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二十章 探讨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下）

接上文 漫漫求索路 第二十章 探讨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中）

第三节 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一切革命斗争都是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孤立地看问题

砂拉越解放同盟在50年代初诞生，并领导的革命斗争，这是本国社会、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亚、非、拉各国反帝反殖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的革命斗争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反帝反殖斗争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党实际上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为原则的党。

在北加革命发展历程中，无可避免地与周围国家(印、马、菲等国)的政治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武装斗争，尤其受到印尼政治局势的巨大影响，印尼“9.30”事件的前后对我们可说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事件之前，他们带着我们前进;事件之后，成了绊子，还拉着我们后退，甚至要彻底肃清我在印尼的革命力量。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是受到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小国寡民，更需要考虑周围国家对自己的影响。周围国家采取怎样的立场与态度，将影响我们的部署，以及相应采取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有时甚至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

历史经验也表明，三邦的斗争是一个统一体。当年在“12.8”事件之前，由于我们没有把汶莱的武装斗争当作是三邦的统一体，没有讨论研究，没有准备。事件一发生，就导致英殖民者向砂拉越革命进行法西斯大镇压，我们被动挨打，损失重大，导致仓卒应付，最终被迫走上武装斗争之路。

在一个统一反动统治集团之内的各个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联系，互相影响就更大。我们砂拉越解放同盟是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帮助之下成立的。我们的革命斗争可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互相影响。我们的斗争可以影响反动统治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也影响到马来亚人民的斗争;反过来，马来亚人民的斗争也同样会对当局与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面对着共同的反动统治集团，我们必须善于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及和马来亚人民建立良好的、紧密来往的统战关系。

二、要注意提防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

革命内部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主要是“左”倾和右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运动开展起来丶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容易犯“左”倾错误;相反，经过批“左”，或革命遇到困难以致失败时，往往容易犯右倾错误，甚至走向逃跑主义和投降主义。“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斗，这是‘左’。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

在我国的斗争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有大小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潮。比较突出的是60年代中期和后期，受中国文革影响出现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对内展开“左”的斗争;对开展民族工作和对敌斗争(包括杀敌夺武)也出现“左”的倾向;60年代中第三省没有很快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除了跟右倾有关之外，也缺乏武装的认识与经验;到了1973年，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导致武装斗争严重挫败和大批革命同志“白化”以至淘汰。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在思想认识上，曾经出现过，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怕右不怕“左”，“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实际上右倾不好，“左”倾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两者都会葬送革命。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保证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必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乃至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正确的应当是反“左”的同时注意防右，反右的同时应当注意防“左”。还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反倾向问题上，一定不能搞主观随意性，必须根据确实存在的错误倾向，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斗争，才能端正思想，拨正错误，回到正轨上来。

三、努力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和经验，善于从本国的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小国的革命，特别是革命的初期,对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复杂性等等，我们还缺乏本身的实践经验，又未形成或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们就比较容易受到中共等国革命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及阶级的分析，以及对某些军事观点方面。我们缺乏从本身出发，把外国的经验与理论当教条，对本国的历史、社会性质、以及革命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又缺乏调查和研究，时常会犯上“生搬硬套”的毛病，结果客观与主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分裂，导致革命的损失。

当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累积了本身的一定经验，或者经过批判教条主义，就可能产生经验主义。所谓经验主义，就是仅满足于狭小工作范围内所获得之局部的、零星的经验，把它当作到处可以使用的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不认真学习，甚至轻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又不虚心倾听和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这也是一种主观主义，同样会给革命带来损失。

我国社会还比较落后，各族人民文化水平比较低，党的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也直接影响到党员和革命战士的素质——难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和理论水平。而指导我们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革命，就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与精神，也要学习中华文化和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通过学习与提高革命知识与文化水平，从本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随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及时改变政策和策略，引导革命走向正确的方向。若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先进科学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产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革命的实践将成为盲目的行动。

努力学习理论，从实际出发，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产生北加革命正确的理论和战略策略，才能不断去掉盲目性与自发性，不断提高革命自觉性。同时，我们要重视善于在革命实践过程进行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仅是坚持正确、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也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途径。

有较多理论知识而较缺乏实践经验的同志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把自己学的理论付诸于行动，才能使理论成为有用的东西;否则，若束之高阁，并不实行，再好的理论也是纸上谈兵。同样的，有较多实际经验而缺乏理论知识的同志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把实际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这样的知识才是比较完备的，才不会犯上经验主义的错误。

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并着重与思想改造相结合，以便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和坚持科学的工作态度与思想方法。我们要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要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空谈主义和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

四、关心注视国内外形势及其变化，善于把革命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

小国革命更要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小气候更要配合大气候;同样，我们也更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形势变了，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包括必要时作战略性的调整。如果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都十分不利于我们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果敢地作出战略转移，例如把大多数的力量转移到非武装战线去，只留下少数力量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有时是必要的。

否定1973年的“斯里阿曼”谈判的同志认为，我们讲革命原则，不能讲灵活而违反原则。1973年的谈判，条件及动机，形式与效果都不对。黄纪作也没有遵循谈判的原则、采取正确谈判形式和掌握成熟的谈判时机，其结果产生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屈辱的教训是惨痛的。如果要谈判，也只能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下，用全军的统一行动与整体力量跟敌人谈，而不是背着全党、全军、全体同志私自秘密地跟敌人谈，而且还用上所谓“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的名义。黄纪作这种违纪背党的严重行为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林和贵作为国内最高领导人，不同意黄纪作的作法，也批判斯里阿曼行动，但自己却在文铭权“3.9”声明后带领部下，放下武器和领导责职走出森林。这反映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思想立场问题。他没有信心坚持下去，把革命重担推给曾佩雄和潘瑞清，一走了之，这是明知故犯，也犯上严重的错误。

五、要加强部队的建设和制定游击斗争的策略

在部队，除了加强军事训练、加强武器研究制造，加强人力补充，在军事上加强部队建设之外，也要重视在政治思想上建军。要在政治思想上建军，开展像过去在部队里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教育运动：“天天读”、“学习马列主义哲学运动”、“大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推动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运动”、“开展爱国主义和三忆、三比、三查(即“三.三”)政治思想运动”、“必须开展一个认真学习革命基本着作的运动”、“干部革命化的七项规定”、“游击区政治和文化生活规定”，等等(注，其中：四好单位——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和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学习好、工作好、军事技术好和身体锻炼好。三.三政治思想运动——三忆(忆阶级仇、忆民族恨、忆家庭苦);三比(以意义、比光荣幸福、比前途);三查(查立场、查斗志、查团结友爱)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历史经验表明，开展了这些政治思想运动，解决了不少党军内部的思想问题，发挥了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官兵的团结、兵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以及达到进一步巩固内部、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有利战胜困难等目的。

加强部队建设，一定要想方设法处理好通讯联络和研制改善武器。历史上通讯联络不灵通不快捷，和武器配备差，造成我们不少困难与牺牲。这是革命战争参与者深有体会的。

在开展游击斗争期间，我们除了学习毛泽东的军事着作和孙子兵法等，我军也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向混合区和民族区进军、“边打边搞”、“杀敌夺武，壮大武装”、“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扩大回旋余地”、“开展麻雀战、地雷战、骚扰战”、“大力密切联系群众”、“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向东北挺进”，等等。历史经验表明，这些策略的提出是必要的，是巩固自己和发展自己所必须的，是克服困难和挫败敌人所必须的。不过在执行过程中，有时出现一些偏差，或犯上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

在武装开展之后，除奸反霸的斗争也要处理好，不处理好这个问题，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即使群众发动起来了，还要进一步处理好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巩固好群众基础，革命武装力量的保干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另外，还应宓切监视敌特活动及警惕敌人的“拉出去、打进来”等等奸计。

革命内部出现逃兵叛徒，给外部带来不利影响，给内部带来困难，是个消极的因素。为了减少逃兵叛徒的出现，就要严格要求征收新兵的素质，还要注重教育、规定必要的严密制度和注意革命形势的变化，环境的改变，及时注意同志们的思想变化，处理好一些实际问题。为了减少叛徒对革命的破坏，要具体规定与认真执行惩罚叛徒的决定。

六、要注意研究与了解本国国情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北加土地上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就要研究与了解本国的历史与现状、社会性质、社会各阶级状况、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丶多元民族的特点、岛国寡民、和地理条件等。

要分析研究北加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符合于实际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这是明确革命大方向所必需的。

要研究北加的社会性质，了解它是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在东南亚各国中它算是最落后的，却又进行一场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要注意它是否脱离社会的存在基础。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和纲领是“争取三邦自治独立”，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斗争要清醒地避免左倾冒进。

要分析研究社会的各阶级成分，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懂得依靠谁，团结谁和孤立打击谁，才能正确地解决革命的领导、革命的联盟和革命的对象等问题。

要研究与了解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实况与尖锐性程度。北加是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风调雨顺，只要人民会去采集、打猎、耕种，都不会饿死。有的山区农民还拥有不少土地，封建压迫与剥削还不是很明显。由于北加得天独厚的自然经济条件，统治集团可以从榨取丰富天然资源中抽出一点残羹剩饭来搞所谓“福利经济”、“发展计划”和“民事服务”来缓和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当局更运用“分而治之”之手段，利用各民族存在的隔阂和民族觉悟不够，进行挑拨离间，使革命斗争显得更长期与复杂。

要注意研究北加的多元民族的特点。北加是以马来族、华族、达雅族和卡达山族为主而人口比例相差不多的多元民族社会，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存在差异，发展不平衡。再说，北加是个农业落后的三邦，农民占总人口的80%，特别是山区各土著农民，是革命的决定因素。着眼这一点，华族作为较先进较觉悟的带头革命，也只是一部分，要更重视团结其他民族，共同斗争。对各民族要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在其他民族未觉悟，未跟上来时，我们要扎扎实实耐心地做工作，注意避免在政策与行动上的冒进。

要注意岛国寡民的条件。看到这个不利的条件，我们更要注意争取周边的国家与国际主义的配合与援助。

要注意地理的条件。这里主要指跟我们有共同边界的邻国是否支持还是反对我们的斗争。例如，1965年之前，印尼苏加诺的政权是“反马援北”，印尼西加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我们可在那里建立武装斗争基地，要进可进，要退可退，有利于长期的斗争，有利于巩固与发展革命力量。反之后耒印尼政局逆转，变成联合马耒西亚围剿合击我们，也就加速边界武装力量的式微。

我们可以参考马共利用马泰边界之有利地理条件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斗争。

还须了解边界的群众条件。1966年1月，在第一省边界的打必禄一带有70家约400人的华族被迫进了来拓村和大富村。像当年靠近西加边界的华莪华族群众被大屠杀大驱赶，反动统治集团总是妄图隔绝群众与人民军的密切关系，进而消灭革命武装力量。

我们要研究与了解本国国情，还要随着运动的发展，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分析和研究，从北加的革命实际出发，找出具有北加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以及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北加的实际与理论问题，这样才可以避免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

七、要注意在斗争中制定与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

这一点，在瞬息万变、尖锐残酷的游击战斗中尤其重要。什么时候集中兵力，什么时候分散兵力(包括突围、撤退、转移兵力)都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要拿捏得准，该进就要进，该退就要退，该转移就要转移，切忌一成不变，消极保守，无所作为，被动挨打。

回顾当年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除了其他主客观因素，重要的是，没有制定与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即主动袭击印尼军队，又死守阵地，以弱小的队伍跟强大的正规军硬打死拼，没有作长距离的转移，没有突围到国内。最后，经不起长期累月的不断消耗，人困粮缺，而弹尽人亡。

同样的，在第二省，在狭小的异国范围内，全依靠伊班族，难于接触国内华族群众，又不可避免地与印方发生军事冲突，激化了敌我矛盾，导致敌人不断“围剿”，蛮横地镇压长屋居民，使群众产生畏惧革命，加上内部问题没有处理好，加速部队的分化淘汰。黄纪作没有转移到拉让江地区跟洪楚廷会合，而陷于孤军作战，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结果部队几乎复灭。

八、第一把手要坚守岗位，留在国内

文铭权是我盟我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组织的第一把手，1965年前他对北加革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但1965年他离国后，长期留在外国，对前线通讯联络没搞好，尤其是1974年“3.9”声明后，我们看不出他有更多实际作为和贡献。为了全局利益，为了更好的领导国内革命，他应坚守岗位，留在国内，国际统战工作可交由二、三线干部负责。事实证明,他留在国外是错误的。

第四节 武装斗争失败的原因

从1964年3月30日成立第一支人民武装到1990年北加人民军与政府和平谈判，北加人民武装进行了27年的武装斗争。我们武装斗争是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并实现党最低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武装斗争是失败了。

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客观存在基础和主观必备条件。

一、客观存在基础

(一)国际条件

我们的武装斗争是在相对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特别是60年代初印尼实行“抗马援北”的政策，但仅有两年多有利的条件，印尼政局很快就发生了突变，有利促进武装斗争发展的客观外部条件尽失。1975年，印支三国取得具有历史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由于我们武装力量在73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而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有利的外部条件。到了1980年，中共对外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它更重视跟东南亚各国的联盟与建交，并公开表示不再支援该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就此北加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根本上断绝了国际的援助。换言之，一个岛国寡民的革命斗争，得不到国际的援助，也就断绝了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

反观吉隆坡统治集团，在60年代，它们充当美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马前卒，赤裸裸地实行一条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路线与政策，不很得人心，在国际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中很孤立。到了70年代初，为了摆脱困境，它们在外交政策上做了调整，高唱“东南亚中立化”的调子，把自己置身於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之中，跟中国建交。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马来西亚”，同“马来西亚”建交，“马来西亚”既成事实，反而我们反马武装斗争日形孤立无援。国际形势发展对大马有利，对我们不利。

(二)国内客观条件

中国革命导师毛主席曾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得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问题在於是否能够联合大众”的正确论断。的确，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斗争，只有联合大众，争取最大限度的人民大众参加，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才能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广大群众纵有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但阶级斗争还不尖锐，他们还能生活下去，故无强烈的革命要求。整个来讲，当时群众对革命的态度：只有少数表示欢迎，一部分勉强接受，多数是不关心，也有少数采取反革命、反共的态度。

我们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农民就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反观我们三邦各民族的人口比例相差不远，政治觉悟却发展不平衡，就砂拉越的达雅族来讲，他们人口超过三份一，占人口多数，又盘据广阔森林山地，是我们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战略要地。由于长期受统治集团的愚民政策和“分而治之”民族分裂政策的影响，虽然他们较贫困，有同情支持革命的一面，但是政治觉悟低，加上拥有广大的土地，不像中国农民那样有土地革命的强烈要求，也感受不到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因而处在落后观望的状态。虽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开展工作和牺牲付出，我们宣传教育了人数众多的伊班群众，也有少数参加了武装斗争，但还是经不起严重的反革命镇压，导致大多数土著民族害怕革命，甚至少部分走向反革命。简而言之，广大伊班群众仍没被动员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归根结底，国内客观条件，关键在农民(尤其土著农民)，难点在农民，潜力在农民，希望也在农民。

历史上，单一的达雅族反抗白色拉者统治，单一的华工武装起义和单一的马来族反让渡都先后失败了。北加的四大民族，要进行共同的事业，必须靠四大民族的联合，不能靠单一民族的行动。须知，工农联盟是强大的力量，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当年我们不能把人口占多数的达雅族广泛动员起来，仅靠少数华族的支持与少数先进分子的武装力量，就决定了我们武装斗争不能达致胜利。

以上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国内主客观条件还是主要的。民族觉悟和斗争主要靠自己，外部条件一般上只能起一定的作用。当国内统治政权危机四伏，腐败无能、阶级矛盾加深和尖锐化，到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有了大好的革命形势，加上本国各族人民群众能够团结起来为争取解放自己而顽强奋斗，才有革命胜利的希望。

二、主观必备条件

主观必备条件，是指带领群众进行这场伟大革命斗争的革命党，和军队及其领袖人物和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问题。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北加共产党，党的领导，是事业兴旺发展和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砂拉越解放同盟(后来的北加共产党)在历史上发挥了它的应有地位与作用，但它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团结一致、健全的、坚强有力的盟(党)中央，因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盟(党)的地位和所可能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盟(党)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历史的初期或某个特定时期，发挥了他们的领导作用，为革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的同时，在后期也给革命带来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文铭权是盟(党)的主要发起人与缔造者，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进行了比较正确的领导，做出重要贡献。但在1965年9.30事件前夕，离开了印尼之后，与党脱节，未能实际有效地领导与影响北加革命。黄纪作和林和贵两位领导人也为革命做出不可抹杀的贡献，但他们俩长期分别在东部与西部各自为战，又由于他们俩还存在没有改造好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不彻底革命思想及其他问题，造成不团结。黄纪作一手炮制了“斯里阿曼”谈判，执行一条右倾投降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党军的利益。林和贵口头上批判，但最终在行动上却配合了“斯里阿曼”的逆流，加强了它的破坏力。

虽然革命组织制定的许多路线、方针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在非武装斗争时期)，但在某个特定时期应变能力不足，在执行的过程有偏差。又由于党不能集中统一的领导，不能有效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又受到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以及敌奸的渗透与破坏，使革命不断遭受损失。所有这些主观必备条件，由于不成熟，甚至存在严重缺点和错误，是导致武装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武装斗争失败是基于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客观条件是胜利的基础与根据。只有具备了成熟的客观基础，再加上主观必备条件，诸如拥有一个坚强、团结、健全的组织，并实行一条联系实际，结合客观，与时并进，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革命的胜利才有希望。

毛泽东曾指出：“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我们的斗争失败，是由于敌我双方势力对比太过悬殊,以及各种因素，如果客观存在基础具备了，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又制定及执行了正确的路线，那么我们将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如果客观基础不具备，即广大各族还没有发动起来坚决进行革命斗争，又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綫，这样肯定要失败的。那就不必说了。同样的，假设文铭权始终坚守在国内领导，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没有覆灭，1973年又没有犯条大错误，从我们国内的主客观条件及后来的国际条件来判断，我们的革命局面肯定会好些，但由于当年的社会基础和国际大环境等因素，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取得那场武装斗争的胜利。

有些同志把这场武装斗争的失败完全归咎到党的领导和领袖素质上，这是犯了唯心史观的错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群众是对历史发展起着最终决定作用者，但也承认领袖人物在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是整个社会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整个社会也就不存在，领袖人物也不存在。同样，领袖人物只能在人民的长期斗争中，才能产生。在这个文化和经济落后的殖民地社会里，我们不能奢望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初期，就会产生英明正确的领导，整个人民群众斗争的过程，就是领袖新陈代谢、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

三、结语

北加里曼丹革命运动，是20世纪东南亚反帝反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婆罗洲地区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段重要历史。它产生于殖民统治与民族觉醒交织的时代背景之中，是当地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争取民族尊严、社会公正与政治权利而进行的一次激烈而复杂的历史实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加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武装斗争，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它反映了殖民统治体系下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也体现了当地人民在政治觉醒过程中对未来社会道路的探索。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世界正处于冷战格局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北加革命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与地区政治变动的交汇点上产生和发展的。

尽管这场革命斗争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但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使统治当局不得不在政策上进行某些调整，并加快社会发展与建设步伐。其次，这场斗争唤醒了广大民众对政治权利与社会公平的关注，使社会意识发生深刻变化。再次，它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一时的成败。许多社会进步与制度改革，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北加革命虽然经历了曲折与挫折，但它所体现的追求社会进步、争取人民权益的精神，依然构成当地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既需要肯定砂盟与党的领导与革命者在艰苦环境中所展现出的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也必须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总结其中的经验与不足。只有在全面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这场运动在地区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在曲折与探索中不断推进。北加革命所留下的历史经验，不仅属于过去，也为后人提供了思考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历史镜鉴。

(附录一)对革命失败的探讨

——洪楚廷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加革命，经过了长期艰险的奋斗，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会失败?以下将通过多方面给予探讨和研究。

一、北加革命的内部与外部条件

在内部条件方面

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革命斗争的时候，在北共前身砂盟领导下的合法与非法革命斗争迅速发展。汶莱在人民党的领导下，争取自治独立斗争空前高涨，以至爆发武装起义。而北婆罗洲(现改称沙巴)在政治上的进展是相对落后，但最后还是能参加反大马的队伍。在大马成立前，汶莱人民党是武装反抗大马的带头者，但不论是砂拉越或北婆罗洲都没有及时跟上，并给予大力的支持与配合，这显示了三邦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与对革命的限制。

到了1965年9月19日之后，由北共领导的砂印边区和砂拉越国内的反马武装斗争时，因汶莱武装起义的失败和反马斗争受到残酷的镇压，所以人民群众对斗争更加的观望。北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汶莱和北婆罗洲人民始终没有参加，在砂拉越各族人民中，也只有华族青年坚决积极地加入，在达雅族中仅是极少数参加。这时，更显露了三邦和砂拉越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与呈现更多斗争障碍。

武装斗争刚开始是由单一民族和少数人带头，这还是合理的。但最要紧的是武装斗争必须爆发在日益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反之，起初不但矛盾不够尖锐，而且后来还不断地缓和，终於使革命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外部条件方面

我们的斗争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国际上有关的斗争，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像苏联、东欧、中国和越南革命的胜利对我们的鼓舞很大。同样地，像中苏、中越分裂和印尼9.30政变(马印对抗变马印夹击)等等国际事变，对我们革命的进程与失败关系也是重大的。北加革命的外援始终主要是声援，仅在马印对抗时的两三年里得到稍许的实援(主要是一些过时的武器)之外，其他都得靠自己。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和东南亚革命形势日益低落，我们的革命不但得不到实援，连声援也不断削弱，最后甚至消极影响更大。

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论大小国，特别是小国，更须要国际的支援，更须具备国内外的斗争条件。现在回顾我们过去的国内外斗争条件，始终都是较孤立。显然，还是不具备取胜的条件。

二、北加革命的客观与主观因素

北加革命的客观因素，就是以上所说的国内外斗争条件，也是北共斗争的物质条件与基础。它长期斗争的舞台，就是建立在这之上。

这里所谓主观因素，主要是指北共路线、方针是否正确，领袖、干部和成员的素质与战斗力等等。一个党的客观因素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主观因素也不是凭空而来，它主要来源於社会的历史和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化等等。所以客观因素决定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也能促进客观因素的发展。

一个国家革命的进程，是由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但主要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不过当客观条件成熟时，主观因素也能对客观发展进程起决定作用。

从以上对我们过去革命内外条件的综合分析，可以了解到我们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比较差，面对的困难也较多较大。

但北共在以上的革命客观基础之上，从1953年开展和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从1953-1973年“和谈”之前，从地下非法到公开合法的斗争，从国内到印尼西加的斗争，从非武装到武装斗争，从马印边区到砂拉越广泛开展武装斗争、民族工作和杀敌夺武，这突出的反映了北共的领导与战斗能力，党的领袖、干部和党员，也体现了为民不怕苦不怕死、敢闯敢创和不怕严刑拷打，与不怕长期坐牢的革命大无畏风格，不但充分的发扬了人主观的能动性，而且还曾把发扬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过分。

北共领导革命以来，是不轻易犯严重错误的。1973年是由于革命开展以来，尤其是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上遭遇到不小的困难，我们才犯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1973年我们的党虽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但还没有糊涂到完全放弃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地步，而且还留下部分人员继续斗争。1974年初，当党主席公开批判右倾投降路线之后，我们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还更坚定的往前走，还不顾斗争的越来越孤立和困难越来越大的走下去，最后在17年长期艰苦斗争中，还不断的寻求解救革命的方案。1990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当局的献议，通过和谈，签订和平协约，最后结束斗争。

北共在过去长期的斗争中，确实也犯过宗派斗争和“左”右倾的错误，但这对每个党应该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我们更应肯定，其团结战斗和正确的还是主流的，绝不能以偏盖全。

三、北加革命与革命三大法宝

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党、统一战线和人民军队的建设，统称革命三大法宝。这三大革命法宝，因不同的革命内外条件和主客观因素的不同，而最终效果会有差异。例如中国执行了三大法宝而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但我们却终於失败。

革命三大法宝，首先必须以一个国家革命的内外条件和主客观因素为基础;同时也须以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以及民族和阶级矛盾的状况为基础。

革命三大法宝的关系，党是先锋、领导和组织者，民族和人民统一战线是革命力量的基础和源泉，是党和军队建设的主要依托，而军队是党统一战线和革命的工具。革命进入了武装斗争时期，武装力量和武装斗争决定一切，武装斗争失败了，就等於革命的失败，所以一切必须为了武装斗争。

我们革命最终失败了，也可归结於革命三大法宝没有建设好;也主要是革命的条件和客观因素还不够具备。认为党和领袖的缺点与错误，是革命失败的最决定因素，是主次颠倒，是脱离实际的。

四、北共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北加革命

对北共的路线、方针和民族工作政策的贯彻，已经在《对北加里曼丹共产党革命总路线和革命总方针的回顾》和《对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探讨》中作了系统和具体的回顾与探讨，这里就仅作概述。

北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能贯彻到底，主要是革命的基础和客观条件还不够，因而革命形势不能持续发展，而主要不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所造成的。如果革命形势发展不中断，而路线、方针和政策必定在长期的斗争中得到完善和贯彻。

根据北共几十年的斗争经验证明，北加的革命斗争是能够长期坚持的，但同时，不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和付出多大的牺牲损失，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我们太低能了吗?

根据以上多方的探讨，事实上应该说，北加革命的最后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革命基础(革命的国内外条件)和革命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北加社会的民族和阶级矛盾还不够尖锐，因而革命斗争出现了中断所造成的。

还有像北加这样小国和北共这样小党，顺着有利的国内外革命形势搞出成绩，算是可贵的。要在逆境的情形下扭转国内革命的大趋向，那根本上是做不到的。把北加革命的失败，说成主要是北共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那么，北共的缺点和错误，很大方面也是和革命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分不开的，不是从娘生出来就有。所以，把北加革命的失败，说是北共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这是不符合事实和理论的推论。

26-05-2009

参考书目：

1，各地有关群众及各战线前同志的口述。

2，党军文献资料。

3，《友谊丛书》系列。

4，《白皮书》、《拉让人民之声》、《大众报》等有关当局出

版的刊物与报纸》。

5，刘子政的剪报和有关书报。

6，“老朋友”的《北加里曼丹革命史片段》。

7，《历史回顾,我的告白》，林和贵(2002年3月31日)

8，《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洪楚廷(1988年2月23日)

9，《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沈友贵，

《追溯烈士们以鲜血染红的路>>，沈友贵(2001年)，

10，关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简述，曾佩雄，(2004年)

11，关于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杨传兴(2004年)

12，“SriAmanPeaceRestoredInSarawak”-compiledandpublishedby

theMalaysianinformationservices,Sarawak.

13，《墙内岁月》，李一文、何苦、韩心，(1991年6月30日)

14，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广平(2004年)

15，CrimsonTideOverBorneo-EditedbyPatrickYeoh,Thookim

NyianandJamesRitchie

16，SarawakInternalSecurity-NationalArchivesofAustralia

17，TimHardy在thefreelibrary(BorneoResearchBulletin)网站发表

的回忆录

18，JourneyTowardsProgressSociety(1962-2002)-LimanAkNumpang.

19，中国《人民日报》

20，《加里曼丹烽火》杨曜远着

后记

(2012年8月)

千禧年朋友大聚会之后，在朋友当中开始掀起谈历史与酝酿写历史的氛围。从2000年4月起，卢友爱接受朋友的建议与鼓励，开始启动收集、整理和编写有关历史的工作。他首先参阅整理现有保存的一些内部资料。接着，他先后到各地(包括西加)去访谈，作实地调查。去第一省时，有时跟洪楚廷或王连贵或余清禄同行，得到陈文诗、沈泽珠、温贤定、林亚美等朋友的热情接待和多方面的协助。也得到一批老友将他们手头拥有的或亲身经历的宝贵资料寄来。这是对我们编写历史的信任与鼓励。

他边收集，边整理，边编写。到了2004年2月，将近4年期间，他初步编写了三本书(《1990年和平谈判》、《斯里阿曼行动始末》和《北加里曼丹革命40年探讨》)，编辑《党军文献资料》等，《友谊丛书》从第3-5期，主编了3本。待《北加里曼丹革命40年探讨》(以下简称《40年史》)初稿形成后，他先后给10多位有关朋友审读，征求意见。6年多来，他断断续续做些修改与补充。

2010年年底，一位朋友提出，这本较有代表性的《40年史》要设个编委会以集体名义来出版。他的建议得到多数朋友的响应。民都鲁、诗巫和古晋的朋友还提出编委、审稿的人选和出版等具体处理方案。2010年12月19日，我们成立了临时编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2011年8月30日才确定正式编委会人选。

我们曾经在2011年2月5日、3月6日、3月27日、8月30日、11月9日，12月9日和2012年2月10日相续召开了编委会，讨论了出版形式(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出版)、确定编委和审稿人名单、及编写原则与应注意事项等。

在编辑讨论过程中，曾确认本书内容的定位。有的朋友认为，只要纪史不评史，或先出纪史，后出评史。编委认为，除了历史纪实之外，还要有评论和总结。历史交由后人去评说或定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应当说，更主要的是，应由当事者、参与者自已来撰写、评论和总结。由于他们是斗争亲身经历者，对情况比较了解。完全交由别人或后人去总结和评论，那是我们对历史的不够负责。

我们也确定应努力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一)坚持真理，让事实来说话的原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事实是怎样的，我们就怎样写，决不扭曲篡改历史事实，也不夸大或缩小历史人物的缺点错误或成绩优点，揭示历史真相。(二)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与思想原则。我们尽自己的责任与能力，尽可能全面的记载与反映从1950年至1990年的40年北加里曼丹革命斗争史，从中也探索在历史的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根据朋友们的建议，我们决定把初稿复印了广泛发给朋友们阅读，希望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发给的对象，第一省方面，有林和贵、黄纪作等近30位;诗巫方面，有贝文对、黄理生等10多位;民都鲁方面，有洪楚廷等近10位;美里方面，有陈李生、田英成等7位;沙巴方面，有黄冠俊等5位。此外，也发给外国的一些朋友。

我们也规定愿意审稿的朋友在三个月后，把意见提出。大部分审稿的朋友都从不同角度积极提出意见。

卢友爱承担主编的任务,他集中和整理了审稿者寄来的意见，作进一步补充与修改。然后再寄给有关朋友征求意见，以求充实和完善内容。从2010年12月至2012年8月这样往返来回共修改了五次。

在2011年8月30日的会议上，确定《北加里曼丹革命40年探讨》作为书名。因为在历史上，三邦都是汶莱苏丹属地，也是英国殖民地，我们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实现北加里曼丹人民共和国，我们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及其所进行的斗争，就是要达致这一理想与目标。汶莱人民揭竿而起，早就打着“北加里曼丹”的旗号，尽管我们当年主要还是在砂拉越土地上开展斗争，但革命有先后，发展也不平衡，在时间与范围来讲，并不能否认我们所要寻求的目标与理想。在国际上，文铭权对外也引用这个名称，而使“北加里曼丹”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对转载的文章当中，比如刊载的附录，发现其中有错误的，我们尽可能保持原状，一般不予以修改。

值得一提，王连贵友除了认真帮忙修改外，他还参加了第一、二、三和第十二章(第一、二节)的编写工作。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些为完成本书的任务而出钱出力丶做了大量的工作却埋名隐姓的朋友。

感谢余、吴、洪、王与刘友在经济上给予的赞助。感谢洪楚廷、王连贵、温贤定、陈文诗、沈泽珠、何君灿、俞诗东、曾佩雄、邓裕强、张子华、房月梅、黄招发、黄祥耀、林世芳等及不愿留名的朋友，对书稿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谢谢洪楚廷为本书写序言。

总之，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晶，没有大家共同的努力，是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

尽管我方的历史由我方自已来写,但在现实的条件下，编写既有困难且具有局限性，我们不能要写就写，畅所欲言,有些要保留，有的写了还要删掉,有的还要三番五次的修改.在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促使下，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各邦各族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搞革命，又没有经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使今天我们在编写历史、进行总结之际，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编写这本历史书稿，难免还有缺点错误与不足之处，希望朋友们与广大读者能给予指正。我们在书名后加上“探讨”两个字就是表示要进一步完善与充实。在这个基础上希望今后，能出一本更加完整、更加客观地反映当年北加里曼丹40年的革命斗争史。

后记补充

(2024年1月)

为了让更多的关心北加历史的国内外读者能读到北加里曼丹革命40年史，我们决定把《漫漫求索路》华文版翻译成英文版。在翻译成英文版之前，这本书的内容有做了一些修补。

主要修补如下:

第13章《国内掀起武装斗争高潮》改成两章，即：第13章《西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高潮》和第14章《东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高潮》。原本有15篇的《论述》这一栏，仅采用其中的5篇，作为附录分别放到各有关的五个章后面。

关于《东部北加人民军》以及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修改。在此，感谢温贤定友提供宝贵意见;也感谢谢友认真审稿，并提出多项修改建议。

此外，书中其他章节亦作了一些补充与修改。

在完成修订之后，编委会依据新版内容，将全书翻译成英文版。英文书名定为《An Arduous Journey To The Truth》。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会进一步修补，之后争取出一本更完整的修订版。

——《北加里曼丹革命40年探讨》编委会
（本书完）