介石元帅麾下一名死去士兵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